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该研究计划最初得到了英国艺术和人文研究理事会（UK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Board）的鼎力资助，谢菲尔德大学哲学系为我的研究也提供了时间丰裕的学术休假。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临时研究助手阿里·冯纳埃以其勤勉的工作对我相助良多。学术假期结束之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院为我提供了一份新工作，从而使我得以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本书的撰写中。为此我对迈克尔·史密斯永远心存感激。此外，我要感谢达特茅斯学院的莱斯利人文学科中心在2004年邀请我去做了半年访问学者，这里要特别感谢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促成了此行。对于参加达特茅斯学院每周阅读小组的成员，我要特别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反馈和富有启发性的交流，尤其是欧文·弗拉纳根、唐·勒布和钱德拉·斯瑞庞达。回到社会科学研究院之后，我与一群研究生每周会面一次，从头到尾梳理了本书的最终稿，从中我获益甚多，为此我要感谢所有相关的人。

对于阅读整本或部分书稿的人，我都深表谢意，但我在此要特别赞美一个人，即金·斯特尔尼，因为他忍受了我早期书稿的诸多错谬（在这个过程中，他用完了好几支红笔，在书稿的空白处都写满批注）。其他给予我珍贵反馈的人包括乔治·博特里尔、布雷特·考尔科特、威廉·凯斯比尔、奥利弗·柯里、泰勒·多格特、里根·法郎茅、本·弗雷泽、丹尼尔·弗里德里克、彼得·戈弗雷—史密斯、吉尔·哈曼、马克·豪泽、肖恩·尼克尔斯，以及瓦尔特·辛诺—阿姆斯朗。

在我学术假期期间，以下诸位朋友为我提供了安静的（并且通常还是景色优美的）环境，让我得以思考和写作：皮埃尔和玛丽·鲍利、帕特丽夏·鲁宾逊、杰姬和弗里克·阿特金斯、吉姆和凯奥·诺兰。我还要感谢迈克尔·怀特黑德，他在堪培拉找到了一本弗朗西斯·科布的《道德上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 in Morals）。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温迪表达最深切的感激之情，她给予我无尽的爱意和支持。我还要感激刚刚出生不久的马克斯，他在我撰写该书第五章之时来到人世，这使撰写完全书变得尤为困难，但也为我的写作带来了更多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