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觉元贤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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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回顾与本书要点

在此有必要对学界以往关于元贤研究做一检讨,为便于说明,以下主要从生平、思想、禅宗史、文献等四个方面加以总结。

一 生平研究

较早的有民国时期恭默所撰《鼓山永觉大师传》,此文载于《佛学半月刊》。恭默:《鼓山永觉大师传》,《佛学半月刊》,第6卷第14号,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2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08、409页。1949年以后有林子青《元贤禅师的“鼓山禅”及其生平》《明清佛教教史篇》,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5册,大乘佛教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林明珂《永觉大师》《法音》1993年第4期。,范佳玲《明末曹洞殿军——永觉元贤禅师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元贤的生平》、第三章《永觉元贤的宗教志业》等。范佳玲:《明末曹洞殿军——永觉元贤禅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05年。当然,各类关于元贤的简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罗列,基本上都是以林之蕃所撰《行业记》及潘晋台所撰《鼓山永觉老人传》为依据,略作梳理。其中范著将元贤生平分为在家、参学、弘化三部分,整理“元贤相关传记资料一览表”,并论述了元贤对鼓山寺、鼓山僧团的建设以及佛教社会教化等的参与,评述元贤的行事风格,较为全面。

台湾学者黄一农在其《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曾批评学界研究一种不良风气:“屡屡可见一些学者不从先前的研究出发,而只是径自摘抄原典,却又不曾积极扩充新材料,或尝试较深入地梳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创见的新结论。这些作者有意避谈己文与前人研究的异同……在史学期刊中许多后出的论述常不能显现该课题最高的研究水平。”黄一农:《自序》,载《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按:这种情形在元贤研究中也十分常见,此类“文章”不在少数。对此,笔者深有同感。本书关于元贤之生平,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有两个方面的新突破:首先,挖掘新史料,特别是《庐峰蔡氏族谱》等族谱、地方史料的补正,并积极使用内证,除了勾勒大致的生平履历之外,从寺院道场、人际交游、弘化特点等不同侧面展示元贤丰富的人生;其次,本书中元贤的身份定位一般来说,学界对于元贤身份师承上存在认识的混乱,乃因为对“禀戒弟子”理解有所偏差。元贤是从博山无异受具足戒,并从其受菩萨戒,而元贤又从闻谷大师处得到“云栖戒本”,故而有所谓“戒本真寂”之说。一般学者对于元贤与闻谷的关系感觉困惑,如陈永革即含糊地说:“(元贤)在宝善庵受闻谷大师所授之大戒。”(陈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在十五卷本《中国佛教通史》第13卷中,作者曾指出:“元贤戒法,本自闻谷,而闻谷具戒于云栖……元贤又将云栖戒法传给道霈,因此,从元贤到道霈这一鼓山涌泉寺禅系的戒法,源于云栖祩宏。”然而,这里所谓的“戒法传承”其实还是指思想的脉络——而不是法系传承;而且作者并没有搞清楚元贤、道霈、闻谷三人之间的关系,其竟然将道霈作为闻谷大师的法嗣。(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320页。)将与以往有所不同,此前大都以元贤作为曹洞鼓山系的祖师或禅师身份,即所谓“明末曹洞殿军”,而本书则特别关注他的另一个身份——禅宗授戒法系的传人及作为有别于古心一系的禅宗授戒法系传戒重要道场——鼓山涌泉寺之中兴祖师。

二 思想研究

这主要集中在禅、净、教、律、三教、民族意识等六个方面,通史性著作如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蔡日新《南宋元明清曹洞禅》蔡日新:《南宋元明清曹洞禅》,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毛忠贤《中国曹洞宗通史》毛忠贤:《中国曹洞宗通史》,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十五卷本)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十五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对元贤思想有所评述;专篇论文如李鸿《永觉元贤的禅净思想探略——以〈净慈语要〉信愿行为要点》李鸿:《永觉元贤的禅净思想探略——以〈净慈语要〉信愿行为要点》,《法音》2013年第7期。主要探讨元贤《净慈要语》中的禅净思想,黄曾樾教授《永觉和尚广录探微》黄曾樾:《永觉和尚广录探微》,《福建佛教》1998年第2、3期。主要借助鼓山珍稀文献探讨元贤在明清易代中的政治或民族立场问题。不过,元贤思想或哲学方面研究当以陈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及范佳玲博士学位论文最为深入。陈永革先生与笔者师出同门,他是“赖门”早期博士,该著作是其博士学位论文,全书共九章,几乎各章都会有元贤见解的引述:范著第四章论述元贤的禅法思想,第六章论述元贤的经教思想,第七章探讨其三教思想,较为系统全面。

本书将以元贤及其鼓山法系为个案,探讨明清佛教法缘宗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应先说明,就佛教发展史而言,明清佛教所呈现的面貌与唐宋时期的确有很大的区别,本书将充分肯定明清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是笔者一贯的主张,也是本书的基本论调。

此外,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本书也将对以往研究结论做出商榷。例如,《晚明佛教思想研究》第四章第三节主要以汉月法藏及永觉元贤的戒律思想为中心阐述“从佛性戒到禅律一体”,且不说他对法藏的身份认识有误,法藏不是以“宗门禅僧投身戒律复兴”,以以往学界的律宗观点来说,法藏也是古心律师一系不折不扣的弟子,他的身份在弘戒方面是属于古心一系的律宗授戒法系,而不是什么临济宗。马海燕:《论〈律门祖庭汇志〉的史料问题、宗派意识及其影响》,《佛学研究》2014年。对于元贤律学思想的评述也存在很大的偏差,如其认为元贤对于佛教戒律思想的理解是基于禅宗的参究,陈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189页。这是因为他引用了元贤语录中的《受戒三问》;他又指出元贤有摄戒归心、摄戒归性的禅戒一体论思想观念,同上书,第186页。这是因为他所引证的文字都是来自元贤语录中的《授戒普说》。实际上,这种文字都是元贤“一心”思想下圆融诸宗的语录,多属丛林活动中的惯常说法,或以之为套话也未尝不可,以之作为论证材料未免有失严谨。在此值得特别提醒的是,元贤法系是宗(禅)、律并传的,他绝不允许传律弟子“妄拈宗乘”,某位付戒弟子因此受到元贤严厉的呵责,足见他对于禅、律之间界限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以法藏之戒法为“禅律”合流之明证尚有依据,元贤则未必。但是,笔者认为不能以法藏作为禅宗丛林传戒的典范,虽然他宣扬禅律合流,可他是古心一系的正宗传人。

三 禅宗史研究

这主要是指禅史方面的争论,以陈垣先生《清初僧诤记》以及范著第五章论及较多。范著涉及元贤关于曹洞宗旨等的探讨,其第三节讨论了元贤《龙潭考》和对觉范的评价等。本书则重点关注元贤参与明末清初《五灯严统》诤、“五代叠出诤”等僧诤的方式以及这类僧诤对鼓山法系的影响,其中一些意见为教界或学界所未曾注意者。

四 文献整理与研究

主要是元贤著作等文献研究。文献学作为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有其相应的学术规范与方法,前人对于佛教文献的整理工作,主要有钞写、校勘、注解、考证、辨伪及辑佚等。鼓山系如元贤、道霈等都是著述宏富,对于鼓山文献(包括元贤文献)的整理在民国时期即备受瞩目,弘一大师、虚云大师都进行过这方面的工作。弘一大师:《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佛学半月刊》1935年第97期,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0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342页;虚云:《鼓山涌泉寺经板目录序》,《佛学半月刊》1936年第118期,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2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例如,当时著名的佛学刊物《佛学半月刊》刊发大量上海佛学书局印行的鼓山文献广告,并列有详细的目录;《佛学书局出版鼓山版本一览》,《佛学半月刊》1935年第117期,见《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1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79—481页。福建省佛教协会杂志《福建佛教》以及《闽台法缘》都点校刊发有大量鼓山文献,元贤著作也在其中;福建著名的文史学者郑丽生先生著有《鼓山艺文志长编》,内有关于元贤著述的部分;收入其《郑丽生文史丛稿》,海风出版社2009年版。范著第二章第二节《元贤的著作》介绍了元贤撰述类、语录诗文等各类著述,并评价了元贤文章的风格;纪华传《明清鼓山曹洞宗文献研究》第二章《永觉元贤著述研究》也是针对元贤著述的专题研究。纪华传:《明清鼓山曹洞宗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毋庸讳言,学者自身的佛学素养、宗派意识等对其文献整理工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明清以后佛教史实体认的浅深将直接关系到整理者及文献使用者对相关文献的简别、解读与运用。例如,因为不能明了明末各种授戒法系的存在事实,学界一般都是将元贤、蕅益大师等的律学著述归入时人所谓律学研究之作——也就是仅仅有“思想”而无具体实践。学界针对这类律学著述也仅作文字上的解读,未能明白撰述者真正的用心所在。实际上,明清以来大部分的律学著作都是在研究或探讨如何传戒,即传戒如何才能如法的问题。各位作者之间不是互不交涉或者“一团和气”,也不是唯谁马首是瞻,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存在相互“批评”、竞争乃至于激烈“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并不存在所谓“律宗”(特指古心一系)一家独尊、独掌传戒的局面——这和民国以来传戒以宝华山或古林寺闻名、常用见月《传戒正范》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些人物、著作应归入不同的授戒法系,只有这样才更接近明清佛教的历史事实。因此,从授戒法系来看,元贤属于禅宗授戒法系,当时元贤批评南北戒坛戒法,且将律学直承“灵芝照”律师,其《律学发轫》等著作都是有针对性的,绝非泛泛而论。

总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方法以文献、历史的梳理、考证为主,重在禅宗法脉、授戒法系的探讨,不求面面俱到;具体章节的分布参照元贤本人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如净土修行问题只在第四章第一节《净慈法门》中讨论,因为元贤净土观主要是受到莲池大师一系影响,以“净、慈”相结合,注重个人修学与社会弘化的相辅相成,故而第二章讨论禅法时不予涉及;在宗律并传模式中,元贤不允许授戒法系的传人“妄拈宗乘”,因而一般学者所热衷探讨的“禅宗戒律思想”实际上只是在心性论的总原则下才有(第二章第一节会涉及),而在传戒实践或僧人具体行持中是较少谈及的,故第三章中不讨论这方面的内容;此外,有关元贤会通儒释或三教观等问题,因与法脉法系关系不大,只分散在各章节中略为阐述。附录一为《元贤交游人物表》,以《永觉和尚广录》中所见人物为主,当然会有所遗漏;附录二收入元贤主要传记两种,并略作订正;附录三为《鼓山辨谬》,是元贤唯一嗣法弟子道霈参与清初“五代叠出诤”的珍稀文献,因关系鼓山世系问题,特录于此,以备学界进一步研究之用。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本书采用了笔者近年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略作修改后收入各章节,这些论文主要包括:《为霖道霈与清初五代叠出诤考论》(《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2期)、《明末五台山澄芳律师生平略论》(《五台山研究》2013年第3期)、《授戒法系与现代鼓山传戒改革论析》(《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弘一大师与“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论析》(《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明清以来两岸佛教戒法源流探索》(《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明清佛教授戒法系综论》(《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授戒法系视域下台湾佛教史新论》(《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3期)等,在此谨向发表笔者论文的各刊物表示感谢。南京市佛教协会詹天灵先生始终关心笔者研究的进展,提供了许多帮助;硕士导师林国平教授指引我从事鼓山法系研究,又提供民间临济法派宗谱资料,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厦门大学林观潮教授作为评审专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福州开元寺、研究所及出版社诸位同志热忱支持本书的出版工作,谨此一并致谢!当然,授戒法系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视角是笔者所阐发与运用的,本书只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