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盐，生于水、土，原为一种极其普通的自然资源。然而，因其关乎民生，具不可一日或缺之特性，而成为春秋时期管仲“官山海”以来历代统治者力图控制与独占的重要资源。盐税与田赋、丁税一样，成为中国历代政府的重要国用来源。由此，衍生出了中国纷繁复杂、沉疴丛生、积弊厚重的“盐政”。自管仲正盐策、开盐禁之后，一勺之盐，上裕国课，下关民生，承载了太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荷，成为了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博弈的渊薮，盐与中国社会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于是，盐变得不再普通，它的社会价值早已超越了其自然属性。剔除掉笼罩在盐表面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制度、体制托词，让人看到的，无非是一个“利”字。围绕着“盐利”，衍生出了官盐、私盐以及官民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一直未曾休止的较量、争斗。官盐、私盐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利益维度，是国家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道重要考题，考验着执政者和国民的信念、行动及维持其良性互动的方法、能力、智慧，并折射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些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从这个层面上讲，也算作深不可测、博奥难通的盐政留给后人的真正价值吧。

长芦盐场，是目前中国海盐产量最高的盐场。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渤海沿岸。南起黄骅，北到山海关南，包括塘沽、大沽、汉沽、大清河、南堡等盐田在内，全长370公里，共有盐田230多万亩，年产海盐300多万吨，年产量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盐税收入名列前茅。长芦盐场自然条件优越，气候风多雨少、日照充足、蒸发旺盛，地形地势平坦、海滩宽广，非常适于海盐生产。

长芦盐场历史悠久，盐产开发的历史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其产盐发源最古，周有幽州之利，秦有上谷之饶。汉置郡国盐官，长芦有其四：一为泉州（今天津县界），一为章武（今天津静海及沧县境），一为海阳（今滦县境），一为堂阳（今南宫境）……”汉代以后，这一带均是当时海盐生产的重要产地。明代洪武初年，“长芦为沧州旧制。明初以长芦为产盐总汇之所，设都转运司驻其地。清时移驻天津，仍沿长芦之名。此河北之盐所由以长芦名也”。当时长芦盐区北起直隶临榆县（今属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及抚宁县），南至山东海丰县（今无棣县）。清代以降，长芦为全国十一块盐产区之一，为北方最大的海盐产地。

北洋政府时期，盐税为国家重要财税来源之一，“国家财政，田赋而外，以盐税为大宗”。盐关国税，垄断经营；贫民求生，制贩私盐，官民之间的纠结在这个时期又重复上演了。长芦盐区由于地处京畿，为当局所特别重视。然而，长芦私盐与其他盐区一样，私盐历史久远、种类多样、情形复杂，冲击官盐极为严重。私盐对官盐销售形成了巨大冲击，直接影响当时政府盐税收入。为了遏制私盐，北洋政府采取了各种缉私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长芦缉私营，武装缉私。所以，对长芦缉私营营制、管理及其与缉剿效果关系的考察，不仅可以显示北洋政府盐政治理状况，更可以从缉私营管理得失感知社会治理的方法与智慧。

在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的今天，私盐及其他假冒伪劣商品亦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以历史的视角审视今天的私盐等产生、发展之势，为缉剿私盐乃至其他假冒伪劣产品建言献策，为国家工作人员管理提供思路、思考，是我等史学工作者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为此，本书拟以长芦盐区的私盐及缉私营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盐区私盐与缉私厮较的本来面目，以及长芦缉私营营制与其缉私效果的关联及影响，以求读史明智。

二 盐务缉私和私盐的研究现状

（一）盐务缉私研究综述

春秋之前，山海之利，任民自取，无所谓盐禁，即无所谓私盐。春秋以降，尤至汉代武帝时期，内修法度，外勤远略，财用日滋。为把盐利尽收国有，“官予牢盆”，盐业专卖制度始著。为防止民与国争利，盐禁之法始兴。以后历代，“法纲日密，刑用滋章”。“盖盐为官业，若违禁私营，其干犯法纪，故非寻常商货漏私逃税者可比。”所以，盐务缉私成为中国盐政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盐务缉私研究也成为盐政研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为广大研究者所关注。20世纪以来，学界对盐务缉私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20世纪上半期，资料汇整期。这一时期，许多盐务机构、人员或学者对以往的盐务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出版了许多盐务专著。这些专著以阐述中国盐政为主，大部分都提及了中国历代的盐务缉私。此阶段的盐务缉私研究呈现出罗列史实、视角单一、结构简单、理论性差的特点，但为后人的研究保留了珍贵的史料资源。如盐务署主编的《中国盐政沿革史》（1915年）概述了奉天、长芦、山东、河东、福建等盐区的盐政发展史。其中也提及缉私的经费来源及设卡情形等。盐务署令张茂炯等编著的《清盐法志》共十三编三百卷，分别记述了上起顺治、下至宣统各个时期长芦、东三省、山东、两广、两淮、四川、云南等十一个主要盐场区的盐产、运销、征榷、缉私、官职、经费、建置等情况。其中的“缉私门”记述了顺治至宣统年间各盐场缉私方面的重大事件概况。周庆云撰的《盐法通志》（1928年）共一百卷，分疆域、职官、法令、场产、引目、征榷、转运、缉私、艺文、杂记十类，上起周秦，下迄清代，记述了历朝的盐政沿革和近代的制度。田斌的《中国盐税与盐政》罗列了民国时期“缉私之条例”和“犯私之治罪”、“私盐之处分”、“获私之提赏”、“缉私之考成”等方面的法令条例。曾仰丰撰著的《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记述了中国盐政中的盐制、盐产、盐官以及盐禁等内容。其中的“盐禁”记录了汉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等历代盐事例则中的关于禁缉私盐方面的条例。

这一时期，林振翰著的《中国盐政纪要》中的“缉私”一章较有特点。它没有局限于罗列律例史实，而是在阐述中加入了自己对历代尤其是清朝以来的盐务缉私的观点。文中论及了私盐的分类、缉私的黑幕、缉私营队的腐败原因及长芦、东三省、山东、河东、两淮、两浙、福建、两广、四川、云南十地的缉私概况。可惜这些内容限于体裁，记述比较简单，未能对缉私制度等作深入探讨。盐政杂志社发行的《盐政丛刊（二集）》（1932年）刊载的景本白的“缉私营存废问题”，认为缉私营腐败且耗资过巨，应该废掉。虽是一家之言，但从侧面可以看出缉私营腐败导致无能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务处编的《十年来之缉私》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起的盐务缉私、税务缉私、海关缉私及缉私署的组织、人事和其工作业绩等情况。其中的“盐务缉私”概述了税警的编组、军制、职责等。这一文件具有工作总结性质，对盐务缉私仅仅进行了概述，未作进一步分析。

另外，欧宗祐撰《中国盐政小史》分论先秦、汉晋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盐制。陈沧来的《中国盐业》、张绣文的《台湾盐业史》等都对盐务缉私有所记述。

第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深入期。这一阶段，中国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史学界对经济史的研究进入纵深发展时期。涉及盐务领域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全局性及局部性的专著大量涌现，论文更是蔚为壮观。这些著作理论性不断加强，视角更开阔，观点更新颖，研究也更深入。对盐务缉私的研究，也表现出多角度、多时段、多侧面、观点新、有深度的特点。中国台湾及国外一些学者也对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了一定重视。但盐务缉私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现将此阶段的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1．盐务专著中的缉私研究

（1）在一些盐务专著中，缉私作为盐业产、运、销环节中一个附属环节被提及，一般记叙、论述不是特别深入。有的盐务专著对缉私的探讨仅停留在记述当时的法律令则层面上。比如，田秋野、周维亮的《中华盐业史》叙述了盐的种类、功用、产制、运销、盐工、盐业与财政、国防、经济的关系及自夙沙氏煮海为盐直至20世纪70年代各个朝代的盐务概况。此书中的缉私主要记述唐初至唐末禁缉私盐的律令。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从盐销区、缉私、盐课、盐政改革几个方面反映清朝盐政。在论述私盐时提及了缉私。他从清朝刑律层面记述了对各种盐务行私的处罚；除刑律惩罚外，还在产盐之地实施保甲制和火伏制、在行盐口岸设立缉私卡巡。笔触较简略，深度不够。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中的历代缉私也大多是从法律令则的层面来论述。丁长清、唐仁粤主编的《中国盐业史·近代 当代编》在叙述民国私盐时述及了缉私，但着墨极少。李明明的《中国盐法史》论述了从先秦到清朝各朝代盐政的政策与改革。何维凝《中国盐政史》、齐涛《汉唐盐政》也不同程度地提及了盐务缉私。

（2）有的盐务专著虽然对当时的缉私有了较详细的叙述，但一般只是从私盐的角度来论及缉私，即在叙述完私盐后为了行文的完整而提及、罗列缉私措施，并没有从缉私的角度把私盐流通的原因与相应采取的缉私措施结合起来考察，即未对私盐流通原因与缉私的内在关系、有机联系进行探讨。张小也的《清代私盐问题研究》以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清代的私盐问题，并从抑制私盐的角度记述了清政府缉私措施。这是近年来探讨缉私比较全面的一本书，但令人惋惜的是并未站在缉私效果高度对这些缉私措施的得失做进一步分析。

2．资料汇编类书籍对盐务缉私的记录

这类书由于其体例的关系，一般是照录各个时期的缉私方面的法律规则或者一些具体事件。比如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编辑的《中国盐政实录》照录了民国时期有关缉私的法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民国法规集成》都具有这种特点，但其刊载的珍贵资料为后人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有关文章对盐务缉私的探讨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盐务缉私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有关文章大量涌现。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对各个时代的盐务缉私进行了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创刊的《盐业史研究》（原名《井盐史通讯》，为不定期刊物，1986年改为《盐业史研究》期刊）成为荟萃这些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对盐务缉私研究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

（1）从论述私盐的角度来论及缉私措施。比如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殷燕的论文《20世纪30年代河北硝土盐问题研究》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河北硝土私盐的生产概况、泛滥原因，并列举了缉私举措，包括制定相关法律、加强缉私及改良盐碱地、种植棉花等。该文也是从私盐的角度来论及缉私的举措。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周创奇的硕士论文《1915—1928年间的西蒙盐业近代化及私盐问题》阐述了西蒙的私盐生产、产生原因及缉私对策。其中，论及缉私队的沿革、驻扎地点、武器装备等情况。但其他情况记述不够详尽。李福德、赵伯蒂的《从历代缉私看川盐缉私》以历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私盐种类、泛滥原因、缉私措施进行了阐释，审视了现在四川私盐的种类、泛滥条件。从历代缉私的得失，分析了现代私盐、缉私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对现代盐务缉私的看法。这是一篇评述系统、较有见地的好文章。但在缉私措施上并未作深入探讨。盐城市博物馆的曹爱生、史为征的《论清代两淮海盐的缉私》以较新的视角分析了私盐产生的根源，缉私的措施包括制定法律、设立公垣、制定凭堆派引章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各种规例。他还分析了两淮私盐难以禁绝的原因，主要是场私难禁、枭私难禁、邻私难禁。吕一群的《清末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和政府的缉剿》谈及了湖广私盐的种类及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以及清政府的缉禁措施。曹金发、董杰的《试析南京国民政府抑制两淮私盐的措施》阐述了国民政府为抑制两淮私盐采取的种种措施。如增加财政收入，完善缉私队伍、寻求军队支持，在产销各个环节查禁各类私盐、对特殊情形进行特殊整顿等。

（2）阐释缉私营队的基本状况及其缉私效果。这类论文述及了缉私营队的基本状况，一般是利用一些律条、奏折、方志、个案等史料来加以考证，鲜有对缉私营队内部情形进行考察，存在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的问题。南京大学法律史专业邰婧的《从刑政汇览看清朝盐政中的缉私》以法律的视角审视了清代缉私队伍的人员构成、缉私特点和拒捕问题。但未对缉私营队作进一步的探讨。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赵小平的《民国时期云南盐商、私盐和缉私关系探析》认为民国时期云南存在新旧盐商关系，这使得云南私盐更加泛滥。在官商勾结、商兵勾结、商灶勾结下，缉私名缉实保。该文从盐商活动的独特角度对云南的私盐种类和泛滥原因加以分析，并对缉私队的营制情况加以简要叙述。不足的是未谈及其他缉私措施。张小也的《清代盐政中的缉私问题》考察了清代私盐缉而无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缉私队伍腐败无能、缉私人员构成复杂、缉私人员规模过于庞大、缉私队伍装备落后、激励机制低效等问题。张丹丹的《雍正朝缉私私盐情况初探》阐释了雍正朝的缉私队伍、缉私经费和缉私措施等方面。以上两文都是利用奏章、文章、志书等史料进行叙述，未能利用缉私营队本身史料加以考察，就显得可信度不够。吴海波、李曦《清政府对私盐的防范和打击——以江西为例》在回顾历代缉私措施的基础上，以江西为例，对清代缉私措施进行了阐述：制定缉私法律；设关置卡加强缉私。并对当时缉私效果不佳进行了分析。

（3）以法律的视角看盐务缉私。姚顺东的《浅论南京国民政府对食盐走私的立法控制》谈到了南京国民政府面对严重的私盐问题，注重法律制定，并加强缉私队伍的建设，规范缉私人员的执法行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该文从法律的层面对缉私营队的建设进行了阐述，可惜未结合缉私营队的实际活动情形对这些法律实施的效果加以检验，因而也未能对这些法律的可行性加以评述。江希嵒的《浅议两淮盐业缉私沿革》简要回顾了两淮盐业从古代直至1994年的缉私机构建设及不断完善缉私法规制定的历程。该文时间跨度大，没能对缉私措施作深入探讨，只是罗列缉私机构及法规名称。刘广义的《论食盐缉私律例》从历史的视角为现在的缉私提供借鉴。认为“中国的食盐缉私制度始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并主要对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缉私法律作了回顾。本书只对历史上的法律作了简单回顾而未对各时期法律的实施及效果等加以分析。聂鑫的《盐（铁）问题的困境——思想与制度的历史考辨》从盐（铁）之辨和盐政变迁入手，分析了中国盐政制度的发展历程，得出了中国盐政没有出现进步的结论。

（4）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盐务缉私提出应对之策。倪玉平的《激励的悖论——试论清代的盐业缉私》根据经济学博弈论中“激励的悖论”模式认为，清政府只注重对私盐的惩罚而忽视了对有关执法部门的监督和对失职行为的查处力度，是清代私盐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薛培的《试论清代封建国家干预盐业经济的基本模式》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清政府利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盐业进行干预与管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胡昕的《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经济学思考》运用经济学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理论来论证中国现在盐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根据不同地区和人群取消盐业专营制度，实现盐业市场化生产经营，提出了可行性的措施。陈学文的《盐业立法和执法的正本清源》以历史的视角审视了现在私盐泛滥的应对之策：加强盐业立法和执法的力度。

（5）历史人物治理盐务、禁缉私盐的措施研究。李涵等的《缪秋杰与民国盐务》叙述了缪秋杰在两淮、四川等地治理盐务的措施。其中提到了缪秋杰在整顿缉私方面因地制宜、灵活机巧、坚决严厉地采取了许多措施，使两淮盐务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盛茂产的《林则徐与盐务缉私》阐释了林则徐在任湖广总督期间的缉私措施。林则徐认为官运商盐、减价售卖以敌邻私并无成效，所以采取严缉的措施，大见成效。该文虽然以独到的视角阐述了林则徐的缉私措施，但对林的这些措施研究、认识深度不足。盛茂产的《孙玉庭与盐务缉私》阐述了孙玉庭在销盐口岸调整缉私机构和官员，并根据实际情况完善了一些缉私章程。陈芳的硕士论文《曾国藩对两淮盐务治理之研究》叙述曾国藩对两淮盐务的治理情形。其中也论及了曾国藩治理私盐的措施。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涉及刘晏、丁宝桢、陶澍、包世臣、魏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张謇等治理盐务、改革盐务的举措，其中也提及了盐务缉私内容。

（二）关于私盐问题研究

20世纪上半期的盐务研究中，研究人员充分注意到了私盐问题。只是这一时期尚未出现专门研究私盐的专著。私盐问题一般被看作官盐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些专著在记述中国各朝代的盐政时，一般会述及私盐。如日本的日野勉的《清国盐政考》，盐务署主编的《中国盐政沿革史》，盐务署令张茂炯等编的《清盐法志》，田斌的《中国盐税与盐政》，曾仰丰的《中国盐政史》，林振翰的《中国盐政纪要》，景学钤的《盐政丛刊》（1920年）、《盐政丛刊（二集）》（1932年）、《盐务革命史》，欧宗祐撰的《中国盐政小史》，陈沧来的《中国盐业》，蒋静一的《中国盐政问题》，张子丰、张英甫著的《河南火硝土盐调查》，张绣文的《台湾盐业史》等都对私盐有所记述。大多是根据当时社会或盐区具体情形谈及私盐的种类，出现泛滥的原因等内容。另外，1932年北京社会调查所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经济史学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部分文章也谈及了私盐。日本的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认为，私盐泛滥的主要原因是私盐质优价低，购买方便，政府缉私不力。

还有一些当时的报纸，比如《大公报》等也登载了一些有关私盐的文章：张中立的《查禁硝土盐之意义》、戴庆煜的《硝盐论》、刘和的《土盐与农村》、曾仰丰的《土盐问题》等，但限于篇幅，没能对私盐问题展开论述。

20世纪后半期学界对私盐的研究逐步趋于深入。专著和文章不断涌现。私盐研究的时段主要涉及唐、宋、明、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等时期。内容涉及私盐的定义、沿革、种类、产生原因、影响、贩私人员等。其中，对清代私盐的研究较充分，对中国古代和北洋政府时期研究尚显不足。

1．对中国古代私盐的研究

史继刚的《中国古代私盐的产生和发展》认为私盐是中国古代政府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的直接产物。它大约出现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其发展以中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唐以前的初步发展时期和中唐以后的泛滥时期。这篇文章的新意在于突破了管仲“官山海”以来即出现私盐的观点。

唐宋时期私盐的研究，以全局性私盐研究为主。马新的《榷盐与私盐贩的盛行》认为唐代私盐的盛行主要是因为唐代的榷盐制。文章就唐代私盐的产生、表现形式及私盐与唐朝的灭亡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姜锡东的《关于宋代的私盐贩》区分了“私盐贩”和“私盐犯”的概念。认为私盐贩实际是盐商中特殊的一类。它有自己的特点即非法性和叛逆性、武装化和团伙化，在宋代食盐生产和流通中有自己的作用。史继刚在宋代私盐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以下几篇文章阐述了宋代私盐情形。《宋代私盐贩阶级结构初探》认为宋代私盐贩结构复杂，重利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跻身私盐行列：不仅有下层劳动群众，还有统治阶级中的豪商猾贾和一些专门以私盐贩销为业的盐枭。他的《宋代私盐的来源及其运销方式》、《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影响》论述了宋代私盐产生的原因及其运输和销售情形。他与余明共著的《论宋代私盐的市场供给》认为私盐供给的主要渠道：一是官府控制下的诸盐场盐户、盐官及民间诸色人的私煎私卖；二是官盐在被盗卖或销售过程中的违禁；三是周边地区食盐的走私入境。郭正忠的《宋代私盐律述略》比较了唐宋时期的私盐治罪律，指出了宋代私盐法律的特点。罗雄飞的《宋代汀、赣诸州私盐问题探析》指出了汀、赣诸州私盐的特点：大众化、武装化、长期化。并且分析了私盐产生的原因和影响：是食盐专卖政策和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的产物；私盐贩集“贩”、“盗”于一身。汀、赣诸州的私盐问题不仅在食盐供销方面有全局性意义，还直接反映着宋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明代私盐研究成果不多。徐泓的《明代的私盐》和美国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论及了明代私盐。

学术界对清代私盐的研究比较充分、全面。从时间上来讲，涉及整个清代时期；从盐区范围上，涉及四川、两淮、鄂西北、两广、陕西、江西、新疆等地。与前代私盐研究相比，清代区域性私盐研究特点明显；从研究内容上，涉及私盐概念的界定、种类、危害、原因、特点、个案、运销形式、私盐与盐政制度、私盐与地方社会关系等；从研究成果形式上，有论文、专著；从研究人员来看，既有中国大陆学者，又有中国台湾学者，还有日本、美国等国外学者；从研究角度上，有法律层面、盐政制度、私盐与社会关系、个案分析等。

对“私盐”概念的界定，王小荷在《清代两广盐区私盐初探》一文中认为，私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不纳任何饷课，逃避所有掣验的盐斤；另一种即所谓越界私盐。吕一群在《清代湖广私盐浅议》中认为，所谓私盐，就是由商贩偷运，没有缴纳盐税的盐，包括官私、枭私和邻私等。

从地域角度看，学界对于各个地区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影响等研究也越来越全面、深入。关于两淮私盐研究成果颇丰。吴海波的清代私盐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他的《道光年间江西私盐案浅探——以〈刑案成式〉为例》可谓见微知著：以一些发生在道光年间的私盐个案来分析清代私盐的复杂性、严重性和多样性。阐释了清代私盐泛滥的原因、特点及影响。所欠的是对史料可信性的分析。《清中叶江西中、南部地区枭私的活动特点与运销方式》及其博士论文《清中叶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以湖广、江西为中心》都论及了江西等地的私盐。《清代两淮榷盐体制的演变与私盐》认为，清代两淮榷盐体制经历了纲盐制、票盐制和循环转运法三个阶段。榷盐体制的演变与私盐的泛滥密切相关：榷盐体制的不合理性成为私盐泛滥的重要诱因。而私盐的泛滥则加速了榷盐体制的败坏与演变，并最终促使榷盐体制随着清政府的日渐衰落而崩溃。《清代湖广官盐运销流通与私盐》认为湖广地区边私侵灌严重，主要缘于僵化的划界行盐制。曹金发、董杰的《一把双刃剑——试析清代两淮私盐社会影响的双重性》认为清代两淮盐区私盐泛滥，与这一时期的老百姓、盐商、官府都紧密联系，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又有不利的一面。方裕谨的《道光初年两淮私盐研究》叙述了私盐的种类、危害。史料翔实，但未作更深入的探讨。

对于云南私盐，丁琼的《清代云南私盐问题研究》观点较为新颖。认为清代云南私盐以咸丰为界，前期主要是腹地私盐，后期主要是边岸私盐。前期腹地私盐的泛滥主要与制度的缺漏、沉重的封建剥削、利益的驱使以及私盐所具有的优势有关。后期边岸私盐的侵销主要与市场需求、边民互市和借销邻盐的基础、天灾人祸、清末名目繁多的盐课以及帝国主义的纵容等因素有关。

另外，黄国信的《清代两广私盐盛行现象初探》，黄启臣、黄国信的《清代两广盐区私盐贩运方式及其特点》，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王肇磊、贺新枝的《鄂西北私盐运道概略》及《论清代鄂西北私盐运销形式及相关问题》，日本渡边惇的《清末时期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以与私盐流通的关系为中心》，史玉华的《从巴县档案看清代四川的私盐问题》，杨彩丹的《清末陕西私盐问题研究》等都相应地阐述了各个地区的私盐活动状况、影响等内容。

从时间上看，涉及雍正、道光等时期。张丹丹的《雍正朝私盐的种类探析》分析了灶私和枭私产生的原因及形式。她的《清朝私盐贩运的影响》认为私盐产生由来已久，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各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黄国信的《清代雍正到道光初年的盐枭走私》涉及盐枭的私盐来源、人员构成、组织与走私方式及盐枭走私盛行不衰的原因。燊甫的《道光十年私盐贩黄玉林案》叙述了道光时期的个案，反映了清代私盐的严重性。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一些国外学者也都在学术专著中提到了私盐。日本学者佐伯富的《清代盐政之研究》认为官盐价格昂贵是私盐盛行的主要原因。他对官盐价格昂贵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官盐不能敌私的原因；还对私盐的种类、影响等进行了分析。该文史料丰富，理论性强。日本渡边惇的《清末时期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以与私盐流通的关系为中心》、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世财政史之研究》、美国费正清和刘广京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佐伯富的《中国盐政史的研究》和《盐与中国社会》、道格拉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私盐的盛行状况或影响等问题。

在国内，武汉大学陈峰的《清代盐政与盐税》对清代盐业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其中“清代私盐的泛滥与巡缉”专门论述清代私盐问题，对私盐的种类、泛滥的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张小也的《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对清代私盐的种类、特点、原因及地区性特点、私盐活动的发展等进行了分析。这是清代私盐研究较全面和系统的一本书。

2．对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私盐的研究

丁长清主编的《民国盐务史稿》分析了清朝以降私盐的种类、生产、泛滥原因。认为近代以来私盐屡禁不绝的原因，一是中国海岸线漫长曲折，盐斤散布各处，难于缉剿；二是运道阻塞，交通不便；三是官盐税高而价贵，私盐无税而价廉；四是引岸制度的存在是其主要原因；五是缉私军警庇护私盐。李涵等著的《缪秋杰与民国盐政》，丁长清、唐仁粤主编的《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卷）都谈及了民国时期的私盐问题，但基于文中时间跨度大、内容涵括面广，未对私盐的流通、影响等作更深层次分析。

周创奇的硕士论文《1915—1928年间的西蒙盐业近代化及私盐问题》阐述了私盐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自然因素和管理与制度上的不足及漏洞。

曹金发、董杰的《民国时期的两淮私盐与盐法》认为，民国时期，两淮盐区由来已久的私盐问题依旧突出，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力图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来打击私盐、增加税收，客观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们的《试析民国时期私盐问题的成因》认为民国时期私盐问题产生的原因更加复杂，不仅因为私盐较官盐有优点，还因为历史的、制度的、主观的及供求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诸如历史根源、商人贪利、军警擅权、制度漏洞、地方便利及供求之失衡，等等。

朱霞的《私盐、国家垄断与民间权力——以云南诺邓井的私盐问题为例》以下层民众的视角，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诠释了私盐的含义。文章角度较新，给私盐研究提供了启迪。

还有一些文章研究了20世纪20—30年代河北的硝土私盐问题和河南的土盐问题，比如殷燕的硕士论文《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硝土私盐问题研究》、于晖曙的硕士论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土盐问题研究》和曹金发、董杰的《试析国民政府前期两淮私盐的种类》等。

对新中国的私盐问题研究，近几年也呈现上升趋势。私盐研究涉及私盐种类、特点、危害、盛行原因、缉私措施等诸多方面。比如何克拉的《私盐流通及其危害初探》，分析了新中国私盐产生的原因、流通的特点和方式、危害、缉私措施等。高燕的纪实性文章《私盐在侵蚀……》、《私盐不能再泛滥》等文用真实的数据说明了现在私盐泛滥的原因、后果等。李茂顺的《苏北食盐市场区域侵销的成因及治理对策》、周泽湘的《“食盐专营”与盐的产销平衡浅析》和《食盐专营面临的困境及解决的措施》、罗毅的《关于食盐专卖制度弊端的法律思考》、杨国麒的《关于盐业专卖的探讨》、陈春迎的《论强化食盐专营与构建和谐盐业》、龙超的《论中国食盐专营体制及其未来变革》、饶登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食盐专营》单鑫的《食盐专营：企业身份、行政管理与体制改革——基于88篇“食盐专营”相关文献的研究》王伟的《中国食盐专营体制之历史性反思》等都论及了新中国的私盐问题。

（三）学术界对缉私和私盐的研究态势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缉私的研究表现出了如下态势：

第一，盐务缉私研究呈现出发展趋势，但研究深度尚嫌不够。从研究形式上来看，文章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逐年上升趋势，但至今尚未出现专门研究盐务缉私的专著。从内容上来看，盐务缉私一般停留在私盐研究的附属地位，且仅限于罗列缉私措施史实，对私盐盛行的原因与缉私措施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未作深入探讨；或是在法律层面上探讨缉私措施，而这仅仅是缉私举措的一个层面，无法从法律内容的是否严厉上来考量缉私效果；更缺乏以盐务缉私为核心视角来审视缉私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情形的研究，从而也未能把缉私的措施、效果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背景下来分析考量，也就未能对缉私得失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研究力度上看，盐务缉私研究力度尚不及私盐研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盐政的系统性、完整性的认识。

第二，缉私营队，作为缉私法律令则最重要的执行者、缉私要务的第一线人员——未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完善的法律规章要靠执法者去充分执行才会出现完美的效果。现有一些论及缉私营队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缉私人员的腐败无能导致缉私无果层面上，而对这一现象的成因鲜见有人加以全面剖析。另外，未见有人从缉私营队的内部情形角度对缉私营队制度作全面深入考察。

第三，学术界对清代及国民政府时期一些盐区的盐务缉私研究较多，成果也较丰富，但对北洋政府时期的盐务缉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四，各盐区的盐务缉私研究呈现不均衡情状。对两淮盐区的盐务缉私研究较多，但别的盐区研究尚显不足。比如长芦盐区，对长芦盐区的盐务研究就显得非常薄弱，对长芦盐务缉私研究则几为空白。

第五，关于私盐研究。在20世纪初，私盐研究就开始起步；至20世纪下半期，本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呈现出私盐研究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研究层面新、研究人员多等可喜现象。但也还存在好多问题，比如视角还比较单一、深度不够、可开拓空间尚大等。可以把私盐研究放在政治、社会、地方发展等大背景下对其流通与影响加以考证。

三 选题意义及写作依据

（一）选题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长芦盐务的研究有所进展，但仍显十分薄弱，表现在论文不多，专著更不多见。曾仰丰著的《整理长芦盐务报告书》（1934年6月）讲述长芦盐务减销的原因等。长芦场志编修委员会编的《长芦盐志》记述了长芦盐业的历史和现状，注重介绍其生产运销流程，具有较强的资料性。还有一些书籍论及了长芦盐务，如关文斌的《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孙德常、周祖常编的《天津近代经济史》，郭蕴静、涂宗涛编著的《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等，主要从天津城市发展层面探讨了长芦盐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史料汇编或多或少地涉及了长芦盐务。（1）涉及长芦盐务内容较多的，如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塘沽文史资料选辑》、《汉沽文史资料选辑》，河北省文史资源研究委员会编的《河北文史集萃·经济卷》，丁长清编的《近代长芦盐务》等选编了有关长芦盐务的一些回忆录和文章。（2）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朱玉泉主编的《李鸿章全书》、李翰祥编辑的《曾国藩文集（一）》也部分涉及了长芦盐务。（3）一些史志书籍，如张岗著的《河北通史·明朝卷》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河北省志·盐业志》14等对长芦盐务历史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一些论文论述了长芦盐业的盐官制、盐商、盐业发展及与社会的关系等。申玉山、梁瑞敏的《长芦盐务与第二次直奉战争》利用档案资料，论述了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尤其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给长芦盐务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胡光明的《论清末商会对长芦盐务风潮的平息》，对1911年春清王朝覆亡前爆发的亏欠洋官商款1000万余两白银的长芦盐务风潮，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近代中国市场交互关系的宏观背景下，分析其发生的远近原因、平息过程与历史教训，以揭示近代津直商会这一新生的资产阶级法人团体在近代中国市场体系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中介功能与作用。芮和林的《浅析乾隆时期长芦盐商走向衰落的原因》认为，长芦盐商财势在清代康、雍年间最盛，乾隆朝时开始滑落。由于乾隆对长芦盐商的巧取豪夺，盐商纷纷破产或负债，走向破产。巩立彬的《清代长芦盐官制度》记述了长芦盐官的设置、选拔和任用、考核和奖惩方面的情形。原祖杰的《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阐述了清代天津商人的崛起，并形成了行会、会馆和芦纲公所。经济利益和城市生活使这些居民连成一个社区，而以商人为主体的社会参与对于社区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郭明涛的硕士论文《日本对长芦盐的掠夺与食盐统制配给研究》对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对长芦盐进行掠夺——长芦盐输日外，还利用食盐统制配给制进行了掠夺。刘洪升的《试论明清长芦盐业重心的北移》认为，长芦盐业自“汉以来率皆注重沧州”，沧州是“盐产中心”和“盐运总汇之地”。管理长芦盐业的机构——长芦盐运司就驻其地。直至明中叶，长芦盐业的重心一直在沧州。明中叶以降，长芦盐业的重心逐渐北移。到清代，天津则取代沧州成为长芦盐业的重心。运道的变迁和晒盐技术的推广是长芦盐业重心北移的关键。芮和林的《新中国的芦盐运销体制》叙述了长芦盐务运销新体制的建立、职能、扩大销量的措施及盐价等。另外，林永匡的《清初的长芦运司盐政》和《清代长芦盐商与内务府》等都论及了长芦盐务。

纵观学术界对长芦盐务的研究，研究成果不多，探讨视角不广，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清代长芦盐政的某些侧面，对民国时期等阶段的研究尤显薄弱，对长芦缉私营的研究几为空白。本人拟对北京政府时期长芦盐区缉私营制进行研究，约略有以下一些意义。

第一，可以为改变中国重要盐产区——长芦盐区的研究薄弱局面做些琐微工作，笔者布鼓雷门，以图抛砖引玉，期望学术界加强对长芦盐务的研究力度。

第二，截至目前，学术界对盐务行政的重要领域——缉私营队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笔者打算主要利用河北省档案馆馆藏珍档——《长芦盐务》档案中有关缉私营队的档案资料，对长芦缉私营队从内部并结合其执法的外部环境进行详细、具体的考察，以客观、公正地去考量、评价缉私营队的工作及缉私效果。为填补这一重大空白做一点贡献。

第三，尝试对盐务缉私研究进行研究角度创新。以往的文章、专著往往从一些奏章、法律文件和旁人的记述书志层面去评价缉私营队，得出的结论一般是缉私无果主要是缘于缉私营队腐败无能。未对缉私营队的缉私活动作全面考察即下结论，就显得带有主观臆断和隔靴搔痒之嫌。笔者认为其“无能”、缉私无果，不仅由于其作风腐败，可能也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有关。笔者打算从缉私营的具体状况入手，对盐务缉私制度及缉私效果进行分析考量，以全面客观地破解私盐难禁之谜。

第四，对北京政府时期的盐务治理研究也做点工作。以前学术界对北洋军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自身，现在则开始关注北京政府的统治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笔者试图以自己的一孔之见献诸此域。同时，长芦缉私营队的变迁也反映了北洋军阀内部的风云变幻和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也可算是北京政府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本书对其基本状况的阐述，力图再现彼时的社会情况，也可为人们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一点帮助。

（二）写作依据

第一，学界前辈们对私盐和缉私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为笔者进行本书研究提供了理论及方法指导。

第二，笔者在攻读硕士时期，曾研究国民党河北省地方民众武装问题，积累了一定的有关地方武装团队的研究基础，可望为长芦盐务缉私营的研究提供一点借鉴和基础。

第三，笔者在协助郭贵儒、秦进才两位老师查阅长芦盐务档案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长芦缉私营档案资料。截至目前，笔者已搜集了几百卷之多的有关长芦盐务缉私营的档案资料和部分相关书籍与文章。这些档案资料尘封已久，弥足珍贵，至今极少有人利用过，这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充实可靠的资料基础。

第四，笔者对历史的兴趣来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的飞速发展伴随着许多美好事物的消亡。人们在迫切追求金钱物质欲望的驱使下，不惜铤而走险，制私贩私，假冒伪劣商品充斥；执法犯法，职务犯罪现象频发……一幕幕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如何在现有制度下，寻找一种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契合点，让社会在良性轨道上和谐发展，是笔者长期以来力图寻找答案的疑点。长芦缉私营队作为一个处于利益渊薮中心的组织，其发展状况及管理得失必定会给后人留下诸多的经验教训。对长芦缉私营的研究，也许会对自己长久困惑的某些问题提供一个思考的支点。

四 本书研究方法

本书论题从方法论上看，涉及了个案与整体关系问题。

从研究对象上看，“长芦缉私营队”可谓个案，而笔者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北京政府时期盐务缉私营队制度的得失，以图读史知鉴，为现在盐务缉私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及思考。这就使本书的研究面临特殊性和普遍性、微观和宏观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是本书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为此，笔者很赞同美国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其论著《文化的解释》中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个案的代表性”也不等同于“个案特征的代表性”。研究者研究的应该是个案特征，而非个案。而个案特征是具有重要的代表性的。所以，在研究长芦缉私营时，笔者要在这个个案中进行概括，而不是概括个案，即把微观阐释和宏观概括结合起来，让此个体特征反映当时制度得失这个整体。使二者在动态互动中互相映衬，让长芦缉私营这只麻雀印证当时的缉私制度概况。

从本书的研究范畴上看，它是一个跨政治、经济学科的课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笔者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政治学的视角，利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历史性比较、历史考察、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方法，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主要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资源，爬梳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盐区私盐动态与长芦盐务缉私营制详情及其对缉私效果的影响，结合现在盐务缉私情形，以历史的视角，来审视现在盐务缉私得失，为现在的盐务缉私队伍建设提供借鉴范式。

五 本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1．中国盐政历史悠久、复杂烦琐，初涉者短时段内明晰其究殊非易事。彭雨新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为了专卖和重税，一勺之盐，须经多少难关、多少里程、多少手续，才送到消费者手中。关于盐业，有各处产制海盐、池盐、井盐的地区，称之为产场；有各处销售食盐的分区，称之为引岸；有各种不同的运销制度，名曰官督商销、官督民销、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就中以官督商销行之最久；有各种盐官盐役的设置，如清代有巡盐御史、盐运使司、库大使、检验大使、盐道、盐官以及卡员、巡役、书吏，等等；有各种督销的盐引名称，如所谓正引、改引、纲引、余引、陆引、水引以及区别盐斤重量的大引小引；有各种缉私对象，如场私、邻私、官私、军私、商私、枭私等私贩；有各种盐税征课名目，如正课、杂课、盐厘、加价以及陋规、公费，正课、杂课又有各种项目，陋规、公费更是难以悉数。所以，论其复杂烦琐非一般人所易详悉，可称之为‘盐糊涂’；论其积弊相沿难以涤刷，可视为历史的沉渣。这就是盐政。”盐务课题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对笔者目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当然更给了笔者今后学术研究发展的博大空间。这有待笔者去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充实自己、更新自己，为今后的盐务研究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2．研究盐务缉私营这种组织的文章与专著几为空白，可供借鉴与参考的内容极少，给本书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这就需要自己多方挖掘、熟悉和考证史料，勇于探索与开拓，谨慎求证、大胆创新。

3．分析缉私营兵制及管理对缉私效果的影响，目的是求证北洋政府时期缉私营军制及管理体制的成功与失败之处，从而为现在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提供借鉴与思考。此课题理论性强，需要笔者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来分析和思考问题。这就需要笔者加大政治学、经济学理论学习力度，努力提高自身理论素养。

4．本书涉及学科多，知识面广，文中需要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军事学等方面知识，这就需要笔者不断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

总之，盐政问题晦涩难懂，再加之笔者知识水平有限，文章中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请各位方家多多批评指正，以利笔者改正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