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安全问题研究概况

安全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一种永恒追求。因而，安全问题也就成为人类最为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安全研究既是人类安全状况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反映，也是指导人类更好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巴里·布赞认为，有关安全（国际安全）方面的研究，自1945年以来呈现三种特点：第一，把安全而不是防御（或战争）作为核心概念，概念的转换带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议题，如凸显了社会凝聚力、军事与非军事威胁的关系以及社会脆弱性（对安全）的重要性；第二，核武器之类的新问题导致国家发生了从战争到避免战争的转变；第三，研究重心从重视早期的军事与战略转向重视企业公民，并引入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文职专家参与研究。显然，在巴里·布赞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安全方面的研究由以军事（战争）为中心逐渐转向非军事领域里的各种威胁，从重视国家安全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和个人等安全为中心。安全（国际安全）研究的领域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此外，巴里·布赞还根据不同研究视角出现时间的差异，将国际安全研究划分为11项：（1）战略研究；（2）和平研究；（3）早期扩展派；（4）女性主义安全研究；（5）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6）哥本哈根学派；（7）批判安全研究；（8）后殖民安全研究；（9）人的安全；（10）常规建构主义；（11）批判建构主义。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安全（国际安全）的研究从单纯的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并举的局面转变，安全研究方法和手段亦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

从研究内容看，巴里·布赞认为，战略研究主题限定在政治—军事领域，聚焦于军事的驱动力，也包括它的次领域如战争、核扩散、威慑理论、军备竞赛与控制等；和平研究力求减少或消除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使用，强调和批评存在于军事战略特别是核战略中的危险，批评把个体安全置于一边，或者无视个体安全，或者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做法；早期扩展派的主要努力是超越军事领域来扩展安全议程，进入经济与环境部门，但仍然以国家为安全载体；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认为，虽说男性角色主导军国主义的安全政策，但女性具有履行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能力；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认为国家中心主义规制了其他安全客体的可能性，主权和安全仅仅是由政治实践产生；哥本哈根学派强调安全研究要拓展威胁来源及指涉对象，尤其要注重安全的地区层次性研究；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相比较而言，前者要高于后者；人的安全研究认为，安全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人类安全，故此应将国际安全与发展统合起来；后殖民安全研究反对将国际安全研究的对象仅限于西方，而应该拓展到非西方世界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等；常规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的诸如文化、信仰、理念和认同等思想观念因素对安全的维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批判建构主义主要着重对军事安全和除国家行为体以外的其他集体行为体的安全方面的研究。显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对安全方面的研究，巴里·布赞教授的阐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完整性，虽说他是基于国际安全视角，但他不仅指出了西方学者对安全研究的流派、内容、方法及其特点等，而且还指明了未来安全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的方向与趋势，认为安全研究领域将不断扩展和深化，安全研究的劳动分工将有助于从不同视角来理解安全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安全研究领域将会有更多的争议出现。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学者对安全方面的研究尽管复杂多样，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两个层面。除建构主义外，其他更多的是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的视角，从安全本身去研究安全问题，而从伦理和价值视角研究安全问题不明显，也不够充分。

实质上，学界有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在具体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时间与内容上的差异性与交叉性，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影响力、受关注度和重要性的不同。

传统安全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政治安全为重点，其需要借助（军事）技术手段应对安全的挑战，要解决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样，作为安全主体的国家必然会通过提升军事威慑力或者借助战争来确保自身的安全，但这种安全的获取显然是对峙性和暂时性的，其最终会陷入“战争—和平—不可持续安全—战争”的怪圈。

当然，有关传统安全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看来，可以追溯到国家产生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自从有了国家，也就有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实践与理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关于安全的概念是清楚明确的，也是没有根本变化的。安全的主体是国家，既不是超国家，也不是次国家，安全总是同国家相联系，只不过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国家是朝廷国家。安全的内容是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受侵犯，更高的内容是包括不受威胁。”这些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古今中外政治家、思想家等的政治思想与著作之中。比如，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秦汉隋唐时期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贾谊、王符、董仲舒、韩愈、柳宗元等的政治思想，宋明时期的李觏、王安石、程亮、叶适、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守仁等的政治思想，明末清初时期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甑等的政治思想，近代以来的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的政治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中，亦隐含着丰富的传统安全思想。国外有：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阿尔法拉比、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马丁·路德、格志秀斯、霍布斯、约翰·弥尔顿、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休谟、卢梭、康德、亚当·斯密、黑格尔、托克维尔、马克思、恩格斯、尼采、杜威、罗尔斯等的政治思想。此外，有关国家安全、军事安全等思想也体现在诸多军事著作中。中国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纪效新书》、《百战奇略》、《鬼谷子》、《将苑》、《三十六计》以及近代以来诸多军事家们的军事思想与著作等。国外比较著名的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索科洛夫斯基的《军事战略》、杜黑的《制空权》、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等。显然，有关传统安全思想、理论和观点在古今中外确实浩如烟海，但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将其关注的重心置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之上。如何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军事安全等问题是国家出现以来必然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家的产生尤其是主权理论的形成，为传统安全研究及其理论发展提供了广阔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主权理论主要是产生和形成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形态形成与发展的16—19世纪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布丹、霍布斯、格老秀斯、洛克、卢梭以及黑格尔等。1576年，布丹发表了《国家六论》，由此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系统论述国家主权学说的第一人。布丹认为，主权是授予国家绝对的、永恒的权力，是国家所固有的特性和主要标志，其对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外具有独立平等的权力。第一，主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主权不是哪个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国家的某种特性。第二，主权是永恒的，它是授予国家的特性，原则上不受个人来去的影响。第三，主权是绝对的。它是无条件的、恒定不变的，是国家所有权力和权威的最终来源。主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绝对的、无限的、排他的与不可分割性的最高权力，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主权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标志是，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屈从其他权威的命令，只有它自己才能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废除法律，其他权威必须服从它。此外，主权具有平等性。不经主权国家同意，不允许其他政治实体“对其领土制定或行使它们自己的准则”，主权国家有“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或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义务”，国家有平等权利和义务而无论其在人口、经济或战略环境上有什么不同。

国家的出现，主权理论的形成以及民族国家的产生，客观上为传统安全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前提条件。传统安全观主要是以传统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传统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外部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但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的安全又是“自助式”的。因而，通过强化军事手段，提高军事优势与威慑力来维护国家安全理所当然成为主权国家的首选。20世纪以来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构建主义（有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详尽论述，见本书第三章）等，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为了有效应对主权国家间的传统安全威胁而生的国际关系与安全理论。无论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无法绕开国家安全、军事安全这个传统安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冷战”后的国际安全研究包含两大趋势：一是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新“传统主义”；二是将安全概念进行扩展和深化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建构主义等非传统视角。但无论如何，其都避不开传统安全这个核心问题。研究“安全”最好的方式是固守传统的安全内涵（国家安全），同时需要拓展它的含义。有关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国家间的，也包括国际政治的和各种次国家行为体的。其中，国家是安全内涵的重心，其他行为体不具备这种条件。比如，巴里·布赞和琳娜·汉森在他们的合著（《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中，重点论述了传统安全（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也探讨了对国家安全起重要作用的非传统安全诸如经济安全、国际安全等问题。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必须为本国的福利及政治与社会价值的延续负责。若国家不能成功地照顾自己，轻则可能丧失权力，重则可能失去独立地位，有时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生存。但是，当所有国家都在一个缺乏规制的环境里为寻求自己的优势而相互竞争时，采取措施预防这些风险又会导致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危险。为寻求自己的权力和安全，国家极易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安全渴望。如果说防御困境来自被军事手段本性所激发的对战争的恐惧，实力—安全困境则来自掌握在他人手中的军事手段被动用的可能性所激发的对失败的恐惧。在他们看来，防御困境（由军事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安全困境）有助于缓解“实力—安全困境”，但是，“防御困境在逻辑上不会产生实力—安全困境暗含的那种世界末日般的战争预言（armageddon），而是指向一个僵持着的国际体系，在其中，主要的军事力量除了确保不被使用而存在外，并没有其他作用。”此外，他们还认为，由技术等手段导致的军事透明度以及政治经济透明度等的增加，也有助于缓解“实力—安全困境”。但所有这些都得归结于一个更成熟的无政府状态的形成。“只要无政府状态在政治结构中尚存，实力—安全困境就会一直潜伏并伺机而动。但是当无政府状态趋于成熟，它在安全上的积极效应将会逐渐超过其负面效应，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将不断被削弱。”成熟的无政府状态需要成熟的国家和成熟的社会。也就是国家必须稳定并且足够开放，从而能在自己的决策中兼顾邻邦的利益。国家安全的获取不可能是孤立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无论其有多大吸引力，如果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与安全需求，必然会大打折扣。国内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各国、各个社会都从根本上变得不那么狭隘，国际社会才能发展。而打破这一绝境的可能途径是制定涵盖了所有层次个人、国家、地区和体系的安全政策。

这表明，传统安全作为国家产生后的安全理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安全问题的出现而不断拓展与深化。如何面对因技术进步、国际形势等的变化而有效消解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在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方法、手段以及实践层面上不断创新，同时也需要突破传统安全理论固有的局限。一方面，从它所固有的特性上看，传统安全是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为核心的安全。传统安全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安全具有可分离性、竞争性、狭窄性和相对性；安全是一种“自助式”单边行为，是一种“零和”式的“竞争游戏”；它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且安全主体安全感的获取往往需要将对手彻底击垮；这种传统安全理念势必会使国家采取遏制与威慑方式，追求军事优势最大化，促使国际局势紧张化，进而导致“安全困境”局面的形成，最终无法实现国家以及人类社会的安全。也就是说，传统安全无论从方法还是手段都无法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安全困境”。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诸如流行性疾病、粮食安全、人口安全、经济与信息安全等安全问题，按照传统安全的理念去践行显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为此，我们仍迫切需要拓展和深化安全问题的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以及风险社会条件下，作为稀缺资源和全球“公共产品”的安全愈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冷战”后，人们对安全问题的研究开始从传统安全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对安全内容的关注日益由原有的军事安全、领土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向人口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等转变。联合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最早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并提出了“人的安全”理念，而此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又相继提出了“社会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新安全”和“协商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或者半传统半非传统安全的安全理念。

有关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国外始于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等撰写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一书，该书对人口、资源、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发展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各种威胁进行了论述。但国外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普遍重视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相关论著有巴里·布赞的《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泰瑞·特里夫的《当代安全问题研究》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彼得·辛格的《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萨米尔·阿明的《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伊恩·莱塞等的《反新恐怖主义》、约翰·斯坦布鲁纳的《全球安全原则》、巴里·布赞与琳娜·汉森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扎克与科菲普的《因病相连：卫生治理与全球政治》、阿米塔夫·阿查亚的《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和拉尔夫·埃莫斯及阿米塔夫·阿查亚的《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等。这些著作把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拓展到生态、经济、能源、文化、信息安全和国际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国内有关非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相关的论著有赵英的《战争之外的对抗与选择：新的国家安全面》、王逸舟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王伟等的《生存与发展——地球伦理学》、张家栋的《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及其治理》、吴玉红的《论合作安全》、徐华炳的《危机与治理：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与战略选择》、子彬的《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余潇枫等的《非传统安全概论》和《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2）》以及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等。“非传统安全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起我国一些学者重视，之后进入决策界视域（我国政府从2001年起正式使用 ‘非传统安全’一词）。无论是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对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倡导和支持，抑或提出 ‘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上升为我国国家方略构建的重要内容……可以说，非传统安全是基于人类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萌生的安全理想，任何负责任的国家、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甚至包括个体，必须面对这一安全现实而有所思考和行动。”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非战争”现象。非传统安全更强调通过价值来应对对安全的威胁与挑战，遵循“发展—和平—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模式。故此，非传统安全观所要关注的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者们（国内）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更加活跃，涉及面不断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当然，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对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与特征等的界定。一般而言，所谓非传统安全主要是指相对于传统安全的“新”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在研究对象、安全伦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传统安全区别开来，认为传统安全将安全的内容仅限于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显然无法有效应对现有的安全挑战。非传统安全理论在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等方面又各不相同，组成了一个多元化、松散性的理论聚合体；在指涉对象上强调非国家安全，在主导价值上强调非军事与政治安全；现实主义是传统安全理论中最突出的代表，而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人的安全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等属于典型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因为它们将关注对象从国家层次移开，关注更多层次特别是人的安全；它们更加侧重于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人的解放、女性安全等这些不同于军事与政治安全的领域。与这种观点类似的还有将非传统安全看作是在以政治和军事领域为主的传统安全领域之外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和环境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社会安全等多种安全概念。

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的界定及其与传统安全的区别，以上观点基本为学界所认同。但是，这种对非传统安全的界定显然过于宽泛，在实际操作中容易使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泛化，使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领域、范围、边界不断扩展，进而使人们感到现实生活中除了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之外的一切安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故此，有必要从两方面着手应对这些问题：一是非传统安全研究在研究议题上需要科学拓展和深化。二是通过多元主义方式在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上寻求实现安全手段上达成新的认知与共识。

第二个层面是对非传统安全研究内容的确定。按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界定所达成的共识理解，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就目前而言，有学者将其归结为金融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流行疾病、人口安全和民族分裂主义六大方面。此外，有学者还将非传统安全的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的军事或非军事威胁；二是涉及“人的安全”的议题，应该对“人的安全”涉及的问题分出主次，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影响程度及国家的应对能力，分为经济性问题（处于必须最优先考虑的“人的安全”方面的议题，比如资源匮乏）和社会性问题（在一般条件下不属于最优先考虑，但特殊条件下属于紧急应对议题，比如公共健康、跨国犯罪、环境与生态问题）。张曦、余潇枫主编的《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共10部）则将非传统安全研究内容概括为：粮食安全、文化安全、产业安全、人口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当然，有的学者还将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

（1）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分裂势力（如“藏独”、“疆独”、“台独”）、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等。

（2）涉及国家的重要利益，影响社会正常运转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主要集中于社会领域，即社会安全领域。社会安全威胁多半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更多植根于社会体制、发作于国家内部，有着深刻的体制性、结构性根源。它是对既有结构和安排的惩罚，甚至是对落后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某种惩罚。

（3）是指“人的安全”问题。主要指影响公民个体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

此外，陆忠伟在《非传统安全论》一书中将非传统安全归结为17项议题，即经济、人口、金融、信息、能源、环境、文化和水资源安全、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武器扩散、流行疾病、毒品走私、非法移民、海盗和洗钱，这基本上涵盖了国内非传统安全研究所涉及的各个领域。

可见，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目前国内学界还有一定争议，各自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存在以下特点和问题：一是中国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共识大多依赖于学者间的 ‘默契’，对非传统安全的诸多定义可操作性较差；二是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不足，学术成果多以描述性研究为主；三是科学研究方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应用不多，目前非传统安全研究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未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研究范式，距学科成熟仍有一定距离。”张蕴岭教授指出，“非传统安全在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遇到挑战，而应对挑战需要合作，尤其是在全球性问题层面。在所有挑战中，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最严峻挑战，全球各国应通力合作创建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显然，有关非传统安全内容的探究，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内容的确定基本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这些安全问题的内容不属于传统安全领域，但已成为当今以及将来我们必须面对、较为迫切且需要各国共同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由此可见，无论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国内外学者都做了相当详尽的论述，尤其是在传统安全领域。有关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主要表现为：传统安全的安全理念为“危态对抗”，主体为国家行为体，安全中心为国家安全，安全领域为军事、政治领域，安全侵害表现为有确定的敌人，安全性质为免于军事武力威胁，安全威胁来源基本确定，安全价值中心为领土和主权；非传统安全的安全理念为“优态共存”，主体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安全中心为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安全领域为一切非军事的安全领域，安全侵害表现为无确定的敌人，安全性质为免于非军事武力威胁与贫困，安全威胁来源基本不确定，安全价值中心为民生和民权。此外，还有人将其归结为五个方面：行为主体由单一到多元；安全内容由国家安全到人类安全；维护安全的手段由军事到复合；安全威胁的影响由单一到全面；应对手段由自助到合作。显然，当今以及未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织凸显，传统安全作为安全的主导性地位依然没有改变，但非传统安全作用却在不断凸显并告诫人们，传统安全理论中“零和”博弈将不利于维护人类利益与安全。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时，不能单纯从传统安全视角出发，当然也不能单纯从非传统安全视角出发，而需要将两者统合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方能制定出正确的安全政策、策略，有效解决安全及其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即从整体安全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和解决人类的安全及其伦理问题。实质上，以巴里·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在试图拓展安全研究的议程时，就提出了一种整体安全观，即认为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其中，军事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中的核心命题，即国家武装进攻和防御能力同国家对彼此意图的感知之间的互动；政治安全关系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经济安全是指获取资源、资金和市场的能力，以维持国家的福利水平和权力；社会安全是指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传统模式不仅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环境安全则关系地区和全球的生态系统的维持。显然，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整体安全观很有创新性，但其强调从国家安全所涉及的问题出发去把握安全问题，不利于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有效区别开来，进而不利于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此外，不管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它们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安全的价值问题，但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显然，缺少从安全及其伦理价值角度去探讨安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将安全的议题从以国家安全为重心向以人和社会的安全为重心转移，并由此带来的对安全的认知从技术层面向价值层面提升，以及将安全及其伦理价值取向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全球中心主义，乃至人的“类”中心主义转变。这种转变使得一种新的安全及其伦理观——“类安全”及其伦理观的产生成为可能与必需。“类安全”指人作为一种“类存在体”所具有的建立在个体、国家等的安全基础之上，并超越个体、国家等的安全，它关系到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整体安全。“类安全”及其伦理观表明，在全球化以及风险社会的条件下，人类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共存性；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应成为人类社会伦理中的“第一伦理”。“安全会主导经济，核心理由在于生存是每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安全必须凌驾于其他所有目标之上。这一点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美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每一个国家。”为此，从安全及其伦理价值视角探究人类安全观的演变，尤其是从“类安全”及其伦理观视角探究人类的安全及其伦理问题，进而有效化解人类面临的“安全困境”，尤为必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