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区别阶段性供给侧因素与周期性需求侧因素

测算表明，如果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的增速因素，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从1978—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并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由于按照定义，潜在增长率是指特定时期、给定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没有周期性失业，也没有明显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供给侧因素导致的。同时，引起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实际增长减速的供给侧因素，并不等同于供给不足，因此，供给侧施力也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供给。

有研究者认为，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因素是来自于世界金融危机相关的外需不足，属于周期性因素（Lin, 2011）。因此，他们坚信通过从需求侧发力，可以期待经济增长形成一个“V”形的复苏轨迹。但是，正如前述表明，表现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供给侧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并不能回归到原来的基点上。例如，以11种代表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与世界贸易的同一比重相比，可以得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自2000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13年总共下降了36%。

供给侧因素通过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是趋势性因素、是不能逆转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多体制性扭曲，从供给侧提高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是可以通过改革矫正的。综合这些可变和不可变因素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不会硬着陆，而是将经历一个随发展阶段变化下行，随后通过改革赢得新的增长动力以遏制下行趋势，甚至改革红利还能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回升的L形轨迹。

下面，从供给侧来观察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具体导致经济减速的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确定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第一，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例如，2004—2014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为11%，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同时，新成长劳动力即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量显著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也产生抑制生产率提高的效果。据估算，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自2004年开始即呈提高趋势，至2012年已经上升了40%（都阳，2014）。虽然国外媒体关于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已超一些发达国家的说法并不属实，但是，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及国际竞争力的确在弱化。

第二，资本报酬递减，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在很长的时间里支撑了投资驱动型的高速经济增长。而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了，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据学者研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明显加速，加总资本回报率常常会低于许多企业所支付的贷款利率（白重恩等，2014）。

第三，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如前所述，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重新配置的贡献。这个贡献率是在2010年以前外出农民工年增长4%的情况下达到的。2014年，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都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是主要的农村外出打工群体，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

第四，诸多体制性障碍提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越是在新常态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越是重要。然而，市场的作用不是抽象的，而要通过各种具体的功能和机制得以发挥。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政府管制过度、审批过程烦琐、税费负担以及社保缴费率过重、融资渠道不畅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的歧视性待遇等问题，都严重妨碍着市场的良好运作，提高了企业面对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客观上产生抑制微观领域创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