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9.8%的年平均增长率。许多国内外研究者预计，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不久之后将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在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

从既往的赶超速度来看，IMF的预测并不令人意外。按照常规统计口径即按照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中国GDP总量在1990年只排在世界第10位，到1995年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到2000年又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随后，在21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10年终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位于美国之后。2011年，中国GDP总量为72981.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8.4%和世界的10.5%。问题在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将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按照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在2010—2020年GDP总量翻一番，只需以略低于年平均7%的增长速度即可达到。考虑到2010—2020年人口增长率大约每年只有0.3%，如果GDP每年增长7.3%左右的话，人均GDP也可以翻一番，即在2010年4382美元的基础上，按照可比价格，2020年达到8764美元。即便如此，届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果在这以后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则会使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较长时间。

从经济史来看，国家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通常会遭遇一个显著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Eichengreen等（2011）利用大量国家的长期历史数据分析发现，通常在人均GDP达到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17000美元时，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平均从年均增长率6.8%下降到3.3%，降幅高达51.5%。经历这样一个明显减速的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中等收入国家。而一旦中等收入国家大幅减速，便意味着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却未能以同样的步伐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过久，以至长期未能逾越这个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则可以认为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充分利用了优越的人口因素，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但是，自2011年开始，随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下降，人口结构发生逆转，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必然的结果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下降。即由于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发生不利变化，即使在生产率提高趋势不变的情况下，GDP的潜在增长率也将下降。根据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978—1994年为9.66%，在1995—2010年为10.34%，而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将分别下降为7.55%和6.2%（陆旸、蔡昉，2013）。

一个经济体充分挖掘和利用了特定发展阶段的增长源泉，并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的，这也是经济规律使然，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不可接受的结果。但是，如果一种显著的经济增长减速，伴随着一系列不利于挖掘可持续增长新源泉的现象，增长减速则可能转变为增长停滞。有若干相互关联的因素，造成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风险。

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用“未富先老”来概括，即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速度也更快。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0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3%，而同期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该比率的平均数仅为7.5%。除去其他挑战外，这也必然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发生较早。如果把2010年作为中国增长减速的转折点，按照相同口径比较，当时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国际上平均减速点人均收入基准的67.5%，即早熟的老龄化导致早熟的增长减速。更重要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减速开始的同时，中国面临着一些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特征，例如较大的并且未见明显改善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