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革优先领域和改革方式

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和人口抚养比提高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呈现自然降低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面对不断降低的潜在增长率不能有所作为。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清除不利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从而减缓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将成为中国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改革红利的模拟结果，也有助于我们选择改革的优先序和改革路径与方式。

第一，政府应该继续坚持“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虽然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例如，与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单独二孩”政策在最初的15年对潜在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但是这种负效应十分微弱。而从长期来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人口生育政策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但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乃大势所趋，不能指望有明显的逆转。越早调整政策所能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因此，应该尽快从“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且能够根据人口发展现实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

第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和机制，创造平等进入和退出的竞争环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仍然有着巨大的潜力，即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有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30%—50%（Foster et al., 2008; Foster et al., 2001）。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50%（Hsieh et al., 2009）。这两个数字如此巧合的含义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获得这种类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所以，与此相关的改革也是收益明显的领域。

实际上，通过形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给予更多的机会让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竞争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可以获得上述改革红利，即通过提高要素流动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最终使潜在增长率得到提高。此外，还可以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只有市场化的利率才能实现资本的配置效率。在非市场化的利率条件下，利率不能随着资本回报率浮动，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都低于最优水平，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第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公共政策改革，可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既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可以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疏通劳动力流动渠道，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如此，这项改革还可以缓解工资过快上涨的压力，给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赢得时间。遵循三条并行的路径——吸纳农民工成为城市户籍人口、为尚不具备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成为收获改革红利的典型领域。唯其如此，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解决改革成本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担问题，形成激励相容。

第四，政府和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培训项目。考虑到员工的流动性，企业为员工提供培训时会有顾虑。但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依靠人力资本。同样，企业想要提高生产力和科技创新，也同样需要依靠人力资本。因此，从提供培训的角度来看，企业希望面对的员工是稳定的，而员工又希望通过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实现其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在企业培训项目之外，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培训项目，通过培训的方式增加人力资本，最终可以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以我们的模拟结果为例，如果每个员工在工作10年中都能获得1年的培训和再深造机会，那么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提高0.3—0.4个百分点。

第五，当面对“一揽子”改革项目时，政府应该更加关注“改革的优先序”问题。目前，经济学界对改革优先序的观点有“先易后难”、“达成共识先改”、“最小的‘一揽子’改革”等。实际上，我们可以选择“增长效应”更明显的改革措施，例如，逐渐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逐渐从“单独二孩”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改革金融体系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更多的培训项目增加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这也符合李克强总理所说“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