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安全内涵与安全认同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安全问题自始至终是人类关注的最为根本性问题，自始至终是人类各种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存废的根本依据。实质上，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谋求自身安全与发展中不断面对来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各种挑战。时至今日，尽管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特定高度，人类面临的各种旧的安全威胁也在部分地逐步得以克服。如在“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军事对峙以及核战争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安全威胁已随着两极的解体而有所降低，人类面临的一些致命性的疾病、瘟疫等也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以根除；但是，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新的风险与安全威胁仍在不断涌现，甚至在局部地区和特定历史时期还十分严峻。如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人口增长、贫富差距扩大、移民问题、毒品走私及国际恐怖主义，危及人类健康的疾病如艾滋病、疯牛病、甲型H1N1或H7N9流感病毒等在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肆虐等。这些表明，作为人类最为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依然没有得以完全解决，安全及其伦理问题依然是人们当今以及未来必须关注的焦点。

（一）安全内涵

“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现为已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则表明不存在一种恐惧——这一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有关安全的界定，因审视者的视角、层面等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状态论”认为，安全是一种状态，即客观存在的危险程度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状态；“条件论”则认为，安全是一种条件，即没有引起死亡、伤害、病痛、损失、恐惧或环境危害等的条件。

从字面上理解，“安”即是安定、满足、平安、无危险，也就是“无危为安”; “全”即是保全、完备，使完整无缺，也就是“无损为全”。因而“安全”就是安定、满足、没有威胁，不受伤害或损失。

从词源上理解，《现代汉语词典》把“安全”看作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英语中的“安全”主要有“safety”和“security”，其中前者主要的含义是指处于平安或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后者主要指自由，或受保护、保障，免于伤害或担忧。

由此可见，有关安全的界定是一个具有多样性而又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泰瑞·特里夫（Terry Terriff）把学界对安全的界定概括为三类：一是认为安全属于争议性概念，具有不可定义性，是一种给出性的条件，是没有任何精确意义的模糊符号；二是认为安全问题过于复杂、层次过多而不能一概而论，只能根据不同层次或范围给安全作出不同的定义；三是认为安全可以作简约化理解与描述，具有可定义性，如安全就是“获得价值时威胁的不存在”和安全就是“摆脱战争的相对自由”等。

显然，有关安全的界定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王逸舟教授认为，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或国家或其他集团）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的状态。巴里·布赞认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环境是影响安全的五个主要因素，安全主要是关于人类群体的命运和对免受威胁的自由的追求。其底线是关乎生存，但它也包括对于安身立命的环境的广泛关注。

基于以上的论述，对于安全，可以看作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以及由其组成的各类组织、机构、集团、民族甚至国家等，在自由追寻或获取自身利益与价值时，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受来自自然界、社会自身或环境等的威胁、侵害以及由此所达到的一种安定、平和、满足和免于恐惧与担忧的和谐状态。故此，“安全”应具有如下几个特性。

第一，从安全主体及其所涉及层面看，安全的主体只能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或者是由其所组成的各类组织、团体、集团、民族、国家以及国家联盟、全球等。因此，主体的安全囊括个体安全、组织安全、团体安全、民族安全、国家安全、国家联盟安全以及全球安全等。实质上，无论安全研究所涉及的主体如何复杂，也无论这些安全主体处于何种层面，安全问题终究还得归结到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这个最为核心的根本点之上，脱离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的利益与价值去谈安全及其伦理问题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第二，从安全及其伦理问题产生层面看，安全及其伦理问题是由作为主体的人、组织等之间及其与外在客观存在条件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使作为主体的人或组织等感到、预见到、认识到将要或正在经历或是已经对自身利益与价值造成特定的伤害、损失，并由此引起的恐惧与担忧等。就安全及其伦理问题产生而言，它只能是主客观条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因而它会随着主客体、时代、环境等的变化而使它所涉及的内容与范围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显然，安全及其伦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第三，从安全涉及的内容看，安全的内容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共同体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人口安全等，其涉及面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危及人类生存的基本安全威胁如饥饿与疾病等（生存安全）；二是外在社会环境对人类的伤害（发展安全）。该报告把人类安全概括为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人身安全、健康安全、粮食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七个部分。实质上，该报告涉及的安全内容，得到了人们较为一致的认可。安全的内容应该包括：人类能够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获得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确保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免受暴力、犯罪、恐怖主义、流行性传染疾病和大规模移民等的威胁，享有基本的人权、文化权利和政治自由等。

第四，从安全指向的范围大小以及人们对安全认知程度的深浅看，安全又可以分为作为“族群”安全（以血缘“族群”的安全为中心，包括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安全）、传统安全（以国家安全为中心，以政治、军事安全为主要突出点的安全）、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以外的其他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安全）和“类安全”（以人作为“类存在体”安全为中心的安全）。

显然，有关安全内涵界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源自安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所涉及范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通过对安全的界定及其特性的分析，我们可以且有必要打破长期以来将安全或安全问题仅限于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以及全球化条件下的非传统安全之内的局限，有必要对安全及其伦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作进一步拓展，进而更好地把握人类安全及其伦理问题的存在及其发展规律，为创建美好、和谐的人类社会生活服务。联合国发展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4）中指出：安全不能仅限于领土安全、国家安全或全球安全，安全理应包括对人类自身利益的保护，比如使人类不受饥饿、疾病、失业、犯罪和社会冲突等的伤害。总而言之，对安全及其伦理问题的研究，应该是系统、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

（二）安全认同

安全尽管可以界定为行为主体的人以及由其组成的各类组织、机构、集团、民族甚至国家等，在自由追寻或获取自身价值与利益时，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受来自自然界、社会自身或环境等威胁、侵害以及由此达到的一种安定、平和、满足和免于恐惧与担忧的和谐状态，但是，不同行为主体因各自的文化背景、生存条件、个体特性以及所处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差异，造成其在安全及其伦理价值取向认同上产生了诸多不同甚至是对立等问题。这就是安全认同问题。

与安全问题一样，安全认同问题实质同样也是一个迄今为止较为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安全认同内在包含了人们对安全的认知、认可以及由此引发的用以维护其安全的行为与方法。安全认同实质上是安全行为主体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较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同时也是安全行为主体在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实践过程。

弗洛伊德认为，认同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客观对象）间所形成的最初情感联系形式，是主体的一个心理过程。因此，安全认同首先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是人们对安全的认知、认可并由此在情感和意识上对安全产生的心理感受与认同，以及在内心达到的一种安定、平和、满足和免于恐惧与担忧的和谐状态。也就是说，安全行为主体对“何为安全”以及“如何安全”在心理上的认知与理解，它是安全行为主体在特定社会生活中对安全所形成的一个较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安全认同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它是安全行为主体在对安全认知与理解基础上，通过相互合作所实施的用以维护其安全的共同行为方式、措施，并使它们在此过程中获取安全和感到威胁被消除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实质上，人们对安全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安全理念与安全认同观的形成，是基于对生存利益需要获取之上的，在对其他包括自然界在内客体主动干预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并形成的何为安全以及如何安全的安全观念。人们的利益需求尤其是对生存的利益需求从主观上造就了其对自身安全的关注；满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资源的相对短缺以及外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则从客观上促成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与重视。然而，由于人们对自身安全认知与认同的差异性、对立性乃至冲突性，使得它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或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其中，战争无疑是人们较为常用的一种方式。

人类自公元前35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便出现氏族、部落间的争斗与仇杀，以及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土地和水源等进行的各种战争。威胁人类安全的战争自此便伴随着人类成长的轨迹：从古代的“冷兵器”到近代的“热兵器”，再到现当代以及未来的原子武器、高科技、信息战等；从国内战争、地区冲突到国家间的战争乃至世界范围的大战；从小规模的几十人上百人的死亡到一天之内横尸几万人的战役，再到20世纪上半叶毁灭性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导致的约5000万人丧生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21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互相依赖、跨国制度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吗？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呢？在小约瑟夫·奈看来，没有一个好老师可以准确地解答这些问题。

在有关战争与冲突的起源问题上，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在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政治制度的不同或冲突，而在于它们的贪婪、狂热的权力欲和占有欲，即在于它们想拥有更大的权力与财富这个共性。显然，我们并不否认战争与冲突的根源性与人类对权力与财富的贪婪与占有欲相关，但是，人们为何要对权力与财富等如此“钟爱”与贪婪？实质上这与人们对于安全认知与安全认同的差异性无不密切关联，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人们的安全认同危机。

安全认同危机是指行为体在安全认同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与冲突性。它是安全行为体因各自生存背景、地区、文化传统等差异而产生的不一致的安全认知观念、安全认同标准，以及不能做到一方所采取的安全行为、措施等对另一方来说也认为是安全的或是真正的安全；或者是一行为体所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或方式会导致其他所有行为体更加不安全。这样，就使得行为体之间最终陷入“危态对抗”的“安全困境”之中。要解决人们之间的安全认同危机问题，使人们从“危态对抗”的“安全困境”中解脱出来，人们之间就必须达成一致的安全认同观，也就是人们对于何为安全以及如何安全方面达成较为一致的认知与认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合作等方式达到彼此的安全。这是人们有效解决安全认同危机，摆脱“安全困境”以及做到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安全认同的实质就是行为体之间如何摒弃或克服因各自生存背景、地区、文化传统等差异性，在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方面做到彼此间的求同存异、相互合作，进而在安全认同的伦理价值取向以及用以维护各自安全的行为与方法等方面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和行动，以确保行为体之间的“优态共存”与和谐共处。实质上，人类安全观的演变及其伦理建构过程，就是人们对何为安全、如何获取安全以及安全获取的道德性等问题在思想观念上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是人们在安全认同及其伦理价值取向问题上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