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北约主要防御对象苏联的消失，欧洲的地缘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北约不得不面临两种前途：增添新的功能和扩大地理防御范围以维持北约的存在，或者逐渐走向解体。美国出于维持全球霸权战略的需要，自然不希望后一种情况发生，一方面，俄罗斯具有东山再起的潜力，维系大西洋联盟有助于遏制俄罗斯和巩固冷战成果；另一方面，美国也担忧摆脱安全同盟束缚的欧洲最终可能会实现防务一体化，形成一支与美国构成竞争关系的战略力量。同时，欧洲国家短期内在独立防务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维持北约也是它们当时保障安全最为现实的选择。然而，北约继续明确地把俄罗斯作为假想敌很有可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北约必须扩充新的防御功能和扩大地理防御范围来消除传统威胁（苏联或俄罗斯）下降带来的合法性危机。

北约在冷战后出台的三份战略概念文件中充分地反映了以上逻辑。1991年发布的北约战略概念文件认为，联盟安全所面临的风险不大可能来自对盟国的蓄意入侵，而是来自不稳定所造成的恶果。1999年北约战略概念文件认为，欧洲—大西洋地区及其周边某些国家的种族和宗教对立、领土争端、改革不力或失败、侵犯人权、国家瓦解都可能危及地区稳定。2010年的北约战略报告认为，来自常规袭击威胁非常小，真正危及欧洲—大西洋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恐怖主义、北约边界之外的不稳定和冲突、网络攻击、能源供应与运输、尖端武器的开发、环境与资源问题等。北约战略概念同时也反映在北约现实的行动之中，从介入波黑内战、空袭南联盟、进驻阿富汗到近来的利比亚战事，北约一步步跨出传统的防区，其活动范围不断延伸，组织功能也日趋多样化。与此同时，北约意识到单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应付后冷战时代的全方位安全威胁，在积极吸纳中东欧国家加入联盟的同时，北约还在世界范围内编织起了一张几乎覆盖整个北半球的伙伴关系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约开始逐渐介入到亚洲事务当中。同时，亚洲地区存在的复杂种族、宗教、领土矛盾与冲突；猖獗的恐怖主义、毒品犯罪、非法武器交易等不稳定因素；能源安全和人口爆炸导致的贫困与移民，都为北约卷入亚洲事务提供了充分的安全理由。早在1999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美国就正式提出北约行动应走出北约传统防区的概念，得到与会成员国的普遍认同，所谓北约“全球化”概念由此正式出炉。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北约成员国或伙伴关系国的来源应逐渐超出欧洲范围而向周边的非欧洲国家延展；二是北约域外行动要从欧洲“本土防御”向“处理全球危机”转变。

当前，北约介入亚洲事务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北约在联合国授权下在阿富汗参加维和、反恐和重建任务；二是北约通过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理事会机制、地中海对话机制、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机制、全球伙伴机制与其亚洲伙伴建立与加强安全合作。依据具体的地理划分来看，北约介入亚洲事务可以细分为北约的中东战略、北约的阿富汗战略、北约的外高加索—中亚战略以及北约的亚太战略。在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谋划与实施过程中，北约内部成员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但也存在着诸多分歧，美国希望北约成为其全球战略的有力工具，而欧洲国家虽然有希望借助北约扩展全球影响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希望北约成为维持欧洲及周边安全与稳定的防务工具。这种成员国间内部巨大的张力，直接影响到北约介入亚洲的决策、实施和效果评估。本书试图以北约介入亚洲为切入点，通过对北约各成员国实施亚洲战略的宏观意图的分析与对北约阿富汗战略和北约亚洲伙伴关系的评估，深刻理解北约介入亚洲的动因、进程及其影响。由于亚洲目前是北约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以外最为重要的活动区域，本书将在分析北约介入亚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对于北约全球化走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对北约介入亚洲的分析和评估，本书要研究的问题可以具体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北约介入亚洲的主要动因是什么？第二，北约阿富汗战略中联盟内部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主要分歧何在？第三，北约成员国对北约亚洲伙伴关系的共同立场和主要分歧是什么？第四，亚洲地区的国家（伙伴国和相关非伙伴国）如何看待北约系统性介入亚洲事务？第五，北约介入亚洲的效果如何以及对北约的转型进程和亚洲战略安全格局带来何种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上，回答本书要解决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北约介入亚洲对北约的转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北约是否会从一个地区性的军事政治组织彻底转型为全球性的军事政治组织，它是否会成为一个西方在全球捍卫共同利益的“武装臂膀”抑或由于成员国对其工具性的不同认知最终走向衰亡？

（二）研究意义

首先，为了更深入全面地剖析北约介入亚洲的进程，本书将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一个主导型多边联盟相关行为模式的分析框架，希望以此拓展对新时代联盟理论的认知。一直以来，居于联盟研究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联盟理论，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等传统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认为，历史上权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并不是两个单个国家之间的平衡，而是一个国家或一个联盟与另一个联盟之间的关系。假如一国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到不需要外援就足以自保时，它会避免结盟；当在联盟内承担义务而带来的负担超过预期的利益时，它也不会采取联盟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联盟理论由传统现实主义阶段进入了新现实主义阶段。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将关注焦点转向了威胁、安全困境和利益等。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首创的威胁平衡理论认为，权力并不是国家结成联盟的原因，以综合实力等要素组成的威胁是国家结盟的原因。联盟困境理论从国家安全的安全困境视角出发，探讨了联盟内部的安全困境以及与联盟外两组安全困境的互动。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的利益平衡理论指出，国家间结盟并不一定是应对威胁的反应，它同时可能是对获利的期许。尽管以上理论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视角各有侧重，但它们对于后冷战时代的联盟现象和行为的解释存在着诸多局限。

2009年，斯蒂芬·沃尔特提出了分析后冷战时代联盟行为的单极世界联盟理论，该理论与以上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充分观照了后冷战时代的结构特性，将研究的切入点定位于单极结构视角。不过，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并非是一个唯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联盟行为主要不是以结构力量来驱动，而主要以单极国的国内制度、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等因素来规范的。换言之，沃尔特认为，单极国的国家特性决定了它是否被视为威胁，以及它的何种行为会被视为威胁，并因此引发相关国家的行为反应。

然而，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联盟行为分析框架，沃尔特的理论有三点缺憾：第一，冷战后的时代并不都是单极时代。事实上，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以及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世界已正从单极结构转向多极结构，而且多极结构中的主要大国之间并不是前冷战时代或冷战时代的零和关系，而是一种趋向合作的伙伴关系。所以，冷战后的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单极时代和新多极伙伴时代。第二，该理论没有认识到当今世界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属性。在当今世界中，由于各国都生活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它们在采取各种与联盟相关的行为前，对彼此间行为意图的度算都是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属性为基本前提，即任何别国的行为至少不会以征服他国为目的。第三，单极世界联盟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对联盟内部关系的讨论。事实上，西方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发展出了流派众多的联盟内部关系理论，如公共产品论、联盟困境论、讨价还价论、联盟团结论和相互制约论等，这些理论的思想和方法都是单极世界联盟理论的有益补充。

本书以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为基础性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其进行改造和细化，融合各派联盟内部关系理论的思想与方法，发展出了一个解释和预测北约联盟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希望借此框架对北约的亚洲存在做出精确的解读与准确的预测。本书所称的北约联盟行为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含了联盟内外的国家行为体围绕北约这一制度化存在及其战略所采取的各种行为或战略。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北约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军事政治组织，其内部成员国的互动以及联盟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对于国际安全将产生重大影响，发展出一个对其与联盟相关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北约战略的动因、进程与影响，为研究当代多边联盟的内部运作和外部互动提供一个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观察视角。

其次，研究北约介入亚洲对于评估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态势具有重要意义。北约凭借其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和潜力，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各国政府和首脑的战略神经。北约广泛介入亚洲安全事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冷战时代全球战略安全形势的变化使然，尤其是受到亚洲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影响。同样，北约在亚洲各个地区的政策及其实践也对亚洲的战略态势和地缘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北约介入亚洲事务既有输入安全之益，也有使原本亚洲地区复杂的安全局势更为混乱之嫌。北约在亚洲地区的活动既对亚洲以及全球的战略态势产生了影响，其在亚洲的遭遇又深刻地塑造着北约的转型进程，进而关系到北约未来全球化的走向。

并且，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亚洲地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文化多元，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状况大相径庭，北约目前无法在短期内制定统一和系统的亚洲战略，而只能针对具体区域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方针战略，因而导致其对亚洲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策形成巨大的差异，各个区域或国家间的政策缺乏有机的联系。尽管如此，北约在亚洲地区各个区域的政策和行动差异对于我们理解北约转型的侧重点具有重要意义，理解北约转型的侧重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预测北约未来在全球安全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北约介入亚洲事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亚洲地区的伙伴国或非伙伴国行为体与北约形成一定的互动，在它们的互动进程中我们可以观察伙伴国与非伙伴国对于北约介入亚洲的态度与行动，进而印证分析框架中所提出的各项假设。总之，研究北约介入亚洲事务对于我们了解北约未来的走向和其对亚洲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大西洋两岸的各国安全政策与亚洲国家对区外联盟的态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最后，对于北约介入亚洲的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阿富汗战争后，北约通过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中国西北边陲驻扎重兵，北约还利用各类伙伴关系机制与中国东、北、西三个方向的邻国建立起了不同程度的军事联系。从负面的角度看，北约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四方面的影响。（1）北约进驻阿富汗加大了中国西北方向的战略压力，北约与日本、韩国、蒙古的联系可能加大中国东部与北部的战略压力，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国面临腹背受敌的处境。（2）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会受到削弱，北约通过与中亚国家的各类伙伴关系合作项目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北方补给线，加强了与中亚各国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3）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使中国西部边境的输油管道面临风险。中亚地区通入新疆的油气管道目前是中国能源输入的四大窗口（还有东北的中俄管道、东南沿海海运通道、西南中缅管道）之一，无论是北约向中亚国家施压或是直接切断管道，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能源供给的压力。（4）北约在阿富汗行动长期僵持或失败将使阿富汗境内的安全威胁外溢，影响我国西部省份的安全与稳定。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北约介入亚洲事务也带来了稳定地区安全局势和预防处理危机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中亚邻国和阿富汗一直以来饱受三股势力的困扰，北约进入这一地区有利于遏制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防止这些势力在中国新疆和邻国间的相互渗透，有利于稳定中国西部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随着北约从军事政治组织向政治军事组织和安全合作论坛方向发展，它将在应对其他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打击贩毒、偷渡以及海上救援等方面与中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正确评价北约介入亚洲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有利于为我国的外交和国防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