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庭文化环境的影响：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萌芽

泰戈尔于1841年5月7日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中心乔拉桑戈一个富裕的信仰印度教的婆罗门亚种家庭，按排行他是第十四子。他的家族在印度加尔各答是一个名门望族，产生了不少名人大家。泰戈尔曾自豪地说：“我家的大多数成员都有些天赋，他们中有画家，有诗人，有音乐家，我们家的整个气氛中都洋溢着创造精神。”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尔伽纳塔（1794—1846）智慧、勇敢、精明、潇洒，富有商业天赋，拥有银行、船队，因而家庭殷富，被称为商业“王子”；他信奉印度教，乐善好施，积极资助印度教徒学院、加尔各答第一所医学院；在政治、宗教方面，他与社会改革家、宗教改革家拉贾·罗姆摩亨姆·罗易是可靠朋友，不遗余力地支持罗易领导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并且创立了土地所有者协会。德瓦尔伽纳塔对加尔各答的经济、政治、宗教发展有较大影响，为家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和罗姆摩亨姆·罗易都是现代印度的缔造者之一。”

泰戈尔的父亲代温德拉纳特（1817—1905）是一位哲学家、社会改革者。泰戈尔曾多次谈到自己的家庭氛围和父亲的影响：“我生长在一个以奥义书经典作为日常礼拜的家庭，并且在很久以前父亲就作出了榜样。父亲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着与神的密切交往，但是他没有忽略对世界应尽的责任，也丝毫没有减少对世俗事务的强烈兴趣。”代温德拉纳特对于他的父亲、“商业王子”德瓦尔伽纳塔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接过父亲晚年奢侈带来的不景气的家业，重新经营，扭转危机，从而恢复了家庭的财富。但代温德拉纳特与父亲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他简朴纯洁，德行崇高，沉稳持重，人们称他为“大仙”，因为他的生活就像2500多年前撰写奥义书的大仙们一样纯洁清正。他笃信印度教，对婆罗门信奉的创造大神梵天顶礼膜拜，崇尚神秘的祭祀活动和宗教狂热活动，1839年，他组织成立了崇奉独一无二的梵天的宗教协会“通梵协会”（后更名为“知梵协会”，该协会宣传印度教精神），他“整天除了梵天、梵天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主要忙于改良主义事业。泰戈尔的父亲还喜爱大自然，热衷于冒险的旅行，在大自然和旅行中对梵进行深刻思考，调和对自然美和生活美的感受。“大仙”不是远离社会、国家和人民的修行者，而是一位思想觉悟极高的人，他的本性和哲学是反对逃避主义的，因此他时常关心祖国的尊严和命运，同情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泰戈尔父亲的思想和行为对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泰戈尔的母亲夏勒达·黛维（生卒年不详）出身于正统的印度教家庭，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具有勤劳善良、坚忍宽容等优秀品质，且擅长操持家务，劳于抚育儿女，她能使家人成为著名人物，而自己甘于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泰戈尔的大哥德维琼德拉纳特（生卒年不详）是大学者、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和数学家，长诗《梦游》可与斯宾塞的《仙后》媲美，被称为孟加拉的不朽著作，他还创作了传唱久远的歌词《印度，你明月般的面庞蒙上了灰尘》。二哥萨特因德拉纳特（1842—1923）是位梵文学家，早年在英国学习，最早把马拉提虔诚诗介绍给孟加拉读者，又用孟加拉语翻译了《薄伽梵歌》和迦梨陀娑的《云使》，还创作了印度人民喜爱的歌曲《胜利属于印度》。三哥海明德拉纳特（1844—1884）热爱祖国和孟加拉语，他教育少年泰戈尔要运用祖国的孟加拉语，不要用英语写作，鼓励泰戈尔在孟加拉语的道路上勇敢前进。他是在孟加拉文坛上赢得了崇高地位的作家，可惜英年早逝，但泰戈尔永远感激和怀念自己的三哥。四哥巴楞德拉纳特（约1846—约1876）是位影响力强劲的作家，虽然只活了30岁，但在孟加拉文坛上竖起了丰碑。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1849—1925）是那个时代富有激情的音乐家、诗人、剧作家和艺术家，是位旷世奇才，且富有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在他敢为人先的开创性精神的感召下，印度人民逐渐觉醒，他对小兄弟泰戈尔的思想、理智和诗才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姐苏达米妮（1847—1920）在母亲去世后，成为泰戈尔的抚养人。五姐斯瓦尔纳库马莉（1856—1932）是富有才干的音乐家和女作家，是孟加拉第一位长篇小说女作家。其他姐姐希楞默依·黛维（1868—1925）作为社会服务者而闻名于世，萨勒拉·黛维（1872—1945）是作家、音乐家、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就泰戈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而言，“泰戈尔的这些家庭成员对其梵爱和谐思想的形成都产生过或深或浅、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泰戈尔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是印度文化和爱国精神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他又是一位歌者，一位戏剧家，一位教育家；但超乎这一切的，他却是一个“爱”与“梵”的伟大诗人：爱自然，爱亲人（包括爱父母，爱妻子，爱子女），爱儿童，爱梵天，爱和谐，爱自由，爱光明，爱祖国，爱和平，爱人类。这一切的“爱”都融化在他深邃的思想、优美的诗歌和切实的行动中。他的梵爱和谐思想的形成，有其广阔的背景、深远的渊源、深刻的人生亲证和真切的生命体验。

一 爱自然的生命体验与思想形成

泰戈尔说：“几乎从幼年时起，我就对大自然的美丽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对与树木和云彩为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大自然是泰戈尔一生都不会忘怀的快乐源泉。泰戈尔热爱自然思想的形成，居然最初始于限制他自由的“仆人统治”。泰戈尔的家庭是一个宗法联合的大家庭，不仅有父母兄姐十几人，而且许多亲戚也常住其家。由于人口众多，父亲又常常外出游历林居，母亲生育过多身体羸弱，精力不济，兄姐常常在外参加社会活动，因此父亲就把家庭的生活料理和事务管理交给身强力壮的仆人负责，于是幼年的泰戈尔主要由几个高大威猛的男仆管理照料。泰戈尔天性活泼，不易看管，而这些男仆都是很粗心很自私的，所以他们为了免除看护的麻烦，常常把泰戈尔关在一间屋里，不准他自由行动。有一个仆人，常叫泰戈尔坐在一个指定的地点，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圆圈，把他包围起来，并且惊吓他说，如果他离开这个圆圈一步，就会有危险。泰戈尔便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因为他读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知道有一个人因为擅自离开别人所画的圈子，后来竟遇到许多危险。幸而他所坐的地方靠近于窗口，他可以从窗中看见花园，看见水池，看见许多树木，有绿荫蔽日的榕树，神圣葱茏的菩提树；鸭子在池中游泳，树影在水面摇曳；还看着往来的人群，自由飞翔的鸟儿。天然的景色，美丽的自然使他忘记了“仆人统治”的囚禁之苦。童年的“仆人统治”虽然使泰戈尔形成了内向、腼腆、胆小的性格，但也使泰戈尔萌生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逐渐形成了对世界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后来泰戈尔回忆说：“当我回顾我的童年的时候……似乎自然常紧握了她的手掌，向我问道：‘告诉我，我手里有什么东西。’我永远不敢回答，因为无论什么东西，在那里都是有的。”“有时坐在卡及普尔一株老楝树下，谛听井水凄清地流入果园，将奇妙的思绪融入想象，送到不远的恒河流里漂放。”可见，泰戈尔爱自然的心，在童年时代就已萌芽。

如果说“仆人统治”对幼年泰戈尔发生过“歪打正着”的初爱自然的影响，那么父亲对童年泰戈尔却产生了正面的真爱自然的重要影响。在泰戈尔出生之后，父亲又有过一个孩子，但不幸早夭，泰戈尔实际上是他父亲的最后最小的孩子。泰戈尔自幼聪颖过人，白皙英俊，活泼可爱，因此父亲相当疼爱这个幼子。泰戈尔随父亲去喜马拉雅山的游历，是他热爱大自然思想形成的真正萌芽。那是泰戈尔快满11岁时，他父亲叫他一起到喜马拉雅山去旅行，他欣喜若狂。四月中旬，父子俩便动身去喜马拉雅山。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盘旋而上，环顾四周，山路旁的春花与他们结伴而行，森林中若隐若现的瀑布飞漱而下；山路两旁，古松参天；侧耳倾听，鸟语声声；低头俯视，沟壑纵横，雨林茂密，艳丽的太阳鸟啄食花朵，活泼的叶猴、斑鹿跳跃其间；举目远望，重峦叠嶂，云飞雾绕，山腰间层林叠翠，峰岭上白雪闪烁。少年泰戈尔目不暇接，心间流淌着无以言表的愉快。这一切自然美景是泰戈尔闻所未闻，更见所未见的，他恍惚进入了童话世界，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童心完全沉醉于这山区的美景之中，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油然而生。他们终于爬上了一座山峰，并住在山顶上。虽然已是四月中旬，但那里依然寒冷，山峰阴面的冬雪还没有消融。他们的房屋下面有一片森林，好奇的少年泰戈尔常常独自外出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他由这个山峰爬上那个山峰，仰望青碧无垠透明无尘的天空，对望从千丈悬崖上倒挂下来的银链似的瀑布，聆听如琴如笛如歌如诉的水声，友爱地拍拍身边如祈祷者静静伫立的大树，亲昵地踢踢身旁如玩伴相依相偎的岩石，他的心胸猛然扩展，心情怡然自得，心海轻波荡漾。大自然的无比美丽和无限神秘深深地吸引着他。喜马拉雅的山水树木花草奇石组成的和谐迷人的景色，使泰戈尔从内心深处爱上了大自然。

故国山水已使童年泰戈尔身心陶醉，欧洲风光更使青年泰戈尔眼界大开。1878年9月泰戈尔17岁时，他的二哥想把他送到英国去留学，父亲答应了。于是泰戈尔便随了二哥乘船抵达亚丁港，在苏伊士下船换乘火车去巴黎，最后到达伦敦，赶往五哥五嫂居住的布赖顿。冬天到了，他们正坐在火炉旁边取暖，孩子们忽然很激动地跑进来说：“下雪了，下雪了！”泰戈尔和孩子们立刻跑出去看雪景，因为在印度，在加尔各答是见不到雪的踪影的，也不可想象自然雪景有多么迷人，多么令人惊喜。屋外异常寒冷，雪花飘然而下。高远的天空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明月散发出流水般柔和澄澈的光辉，大地铺满洁净的白雪，这对于泰戈尔来说真如梦境一般，欧洲的自然之美与他故乡的自然之美是迥然不同的。泰戈尔晚年无不留恋地回忆说：“这梦幻般洁净的景色，是我从未见过的。我大步跨出门槛，凝望着这奇妙的美景，我仿佛觉得，大自然的一切都隐退了，只剩下那裹着白色袈裟的大仙，在静静地思考着。”不久，泰戈尔又随二哥到德文郡度假。德文郡的风景十分优美，他站在一块伸向大海的岩石上，极目远眺，海浪连天翻涌；环顾周遭，松树郁郁葱葱，那伸展开的绿荫宛如森林女神飘动的长袍。他尽情领略了德文郡森林与海浪绘就的绮丽风光。英国布赖顿的纯净、伦敦的温润、德文郡的绮丽，法国庄园的葡萄、塞纳河的水波等欧洲自然风光使久居热带的泰戈尔眼界顿开，思绪翻飞，使初入青年期的泰戈尔热爱自然的思想日趋成型。

如果说泰戈尔在幼年时期热爱大自然，多半出于天性，青年初期热爱大自然，多半出于浪漫，那么，当他跨入青年与中年的交汇点时仍然热爱大自然，则多半源自于对人与自然融于一体的“梵爱和谐”的体验和证悟。他29岁时，父亲放手让他去管理位于东孟加拉的西莱达田庄，他毅然来到了这个天人浑然一体的乡村。他常常住在一艘家艇里，泛泊在帕特玛河及它的支流上面，与自然保持密切的接触。他对于自然的方方面面都观察，研究，恋念，爱惜。泰戈尔平生最爱大自然的空间与流动，天空与河流，这两组天然图画在西莱达的乡村都显现得生动可感、淋漓尽致，别有一番迷人的境界。他在西莱达田庄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实在的，我非常亲爱这个帕特玛河，它是怎样的荒芜，怎样的旷远无垠。……河水流经许多奇异的地域，人道的水流也是如此，它从它的各支流里流着，经过浓密的森林，寂寞的草地，繁华的城市，常伴以它的神乐”，帕特玛河“一端连在生之根里，而其别一端则入死之海里——而全都则包围在神秘的黑暗中；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躺着生命，劳动与爱情。……所有这一切在我心里惊醒了一种敏锐的趣味与沈挚的愉快。”帕特玛河这位恒河之女，以及它两岸的广漠平原的影响，都反映在泰戈尔此后所有的著作里。这里使他的“金色孟加拉”穿上了理想的衣衫，并且给他在生命的真实里无限的意义。他如此爱恋孟加拉，如此亲切地抚摸着孟加拉的绿河、青山、星天以及闲暇而自由的生活。毫无疑问，东孟加拉西莱达田庄的醉人美景是泰戈尔热爱自然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

当然，毋庸置疑，泰戈尔热爱自然思想的形成与印度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因为印度民族是一个森林民族，所以印度人尤其是泰戈尔这样生长在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书香门第的人，对外界环境特别敏感，热爱自然就是他的天性，并且他将这种天性保持了一生。泰戈尔认为，和谐的大自然对人格人性具有重要作用：“我证悟的第一阶段，是由于我对大自然的亲密无间的感觉而实现的……这些表现以其多样的形式、颜色、声音和运动的和谐，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它对我们的人性具有永恒的作用。”因此，泰戈尔常常以诗歌纵意描写和纵情歌颂大自然。

泰戈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体验是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生命体验，其热爱自然的思想是人类生命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思想。

二 爱亲人的生命体验与思想形成

泰戈尔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亲人之爱的阳光雨露。因此在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中，爱亲人的思想占据着元初的地位。他的爱亲人的思想包括爱父亲、爱母亲、爱兄长、爱嫂子的多种元素。

父亲之爱和爱父亲的思想情怀是泰戈尔爱亲人思想形成的精神基础。父爱一般是威严不语、严厉苛刻的，而泰戈尔的父亲之爱却充满大海般的宽容，大地般的深厚，大山般的崇高，春风般的和煦。面对聪颖过人的幼年泰戈尔，父亲细心地教他孟加拉语和梵文，教他读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泰戈尔8岁时就开始写诗，无疑这两大史诗使他受益匪浅。父亲还教泰戈尔读《吠陀》，严格要求少年泰戈尔背诵《吠陀》的许多名言，此后《吠陀》成了泰戈尔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泰戈尔从中获得了思想能量和精神欢愉。

在泰戈尔父子到喜马拉雅山旅行期间，沿途和山居时的几件事可以照见父爱之心和爱父之情。“父亲没有让儿子囿于自己的实践。他这次旅行把孩子带在身边，是想把那颗娇嫩的心，引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在途中的鲍尔甫停留的时候，泰戈尔的父亲常常让他坐在身旁，让他选读梵语、孟加拉语和英国文学，以及富兰克林传记；黄昏，父子俩一起吟唱颂神曲；夜晚，父亲又教他天文课，泰戈尔听着父亲讲的天文知识，望着满天星斗的夜空，沉入无边的遐想之中。泰戈尔在鲍尔甫期间的行动非常自由，他父亲并不禁止他的游散。沙地上有许多美丽的圆石，小溪在他们中间流过。他常在这个地方，收集许多奇形的圆石，把衣袋都放满了，他把这许多收获，都取出给他父亲看；他父亲很热心地鼓励他说“真是有趣！你可以用这些石子装饰我的小山”。所谓小山，就是一个土堆，他父亲常坐在顶上做早祷。他在鲍尔甫最喜欢读的书就是《罗摩衍那》。他常常坐在露天底下，带着沉挚的情感读这本书。有时，他读到书中悲哀的地方竟哭起来；有时，遇到可笑的地方，他又笑起来；读到冒险的地方，他又为书里的英雄着急。这时，他又得到了一本日记，常在这本日记上写他的童年的诗歌。他将这本日记拿在手里，便觉得自己是个诗人；他常坐在绿草上，在一株小可可树下，两只赤足伸直着写诗，在那里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诗剧（或叫英雄诗篇）。他父亲不仅支持他写诗，任其文学天才放射光芒，而且还训练他的管理才能，叫他负责保管旅行所需的钱账，为管好钱、记好账负责任。此外还叫泰戈尔拆开他那块贵重的金表。泰戈尔对父亲的鼓励、支持和信任充满无限的爱意和敬意。

泰戈尔随父亲抵达了喜马拉雅山，他们在高达7000米的德尔豪杰峰游览、读书、做宗教仪式。他父亲带了好几部书来教他读，如《富兰克林传》，《通俗天文学》，《罗马史》，尤其是教他读《奥义书》，他虽然觉得深奥难懂，但比《罗马史》更有意义。父亲在家中、阿默尔特萨尔和喜马拉雅山间经常教他读的《奥义书》，使他终身受益。他睡着一会，他父亲便到他床边，推他起来，那时夜的黑色还未褪去，这时是他记诵桑士克里底文的时间。太阳升起，吃了早餐，等他父亲做完祈祷，他们便出去散步。散步回来，泰戈尔又读一小时左右的英文。下午又读书，他父亲看他要睡了，即停下不教，而那时睡眠却又飞走了。他取了棒子，到山上去乱跑。他父亲并不阻止他。这位大哲向来是不干预儿子的自由的。“在父亲身边的这个机缘，在孩子的精神和道德的发展上，起着最具建设性的影响。”泰戈尔与父亲旅行喜马拉雅山的四个多月时间，是他童年生活最愉快最幸福的时光，也是他童年时代思想启蒙最有价值的一段深刻记忆。从此，泰戈尔和喜马拉雅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称喜马拉雅山是“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

当泰戈尔步入青年中期时，始终关爱他成长的父亲让他干了两件重要的事情：泰戈尔26岁时，父亲让他担任宗教改良组织“梵社”的秘书；29岁时，父亲放手让他去管理位于东孟加拉西莱达的田庄，这个田庄是泰戈尔家族三个重要田庄之一，这年岁末，泰戈尔领受父命到达西莱达田庄。这既是父亲对他的充分信任，更是父亲对他的深沉的爱。事实证明，泰戈尔不仅把这个田庄管得非常好，而且与田庄的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十分感激父亲让他从事这项事业。在泰戈尔诗歌创作、田庄管理、社会活动等方面的重要时刻，他父亲总是及时地当面或写信给予鼓励和支持。当少年泰戈尔开始写赞神诗时，他父亲得知后十分高兴，赓即叫泰戈尔把这首诗朗读给他听。泰戈尔欣欣然朗声吟诵道：“当你蛰居在眼里，眼睛如何凝视你/当你深居在内心，内心如何知道你。”父亲听后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导者是人民自己的人，而且又能懂得诗人的语言，那么他一定会奖赏这位少年诗人的。当泰戈尔的诗集出版时，他父亲总是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有时还给予物质上的资助，如泰戈尔的选有100首诗的《祭品》出版时，他父亲就毫不犹豫地为儿子资助了一笔钱。泰戈尔对父亲的鼓励和资助常怀感激之情。

父亲对泰戈尔学习上的教育，宗教上的引导，行动上的宽放，文学上的支持，人格上的启示，事业上的扶持，父子之爱的交融，对泰戈尔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泰戈尔深深爱着父亲，对父亲有着极高的评价，在父亲去世后所立的纪念碑上，泰戈尔撰写的墓志铭是：“他是我生命的安慰/我心中的欢乐/我灵魂的和平。”

母亲之爱和爱母亲、嫂子之爱与爱嫂子的思想情怀是泰戈尔爱亲人思想形成的心灵支柱。母爱似阳光无私无我，似春雨润物无声，似清泉温柔甘洌，泰戈尔的母爱正是这样的。虽然他的母亲因生育了十五个孩子而身心疲惫，很少悉心照料年幼的第十四子泰戈尔，但在泰戈尔的眼里、心里，时时感受到了母爱，他爱母亲的善良淳朴，温良俭让，聪慧上进。他听父亲说过，母亲与父亲结婚时只读过一年书，但他父亲耐心教她学习孟加拉语；几年之后，他母亲竟然用她所学的孟加拉语改写了史诗《罗摩衍那》。尤其是泰戈尔11岁时随父亲游历喜马拉雅山之后的一件事，足以显现母亲对他的期望和鼓励，以及母亲之爱的温柔深澈。自泰戈尔由喜马拉雅山回到加尔各答后，他在家庭里的地位较前显著提高。他这次归来，不仅是从旅行回家，而且是从仆人的专制底下，回到他家的内室里去（此前家中的男孩子是不能到母亲或姐姐、嫂子的内室去的）。当许多家人聚在他母亲室内时，泰戈尔不仅能够自由出入，而且他在他们当中已能占据一个特殊位置。黄昏时，母亲主持家庭聚会，家人都集在天井里，泰戈尔是一个重要的发言者。以前，他在师范学校时，第一次在读本中知道太阳比地球大一百多倍，重三十多万倍的事实，回家时便惊喜地跑去告诉他母亲；现在他在这个黄昏的聚会中，又把他在喜马拉雅山所学的天文学知识搬出来，海阔天空地大谈宇宙的秘密；他还娓娓地讲述自己在喜马拉雅山的所见所闻，声情并茂地朗读自己创作的诗歌；最使母亲喜欢的是他说已能用梵语背诵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原本，母亲急切地叫他把《罗摩衍那》的原文背诵几节给她听。但是他所读的原文的《罗摩衍那》实在只有读本中的几节，而且已记得不大清楚。母亲一直认为儿子是天才，所以这时泰戈尔在母亲面前没有勇气说“我已经忘记了”。于是只好就所能记得的参以自己的话背出来。母亲的喜悦之情一时按捺不住，就面对正在写书的大哥夸奖泰戈尔背原文的《罗摩衍那》背得真好。从这件事情之后，泰戈尔更爱给予自己关爱、鼓励、希冀的母亲了。由于童年对母爱贪婪的渴求，由于对温柔多情的母爱的怀念，以及对天真烂漫儿童生活的回顾，泰戈尔长大后将一系列儿童诗汇集为《新月集》付梓出版。

一般来说，在一个大家庭中，嫂叔之间在行动上应保持一定距离，语言上要讲究一定分寸，精神上很少沟通交融，印度婆罗门家族尤其如此。但是，在泰戈尔的家族中，嫂叔之间的关系却另有一番景象。在泰戈尔13岁时，母亲溘然长逝。于是，大姐苏达米妮就成为泰戈尔的抚养人。其实，真正陪伴泰戈尔成长、给予泰戈尔慰藉和快乐的是他那漂亮温柔的五嫂迦登帕莉。母亲的病逝无疑给最需要母爱的少年泰戈尔以沉重打击，原本内向、羞涩的少年泰戈尔倍感孤独寂寞。因此，比泰戈尔大三岁的五嫂迦登帕莉，把自己的爱倾注在泰戈尔身上，在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里给这位丧母的孩子从未有过的疼爱和地位。泰戈尔爱读毗湿奴虔诚诗，这首诗在他心灵深处播下了爱的“半人半神”、“亦母亦友”的女神种子，本来心中这位女神的影子是朦朦胧胧的，但迦登帕莉这位具有非凡魅力的嫂子的爱，使泰戈尔心中的女神具体化、形象化了。在泰戈尔心中，五嫂迦登帕莉既是女神，又是女友。五嫂的出现，在他心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因为迦登帕莉是文学的真正爱好者，也是泰戈尔诗歌的知音。少年诗人写了诗，常常得意扬扬，总要先朗诵给嫂子听，嫂子总是笑吟吟地说他的诗没有别人的诗写得好，既鼓励他写诗，又给他指出一些毛病，并让泰戈尔记住一句梵文诗：“乞求平庸诗人荣誉的人，最终会成为嘲笑之箭的牺牲品。”在五嫂所给予的爱和鼓励下，泰戈尔思如泉涌，诗情迸发，他14岁时在文学期刊《知识幼苗》上发表了第一部叙事长诗《野花》。五嫂喜欢《孟加拉观察》杂志，但她不喜欢自己读，而喜欢听泰戈尔读。当时天气炎热，又没有电扇，于是嫂子就用手为泰戈尔扇风。正因为五嫂与少年泰戈尔这样亲密无间，所以当五嫂走亲戚去以后，泰戈尔看不见嫂子的身影，总是心神不定，感到空虚寂寞。这位痛失母亲的孩子和这位无子女的妇女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爱和友谊。然而，上苍总是不作美，命运总是捉弄人，在泰戈尔22岁结婚后刚半年时，年仅25岁的五嫂迦登帕莉突然自杀了，这对于泰戈尔不啻晴天霹雳。母亲去世时泰戈尔虽然悲痛，但那时他毕竟少不更事，而现在被他奉为女神的五嫂突然离世，使泰戈尔的心灵遭受到了窒息般的打击。因为多年来五嫂一直是他最亲密无间的朋友，最可依可赖的心灵保护神，嫂子的慈母般的爱和他对嫂子的赤子般的爱，使泰戈尔的灵魂得到洗礼，精神得到升华。此后，泰戈尔常在诗歌（如诗集《最末的故事》）中表现出对嫂子的思念之情。若干年之后，每每谈及或念及嫂子时，泰戈尔仍然爱意有加，思念绵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嫂是泰戈尔的亲密朋友、文学知音、精神支柱、道德楷模和心灵女神，对泰戈尔的精神和心灵的影响极为深刻。

母亲之爱和嫂子之爱将泰戈尔的爱演化为对所有女性和儿童的爱，泰戈尔在成年后写了许多歌颂母爱和童爱的诗歌，后来结集为影响巨大的《新月集》并出版。

兄长的爱和爱兄长是泰戈尔爱亲人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由于泰戈尔的父亲“大仙”经常外出从事社会活动或者旅行，因此在泰戈尔成长过程中，几位兄长的爱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哥德维琼德拉纳特是位大学者、诗人，他的诗歌不仅充满爱国情怀和爱的精神，而且敢于创新，勇于探索，他在诗歌创作领域的独特而勇敢的实验，在泰戈尔的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大哥大嫂办文学期刊，泰戈尔积极参与，经常为这个刊物写诗撰稿，给予大力支持。二哥萨特因德拉纳特是位梵文学家，特别喜爱小弟弟泰戈尔。他精通英语和孟加拉语，用孟加拉语翻译了《薄伽梵歌》和迦梨陀娑的《云使》，在泰戈尔幼年时，他就教泰戈尔英语和孟加拉语，泰戈尔17岁时，已在英国有住房的二哥极力促成他到英国留学和游历。二哥给予了他走出国门、游历欧洲、学习法律、接触西方文学和思想、拓展人生视野的宝贵机会，这种欧游的切身体验以及西方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对泰戈尔“爱的哲学”奠定了一定基础。二哥在泰戈尔的成长和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永恒的，泰戈尔对二哥的爱也是深刻的、永恒的。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也非常喜欢小弟弟泰戈尔，在泰戈尔的政治倾向、道德、理智、自我认知、反感奴性和文学创作方面给予了积极帮助，产生了最直接且最深刻的影响，作为比五哥小13岁的泰戈尔一直感激地接受了这些帮助和影响。如果说五嫂迦登帕莉奏响了泰戈尔灵魂知音的琴声，那么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则开启了泰戈尔思想认知的窗户。泰戈尔参加了五哥创建的秘密社团“生气勃勃协会”，创建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争取印度的独立解放。在协会的活动中，大凡讨论问题，五哥总是让泰戈尔自由发表意见，即使说得不够正确或不够得体，五哥从来不会制止他的发言。通过参加协会的活动，泰戈尔不仅逐渐改变了羞怯的性格，增添了勇气，增长了见识，而且逐渐萌发了祖国必须独立的爱国思想。五哥还创办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学月刊《婆罗蒂》，泰戈尔时常在这个期刊上发表作品，如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五哥还带领泰戈尔体验各种自然和生活，带他到孟加拉北部什拉依德赫的庄园旅行，这里成了泰戈尔创作旺盛时期瑰丽多彩的土壤；带他到遥远的西莱达田庄，体验农村生活，接触各色人物；他和五哥五嫂曾同住在恒河之滨的别墅里，常常泛舟恒河，即兴赋诗，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又因为有五哥对五嫂的开明支持，所以五嫂才有机会将慈母般的爱倾注在泰戈尔的心上。母亲不幸去世的生离死别没有在泰戈尔的心中留下过度悲哀的阴影，因为五哥五嫂的爱使他享受到了家庭的天伦之乐。后来，五哥创办了《婆罗蒂》文学月刊，大哥任编辑，泰戈尔常撰稿，因此登上了家庭舞台，创造的活力与日俱增。泰戈尔所敬佩的七哥乔蒂林德罗那特从不给他戴上家教的桎梏，没有其他家庭兄长的威严冷酷，泰戈尔可以像和同龄人似的和七哥争论，磋商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七哥尊重泰戈尔这个年幼的弟弟，这就开阔了泰戈尔的胸襟，促使泰戈尔的身心健康发展。如果七哥蛮不讲理、独断专横地管教泰戈尔，那么泰戈尔恐怕就会被塑成了另一副模样了，虽然可以深得上层文明社会的赏识，但恐怕不会成长为蜚声世界的泰戈尔。

兄长们的爱是泰戈尔思想的重要源泉，兄长们的关心是泰戈尔成长的催化剂，兄长们在文学上、思想上、行动上的所作所为是泰戈尔的无声榜样，促使他逐渐走向成熟。泰戈尔从少年时期起就常常参加兄长们的一些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他的这些积极行动是兄长们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泰戈尔对兄长们的爱是他爱亲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浓厚的爱亲思想，因此泰戈尔写下了不少爱亲诗篇，如《天文学家》、《远航》、《母爱》、《急切》、《英雄》、《永别》、《谁最淘气》等。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亲人是社会人的构成因子。所以，泰戈尔与亲人和谐相处的体验是生命整体和谐的体验，其挚爱亲人的思想是作为亲人的个体生命与作为社会人的群体生命的整体和谐思想，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思想。

三 爱情的生命体验与情爱观念的形成

泰戈尔生长在以理性和道德进步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虽然他自幼受到以恪守道德、遵奉教义为荣的父亲的影响，在男女关系上总是羞涩内敛，但是，一旦爱情来临，他却充满激情地追求，一旦婚姻确定，他就充满深情地维系。就在这看似矛盾的情感纠葛中，泰戈尔获得了爱情的生命体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爱情观念。

关于爱恋人的生命体验。泰戈尔在16岁时，二哥萨特因德拉纳特为了给泰戈尔做好留学英国的准备，便把泰戈尔送往孟买的朋友阿特玛拉姆家里暂住。阿特玛拉姆让英籍家庭女教师爱娜担任泰戈尔的英语辅导教师。爱娜俏丽活泼，年龄比泰戈尔稍大。在两个多月的相处中，爱娜很快被英俊少年、天才诗人泰戈尔所吸引。她有时从泰戈尔背后蹑手蹑脚地蒙住他的眼睛，有时用力拉住泰戈尔的手突然松开，乘势倒到在泰戈尔的怀里。爱娜爱上了泰戈尔，在英语教学及交往中获得了快乐，泰戈尔也在爱娜的这些举动中获得了快乐，初次感到爱意萌生、心旌摇荡，他觉得自己也爱上了英国少女爱娜，他们成了一对小恋人。爱娜要求泰戈尔给她起一个特殊的名字，泰戈尔就给她起名叫纳莉妮，并将纳莉妮写入自己创作的一首长诗《诗人的故事》里，还充满激情地朗诵给爱娜听，爱娜听后十分感动地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泰戈尔和爱娜度过了一段纯洁快乐的日子以后，很快厌弃了初恋的游戏和空泛的快乐并离开了爱娜，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但泰戈尔对迷人的爱娜有所留恋，他从与爱娜的交往中体验到了爱情的快乐和力量。当泰戈尔从英国回来时，爱娜已被离愁折磨得奄奄一息，泰戈尔见后心里十分难受和遗憾，这时他才感觉到对她的爱一直深埋在他心里。这段短暂的初恋经历，让泰戈尔初次获得了爱情的生命体验，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关于爱妻子的生命体验。泰戈尔的父亲不仅喜欢泰戈尔天纵诗才般的文学才能，而且从游历喜马拉雅山管理钱账的小事中发现了聪明能干的小儿子的管理才能，他认为泰戈尔的文学热情和才能不会妨碍对家庭产业的管理。怎样才能让诗思天马行空的泰戈尔回到地上踏实行走，“大仙”认为，只有通过婚姻才可以拴住这位浪漫不羁的诗人。于是，“大仙”让家人为泰戈尔物色婚姻配偶。“大仙”在维护社会传统习俗方面相当保守，他认定泰戈尔必须与婆罗门家族通婚。由于泰戈尔家族是婆罗门种姓中的一个亚种姓，地位不高，所以泰戈尔的婚配对象只能在低等婆罗门家族中去寻找。于是，泰戈尔这个大家庭中最能干的女性二嫂和五嫂就带领妇女们集体“远征”吉夏兰小镇，在那里选中了拉什乔塔利的女儿帕兹达列妮，“大仙”拍板，把她作为泰戈尔的未婚妻。拉什乔塔利家族的地位比泰戈尔家族的地位还要低，并且帕兹达列妮本人既不漂亮，又没有什么文化，仅上过一年学。泰戈尔对具有“精神导师”和“生活家长”双重身份的父亲既敬重，又孝顺，认为父亲的话永远正确，因此唯命是从，只好默许了这门婚事。这位在社会上鼓吹改革和自由的泰戈尔，在诗歌中充满浪漫激情、表现爱情唯美的泰戈尔，在人生阅历中曾旅英留学、向往西方自由恋爱的泰戈尔，却应允了父亲定下的本无爱情可言的婚事，这看似不可理解，但其实是泰戈尔的另一种生命体验，因为帕兹达列妮十分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勤劳善良，温柔贤良，这倒符合泰戈尔的性格和情爱观念。1883年9月，22岁的泰戈尔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了不被重视的婚礼，为纪念纳莉妮，他给妻子起名“默勒纳莉妮”。结婚以后，帕兹达列妮以淳朴的性格，踏实的行动，温存而崇高的品质和操持家务的非凡才干，弥补了她魅力的不足，她心甘情愿地把丈夫的崇高理想当作自己纯洁的理想。因此泰戈尔越来越喜欢这个贤淑的妻子，并使他更新了对爱情的认识，确立了自己的爱情观：“相爱的两个人拥有全世界”。他见妻子几乎是文盲，就耐心细致地教她学习孟加拉文字和梵语，经常给她讲述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几年后，聪明勤奋的妻子在他的指导下，竟然用孟加拉语成功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史诗《罗摩衍那》，写完后帕兹达列妮十分高兴，泰戈尔也非常激动，夸赞不已，引以为豪。后来，帕兹达列妮生育了五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抚育孩子的事都是妻子承担的，泰戈尔由衷感激妻子、挚爱妻子。在西莱达管理庄园期间，泰戈尔经常回到加尔各答，与妻子团聚。泰戈尔29岁时第二次赴英国旅行，轮船从孟买启程，航行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中，他一连四天把自己关在船舱里，思念妻子帕兹达列妮，他将自己的感受和爱意融入书信中，告诉妻子：“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的一侧，贝莉和贝皮睡在你的身旁。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摸你，在你耳旁轻声慢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里，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泰戈尔与妻子难分难舍，对妻子的爱更加深沉了。但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泰戈尔41岁时，妻子身患重病，泰戈尔拒绝雇佣职业看护，亲自担任看护并极为称职，整整两个月，日夜守候在妻子病榻边，给妻子喂药喂饭。印度本属热带，当时正值酷暑，又没有电扇，泰戈尔静静地坐在妻子身边，轻轻地摇动扇子，为妻子扇风祛热。然而，天不假年，妻子溘然逝世。中年丧妻是人生的大不幸，泰戈尔为妻子的逝世悲痛不已，常常在家中阳台徘徊踯躅，通宵达旦。为了怀念妻子的温情，他还叮嘱长子罗梯将母亲的一双拖鞋妥当保管。1902年，泰戈尔出版了纪念妻子的满怀深爱的诗集《怀念集》。泰戈尔爱妻子的生命体验是一个奇迹，“婚姻不以恋爱始而以恩爱终，这是印度，也是整个东方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

在爱情方面，泰戈尔对爱娜的爱是初饮爱河，眼见波翻浪卷，携手冲浪前行，带有情窦初开的少年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妻子帕兹达列妮的爱则是并肩撑着长篙在帕德玛河漫溯，越到青草更青处，看见的景色越幻丽迷人，这是历经风雨的中青年淳厚的现实主义感情，如同橄榄，越咀嚼越有味。泰戈尔在妻子去世后将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对妻子始终忠贞不二，以至于终生未再娶，这足以证明泰戈尔对妻子爱得多么深沉辽远。泰戈尔一生把对初恋情人和终身妻子的爱，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祝福，酝酿于胸中，凝聚于笔端，写下了许多爱情诗篇，抒发了对挚爱爱人的情感，表达了自己的爱情理想、爱情的生命体验。如诗集《诗人的故事》（1878）、《野花》（1880）、《帕努辛赫诗抄》（1884）、《心灵集》（1890）、《园丁集》（1913），还有单篇爱情诗《两姐妹》、《蓬发姑娘》、《黑姑娘》、《同一座村庄》、《普通的姑娘》、《无所畏惧》、《坚强的女性》、《远飞的心绪》、《邂逅》、《孟加拉新婚夫妻的对话》、《小媳妇》等，表现在爱中寻找快乐，也在爱中失去快乐的思想。

爱情是人类的至真至深的情感，是上苍赐予人间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人生至高至美的境界；爱人是个体生命相识、相知、相融、相谐的精神支柱，是陪伴个体生命走向终点的神圣伴侣。因此，泰戈尔与恋人、与妻子和谐相伴的爱情体验是生命整体和谐的体验，其爱恋人、爱妻子的思想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类至真至美生命之间整体和谐的思想。

四 爱儿童的生命体验与思想形成

众所周知，泰戈尔的《新月集》是写儿童活动的诗集，是写给儿童读的诗集，是歌颂纯真童年的诗集，整部诗集融汇了泰戈尔对儿童的无限热爱之情。他的这种爱儿童思想的形成，有其人生经历的渊源。泰戈尔“一生都喜欢孩子”，“大自然和孩子是他永远不会忘怀的两个快乐的源泉”。泰戈尔爱儿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爱儿女的生命体验。

泰戈尔25岁时，大女儿玛吐莉勒达出世，时隔两年，大儿子罗梯降生，泰戈尔亲昵地将这两个孩子称为贝莉和贝皮。他和妻子一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泰戈尔十分喜爱这些孩子。他在西莱达管理庄园，经常回到加尔各答，与儿女相聚。在女儿和儿子出生以后，他带家眷到了绍拉普尔。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泰戈尔将全部的爱倾注在孩子们身上时，家庭灾祸突然降临。泰戈尔41岁时，妻子遽然病逝，于是照料看护几个孩子的家事落到了泰戈尔身上。孩子们失去了妈妈，就缠住了他，他以巨大的定力隐藏住心底的痛苦和悲哀，尽力倾听孩子们的谈话，从他们一个个小小的话题中获得乐趣。泰戈尔42岁时，他十分疼爱的富有才华和思想的二女儿莱努卡患了重病，他悉心照料生病的女儿，尽量使孩子在生命垂危时感受到强烈的父爱，但是不久二女儿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45岁时，亲自送长子罗梯德拉纳特去美国留学，专攻农学，以期儿子回国后能继承他在西莱达农庄的事业，做一个对广大农民有用、为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和庄园主；他46岁时，最小的、年仅13岁的、他最疼爱的小儿子突然染上霍乱而死去，他又遭受到生命中最大悲痛的袭击；他57岁时，大女儿又离世。真可谓“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三个儿女相继去世给了热爱子女的泰戈尔以沉重的打击，至爱亲人的生离死别使泰戈尔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但是，泰戈尔并没有倒下，这位精神的铁人仍然屹立着，他将深爱子女的思想情感埋在心底，凝聚笔端，融入诗中，寄托在《新月集》、《吉檀迦利》等作品里。

泰戈尔的神秘主义和崇敬“梵”的宗教思想的形成，除了自幼受到《奥义书》的深刻影响和印度教神秘主义宗教情感的浸润之外，还有一个至为关键的影响因子，那就是与至爱亲人生离死别的生命体验、人生思索和灵魂拷问。这接二连三至爱亲人生离死别的沉重打击，即使是钢铁铸就的心灵也难免伤痕累累、瘢迹重重。作为常人的泰戈尔，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逼得喘不过气来，几乎对生活和生命丧失了信心，但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泰戈尔，在痛失亲人的悲绝之余冷静了下来，他仰望苍天，环顾世界，对生命的真谛和影响生命存在的因素进行了反复深入的思索和拷问：生命因何而来？依何而存？为何而去？凭何可永生？是什么力量使生命骤然终结？冥冥之中，是神的召唤，还是梵的驱使？是宇宙的主宰，还是灵魂的升华？这一系列的难解谜团，使泰戈尔不得不对《奥义书》所宣扬的宇宙的最高主宰、人生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属的“梵”产生由衷的崇仰之情和敬畏之心。他意识到，“不可反抗的生命力的可怕重量不是我们必须忍受的——这一真理那天像奇妙的上天启示那样突然在我的心里出现”。对于宇宙和梵而言，个人的生命是十分渺小的；对于死亡之神而言，个人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个体的抗争是无济于事的；乐极就会生悲，悲极也可生乐。泰戈尔既领悟到了死亡的奥秘，又证悟到了梵的魅力，他从心灵深处顿悟到：死亡是人生苦难的解脱，是人生终极的圆满。没有大悲大痛，就没有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就没有大作大著。于是，作为诗人的泰戈尔，在“外部的形势和内心的需求两个方面迫使他只好孤独地依靠自己内在的力量，站在自己的上帝面前”，他“在宗教顿悟方面最惊人的是，从宗教中汲取了格外热爱这块土地和生活的鼓舞”，死神洞开了他观察事物、体验梵的心灵窗户，从此他不但不再惧怕和厌恶死亡，而且在诗中歌颂死亡，歌颂梵，歌颂万能的主。他拿起自己得心应手的如椽之笔，在小儿子罹病离世后的两年中写下了一百多首颂神的诗篇，结集为《吉檀迦利》，于49岁时（1910年）出版。泰戈尔这个时期的宗教诗歌是用心血谱写出来的，是产生于痛苦和孤寂的心灵感受，其中《吉檀迦利》是他虔诚的宗教感情和深刻的梵爱和谐思想的成熟表现。泰戈尔为了寄托深爱孩子的情愫，表达热爱所有儿童的爱心，以及凭借对梵虔诚单纯的感情与无与伦比的高超技艺的完美结合，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爱童诗歌，并结集出版，如《儿童集》（1903），《渡口集》（1906），《新月集》（1913），《逃遁集》（1918，大女儿去世后所作），《童年的湿婆集》（1922）等。

泰戈尔热爱儿童的思想还表现在他积极参与文学月刊《儿童》的撰稿及活动中。当他刚刚经受深爱的五嫂突然自杀的沉重打击后不久，他的家族主办了一个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的文学月刊《儿童》，这个期刊由他二嫂主办，二嫂邀请他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欣然答应，并积极为该刊撰写儿童诗歌等文学作品，积极参与该刊所主持的一些进步活动。泰戈尔终其一生，始终挚爱着儿女们，体验到儿女不仅是他生命的延续，更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与儿女们共同成长的生活过程和生命体验中，泰戈尔逐渐形成了梵爱和谐思想中热爱儿女的思想。

儿童是梵天赐予人类的使者，是个体生命爱情的结晶，是人类至真至纯至善的生命，是人类生态系统的花朵，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因此，泰戈尔与儿童和谐相处的体验是生命整体和谐的体验，其热爱儿童的思想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至纯至善整体和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