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文化环境的生命体验：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形成
如果说家庭文化环境的影响是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形成的元初源泉，那么社会文化环境和思想意识的影响就是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形成的汹涌河流，因为每一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总会在整个世界的不同社会里反映出来，尽管这些不同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外部联系。泰戈尔所处的时代，国际商业和资本主义在印度迅猛发展，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实行严酷统治，社会剧烈动荡、各种思潮和行为不断涌动。
泰戈尔出生前后，印度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潮流为泰戈尔改良社会和爱国思想的孕育和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泰戈尔诞生的时期在印度历史上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但它在孟加拉历史上却属于一个伟大的时期。印度河与恒河是印度人精神生活的象征，它们交汇之处有印度教的圣地，它们汇合时，印度“三大运动”的潮流已在印度的生活中汇合。
第一种运动是宗教运动，它是由印度宗教改革家、梵社创始人拉贾·拉姆摩亨·罗易（1774—1833）所倡导的。在罗易之前，印度的精神生活通道一直被形式主义和实利主义的信条所壅塞，这些信条将其活动范围囿于外物，却缺乏精神的内涵。思想导致运动。罗易领导的这场宗教运动是一场革命运动，它力图重新打开一条印度人精神生活的通道。罗易坚定地与那些怀疑生气勃勃的新思想的正统派展开了一场大战。他的宗教改革思想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冲破了宗教保守派设置的樊篱，让新思想的阳光普照印度。泰戈尔的父亲也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为了领导这场运动，他遭到社会的排斥和打击，但他勇敢地接受了保守派的挑战，承受着社会的排斥和打击。泰戈尔就出生在这种新理想迭出的时代氛围之中。
第二种运动也同样重要，它是文学革命运动。19世纪印度最伟大的小说家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是当时孟加拉所发生的文学革命的第一位先驱者。尽管他比泰戈尔年长许多，但当年聚集在他身边的文学青年当中就有泰戈尔。他是泰戈尔的同代伟人。当时，印度文学创造性的生命力几乎消失殆尽。这位伟人勇于反对正统观念，他将各种冗赘的形式等僵死的重负从孟加拉语言中驱除出去，用他那神奇的文学魔杖一点，便将印度文学从长久的沉睡中唤醒。泰戈尔从青年时期起就对般吉姆深怀敬意，并立志要像般吉姆那样在文学领域有所建树。
第三种运动是民族运动。它所表达的是印度人民力图维护自身人格的心声，这是印度人民对不断蒙受外国列强侵略、侮辱而宣泄愤怒的心声。当泰戈尔出生后，人们的反殖民意识刚刚觉醒，在泰戈尔的兄长与堂兄长中就涌现出了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挺身而出，去拯救千百万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灵魂。民族运动开始宣告：这不是一场反动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的运动。它以大无畏的气概宣称，要拒绝和反对一切崇洋媚外的心态和行为，要使印度民族获得尊严和骄傲。
当时这三种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泰戈尔的家人积极投入其中，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活力去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寻求一个坚实的基础。虽然他们不能创造基础，但是能够建立一个上层建筑：描绘新的生活，寻求存在于人民自己心中的基础，使人们相信生活存在于变化之中，因为变化意味着运动的人应该记住，在变化的背后，肯定有着一条潜隐的统一的主线。这主线一定不是外在的，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心灵里。
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人类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的理想相联系。如上所述，泰戈尔出生和成长于三种革命运动的理想所汇合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之中。泰戈尔的家庭是一个不得不过着自己的生活的家庭，这使泰戈尔自幼就寻求一种能够运用自己内心判断标准来实现自我表现的精神指导。坚持物质性事物的追求是极其陈腐的，展现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才是真正现代的，泰戈尔站在后一方面，因为他是现代人。他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反叛的家庭，一个有着忠实于内心理想信念的家庭。作为革命者，他有权将精神的自由旗帜插到宗教和社会保守派所崇拜的偶像——物质力量与物质积累的神龛中。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形成，与下列所述的母语使用、参加兄长的宗教社会改革、与圣雄甘地的交往、留学英国和回国后的所见所悟、管理西莱达农庄的震撼行为，以及创办桑地尼克坦学校的惊人创举等社会环境和活动密切相关。
一 母语使用和社会活动的生命体验：萌生社会意识、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愫
语言不是单纯的高等动物的声音，也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的对话，而是包含着人的思想情感、负载着本民族共同认知的思维载体。泰戈尔一家人所操的语言别具一格，加尔各答人称之为“泰戈尔家庭语言”。当时，所谓有教养的社会阶层把孟加拉语幽禁在女性居住的内宅，而客厅里与客人交谈、亲友间的写信、学校里的教学，则一律使用宗主国的英语。泰戈尔家族未发生这样的变态行为，他们对孟加拉语极为钟爱，凡事都讲孟加拉语，因为在泰戈尔家族看来，只有孟加拉语才是印度的国家语言，热爱民族语言是爱国精神的主要表现之一。因此，孟加拉语是泰戈尔家族受教育和交流的必用语言，这种每天都在不停使用的孟加拉语，使泰戈尔家族尤其是泰戈尔本人逐渐萌生了国家意识和热爱本民族语言，进而热爱祖国的思想。泰戈尔不仅与家人一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孟加拉语，而且他所创作的诗歌都是用孟加拉语书写的，后来有一部分重要诗集因为全印度和西方国家的需要，才由他自己翻译为英语而出版。
在泰戈尔少年时，孟加拉还未掀起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郎迦拉尔（1748—1827）的诗作《没有独立谁愿意活着》，赫姆·昌德拉（1839—1918）的名作《两亿人的生息之地》，唱出盼望祖国独立的心声。对在庙会上举行文艺活动的倡议，泰戈尔一家人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泰戈尔的二哥为此特意创作了歌曲《胜利属于印度》，堂兄卡纳写了《羞怯如何歌唱印度的光荣》，大哥写了《印度，你明月般的面庞蒙上了灰尘》。七哥筹建了一个秘密团体，经常在废弃的旧屋开会，会场上摆着《梨俱吠陀》、其他典籍和死人的头盖骨，祭司是梵社成员、孟加拉教育家拉贾那腊衍·巴苏（1829—1900）。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富有激情、喜欢思考的少年泰戈尔也常常参加父兄们的一些社会活动，他在那里接受了拯救印度的启蒙教育。志士仁人的理想和行动的影响通过平常的活动一点一滴注入泰戈尔心里，他常常陷入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沉思之中。泰戈尔少年时代就受到时代背景和社会活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染。
泰戈尔从青年时代开始，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积极参与了家族和印度的林林总总的社会活动。泰戈尔家庭像一个社会舞台，常有著名诗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或社会各界名流在这里聚会。1867年，泰戈尔家族组织了一种张扬民族精神的“印度教徒集会”，这个集会每年举行一次，规模较大，影响也大，它是为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印度国民大会的前身。泰戈尔14岁时参加了这个年会，并在会上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歌颂印度的孟加拉语爱国诗歌，《印度每日新闻》报道时称赞泰戈尔这首诗歌使满座为之倾倒，这是泰戈尔第一次获得在人民面前露面的机会。泰戈尔的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发起了一个名叫“生气勃勃协会”的社会改革的秘密社团，协会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民族工业壮大发展，泰戈尔追随五哥，成为该协会的一名成员，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该协会的所有成员“要把国家的缺点和民族的贫困烧成灰烬的爱国热情，一直激励着罗宾和千千万万的后来者。通过参加这些活动，罗宾从中获取了精神力量。对祖国的爱，对祖国命运的关注，贯穿他的一生”。
泰戈尔17岁赴英国留学途中，发现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各国船只中，竟然没有一艘祖国印度的船只，他心里特别难受，质朴纯洁的爱国情怀顿时使他觉得国格和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泰戈尔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担任一些有利于社会改良和国家进步的社会职务，逐渐产生了热爱祖国、改良社会的思想。他23岁时，遵从父亲之命担任了原始梵社的秘书。梵社是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罗易创办的印度近代最早的宗教和社会改革组织，在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19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其地方分会组织达到54个。后来梵社内部的少壮派和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梵社便分裂为印度梵社和原始梵社。罗易去世后，原始梵社由泰戈尔的父亲“大仙”主持。泰戈尔虽然此前从未系统研究过宗教，从未对宗教产生过兴趣，但他还是欣然应允，担任了这个比较繁忙的秘书职务。他担任秘书后，经父亲同意，着手对原始梵社进行改革，修改了少壮派攻击过的而实践证明又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传统规矩。他为原始梵社的集会撰写了颂神曲，为宗教改革家罗易撰写了评介长文，还写了许多宣传父亲的宗教信仰、批判打着印度教旗号的所谓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文章，在印度宗教改革运动的问题上不惜与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展开论争。他甚至以“祖孙对话”的形式，给早在他出生前十六年就去世的祖父写信，畅谈历史潮流不可倒退、社会进步势在必行的观点，当然在祖孙对话中泰戈尔有时也表现出对祖父维护文化传统、对社会改革持保守态度的妥协与调和。其实，这种妥协与调和正是泰戈尔一生对待宗教信仰和社会改革的矛盾心理的表现。虽然梵社改革的步履维艰，最终没有成功，但这事使泰戈尔形成了基本的政治观点：要努力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种观点为他后来的“泛神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泰戈尔26岁时，参加社会改革，作关于印度婚姻制度的报告，公开谴责童婚习俗。他32岁时在一封信中鲜明地表达了对祖国爱之切、责之深的情感和观点，认为印度是个不幸被神遗弃的国家，人们的思想功能、感觉功能和行使意志的能力都衰退了。泰戈尔这种以爱为内核、责为外壳的观点，意在唤醒印度人民的爱国意识，激发了人民的爱国行动。他37岁时，英国政府为了扑灭印度民族主义情绪，通过了“反煽动法”，悍然逮捕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伟大的爱国者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1856—1920）。泰戈尔时任孟加拉文学协会副主席，他在加尔各答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无声的抗议》的演说，强烈谴责英国殖民主义当局对提拉克的迫害，并积极参加为提拉克辩护的募捐活动。他44岁时，印度总督寇松宣告了孟加拉分治，导致全印两个主要教族出现分裂。爱国的泰戈尔和孟加拉人民十分愤怒，他立即投入战斗，领导反对分裂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参加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分裂印度的司瓦代什运动，创办政治性月刊《宝库》，撰写一系列文章唤醒人民觉悟，起来反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他还创作了充满爱国主义情感的歌曲，鼓舞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哦！上帝，愿我祖国的山山水水/空气和果实都变得甜蜜/哦！上帝，愿我故土的屋宇和市场/森林和田野都变得丰富/哦！上帝，愿我的人民的希望和誓言/事业和诺言都付诸实现/哦！上帝，愿我民族的儿女们/生命和心灵都融为一体！”泰戈尔46岁时，与领导民族自治运动的国大党领袖发生意见分歧，回桑地尼克坦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活动；发表论文《疾病与治疗》，阐明自己对争取印度独立的观点；51岁时，创作著名歌曲《人民的意志》，后被定为印度国歌；56岁时，在加尔各答的印度国大党会议上朗读他的诗篇《印度的祈求》；58岁时，写信给印度总督，毅然宣布放弃英国政府授予的“爵士”称号，以此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在阿姆利则的暴行。泰戈尔几十年参与的社会活动、发生的爱国行为和经历的生命体验，充分反映了泰戈尔人生的两个自我：进行实践活动的自我和进行观察判断的自我。
泰戈尔坚持使用孟加拉语、参与兄长的宗教社会活动、大型社会集会，尤其是积极参与或领导的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种社会活动，便逐渐形成了社会意识、国家意识和爱国思想。
泰戈尔改良社会和爱国思想的形成，有深广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这就是他的家族和他本人所经历、所参与的宗教改革运动、社会改良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以及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广大民众日益觉醒的潮流的洗礼，如果没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活动，那么“泰戈尔本人也许成为吟风弄月的抒情诗人，而不会成为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
二 留学英国前后的生命体验：产生博爱自由民主平等思想
泰戈尔17岁第一次去欧洲，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接触到了欧洲文学大师中的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海涅等人的作品，对他们热爱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主张博爱人道的精神推崇备至；29岁时第二次赴欧旅英，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博爱精神和妇女的自由权利，并将欧洲妇女的待遇与印度妇女的遭遇加以比较，产生了对自己祖国妇女的同情心和爱怜心。泰戈尔将自由、民主、平等，尤其是博爱的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这种博爱的情感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里。它不仅是他所有诗歌的源头，事实上也是生活中的伟大真理，它唤醒人们心中的‘人性’”。在欧洲，泰戈尔还涉猎德国文学，阅读海涅作品的译本，通过一位来自德国的女传教士了解海涅。然后，年轻的泰戈尔雄心勃勃，又将目光聚焦于德国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诗人、狂飙突进运动的杰出代表歌德，力图借助于他所学的一点点德文，通过研读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进而了解歌德所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极力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他很赞赏歌德在《浮士德》中宣扬的“在外部行动”的人生哲理，以及歌德临终前希望看到“更多的光”的追求。泰戈尔还研读了歌德的其他著作，从歌德热爱自然，崇尚自然，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光明，倡导做完整和谐的人等思想中获得启迪。他相信找到了歌德及其西方思想这座宫殿的入口。泰戈尔近距离地接触和认识了席卷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逐渐萌发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
不仅如此，成年后的泰戈尔还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歌德。歌德主张在精神王国追求自由，泰戈尔不仅在精神领域追求自由，而且诉诸“外部行动”，在社会活动中追求着自由、民主、平等，常常参与印度社会的重要政治活动。歌德主张对人类施以博爱，泰戈尔不仅主张博爱，而且在行动上实践博爱，如第一次从欧洲回国后，他住在加尔各答，看见楼下的工人、市民等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常常思考生活的反差，人生的真谛，产生了同情心和博爱心；在管理西莱达农庄时，对农民的多方爱恤。歌德常常在灵魂深处进行着前锐思想家、天才诗人与市政议员、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而泰戈尔虽然出身婆罗门贵族，但在他的心灵深处没有贵族与平民、天才诗人与天生农民的矛盾斗争，他常常站在民族前行和人类进步的前沿，在青年时就批判英国帝国主义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中年时又严厉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野蛮侵略，声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赞颂苏联的社会主义，甚至在西莱达农庄创建了类似苏联农庄的农业发展体制。可见，泰戈尔不但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常有将这些思想付诸现实的行动。
泰戈尔留英回国几年后担任了原始梵社的秘书，他既着手于原始梵社内部的改革，又参与了印度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大论战。19世纪80年代是印度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大论战的年代，宗教和思想各派的争辩和论战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百家争鸣都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包括印度将何去何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和对待基督教等外来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应该不应该改革，如何改革等，泰戈尔所在的加尔各答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在这场百家争鸣的论战中，泰戈尔崇拜的新毗湿奴派领袖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宗教和社会改革中，般吉姆既反对梵社少壮派代表凯沙布叛离印度教的改革，又不赞成印度教排斥外来文化的主张，他承袭了印度教梵社的一些合理观点，吸收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平等自由博爱思想，形成了“新毗湿奴派”。新毗湿奴派的思想基础是“爱”，包括自爱、爱家庭、爱祖国、爱人类这“四爱”，其中爱人类与爱神同义。这四爱的范围由小到大，程度由浅入深，层次由低到高，是社会人走向自我完善、接近梵的渐进过程。由于新毗湿奴派的四爱主张充分体现了人性与人道，因此深得人心，影响甚大，形成了新毗湿奴运动。泰戈尔时常去拜访般吉姆，倾听他的谈话，虽然泰戈尔对般吉姆的有些观点并不赞同，但还是与他进行一些必要的交流。泰戈尔还为般吉姆创办的《传道士》月刊撰写了一些探讨宗教改革的文章和赞颂毗湿奴神的抒情诗歌。般吉姆所阐扬的西方的平等自由博爱思想和他领导的新毗湿奴派的四爱思想，对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泰戈尔的婚姻状况也促使他萌生了平等思想。泰戈尔的家庭属于低等婆罗门，高等婆罗门不愿与之结姻，于是泰戈尔家族只好让泰戈尔与乡镇低等婆罗门结姻。这件终身大事使泰戈尔更加厌恶婆罗门森严的等级制度，从而产生平等思想并将其融入梵爱和谐思想。
就其实质来看，泰戈尔坚持使用母语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生命体验、留学英国前后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生命体验，是“梵爱和谐”的生命整体和谐的体验，其间所萌生和逐渐形成的社会意识、国家意识、爱国精神，以及博爱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是以“博爱”为核心，以仁慈、宽恕、和平，反对西方物质主义为表征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
三 管理西莱达农庄和创办实验学校的生命体验：梵爱和谐思想的成熟
泰戈尔从29岁（1890年）起遵从父命开始管理西莱达农庄，到40岁（1901年）在桑地尼克坦办学，在西莱达农庄生活达11年；从40岁到桑地尼克坦创办实验学校，到42岁在桑地尼克坦定居，直至80岁（1941年）生命历程终止，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生活长达40年。从西莱达农庄到桑地尼克坦的半个世纪，是泰戈尔思想的成熟时期，他不仅经历了亲近农村、怜爱农民的生命体验，产生了平等爱民的思想，而且经历了艰苦探索印度精神、独立创办实验学校的生命体验，其梵我和谐思想逐渐成熟，这就是：爱农民，田主与佃农和谐；爱儿童，人与人和谐；爱祖国，个人与国家和谐；爱生命，“我”与“梵”和谐。
（一）管理西莱达农庄、探索印度精神的生命体验：梵爱和谐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印度，由于自古以来就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因此作为贵族的婆罗门从骨子里鄙视达萨、首陀罗等平民，并规定不得与平民通婚，一般不与平民对话、交往，更别说对平民有同情心和爱怜心。但是，作为婆罗门的泰戈尔家族与之截然相反，在他们拥有的几处田庄中，庄园主与农民相处融洽，关系良好，尤其是泰戈尔管理的西莱达田庄，出于对劳苦农民的同情心和怜爱心，他对农民相当平等友好，农民对他也十分友善，感恩戴德，泰戈尔在此获得了心灵的洗礼和全新的生命体验。
丰富的乡村生活使泰戈尔获得了与祖国土壤直接接触的机会，管理田产的日常事务使泰戈尔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泰戈尔初到西莱达田庄时，注意观察农村的生活场景、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所受遭遇。他发现田庄主接见佃农时的座位安排有严格的尊卑之分，铺上宽大柔软的布单的座位是给婆罗门和高级印度教徒坐的，而穆斯林和低等婆罗门则只能垂手站立，他不忍心看到那些弱小无助的人受到这种侮辱。于是决定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习俗，他让所有参加会见的人都坐在大布单上，虽然他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婆罗门和高级印度教徒的强烈反对，但他仍然坚持这样做。
在西莱达田庄，泰戈尔开始体察到人世的悲苦，这便是他与农民近距离接触之后的切身感受。他在农村中见到了许多诚实朴质的农民，被他们淳朴的精神和虔心的理想主义所感动，常常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一些心地淳朴的老年农民经常来看望泰戈尔，泰戈尔总是非常高兴地接待他们，亲切地与他们拉家常，对他们问寒问暖。泰戈尔透过他们衰弱、皱缩、老迈的躯体，看到他们柔和质朴的灵魂闪射出的夺目光芒，觉得他们具有孩子一样的不怀疑的单纯和不动摇的忠诚。然而农民的疾苦与无助使他在睡梦中都觉得不安，从下面这封他于1893年写给家人的信里，足以看出他对农民的同情和怜爱：“当我对印度农民观察时，我心里觉到忧愁。他们是如此的无助，好像是地球母亲的婴儿们。她如果不用自己的手去喂养他们，他们便要挨饿了。当她的胸干燥时，他们便号哭着；如果他们得到一点东西吃，他们便又立刻忘了一切的过去的苦恼了。……在宇宙的工作里，慈悲必定有在什么地方，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它呢？但去寻它的寄托的地点却极不容易。几千万无辜的不幸的男女的怨郁，没有高级法庭可以告诉。”按照印度当时的通行法规和一般田庄的惯例，佃农缴纳的税赋是相当沉重的，泰戈尔同情他的佃农穷苦贫弱的窘迫境况，于是打算为他们减少一半的赋税，共计10万多卢比。这个大胆的减税计划必然会大大减少泰戈尔家族的收入，因此必须经他父亲和家人同意才能实施。他父亲倒很开明，同意心爱的小儿子的减税计划，而要家人同意却并非易事，所以泰戈尔就挨家挨户地到与田庄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人家去，苦口婆心，极力游说，终于获得了大家的支持。西莱达田庄的佃农们为此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对泰戈尔感恩不尽。但是泰戈尔自己一家7口人仅靠他每月几百卢比的工资过活，佃农们十分感动。乡村农民缺医少药，身体羸弱，泰戈尔又研究起家庭药学帮助那些有病的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一听说有人病了，他便带上药具，亲自去看望他们，给他们送医送药。因此，他与农民的接触愈为密切，本着正直而慈悯的人道主义去管理他们，力图让农民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窘境，从而建立起与农民之间的和谐关系。泰戈尔对于农民的恩惠、怜爱和同情，以及他想改善农民生活的理想，农民都十分感激他，将他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他们心里。在西莱达的许多年里，泰戈尔将这些见闻感受写进诗中，创作了许多思想性极高的诗歌，如《金色船集》（1894）、《缤纷集》（1896，其中有著名诗篇《两亩地》）、《收获集》（1896）等。
泰戈尔从管理西莱达田庄开始，对农民的认识逐渐深刻，怜爱农民的思想日益成熟，帮助农民的行动卓然有效。从189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泰戈尔主要关注、关爱的人群和阶层就是印度的农民，其间不仅贯穿了他怜爱农民的思想，而且付诸可贵的实际行动。为了给予农民切实的帮助，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泰戈尔先在西莱达田庄，后在什利尼克坦帮助农民修建了道路和池塘，建立了学校、医院、银行，创建了合作企业和农民自治制度。当他的儿子从美国学成归来后，他便安排儿子到田庄工作，并仿效美国开设了一个农场，建立了一个农业科学实验室，还在农场引进了当时领先的拖拉机，以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努力实现集体农业的发展。对于实行半机械化后剩余的劳动力，泰戈尔倡导他们开展家庭手工业。泰戈尔这种怜爱农民的思想和解决农民困难的创新行动，尤其是集体农业发展的实验，“比圣雄甘地早二十年，比民族政府早半个世纪”。泰戈尔的这一系列思想和行为，的确是超乎寻常、难能可贵的。
泰戈尔管理西莱达农庄期间，正值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也是印度经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和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的阵痛时期。19世纪中后期，以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为代表的新民族主义者登上了政治舞台，1895年掀起了“司瓦拉吉”（即民主、自治）运动，无疑这个运动具有爱国民主的性质。作为爱国者，泰戈尔虽然身在西莱达农庄，但眼观新民族主义运动的新形势，心系国家民族何去何从的前途。新民族主义运动引起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恐慌，执政当局逮捕了提拉克，并通过了“反煽动法”。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激怒了印度人民，泰戈尔立即投入人民的反抗运动，支持新民族主义运动，声援和营救提拉克，在加尔各答的群众集会上，泰戈尔义正词严地宣读了题为《窒息》的檄文，强烈抗议殖民当局的暴行，并在会后积极参加为营救提拉克的募捐活动。作为原始梵社的秘书，泰戈尔对新民族主义者提出的恢复和利用印度教传统的观点和行为又不完全赞同，虽然他出身于印度教家庭，深受父亲宗教思想的影响，但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对不平等的婆罗门种姓制度和极端的印度教主义有抵触甚至反感情绪。因此，泰戈尔常常漫步在西莱达的田间小道和山坡林荫，静坐在帕德玛河船屋的灯下，作为思想者的他，沉沉地思考着一个历史和时代的大命题：传统文化需要完全继承还是完全扬弃？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是冲突的还是协调的？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印度精神？泰戈尔冷静思考，艰苦探索，试图找到印度人的精神家园，把握住印度文化的精神脉动。的确，印度悠久的历史产生过伟大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奥义书时代，通过许多“大仙”和智者对自然与人生、个我与宇宙的秘密的自由探索，积淀了“梵我一如”的精神；佛陀时代，经过林立的学派和宗派之间的论争，积淀了“悲天悯人、普度众生”的博大精神；锡克教时代，通过许多志士仁人反抗入侵者的斗争，积淀了“尚武不屈”的坚忍精神；古代印度教时期，通过吠檀多哲学大师、众多思想家的不懈努力，积淀了“不二论”（即一元论学说，认为宇宙精神“梵”与个我精神是同一不二的）、“四大种姓”和“四大人生价值”（即“利、欲、法、解脱”的人生价值。利，即财富；欲，即欢乐；法，即道德；解脱，即灵肉圆满）的精神；近现代印度教继承了古代印度教的“不二论”，整合了佛教、基督教的思想，积淀了“梵我同一”、“平等博爱”的精神，这种印度教精神已经不是古代纯粹的封闭的“不二论”，主张打破“四大种姓”制度，建立综合的开放的思想体系。而新民族主义者要恢复和利用的竟是古代的传统的印度教精神，这与近现代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立的现实是相悖的，不合拍的。泰戈尔认识到，正因为上述各个时代精神的不断创立、继承、改造、融合和发展，才使印度即使几度被外来民族入侵、占领、统治，但印度文化始终未曾消亡，因此，“政治的自治固然重要，然而如果没有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这个民族是不能真正站立起来的”。基于这种深层次的理解、探索和证悟，泰戈尔认为，真正的印度精神不是某一种宗教的教义和思想，而是综合多种宗教、具有永恒价值和普遍智慧、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思想融合而成的精神。这种精神既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吸收现代文化的精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互动和谐的；这种精神既要蕴含印度文化的养分，又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印度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互动和谐的。这种印度精神从思想内核来看，既包含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推崇的奥义书梵我一如的思想，又包含佛教的慈悲平等、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的思想；从印度精神的社会性来看，既包含独立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包含普爱众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简言之，真正的“印度精神”就是“梵爱和谐”的精神。泰戈尔探究、理解和归结的这种梵爱和谐的印度精神，是他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思想结晶。至此，泰戈尔的梵爱和谐思想已初步形成。
（二）桑地尼克坦的生命体验：梵爱和谐思想的成熟
如果说泰戈尔经历了亲近农村、怜爱农民的生命体验，从而产生了平等爱民的思想，在西莱达农庄期间对印度精神艰苦探索的生命体验，初步形成了梵我和谐的思想，那么，泰戈尔创办实验学校以及在桑地尼克坦四十年生活的生命体验，则使梵爱和谐思想臻于成熟。
泰戈尔40岁时放弃了舒适优裕的生活和令人迷恋的社会环境，在遥远清幽的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桑地尼克坦（意为“和平宅院”，这是他父亲当年购买这块土地时所给的命名）创办了儿童实验学校（后来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大学），他把西莱达田庄交给从美国农业大学毕业回来的长子罗梯管理，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创办、管理和发展实验学校的生命体验之中。
泰戈尔创办儿童实验学校的动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强烈的针对性和自己教育思想与“爱的哲学”的实验性。早在创办这所实验学校的十年前，泰戈尔就目睹了印度贫苦儿童的不幸遭遇，他在《教育的变革》中指出：“再没有比可怜的孟加拉儿童更不幸的人了。在那种年龄里其他国家的孩童用自己刚长出来的牙津津有味地咀嚼甘蔗，而孟加拉儿童则必须坐在学校的长凳上，他们骨瘦如柴，难看的双腿袒露在围裤边角外面，不时遭受老师的斥责，同时还要尝到藤条的滋味。这种教育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他的认识力量减弱了。”对于教育和人的生命成长来说，贫穷苦难并不可怕，贫穷能使人们完全接触生命和世界，促进个我对世界的体验。因此，泰戈尔创办的儿童实验学校把孟加拉的贫苦儿童和其他社会成分的子女作为主要的招生对象；同时，他的儿子和女儿也是这里的学生。这种招生对象与印度的习惯和当时的教育制度相反。泰戈尔创办这所儿童实验学校除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强烈的针对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实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爱的哲学”。泰戈尔所受的教育并非正规的连续的学校教育，历经了不少折磨和痛苦。他念过小学，但学习的内容枯燥乏味，儿童又没有自由，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爱，所以他退学回家，接受家庭教育；后来他又进过师范学校，因为这里的教师不仅不给学生自由，而且动不动就打骂学生，丝毫没有爱的影子，他受不了这种身心折磨，又退学回家，再次接受家庭教育；但家庭教育毕竟有限，于是他二哥又带他到英国留学，但刚刚学习了几个月，父亲就把他召回国来了。泰戈尔自己求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的切身体验，使他逐渐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泰戈尔认为，最高的教育应该是不仅给我们以信息，而且要使我们的生命与万物和谐统一。因此，他决定要创办一所让儿童们既能学习知识，又能亲近自然、享受自由、获得“爱”和快乐、使“生命与万物和谐统一”的学校，以此来实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爱的哲学，从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获得真切的生命体验。
泰戈尔这所学校办学的宗旨是为平民阶层、其他阶层和全社会培养乡村发展的人才，进而为整个印度民族培育人才，开辟一条复活印度精神之路。泰戈尔不仅仅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和耽于冥想的思想家，更是一位勇于实践、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的这所实验学校，从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模式的设计到学校发展蓝图的勾勒，从广泛复杂的社会联系到务实具体的管理工作，从扩大招生规模到注重教育质量，从课程设置到课堂教学，他都亲力亲为，例如他发现没有适合所招学生的孟加拉语读物和教科书时，他就自己动手，精心编写这类读物和教科书，并鼓励学校的教师参与教材的编写。学校课程的设置也从社会需要和人的成长需要的实际出发，除了必需的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之外，还设置了大量的让学生与当地农民密切接触、参加农业劳作、为农民服务的系列活动，使学生真正成为扎根在土壤中的现代新型农民。这样，在这所学校毕业的“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他们终将成为明天的积极公民，而扎根在土壤中的农民，是印度经济和印度社会的坚固核心”。
在这所实验学校，泰戈尔首先关心的是学生心灵的健康发展，给这些儿童慈爱和关怀，同时注重儿童的身体健康，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感情。他要求全体师生都用自己祖国的孟加拉语进行课堂教学和生活对话，而不是像官方公立学校那样，强迫学生学习和运用英语。他鼓励孩子们运用祖国的语言，自由轻松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他的教育实验的宗旨就是让学生的成长不是处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氛围之中，而是处在现实的生活气息之中，要培育学生与大自然的亲近感，让学生的精神与导师的精神同步成长，学生的内心世界与客观的外在世界和谐发展，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心灵的自由。因此，他要求孩子们动脑、动口、动手，全方位开放感官去感知生活，认知周围世界。泰戈尔认为，大自然是儿童最好的老师、最美的课堂，因此他让孩子们到学校广场的树荫下去上课，观察自然界万物的形态及变化；如果孩子们上课十多分钟后注意力分散了，他就允许学生去观察树上跳跃的小松鼠，甚至爬上树去坐在树杈上读书；他给孩子们充分的自由，允许他们坐在树荫下做作业或答考试题。这种关爱学生、亲近自然的生活式教育，调动了学生探索大自然秘密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使学生逐渐建立起与环境相依相存、融为一体的和谐关系。在这所实验学校里，通过泰戈尔的教育引导，大家都认为生命不是静止的静思的，而是在活动中运动中觉醒着的；生命的最高目的，是与安宁的自然融为一体，即达到“生命与万物和谐统一”。泰戈尔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孟加拉语和文学艺术知识，自己动手办报纸。学生们在夜间编辑自己的报纸，全校共有四种报纸，都是用手书写、用手作图的。他们所写的，有的是诗歌，有的是文学评论。泰戈尔的学校除了重视学生的活动能力培养之外，还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和个人自主的教育、集体服务和公共事业的教育，其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完美的人。
泰戈尔全身心地爱自己的学生。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期间虽然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一双儿女，但是，他从爱自己周围的每一个学生的生命体验中获得了足够的补偿。春日，他带领孩子们缓缓穿行在百花丛中，吟诵着春的诗篇；夏夜，他带领孩子们团团围坐在清风朗月下，轻唱着夏的夜曲，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秋季，他带领孩子们尽情表演他创作的戏剧。这与我国至圣先师孔子所赞赏的曾皙的理想极为相似：“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泰戈尔还嘱咐妻子给孩子们做的饭菜要尽量增加一点营养，而他自己所吃的却极为简单。他要求教师绝对不能打骂学生，不得无由呵斥学生。泰戈尔的实验学校“和平宅院”始终沉浸在神圣和谐的氛围之中。晚餐后，学生与教师们联合开展各种智力上的娱乐活动；他每周总有两次对学生和教师们的讲演。学生们除了上课，还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他们虽然吃的是平常菜饭，但精神饱满，学习勤奋，泰戈尔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慈爱有加。他除了对学校的管理之外，总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孩子们的活动、游戏和交谈，从这些活动和交流中，他发现了纯真可爱的童心之美，领略到天真自由的童年之趣，体验到热爱儿童、天人一体的生命之乐。“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思想”，这两句话是泰戈尔的学校生活的准确写照。泰戈尔42岁时（1903年），决定长期与学生们生活在一起，将家搬到桑地尼克坦，从此定居在这里，直至38年后生命到达终点。
1918年，泰戈尔四方奔走，筹建国际大学。1921年12月23日，国际大学在桑地尼克坦正式成立，泰戈尔自豪地宣称：“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国际大学是印度拥有献给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代表。国际大学向四周奉献出自己最优秀文化成果，同时也向他人汲取最优秀精华，并把这种做法看作是印度的职责。”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将她办成印度文化的“森林”，世界学子学者云集的“鸟巢”，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心灵的栖息地和爱的精神家园。国际大学建成后，他把一片爱心都献给了他一生的“情人”——国际大学及其学生，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古鲁特父”（意为“大智大慧的导师”）。他不顾年逾花甲的高龄，坚持每周或间周在浓荫蔽日的林间、在绿荫如毯的草地为学生上一次课，即作一次演讲，演讲他关于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和教育的最新思考和见解，他的演讲都是胸有成竹的即兴演讲，从不带稿，出口成章。大学生们为“古鲁特父”的新颖观点、卓越见解、超人智慧和敏捷表达由衷折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讲完课，坐在菩提树下的藤椅上，学生们围着他，争先恐后地问候导师，并不时向导师提问，泰戈尔对学生们的提问都饶有兴味地给予回答，直到学生满意为止。他的演讲答问妙语连珠，学生们听讲如沐春风，师生关系和谐洽洽，师生之爱其乐融融。在平日的早会和集会时，学生们都自豪自信、满怀深情地合唱泰戈尔亲自为国际大学所写的校歌：“她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心中之所爱/桑地尼克坦/在她的手臂中/荡漾着我们的轻梦。”
泰戈尔为办好儿童实验学校和国际大学，不仅在精神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而且在经费上费尽心机和周折，作出了令人钦佩的爱的奉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的资金筹措十分困难，泰戈尔毅然变卖了在布利的房产和一部分书籍作为学校的经费，他的妻子甚至将心爱的首饰也变卖为现金，支撑学校的资金运转。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将全部奖金捐献给了为平民孩子提供教育的桑地尼克坦实验学校和国际大学。泰戈尔把桑地尼克坦的全部财产都献给了国际大学。1923年他又将自己已发表的孟加拉语著作的版权献给了国际大学。
世上没有一条完全平坦的道路，人生没有全程如蜜的境遇，精神没有风平浪息的港湾。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的办学初期，不仅历经经费短缺、生源枯萎、宗派反对、流言非议的种种曲折磨砺，而且在实验学校开学后的短短五年之间，接二连三经受了相濡以沫的妻子病故、疼爱有加的二女病逝、精神导师父亲与世长辞、寄予厚望的小儿子遽然死去的“四丧亲人”的沉重打击。再加之1905年他参加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分裂印度的司瓦代什运动，与领导民族自治运动的国大党领袖发生意见分歧，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治运动功败垂成。五年来，泰戈尔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多重折磨和痛苦，经历了切肤入髓的生命体验：四位至亲至爱的亲人遽然离世，民族主义者的谴责辱骂，英国殖民政府的监视迫害，祖国众人的误解怀疑。因此，他感到心力交瘁，痛苦难当，感叹人的渺小无助和生命的短暂有限。在无尽的痛苦孤独寂寞中，他不禁仰天叩问：我犯了什么罪？上天给我这么多的惩罚！还有完没完呀，天哪！“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他向天长叹，向神倾诉：我这样虔诚地爱梵天，爱这个世界，爱我的国家，爱所有的人，但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回报？泰戈尔沉思着生与死、天与物、人与神、人生与宇宙、精神与物质的终极秘密，寻找着与命运之神顽强搏斗的超越解脱之路。这时，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大家庭中生活、成长起来的泰戈尔，神秘主义在他心中悄然抬头，他回顾着自己与神亲近的历程，企图接续与神的对话：他16岁时所写的诗歌《帕努辛赫》，是与神的初步接触，对神的外在模仿；28岁时出版的诗集《心灵集》，是与神的再次接触，对神的心灵的向往与追逐，对梵的模糊体验；40岁时出版的诗集《祭品集》，是与神的心灵亲近，对神的虔诚之爱，对梵的清晰体验；现在，他再次与神对话，做精神的沟通谛视和亲密接触，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和梵的认知。他认识到：无论如何生命比死亡更重要，精神比生命更重要，精神是维系生命、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纽带；梵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和精神本体，梵我合一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和圆满终极；既然梵我合一，梵即“我”，“我”即梵，“我”是人间一分子，那么，神与“我”一样，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而是存在于人间和“我”的心上的；“我”对梵的向往和对神的爱，也应该是对人生理想的向往和对生活、对生命的爱；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它是与神的更高境界的亲密接触、与梵的合二而一，因此应该由衷赞美它，不过生命更值得赞美和歌唱。泰戈尔的精神和灵魂面临艰难抉择，他觉得，追求与梵的融合不是为了终极解脱，而是要实现生命的证悟、人格的升华，到达理想的彼岸；对神的亲近和梵的皈依不是出离红尘、禁止人欲，而是让“人”对生命更加尊重、对大自然和生活更加热爱。因此必须尽量摆脱目前痛苦的磨难对精神的打击，作出精神和灵魂的抉择，否则将前功尽弃，一事无成。经过深思熟虑，泰戈尔认为，只有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寻得生命真谛的与梵对话，才能摆脱这种痛苦的磨难对精神的打击。泰戈尔反复阅读研究奥义书，以奥义书的真理作为思考的突破口，寻求生命真谛和与梵对话终于有了思维的结果：他清楚地捋顺了人与宇宙与梵的关系，深刻地证悟到了生命的真谛，豁然找到了人生的行动指南。他说：“奥义书说：‘人如果在这一生中能亲证至高神，他就是真实的，如果不能，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灾难。’但是，这种亲证神的本质是什么呢？……她所寻求的并不是增加某种东西，而是在万物的变化中寻求不变，这最高的永恒之喜与万物之喜的合一。奥义书说：‘在梵中失去一切，正如一支箭已完全射中目标。’所以必须意识到被梵绝对包容的生命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专注的行为，它必须是我们生命的整个目标。……如果充满喜的活力没有布满天空，人就不可能生活或行动。让我们在我们的一切行动中感受这无限者的活力的推动而备觉高兴吧！”泰戈尔毅然决定以自己的“一切行动”来感受无限者“梵”的活力、魅力和动力，在切实的行动中彻底摆脱所历痛苦的磨难对精神的打击，“在万物的变化中寻求不变，这最高的永恒之喜与万物之喜的合一”，即个我的有限生命与“梵”的无限生命的整体和谐，“爱”的崇高精神与“梵”的最高灵魂的整体和谐，这就是梵爱和谐——生命的整体和谐。
泰戈尔的“一切行动”主要包括实验学校的建设发展和精神作品的著述。在实验学校的建设发展方面，通过泰戈尔的多方联络和艰苦努力，桑地尼克坦实验学校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办学声誉不断提升，学校大名蜚声海外。于是，泰戈尔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建成了国际大学。至此，桑地尼克坦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鸟巢”，在那里聚集了英国的天才学者安德鲁斯、皮尔逊和埃尔赫斯特，法国学者西尔凡·莱维夫妇，德国大学莫利兹·温特尼茨，查尔斯大学的博士维·莱斯尼，这些学者都是国际大学的教授。此外，国际大学还邀请了一批蜚声世界的作家与学者作为客座教授，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斯特拉·卡朗利什，法国—瑞士语言学者伯诺瓦，俄国学者鲍格达诺夫，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法劳姆。1925年冬，意大利杰出的东方学者卡洛·佛尔米奇和基埃塞皮·图西成为国际大学的访问教授，并为国际大学赠送了一批价值颇高的图书。1926年冬，埃及福阿德国王也向国际大学赠送了一套阿拉伯书籍。当泰戈尔六十岁生日时，托马斯、康德、凯萨林、霍普曼等著名作家、学者组成委员会，将一大批德国经典著作赠送国际大学图书馆。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不断加盟，学校图书设备等条件的不断改善，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使国际大学迅速跨越国界和学科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学。
在精神作品的著述方面，从桑地尼克坦实验学校开学到《吉檀迦利》问世的九年，泰戈尔把大自然的美和生活中的真善美当作神赐予的美，进而把这些美和生命作为神在生活中的具体象征加以歌颂；即使对死亡的歌赞，也不是看破红尘、逃离人世的解脱，而是把它作为完成今生任务的必然选择，企望通过生命的圆满达到与神相会、与梵合一的终极目的。因此，泰戈尔以神赐之笔谱写出一首首锦绣诗篇，抒写了他对自然与人生、儿童与亲人、生命与死亡、生活与社会、和平与人道、宇宙与神灵的深邃之思和热爱之情，表达了他“一生感受最深的儿童时代的生活体验和本时期的宗教体验……二者的联系便是对未知世界的神往和追求”，其诗歌创作日臻完美，硕果累累，佳作迭出。这九年间，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怀念集》、《儿童集》、《渡口集》、《故事和叙事集》、《致敬集》，直至1910年出版最杰出、最深刻、最迷人的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1913年凭此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达到巅峰。泰戈尔从40岁（1901）时在桑地尼克坦创办儿童实验学校到68岁（1929）时出版了15部诗集，其中包括表现“梵爱和谐”思想最集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诗集《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和《飞鸟集》。
在桑地尼克坦的岁月是泰戈尔人生旅程最为辉煌的岁月。泰戈尔把自己满腔的爱献给了桑地尼克坦实验学校和国际大学，献给了自己钟爱的儿童，献给了自己喜爱的教育事业、文学事业和社会理想。在这里，他爱儿童，爱自然，爱生活，爱生命，爱神，爱梵，爱塑造人类灵魂的教育事业，爱桑地尼克坦这块热土，爱自己的伟大民族和祖国；他证悟了生命的体验，完成了精神的嬗变，实现了梵与爱的和谐融合。至此，泰戈尔的梵爱和谐思想臻于成熟。
（三）反殖民爱和平活动的生命体验：梵爱和谐思想的升华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包含丰富的爱和平、爱人类的元素。例如1898年英国政府通过“反煽动法”时，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群众集会上发表题为《窒息》的演说，谴责英国殖民当局对民族主义运动领袖提拉克的迫害。由于在爱和平、爱人类、非暴力主义等思想方面的认同，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与印度伟大领袖圣雄甘地（1869—1948）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相互拜望，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有深入的切磋，精神信仰上有无言的交流。1915年3月，泰戈尔与甘地两位巨人第一次见面，从此奠定了终身友谊的基础。1925年5月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会见圣雄甘地，与甘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讨论，在反殖民、爱和平、爱人类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不久，圣雄甘地被捕入狱，在监狱宣布绝食，泰戈尔探望了狱中的甘地，并赞扬甘地反殖民、爱和平的坚定意志和英勇行为。泰戈尔还设法帮助甘地，写诗文抗议英国殖民当局逮捕甘地。后来他出版了题为《圣雄与被压抑的人性》一书。1940年2月，圣雄甘地和他的妻子到桑地尼克坦对泰戈尔进行了最后一次拜访，泰戈尔把国际大学的存在和发展委托给了甘地。此后，国际大学成了国家负责的大学。
泰戈尔一生与中国人民建立和保持了友好关系。他同情旧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事业，树立了和平使者和世界主义者的崇高形象。他早在20岁时，就在《婆罗蒂》杂志发表了题为《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的檄文，强烈谴责英帝国残忍毒害中华民族的旷古未闻的罪行。国际大学建成后，泰戈尔为了加强系科建设，首先设立了中国系，这在印度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之后，为了促进中印人民之间的友谊，他在桑地尼克坦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园地建立中国学院大厦，将原来的中国系扩展为中国学院；中国学院成立时，他亲自主持典礼，并发表了题为《中国与印度》的热情洋溢的演讲，盛赞中印千年友好历史，高度评价中国和中国人民。1924年4月至5月，应梁启超的邀请，也是孙中山的邀请，泰戈尔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访问期间，他在上海、济南、北京等地发表了几十场演讲（第二年以“在中国的谈话”为题出版）。在演讲中，他怀着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同情之心，赞美中印人民之间悠久深厚的友谊，称颂东方文化的道德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反对西方的物质主义和侵略复仇主义，主张通过道德价值来抚育文明的力量，并且由衷寄托中国人民终当觉醒的希望，乐意分享当中国人民站立起来时的欢快。泰戈尔虽然在当时的中国不被人理解，却受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的尊重。这期间，诗人徐志摩一直陪伴着他。泰戈尔访华不仅恢复和发展了中印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掀起了中国的泰戈尔研究热，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成果。他离开中国后不久，在学界泰斗蔡元培的领导下，我国成立了“中印学会”，并决定在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当年9月在上海建立了“亚洲学会”。后来泰戈尔生病住院时，蔡元培等中国文化界人士联名致电慰问他，泰戈尔在复电中祝愿中国人民早日获得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他的电文在印度各大报纸发表，并经由路透社向全世界广播放送。
泰戈尔不仅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表达爱和平、爱人类的思想，而且支持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争取和平自由、建设自己国家的斗争，表现了爱和平、爱人类的思想。当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时，泰戈尔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反侵略集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演讲：“阿比西尼亚的椰林，被意大利的炮火燃烧着……可是，人类的文明，绝不会被野兽毁灭，真理和正义，绝不会逃离人间，英勇的阿比西尼亚人民和刚强的中国人民都已奋起，对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我深信他们终将得到最后的胜利。”1930年泰戈尔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访问了莫斯科，他把访问苏联看作是“朝圣”，他对俄国革命和苏联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泰戈尔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一如既往地关心祖国人民为独立解放所进行斗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他反复念叨自己的祖国变成了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人民的硕大集中营，为独立解放所进行的斗争的不合作运动领导人圣雄甘地还被关在监狱里；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军队的疯狂铁骑正在杀向全体人民和平安祥、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苏联；善良勤劳、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正在经受野蛮残忍、杀人如麻的日本法西斯的痛苦煎熬。因此，他感到这种血腥的残忍所带来的痛苦远胜于病魔带来的肉体痛苦。泰戈尔在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却如此关心着人类的命运与世界的和平，希望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拥有自由的人，获得新生命的人，都能够主宰和实现人类的命运，他认为这样的人才是伟大的人。
上述这些活动和义举，充分反映了泰戈尔反殖民、爱和平、爱人类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于人类的善良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有这一切都渴望着被表现，于是自然而然地想要赋予它们以自己的表达方式。”郑振铎评价道：“太戈尔的爱的哲学，对于欧洲，乃至全个世界，实是具有很大的使命的。……太戈尔的使命就在于此；人类的永久和平与自由与发展即存在于这个和谐之中了。”
综上不难看出，泰戈尔管理西莱达农庄和创办实验学校的体验是“梵爱和谐”的生命整体和谐的体验，其梵爱和谐思想从在西莱达农庄对印度精神的艰苦探索而初步形成，到在桑地尼克坦对生命的深度认知、对梵的灵魂证悟而日臻成熟，再到积极参与或领导印度的反殖民、爱和平、重创造、争取自由民主平等的频繁社会活动而不断升华，都真实体现了其梵爱和谐思想形成的艰难历程和博大复杂的精深内涵，充分展示了诗人的宗教意识、哲人的精神世界和伟人的人格魅力，彰显了以“泛神论”为核心，以创造、自由、民主、平等，反对殖民主义为表征的个性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