新大众哲学·2·唯物论篇 反对主观唯心主义
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唯物论总论
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是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基础。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在工作实践中，就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
人类的全部哲学，可以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唯物主义主张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物质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原则。
一、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大讨论
思维与存在何为世界的本原？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历久弥新的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苦心探索，众说纷纭，论辩莫衷一是。
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大讨论。当时，中共中央马列学院（1955年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77年复校时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教员在讲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书时，由于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命题的理解不同而引发了争论。1958年，《哲学研究》第1期刊登了一篇题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文章，引发了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一次讨论，讨论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2年《光明日报》发表了《什么是黑格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一文，引发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次讨论。
杨献珍（1896—1992年），作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领导和哲学教员，参加了当时校内的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杨献珍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有着光荣的艰苦卓绝的从事地下工作和监狱斗争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党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治学严谨，教学有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59年因反对“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遭受长达9个月的错误的批判斗争，受到降职处分，由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长、书记降为副校长、副书记。1964年又因提出“合二而一”而横遭打击。直到1980年8月4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正式彻底平反，推翻了一切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
1979年，杨献珍在《学术月刊》发表了写作于1975年的《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先验论》、1973年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和1958年的《略论两种思维的“同一性”——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三篇文章，又引起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次讨论。
在这三次讨论中，主要就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方面还是两个方面，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谁决定谁，二者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有人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把它当作唯心主义加以批判。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是反对把思维作为世界的本原、把存在作为思维的产物，反对把存在同一于思维，甚至将思维等同于存在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思维与存在唯物而辩证的同一性，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以存在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的相互转化过程。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偏差背景下展开的。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人主观意志膨胀，虚报浮夸成风。认为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甚至提出“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干部、群众脸上无光”。一位作家在《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文章中，介绍该公社创高产、“放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他称颂“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有的人认为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还描绘了不久的将来的美好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以哲学论辩的方式曲折地反映了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主张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可作唯物主义理解的一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的学者尽管在理论上并不主张思维与存在等同，实际上却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表现进行论证。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的一方，在理论上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坚决反对夸大思维对于存在、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杨献珍就在当时的讲课中多次对“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倾向进行尖锐批评，指出办事情不讲条件的做法就是唯心主义。
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讨论对于搞清楚哲学基本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为什么思维与存在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呢？
自从“人猿相揖别”，人类学会了制造工具，运用工具进行劳动，人类及人类社会作为统一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就表现为物质与由物质派生的精神两大类现象，出现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人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分野。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必然要直面物质和精神两大类现象，人对外部世界总要发生认识问题。“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人类世代相续，日月东升西沉，江水奔流不息。人们面对浩瀚宇宙、万千景物和四时代序，不由生发出宇宙何来、万物何来、人与周围世界是什么关系的追问；人们要生存、繁衍、发展，必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不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
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总是要思考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要思考和处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于是，思维与存在，便成为人类全部认识和实践活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这就是哲学。哲学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原理，形成从总体上说明人、说明世界、说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论体系。哲学研究的问题众多，但它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则是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因为人是有意识的，人的意识可以把人与周围世界区别开来，可以主动地认识世界，这就产生了人的意识对周围世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要说明世界的本原问题、世界能否认识的问题、世界是怎么样的问题、世界对于人的意义问题，要为人们提供总体性的世界图景，要指导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评价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人们提供认识、改造、评价世界的观点、方法与标准。对这些问题的哲学回答，始终存在并围绕着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哲学不能置之度外、不能避而不答、不能超越的问题。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但归结起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如何，是回答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其他一切哲学问题都依附于这个问题，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的，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决定着哲学思维的路线、方向。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贯穿全部哲学问题之中并统率和制约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最高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哪个是本原的、第一性的，哪个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现实世界究竟是由精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世界的本原和基础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首要方面，它规定着哲学的基本性质，贯穿于全部哲学问题之中，并规定着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如果坚持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是第一性的东西，就会肯定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人们既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只能认识、遵循和利用规律；若坚持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是第一性的东西，就会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或根本否认规律的存在，或者把规律视为主观思想、意志或客观精神、上帝的产物，从而陷入唯心论、唯意志论或宿命论的泥潭。
——另一个方面是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思维能不能反映存在、思维与存在能否相互转化的问题。恩格斯说：“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也就是世界能不能被认识、人的思维能不能正确反映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我们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非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与存在能够画等号。思维作为人脑的机能，能够在人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反映客观事物的性质，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同时又能够对于人的需要、利益、愿望、要求进行自我认识，然后将客观规律和主观目的结合起来，产生科学的预见，形成实践的目标，并选择实践的方式方法、手段路径，经过现实的社会实践，将观念性的目标变成现实的事物。这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从存在到思维、又从思维到存在的过程。毛泽东曾举例说，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上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人们的思想只有与客观事物相符合，才是正确的；人们的实践只有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盲目蛮干，必然招致实践的失败。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别回答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以及人的思维能否反映存在的问题。
——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第一性的，通常被称作本体论问题。思维与存在何为第一性、何为本原，即谁决定谁、谁产生谁，是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争论的焦点，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恩格斯指出：“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Hegel, 1770—1831年）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思维能否反映存在，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哲学划分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将相关哲学家划分为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可知论肯定现实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可知论有唯物主义学派，也有唯心主义学派。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角度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对世界的认识实质上是对绝对精神的认识。大多数哲学家都持可知论观点，也有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如休谟（Hume, 1711—1776年）、康德（Kant, 1724—1804年）等哲学家，主张不可知论。
二、哲学上的基本派别
——南朝齐梁时期的一场形神关系论辩
东汉末年，军阀连年混战，形成魏、蜀、吴鼎足三分格局，中国古代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该时期分为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四个历史阶段，历时370年。在南朝齐梁之际，发生了一场关于形神关系的论辩，鲜明地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的对垒。
齐朝（479—502年）宰相竟陵文宣王萧子良（460—494年）极力倡导佛教，召集一些社会名流到府中谈佛论道，宣扬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主张有神论，当属唯心主义阵营。在齐朝做官的范缜（450—515年）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声称无佛，鲜明地主张唯物主义无神论。萧子良召集众僧与范缜辩论，不能使其屈服。又派王融（476—493年）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游说范缜：“以你的才干，不怕得不到中书郎的官位，为什么要发表这种违背潮流的言论呢？”范缜义正辞严地回答：“卖论取官我不为。我要是卖论取官，早就做到 ‘尚书令’或 ‘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是 ‘中书令’啊！”表现了其为坚持真理威武不屈的坚定立场。
梁朝（502—557年）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464—549年）也以佞佛而闻名。他笃信、痴迷佛教，四次舍身出家到同泰寺当和尚，大臣们又用巨金为他赎身。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他宣布佛教为国教，攻击神灭论“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发动王公朝贵，撰写反驳神灭论的文章，试图迫使范缜放弃自己的无神论主张。范缜毫不屈服，自设宾主、自问自答，写就了《神灭论》这篇唯物主义的战斗檄文。
范缜高扬唯物主义的鲜明旗帜，明确主张“形神相即”,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而“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这就是说，形体是实体、本体，精神是功能、属性，形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人的活的形体是人的精神的载体，人的生理活动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精神和形体不可分离，天地间根本没有脱离形体而独立不灭的精神。范缜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有神论，动摇了佛教因果报应、三世轮回说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
南朝齐梁时期的这场形神关系之争，实质上就是有神论和无神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论战。范缜关于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主张，就是哲学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而萧子良等人主张神不灭论，认为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佛的精神世界，实质上就是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观点。
在哲学史上，尽管流派众多、异彩纷呈，但归结起来，无外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
唯物主义在其发展历程中，表现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三种形态。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肯定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在西方、东方包括中国古代哲学中，都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他们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其宇宙观和认识论具有朴素性与直观性。
在近代出现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克服了古代唯物主义朴素直观的性质，论证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本原性，认为意识不能没有物质的基础，心灵不能离开身体而存在，人的思想是有机物质的一种特性。然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用机械的观点解释世界，法国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拉美特利（La Mettrie, 1709—1751年）甚至认为人也是一架机器，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不过是比动物这种机器多了几个齿轮、几条弹簧而已，其间只有位置的不同和力量程度的不同，而绝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事物对于人的感官的刺激所引起的认识就像提琴的一根弦或钢琴的一个键受到震动而发出一个声响一样；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看不到事物的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把人的意识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根源，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经验，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果，批判吸取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Feuerbach, 1804—1872年）哲学中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现代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是完备的唯物主义，是迄今为止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唯心主义有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大基本形式。
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思维、精神、意识、观念视为第一性的东西，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万事万物由人的主观意识产生并存在于主观意识之中，否认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客观唯心主义则是把某种“客观精神”说成是先于并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是第一性的，是世界的本原；物质世界则是“客观精神”的产物，是第二性的。古今中外的唯心主义尽管表现形式各异，但都把精神作为第一性的，作为世界的本原。
在中国南宋时期，发生的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两个流派之间的一场辩论。以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兄弟和朱熹（1130—1200年）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陆九渊（1139—1193年）、王阳明（1472—1529年）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则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二者虽然都是唯心主义者，但又存在着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分歧。1176年6月，南宋理学家吕祖谦（1137—1181年）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理论分歧，期望他们的思想观点能够“会归于一”，便出面邀请陆九龄（1132—1180年）、陆九渊兄弟到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与朱熹谈学论道。朱熹认为在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上，存在着一个精神性的本原——天理。他主张“格物致知”，多读书，多观察，穷尽万物之理，并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发现天理，遵循天理行事。陆九渊则认为心即理，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只要“发明本心”，就可以通晓事理。在鹅湖寺，双方激烈辩论争执，甚至互相嘲讽挖苦，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不欢而散。
“理学”与“心学”之争，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内部的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两种论点之争。如果说理学是用客观唯心主义论证存天理去人欲、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那么心学则是用主观唯心主义宣扬人本心具有一切符合封建秩序的美德，服从封建秩序就是服从自己的内心，引导人们增强提高修养、践行封建道德的自觉性。
程朱理学认为封建纲常是天命所定、理所当然；陆王心学则认为封建纲常为人心固有，要人们返身内求、发明本心。二者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论证封建道德的合理性、合法性，要人们增强信守、践履封建道德的内心自觉，克服、消除与封建道德相背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说到底，是为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秩序服务的。
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认识论的、社会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
从认识论方面来看，人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反映客观实际，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并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无限上升的过程。然而，如果离开社会实践，脱离客观实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意志、想象出发，从原则、教条出发；不是将客观事物、社会实践以及人的认识视为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是看作没有运动变化、死板僵化、停滞不前的东西；不是把人的认识视为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看作脱离了客观事物的主观自生的东西，或在人与天地万物产生以前就存在的东西；不是把人的认识看作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是割裂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的关系，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将客观的、复杂的、动态的认识过程主观化、直线化、片面化以及凝固僵化，从而将人的认识、精神、意识视为不依赖客观事物的东西，甚至将其视为客观世界的创造者，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正如列宁所说：“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 liches（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从社会历史方面来看，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如果只是看到人们活动的动机，而不能深入探究动机背后深层的物质原因，并夸大人的动机、目的、意识、意志的作用，将人的意志、精神视为社会的本原、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就会导致哲学唯心主义。
从阶级状况方面来看，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虚构出客观精神或人格之神，论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命于神的合法性，论证社会等级秩序和符合其统治利益的伦理道德的先天性；或将人心作为天地万物、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根源，要求被统治者将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作为自己心中本有的东西，自我省察、自我约束，自觉遵守和践履符合统治者利益的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这样，在认识领域、社会领域产生的唯心主义，就在统治者那里被借用并巩固起来。
唯心主义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其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精致的、聪明的唯心主义看到并强调了被朴素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精神、思维的能动性，看到了人的理性、情感、意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与唯物主义共同构成了人类认识的总体过程，并在与唯物主义的论争辩难中促进了人类思想的发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渗透、吸取、借鉴的，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无疑也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花朵，但它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脱离现实的社会实践，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因而也就不能指导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因此，尽管唯心主义“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却是“一朵无实花”。
三、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1930年5月，毛泽东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并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写了《调查工作》一文。这篇短文当时由闽西特委翻印，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根据地广为流传。后来由于战事频仍，很多资料难以保存，这篇文章也在反“围剿”中散失了。
毛泽东非常珍爱这篇文章，一直为它的遗失而遗憾。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一位叫赖茂基的农民，把自己珍藏了27年之久的一本油印的《调查工作》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这篇重要而珍贵的历史文献才得以重新面世。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
1961年3月，中共中央把它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 ‘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 ‘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泽东把它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作为宝贵财富而保存下来了。
在这篇短文中，毛泽东以简洁的语言、泼辣的笔触、鲜明的态度，批判了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的保守思想，倡导“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人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说：“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 ‘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正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 ‘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 ‘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如果不做调查，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一定会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反对本本主义》是为了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而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经典著作，是毛泽东最早专门论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著作，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在认真总结和科学概括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决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是党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核心和灵魂，是党和毛泽东之所以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功的哲学基础。
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人们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要运用一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而也就必然受某种哲学的支配。辩证唯物主义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是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基础。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在工作实践中，就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
唯心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哲学形态，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教条主义。唯书唯上不唯实，离开实际情况，唯书本为是，唯领导指示为是，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所遵循固守的信条有洋教条和土教条。所谓洋教条，是以外国书本、外国人言论为信奉教条，凡是洋人写的、洋人讲的，不问是否适合本国实际，一概照抄照搬，言必称西方，总是觉得“月亮还是外国的圆”；所谓土教条，是以本国书本、以本国古人、领导言论为信奉教条，凡是前人、领导写的、讲的，不问是否适合今天或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一概照转照办，言必称古训，以领导的话为是，“领导说是黑的，不能说是白的”。一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不懂得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不注意学习和运用科学的理论，满足于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把一时一地一己的局部经验当作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真理。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只承认理性认识而否认感性认识的是唯理论，只承认感性认识而否认理性认识的是经验论。唯理论与经验论虽然各执一端，但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把人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互相联结的认识阶段相分离。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渊源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人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途径实现的。人的认识首先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同外界事物接触，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等，使客观事物的外部形态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这就是感性认识。譬如，糖是甜的、盐是咸的、碱是涩的……然而，为什么糖是甜的、盐是咸的、碱是涩的……感性认识是回答不了的。人们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提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对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是对事物一般的共同本质的抽象。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头脑加工和改造而形成的。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对感性认识材料的综合、分析、抽象和概括。诸如“糖为什么是甜的”一类问题，理性认识是可以回答的。
唯理论夸大人的理性认识，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否认实际经验，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经验论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而否认理性的作用，只承认经验的实在性，否认理性的实在性。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懂得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拒绝研究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可以机械套用的教条，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唯理论。经验主义则轻视理论，拒绝正确理论的指导，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经验论。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毛泽东主张，“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犯唯理论错误者有之，犯经验论错误者亦有之。
主观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一曰唯书。机械照抄照搬书本上的本本条条，照本宣科，照章办事；二曰唯上。生搬硬套上级精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满足于一般号召，没有勇气和胆量独立思考、自我担当；三曰唯旧。不问青红皂白，一概照旧行事，不思进取，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不用心汲取新知识，不深入思考新问题，不适应新形势新需要，不研究新问题、开创新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四曰唯我。只相信自己的主观臆断和个别经验，以我为主，自以为是，作风飘浮，工作不实，不愿对周围环境作艰苦细致、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不求甚解，单凭个人主观感觉和局部经验去工作；五曰空转。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客观规律，无视客观条件，空发言论，开空头支票，不办实事，讲话写文章空洞无物，把理想当现实，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追求无法实现的幻景，搞违背科学的瞎指挥，身子扑不下，工作放空炮；六曰弄虚。做表面文章，玩虚的，弄花架子，搞形式主义，重形式轻内容，抽象地、空洞地、无目的地学习理论，热衷于语言游戏，沉湎于表面文章，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正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言行不一，知行分离，不接地气，不求落实；七曰浮夸。静不下心，沉不下气，下不到基层，脱离实际，离开群众，心态浮躁、追名逐利，一事当前，总是算计个人得失，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八曰作假。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讲假话，使假招，做假事，掩盖矛盾和问题，蒙蔽群众，欺骗上级。
主观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严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严重。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官僚主义者不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漠视群众利益和诉求，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历数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批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强迫命令、颐指气使、弄虚作假、不负责任、颟顸无能、形式主义、自私自利、争名夺利等方面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极端表现，官僚主义者必然搞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的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际相分离。
唯物主义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规律性和可知性，必然坚持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的认识总根源。“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虽然表现不同，但两者相通，二者都是主观主义，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分裂。“左”的错误是主观超越了客观实际，右的错误是主观落后于客观实际。为了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就必须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解决问题，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从事实出发，按照国情、世情、党情、民情、地情考虑问题，制定政策。要做好工作，就要坚持唯物论，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就要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就要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根据客观规律和人民利益，确定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实践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卓有成效地改造世界。
——反对主观主义，必须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相统一。什么是主体？主体是指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主体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作为主体的人具有能动的主观世界，即相对独立的感情、意识、思想、理论，也就是通常说的主观。严格地讲，只有处于社会实践及相应的认识活动中的人才是主体，主体应当是社会的人、实践的人、历史的人、有思维活动的人。作为主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可以是政党、阶级、民族或某个利益集团，直至整个社会。在不同的时代，主体是各不相同的。只有具体的、历史的主体，而没有超历史的、抽象的主体。
什么是客体？有主体，必有客体。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的，是主体的认识和实践范围的对象，即主体所认识、实践的客观世界，也就是通常说的客观。有人曾引用马克思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样一句话，认为主体应定义为人，客体应定义为自然。马克思的这个说法是一个特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分析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时，曾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生产。这样讲，仅仅是就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这对关系而言的。实际上，凡是主体的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都应是客体，这里不仅包括主体所认识、所实践的自然对象，还应包括主体所认识、所实践的人自身及人类社会，不仅指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客观事物，而且指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现象，指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的精神现象。
有主体就有主观，有客体就有客观。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二者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主体受客体的制约，主观受客观的限制。但主体又可以能动地认识、改造客体；能动地认识、改造客观；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在改造客观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认识客观规律，勇于进行实践。若没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做不到，本来经过主观努力能够做到的事也不去做，本来可以争取的胜利也不去争取，就会坐失良机，空余悲叹。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客观条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把良好愿望与客观条件、高昂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如果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脱离客观实际，无视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想象、热情、意志、愿望办事，超越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勉强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或把将来才能做到的事勉强拿到现在来做，就会犯唯意志论和急于求成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要做到主体与客体相统一，主观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是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是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不注意具体事物的特点，而把主观想象的东西当作特点；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脱离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实践，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绝对化，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抄照搬别国革命的经验，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民主革命时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主张城市中心论；在军事战略问题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照搬外国军事条令，搞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组织问题上，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蓬勃兴起的土地革命运动最终归于失败。可见，主体与客体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关系事业成败。
——反对主观主义，必须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相统一。什么是理论？理论是认识的高级形式，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哲学理论是对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正确的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什么是实际？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现象，包括人的实践活动。
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什么？实际决定理论，理论指导实际。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实际决定理论，理论来自实际。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理论不过是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没有实际，也就没有理论，理论概括的内容是客观实际。
实际决定理论，理论是实践的产物。人们的社会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基础、前提、动力和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任何理论都必须以实际为条件、源泉、基础、内容、素材，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19世纪的欧洲并不是偶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绝不可能在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问世。脱离实际的理论就不是科学理论，只能是凭空想象。理论是由实践推动而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亲身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而形成的，并且由发展的实践来检验、来修正。实际对理论的制约是决定性的方面。
理论具有相对独立性、超前性和预见性，因而对于实际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理论可以而且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的进程。在自然科学中，先有相对论的出现，而后才有人类进军宇宙，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遨游；先有核物理学，而后才有对核能的利用。在社会历史领域，更不能低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人文主义理论先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先于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和思想武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先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
理论指导实践，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受一定意识支配的。恩格斯说：“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 ‘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 ‘理想的力量’。”理论的指导作用，是由意识的能动性所决定的。
理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确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总结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科学理论来自对实际的正确认识，来自对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实际是不断变化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的理论必须不断随着实际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发展。当时当地管用的理论，时间、地点、条件发生变化，就不一定管用。错误的理论是对实际的错误认识，是对实践经验的错误总结，用错误的理论指导实践，就会定错方向，走错路，办错事。
理论对实际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很容易脱离实际。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就要在指导实践中出问题。理论无论是落后于实际，还是超越实际，其结果都是理论违背实际、脱离实践，导致指错方向、引错路。在革命运动中，错误的理论往往会引错路，给革命带来挫折或失败。苏联的剧变，从思想路线上来说，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而造成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无论显得多么“先进”、“正确”，也会引导办错事。
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就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必须针对两个实际，一个是工作实际，一个是思想实际。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联系和解决好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两个实际。客观世界的实际，就是工作实际，包括国内外大局的实际、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个人具体工作的实际。主观世界的实际，包括人们的思想实际，如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作风操行，政治思想状况等；党内和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实际，如社会风气，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等。联系客观世界的实际也好，联系主观世界的实际也好，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解决两个实际的问题：一个是解决能力问题，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的能力；一个是解决品德问题，即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作风素质。解决两个实际，归到一点，都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
怎样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指出，一要学以致用；一要有的放矢。学习理论，就是为了应用，用理论指导实际。指导实际，必须做到有的放矢，理论就是“箭”，实际问题就是“的”，有的放矢就要针对实际，学好用好理论。否则理论再好，脱离实际，也毫无用处。这就需要针对实际，精通理论。不断针对新的实际、根据实践的需要，系统地、有的放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调查研究，把握实际。调查研究是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关键环节。毛泽东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学习掌握理论全在于应用。一定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学会自觉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创新理论，推进实践。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会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要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地在发展了的实践基础上创新理论，用以指导、推进新的实践。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实际，作出合乎实践需要的理论创造，以推进实际工作，才叫做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反对死记硬背、保守僵化、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反对迷信盲从、不敢独立思考的奴性思想；又要反对夸大感性经验、拒斥正确理论指导的狭隘经验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学风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学风问题是指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的分歧点，是采取什么学风的分水岭。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是必须坚持和弘扬的正确学风。
学风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一个总的大问题，它与世界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就是以实践的、发展的、创新的观点来对待理论；从本本出发，就要以教条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对待理论。二者的分歧，关键是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指南。从哲学世界观上来讲，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从实践到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学风。
结语
坚持存在决定思维，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石。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就要坚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敌。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就要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正确的学风，使主观符合客观、理论联系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通过改造主观世界推进改造客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