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有英文文献对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研究集中于美国或整个西方对于亚洲（特别是西亚）的政策，换言之，很多西方学者将北约视作美国或整个西方亚洲政策的工具。英文文献将北约在亚洲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全面性研究的情况还不多见。

有一些学者认为北约必须积极介入亚洲事务，但他们对于北约应介入的程度和侧重的地区有不同看法。科恩（Cohen）强调北约扩大在亚洲影响的必要性，他警告说：“高加索和中亚的动荡和失败国家，以及地中海南部与东部乃至整个大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是另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威胁，会对欧洲和北美造成危险。”他建议北约应该基于共同的威胁评估发展具可操作性的战略，以应对亚洲地区的主要威胁。他同时还敦促北约支持亚洲的民主进程，并为巴以冲突双方提供沟通场所以增进互信。伊沃（Ivo）甚至认为北约吸纳亚太国家进入联盟将构成北约扩展为“全球民主联盟”的核心。戈登（Gordon）呼吁北约抓住“9·11”后出现的机遇，加大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力度。他认为北约在“9·11”后对亚洲事务的参与还存在着很多局限，联盟卷入地区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北约很可能进一步扩大在大中东地区的存在。纳赛尔（Nasser）也认为恐怖主义既给北约带来了威胁，同时也给北约带来了机遇。中东地区是北约重塑未来战略和身份的重要地区。卢格（Lugar）认为北约可以通过帮助亚洲国家提供军事领域的培训和教育，来遏制冲突的爆发。他建议北约的培训应该包括维和、反恐、边境管理、防务改革和文官控制军队等领域。

阿尔滕伯格（Altenburg）断言，当今中东的局势要求北约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北约为中东安全作出真正贡献的时代已经到来”。鲁普（Rupp）具体指出，“地中海对话”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差强人意，而在“9·11”后，许多联盟支持者呼吁北约在地中海周边地区扩展其存在。科内尔（Cornell）认为，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局势使北约有必要成为一个安全供给者，北约是唯一能够为外高加索国家带来安全的国际机制，北约介入外高加索事务也有利于俄罗斯的安全。本杰明（Benjamin）预见到北约内部各国的财政困难使其发展与亚太伙伴的关系变得非常关键，因为富裕的日韩等国可以帮助它们分摊防务开支。亚历山大（Alexander）认为，阿富汗连接中亚的北方补给线是北约除“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外与中亚的重要联系纽带，应该利用北方补给线加强北约在中亚的存在。杰里米（Jeremy）等人认为，伊拉克战争造成的联盟分裂就像联盟历史长河中的多次分裂一样，只是又一个历史上的小插曲，不会总体上阻碍北约参与亚洲事务的进程。穆罕默德（Muhammad）声称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认可了北约在阿富汗的作用。莱普生（Laipson）强调北约在亚洲地区的角色应该与其他的国际倡议相一致，寻求使地区产生必要的变化。“新的行动主义能为地区稳定作出贡献，能将安全部门的改革加入地区改革的日程”。辛巴尔（Simbal）确信北约在阿富汗和中亚的存在，为上海合作组织与北约的合作提供了契机。哈伯格（Heibourg）坚称，北约能够在维和与安全部门改革方面扮演有用的支持性角色。朱迪（Judy）甚至惊呼，如果不让北约参加阿富汗战争，北约将面临衰亡的危险。鲁尔（Ruhle）认为，北约对亚洲事务的参与是大势所趋，而且会将范围进一步扩大至非洲，但提醒北约应该考虑地区差异及各地对北约的普遍认知。诺兰（Nolan）与霍奇（Hodge）坚信亚洲地区的现实促使北约进行干预，以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或防止种族冲突和大规模违反人权情况的外溢。另外，有一些学者对北约在亚洲的作用赋予了很高的期望，例如，法克斯（Fücks）提出北约给予以色列成员国资格，以帮助这个犹太国家与巴勒斯坦达成最终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北约给予成员国身份的许诺将鼓励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朝着和平与民主的方向前进。马特（Mattelaer）声称，北约阿富汗战略会带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变革，并增强北约内部的团结。

同时，很多学者认为北约是跨大西洋联盟或美国处理“9·11”后亚洲地区局势的重要工具。斯韦策（Schweitzer）坚称美国在北约政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北约本身服务于美国的安全目标，当众多成员国参与北约决策时，美国具有最大的话语权，事实上，美国主导了北约的行动”。达尔德（Daalder）等人认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就迫使其北约盟友将视野从欧洲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穆斯塔法（Moustafa）认为，“9·11”事件改变了北约在中东的角色，北约在中东已经沦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肯尼斯（Kenneth）认为，北约阿富汗行动已经演变成一项美国化的行动，未来美国将不得不承担起重建阿富汗的主要责任。鲁尔进一步认为，非常显著的是，为了应对“9·11”之后的新安全环境，北约的议程表明新的跨大西洋安全伙伴关系已经建立。伯恩斯（Burns）确信，北约防护欧洲与北美的使命没有改变，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注意力投向亚洲，“我们必须向东和向南投射理念关注与军事力量，我相信北约的未来在东部和南部，那里属于大中东。”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评估认为，北约是美欧向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投射力量的适合工具。欧洲成员国可能未做好向中东投射力量的准备，但鉴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欧洲各国有限的防务资源，使用北约介入地区事务不失为一种正确的做法。戈登指出，尽管美国与欧洲对北约在亚洲的角色存在着分歧，但这不妨碍他们利用北约在整合政策和行动方面可靠的机制，来实现它们在亚洲各自的利益。

然而，很多学者对北约在亚洲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由于长久以来人们对北约在冷战时代的印象以及西方对亚洲长期的殖民统治，很多学者认为北约参与亚洲事务是在一种不信任的氛围下进行的。尼普（Neep）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负面形象为北约在该地区发挥作用投下了阴影，尤其是在“地中海对话”当中。她指出如果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不希望被民众推翻的话，它们的领导人必然不会忽视国内普遍存在的反美民意，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还没做好在这一问题上违背民意的准备。同样，布兰福德（Blanford）坚持认为海湾地区的情况与地中海地区没有大的差别，强调对于美国的巨大不满在富裕的海湾国家不断蔓延，各国对北约宣布的计划心生疑惧，即使在多数海湾国家已经批准与北约的合作倡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些观点都认为北约的亚洲存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柱，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北约与美国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在地区的负面形象将使北约发挥更大作用变得非常困难。

不仅是美国的影响，亚洲地区各国对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意图缺乏信任。什亚布（Shiyyab）认为阻碍北约与亚洲国家合作的主要因素是殖民历史留下的不信任感。他注意到很多亚洲人士惧怕北约强力介入亚洲事务，因为他们认为北约与亚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机制是为下一步武力干预亚洲事务做准备。什亚布得出结论认为，为了确保化解双方的不信任感，必须进行成功的对话，而对话的主要目的必须服务于双方的需求。斯蒂芬（Stephen）认为俄罗斯对北约在其南翼“软腹部”的存在非常敏感，决不允许北约侵犯自己的势力范围。伊丽莎白（Elizabeth）认为中国对于北约在阿富汗的存在态度消极。以上观点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对于北约介入亚洲事务存在着恐惧，害怕北约目前的努力是未来干涉主义政策的先导，将危及本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但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北约对亚洲地区怀有敌意，西方坚信控制临近欧洲的亚洲地区可以控制和防止该地区危机的外溢。本克（Behnke）指出“地中海对话”机制正是在这一敌意的驱使下做出的决定，以便为北约未来干涉地区事务做好准备。丽贝卡（Rebecca）则认为驱动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动力不是敌意而是价值观，她认为北约自诞生之初就一直是个价值观联盟，北约的任何重大战略行为都是价值观驱动的结果。

很多学者认为北约在亚洲的角色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尤其在是否能提升地区安全方面。考德斯曼（Cordesman）指出，美国单独组织志愿者联盟不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欧洲必须使北约在亚洲扮演角色以束缚美国。他同时认为，北约在击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方面所暴露的缺陷，表明了北约在亚洲将长久面临极端主义与不时发生的战争。科赫（Koch）相信北约在亚洲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北约在海湾地区的存在的确会让欧洲在地区安全安排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这不能取代美国在这一重要地区作为首要安全供给者的地位。马尔姆维奇（Malmvig）对“地中海对话”的前景表示悲观，她认为地区国家对北约并不是都抱有积极的看法，而且北约缺少说服地中海国家与其进行合作和改革的“胡萝卜”。肯尼斯（Kenneth）认为，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面临族群分裂和内政腐败等巨大挑战，未来前景非常暗淡。斯特恩（Sten）指出，北约与阿富汗发展“一个实质性和雄心勃勃的长期伙伴关系几乎已经不可能”。杜福科（Dufourcq）认为北约的好邻居政策无助于临近中东国家的内生性问题，与这些问题的解决相关度不高。事实上，北约对于复杂安全环境的干预能力很弱。温罗（Winrow）对夸大北约卷入亚洲的效果提出了警告，他预测北约既不能解决地区内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也不能消除参与者之间的分歧。对于“地中海对话”机制，他明确表示其职能将起到建立信心与预防外交的作用，但不会带来地中海国家间关系的突破。安德鲁（Andrew）和萨拉（Sarah）认为，北约在阿富汗暴露了很多问题，北约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阿富汗的复杂问题，未来北约的域外行动将谨慎从事。斯皮尔哥特（Spieget）相信北约在亚洲的存在无助于当地安全政体的建立，他认为没有国内的支持和地区国家领导人的可信承诺，这种政体的建立进程举步维艰。

另一些学者更坦率地指出，由于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矛盾关系等因素，北约在亚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失败。奥拉利（Ahrari）警告说，西方介入地区事务将引发广泛的冲突，西方决定遏制或征服伊斯兰世界助长了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像沙特等国已经准备抗争，即使是相对较小的规模”。坦纳（Tanner）认为，北约不仅面临地区的挑战，而且也面临内部的分歧。他注意到北约在其发展伙伴关系时存在着内部的某种敌对情绪，联盟各国对亚洲地区事务存在着不同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很难调和。类似的，索威拉姆（Soweilam）对北约在中东地区的作用表示怀疑，美欧在几乎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分歧，而且北约还面临着外高加索、里海和中亚的战略挑战，北约是否能够同时兼顾这么多地区似乎很成问题。文森特（Vincent）与保罗（Paul）坦言，北约内部对于阿富汗战略存在着巨大分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所谓的战略僵局，如果北约不能有效地弥合这些分析，北约在阿富汗将面临失败的命运。里佐（Rizzo）强调阿富汗需要重建的是失落的价值、认同感、统一在同一面旗帜下的传统、现代化的等级结构以及相关领域的培训，而这些需求是北约所难以满足的。摩尔根（Morgan）提出北约在冷战后用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方法对待不同地区的安全体系，这对中东的安全不会起到作用。主张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鲁普也意识到新北约确立了一些其自身很难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其成员国也不相信北约能成为实现它们的外交政策。他甚至预言北约的衰弱不可避免，北约在未来只能自求多福，根本无心他顾。

从中文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对北约的学术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又以北约发展的历史性叙述为多，使用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分析北约发展的尝试还较为罕见。对北约介入亚洲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尚未出现，专门论及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学术性文献仅见于许海云发表的《北约“亚洲政策”的表现及其影响》一文，该文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整体上考察了北约亚洲政策的原因、进程和影响。

另有数量近百的著作和论文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北约介入亚洲的研究，但这些文献有的研究重点不是北约、有的只侧重北约介入亚洲很小的一个方面，或者研究深度十分有限，以下仅对相关程度相对较高的学术性著作进行梳理。《北约扩大研究1948—1999》对北约建立后至1999年的历次扩大进行了翔实的历史考察，认为北约虽然是一个区域性组织，但其全球性的影响力在随着扩大而不断地增强。《透视新北约：从军事联盟走向安全政治联盟》认为冷战后北约通过改革促进转型，实现了成员、使命与地域的多重扩大，从一个区域性的军事联盟向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安全政治联盟转变。《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认为莫斯科对北约全球化和北约介入高加索地区存在担心，未来俄罗斯会在继续反对北约扩大的基础上参与北约事务并从中寻求俄罗斯的利益。《北狼动地来？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防务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认为北约借反恐之名东扩至中亚地区，必将影响欧亚大陆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应该顺势而为，注重海向和陆向的战略协调，加强欧俄中关系的结构性联系，以更灵活的姿态处理与美国及北约的关系。《挑战与应战：新世纪的北约》涉及了格鲁吉亚战争对北约—俄罗斯关系影响的分析和北约伙伴关系走向全球化的讨论，认为俄北关系“很有可能仍会处于定期遭受痛苦的状态中”, 北约内部对北约伙伴关系的形式与功能缺乏共识，从而形成了内部紧张关系，而且这一紧张关系必定会延续下去。《联盟战车：北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一书从军事学的角度对北约冷战后的转型与战略进行了剖析，指出北约地域和功能的扩大有其总体规划，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是很具有可塑性的，观察北约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风云变幻看北约》从史实的角度描述了北约从冷战后初期到2008年间经历的重大事件，该书的核心观点认为北约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在涉及亚洲的部分，该书认为美国很难打造出一个对其有效的“全球北约”，即使有了形式，也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北约简史》虽然是一本教科书，但它同时也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该书系统叙述了北约自建立以来到21世纪的发展历史，认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地区冲突，既是对北约政治意志的重大考验，也是北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新世纪北约的走向》从北约的发展轨迹出发，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北约经历的变革及其对世界安全格局带来的重要影响，该书还大胆预测北约在包括亚洲地区的全球范围内影响将不断增加，中国对北约采取接触政策将产生重大战略意义。《北约的命运》对冷战后北约的战略调整、北约东扩以及与美、欧、俄、中等主要战略力量的关系等均作了深刻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北约新世纪的转型。《合法性与大战略：北约体系内美国的霸权护持》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研究法，对霸权衰弱的国际性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霸权权力出现合法性危机是导致霸权衰弱的主要原因，该书以冷战后美国的北约战略为个案检验了有关假设，该书是目前作者所掌握的国内唯一用国际关系理论方法研究北约转型的学术著作。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已有的研究或是专注于北约介入亚洲的某一个方面，或是关注北约在亚洲某一地区的具体活动和政策，或是将北约介入亚洲事务放入北约整体转型进程之中进行研究，而将北约在亚洲地区的存在和政策作为一个单独整体来进行研究还较为罕见，更缺乏使用国际关系理论工具对北约介入亚洲进行全面、深入、系统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