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文素养 人文关怀与民族文化

（老师向学生行鞠躬礼，学生鼓掌。）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第一课。

这堂课算是导论，主要跟大家谈谈为什么要开这门课，以及我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想法，或者说，这门课是根据什么理念来开的。把这些讲清楚了，大家对课程的理解才会更深，和我的共鸣才会更多，讲授的效果也才会更好。

今天这一讲的题目叫做“人文素养、人文关怀与民族文化”，这里面包含了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人文素养？第二，何谓人文关怀？我们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第三，我们这门课主要介绍中华传统礼仪，属于民族文化的范畴，那么民族文化与人文关怀、人文素养有什么关系？

一、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

这门课属于人文选修课。清华的学生以理工科为主，相对来说，文科学生比较少，但是学校规定所有学生每四个学分里必须有一个学分是人文课。为什么要为大家开这么多门人文选修课？能不能不开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们可以看到，在港台地区，一般的大学都要开一类叫作“通识课”或者“共同课”的课程，目的是要对当前的教育进行纠偏补弊。在如今的大学里，学科分割越来越细。比方说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是学神经科的；而神经科的学科又进行细分，他又是专门研究视觉神经的。于是，几年的课程都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等到毕业了，才发现自己不能适应社会需要，连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常识都没有。那怎么办？于是大家就想到要在大学甚至中学里弥补这种知识结构上的缺陷。所以不管你是学什么的，都要学一点文学、历史、哲学以及法律等课程。

港台地区的“通识课”、“共同课”，我们这里叫“素质课”或者“文化素质课”，大家已经选修过不少门了。在我看来，这类课程最大的问题是名不副实，往往开成了纯粹的知识灌输课程。比如说，把中文系的课程原封不动地端到物理系去。你不是学理科的吗？你不懂什么叫明清文学吧，那么，我来告诉你明清两代有哪些作家，这些作家有哪些代表作。从本质上说，这与素质教育无关，只能叫作人文知识课。你的知识结构不完善，我就帮助你把它完善起来，但不可能所有专业的同学都到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上课。补充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当然有必要，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台湾有一位很著名的女作家，叫龙应台，她曾经当过台北市教育局局长，为人率直，文风泼辣，大家或许有所耳闻。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用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作比喻，描写个体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困境，非常精彩。祥林嫂这样的人，可能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见过，大街小巷中，一个疯婆子，衣衫褴褛，神神叨叨。一般人对此往往见怪不怪，不会有什么深入的思考。但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形象到了鲁迅的笔下，她的典型意义就被凸现出来了。通过对文学家观察社会的角度和思考方式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学到好多文学知识，更可以增进对人自身的了解。我想，龙应台就是一位具有这种洞察力的人物。下面我还会谈到。

清华大学这些年，每年都面向全国各重点中学招收推荐、免试的学生，我几乎每年都担任考官，测评考生的人文知识。这样的人文知识，是可以通过量化比出高低的。比如说，我出十个题目，这位同学回答出八个，那位同学才回答出两个，我就说，这位同学的知识比那位同学丰富。我们学校现在每年都举行人文知识竞赛。举办这样的活动，开设相关的课程，当然都很必要。但是，如果把所有的人文课程都定义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你知识储备不足，就给你补充更多的知识——在我看来，这样的定位未免失之过低。因为，即便学生拥有了丰富的知识，也不过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而且不是更重要的一半。如果人文知识不能转化为个人灵魂中的东西，不能对人的气质、涵养有裨益，那么它就只是外在的知识，人格的独立、健全就永远遥遥无期。如果所有的素质课都开成了知识灌输课，失败的就不只是课程本身，而且是整个教育，因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我所说的更重要的“另一半”，就是人格教育。

这个问题郁积于胸，可是我不能把它很恰当地表示出来。最近读到龙应台的一篇叫《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的文章，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心中自然欣喜万分，赶紧把它录下来，现在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龙应台说：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有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你能说他没有知识吗？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这是一个本质的差别。知识是一个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识本体。

龙先生寥寥数语，便把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的区别讲得如此透彻，真是精彩之极，我非常认同。大家知道，中国哲学非常注重人的理性的转化和提升。大体来讲，人生有三个东西：一种叫本体，一种叫功夫，一种叫境界。本体，就是你这个人认识事物的主观层次。成为一名博雅君子，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博雅君子德性高尚、胸襟博大，借用佛教的名词来说，就是有“境界”。处于幼稚、无知的状态的本体，是不可能自发地进入境界的，只有“让知识进入人的认识本体”，才能实现。连接本体与境界两者的途径是“功夫”。我们经常讲“你要下功夫”、“你的功夫不够”之类的话，“功夫”这个词的本义是学习，包括认知和践行两个方面。学到的知识，先要内化和吸收，然后体现在行为上。荀子在《劝学》中把学习分为“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小人之学的特点是“入乎耳，出乎口”，不往心里去；君子之学不然，他是“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不仅要往心里去，而且要“布乎四体”，是要体现在行为上的。荀子批评小人之学仅仅是做在口耳之间的“四寸之地”，是为了在他人面前“作秀”而学习；而君子之学是为了“美七尺之躯”，是出于修身的需要。龙先生的说法是与荀子完全贯通的。“本体”只有通过“功夫”才能渐入“境界”。所以，只有当知识进入你的本体，渗透在你的生活与行为之中，内化为你的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称之为素养。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知识向素养的转化则尤其关键，值得我们反复琢磨，认真思考。一旦想明白，你就会知道光有一些所谓的人文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在作了以上的区分之后，龙先生又进一步解释说：“所谓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龙先生这番话有两个要点，首先，一定要涉猎文、史、哲，我们通常说的“人文科学”，主要是指文、史、哲，它是人文精神的渊薮，不去读它，就没有门径可循。这是第一步，是最基础的功夫。其次，要有“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对“人”的关怀。这个“人”要打引号，因为它指的是抽象的人，并非具体的张三李四，而是把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东北人、广东人，中国人、外国人等所有这些人中相同的要素抽象成一个范畴——这叫“人”。我们读书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树立对“人”的关怀。可以说，是否具有这样的关怀，是知识是否转化为素养的标尺。所以，龙应台先生在结论中说：“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龙先生讲得很透彻，也非常到位。事实上，这样的理念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渊源有自。古人常讲“读书明理”，一物有一物之理，万物有万物之理，不明事理，就不能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汉书·艺文志》对古人读《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用意有很深刻的见解，其中有句名言常被后人引用：“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意思是说，你成天读的是儒家的六经，但你的注意力却是在仁义上面。我们知道，“仁义”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我后面还会详细讲述。读《诗经》，你就要读出《诗经》里面哪个地方是讲“仁”的，哪个地方是讲“义”的；读《尚书》以及其他经典也是如此。而且，还要仔细分辨，认真思考，它这样讲是不是有道理，道理何在，于修身何益，对社会又有什么帮助。书要这样去读，才能明理。读书不是为了向人炫耀，逢人便讲我读过《诗经》，会背《老子》，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要体会经文大义，留意经典中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用个比较文雅的说法就是，要“涵泳”于其中，只有这样，才能说你的书读好了。

一般的说法认为六经经过孔子的整理。孔子整理六经的用意何在呢？《礼记·经解》对此作了阐述。在孔子看来，六经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化，通过知识传授达到教化的目的。现在我们对这段话逐句加以解释：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可以改变人的气质，让人变得温柔敦厚。你要是不相信就试试看。我们这个班上的同学，如果每天读一篇《诗经》，一年就可以读完，那时你的气质就会变得高雅。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是指《尚书》，里面收的都是上古的历史文献。这种书读多了，往往能够有意识地去寻求历史规律，深谋远虑，胸怀广阔。

“广博易良，《乐》教也。”——这里的乐，不是DISCO，不是摇滚，而是古人所说的雅乐。乐在儒家学说里是教化的工具，其理无所不包，其情无所不至，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介绍。

“絜静精微，《易》教也。”——《易》讲变化，一卦六个爻，其中的一个爻变了，事情就会起变化。如果你经常研究《易》，你就会变得目光锐利，思维缜密。

“恭俭庄敬，《礼》教也。”——经常接受《礼》教的人，对人对事都会恭恭敬敬，神色庄重。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记载了很多历史事件，而且有不少富于智慧的评价。如果熟读《春秋》，那你的眼光就会跟普通人不一样，善于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用简洁中肯的词语去评价它。

如果一个人把六经都读了，具备了这六种特点，他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君子。孔子以六经为教材，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不仅有远大的政治眼光，而且脚踏实地，做事勤恳，文采斐然。这样的教育效果不是仅凭说教就可以达到的，而是要通过对经典的学习、体认，以及慎思明辨的功夫来提升本体，故能成贤成圣。

二、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的话题，我们前面已经简单谈到，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对此也有论述，可以供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这里我先要向大家声明一下，其实我不应该直呼其名地称“钱穆先生”的，应该称他“钱宾四先生”，这个道理可能不少同学不明白。我们现在来问一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呀？”（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回答：“我叫仝舟。”）不对，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女同学回答说：“我是叫仝舟啊。”）看来这位同学没有听明白，仝舟是你的姓名，而不是你的“名”和“字”。古人在“姓”和“名”之外还有“字”，比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如今，我们都只有姓名，没有“字”了。钱先生姓钱，名穆，字宾四。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在与人交往时，尤其是对尊长，要称呼对方的字，直呼其名是失礼的。只有两种人可以直呼别人的名字：一是父母和祖辈，二是国君或者天子。所以直呼其名有讨便宜或不尊敬之嫌。我如果刚开始就称“钱宾四先生”，可能大家不熟悉，不知道我在说谁，所以，我先说明一下，以后我就称“钱宾四先生”了。我们这门课是介绍中国传统礼仪的，我不能先失礼。

抗战时期，钱先生以个人之力编了一本《国史大纲》，这是非常罕见的。中国历史太过悠久，历史学家穷其一生，也只能研究某个断代，比如历史系，有研究先秦史、秦汉史的，也有研究魏晋史、隋唐史、明清史的，所以很难形成通贯的史观和足够渊博的知识，但是钱先生有这样的学养。他写《国史大纲》时，正值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在即，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用国史来唤醒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热情，人文关怀极其鲜明。钱先生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如下一段弁言，非常有名，请大家看大屏幕：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能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先生开头就说：“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请大家注意，钱先生说读书要有“信念”！他说了四条必须具备的信念：

第一，“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这水平线划在什么地方？钱先生没有细说，但是可以肯定，在座的同学一定是在知识水平线以上的。屏幕上的小字，是钱先生自己做的注解。他解释说：“否则最多只能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这个话很重啊！如果你对中国历史不了解，你就不能算中国人啊！即使你是清华出来的，也不能说是真正的中国人。

第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光知道还不行，必须在了解历史的同时，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社会上有这样一些人，专门批判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他们读过不少书，也了解历史，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母文化毫无温情和敬意，所以一张嘴就要骂，就要批，不把这个民族的根挖掉誓不罢休。钱先生解释说：“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外国史不在我们的文化之脉上，所以不一定要对它有温情与敬意。母文化不然，它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是我们为之怦然心动的文化。如果对她没有温情和敬意，那和外国文化有什么区别？

第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所谓虚无主义，钱先生解释说：“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言古必称希腊，言今必称美国，中国五千年文明，只有专制、吃人、腐败、愚昧，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古语有“数典忘祖”，不知这种人算不算？“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比古人聪明？现在有些人把历史看成是无限向上的斜坡的态势，后来者一定居上，今人的聪明智慧一定远胜古人。钱先生批评说：“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我深表赞同。历史发展的态势非常复杂，犹如心电图谱那样，并非高峰不断。一个非常高的波峰之后，往往是长时间的消化吸收，超越与创新并非随时都在进行。

雅思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到公元前2世纪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则出现了孔子、老子、孙子、孟子、荀子等群星灿烂的一批杰出学者。现在很多人崇拜西方，其实西方人很讲传统。西方人常说，尽管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发达了，可还是常常要回到轴心时代去寻找智慧。所谓的“文艺复兴”，就是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回归。但在我国，由于近代以来的种种原因，国人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扩大、变形为庸俗的社会进化观，以为历史发展永远是单线条的，有进无退，后必胜前，以致形成浅薄狂妄、浮躁苛刻的社会心态，贻害不浅。我们只要作一个简单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观念的荒谬之处。当今大学的哲学系里哲学家不少，但有谁写得出《老子》？区区五千字，研究了两千年，依然深不可测，取之不竭。全世界那么多军事院校，谁还写得出《孙子兵法》？那么多的作家，谁能写得出《红楼梦》、《水浒》？以后或许会有，但今天却没有。面对这样的智慧，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又怎能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

能给人智慧启迪的经典不是每个民族都有幸拥有的。改革开放之初，看到身边富裕的亚洲“四小龙”，我们自惭形秽。某日，我跟一位韩国教授聊天，谈到中韩两国的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差距。这位教授说：“衡量大国小国的标准不是经济，而是文化。经济发展并不难，韩国用了20年就完成了，中国经济的起飞，恐怕还要不了这么久。难的是文化的发展。中国是文化大国，有那么多史学、文学、哲学的经典，可是韩国至今没有本民族的经典。”这话说得很对。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总量早就超过了韩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韩国人的经典读物依然是《孟子》、《论语》、《大学》、《中庸》，文学经典则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而在我国，从先秦时代开始，哪朝哪代没有经典？这样丰厚的文化积淀，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这些经典，只要你认真学习过，对它的温情和敬意油然而生，你就不会“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油然而生，历史虚无主义自然会日渐消退。

第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一个民族的振兴，需要有文化的凝聚力。钱先生解释说：“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说得何等深刻！近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过于刻薄，没有温情和敬意，这实际上等于承认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至上地位，把自己当成附庸。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西方人打到中国以后，极力在经济上、军事上进行殖民，但在文化上从未能够实现殖民。可悲的是，如今很多的中国人在文化上实行“自我殖民”，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就彻底地“除旧迎新”，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这样的事实怎能不令人担忧！这正是我今天逐字逐句给同学们讲解钱先生这几个“信念”的原因。希望诸位懂得民族自尊，懂得文化自觉。

说到这里我插一句，今天我换了这件中式衣服来上课，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新鲜？其实我小时候一直是穿这种对襟的或者是右侧开襟的衣服的。最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变化，这里面既有积极的地方，也有消极的地方。积极的地方是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消极的地方是传统文化渐行渐远，民族服装的消失就是证明之一。黄帝是中华的人文初祖，衣冠文物，肇端于此，这几年陕西黄陵祭祀黄帝的仪式已升格为国家典礼的级别，可是与祭的官员穿的都是西服。连战先生到南京中山陵祭祀，穿的也是西服。中山先生当年推翻清朝，不愿穿清朝时期的衣服，就发明了中山装，作为汉民族的文化表征。连战先生是中山先生的传人，却连中山先生的衣钵都不要了，中山先生若九泉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慨？类似的怪事还有很多，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会议通知，上面注明要穿“正服”参加。我打电话去问：“什么是正服？”主办者说就是西服。奇怪！中国至迟在五千年前就发明了丝绸，服饰文化灿烂之极，如今不仅没有民族服装，而且奉西服为“正服”，真是匪夷所思！今天是我这学期第一次上课，我特意找回这身衣服，这是少年之后几十年来第一次穿，我希望用它来代表我的文化态度。我是中国人，我的正服理应是民族服装。最近我去台湾开会，看到那里穿中式服装的人越来越多，包括许多年轻人。香港的刘德华、成龙也在各种场合穿中式服装，我们这里似乎反响不大。不知到什么时候来听课的同学穿中装的也会越来越多？

从上面所引钱先生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个大视野中看到他的人文关怀的身影。今天的大学教育，依然要关注人文关怀的问题。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学校的功能，作者认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所谓和谐的人，正是指他身上洋溢着的人文关怀。大学不是技工学校，而是一个以身心和谐、人格健全、智力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场所。对此，当年在清华极受尊重的老校长梅贻琦也有深刻的论述，他从形式到精神对中西教育进行了比较，今天读来，依然很有启迪，我们来看大屏幕：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教育的根本作用，在于使每一个接受教育的人能够安身立命，不仅实现一己内心的身心和谐，而且实现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梅校长所说的“相位相育”，出自《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提倡的就是一种和谐理念。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著名教授潘光旦就将这一理念应用于优生学，提出“位育教育”的概念，在教育界影响至巨。而这样的理念，远非科学技术能够包容，它是一种认识，更是一种情怀，一种素养。所以如果有哪位同学问我人文科学有什么用，我就会回答说：“君子不器。”只有人不再作为工具存在，并不再按照工具的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时，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涵泳于自然之中，平和而沉静，独立而自由，教育的目的在此，人类追求的幸福也在此。

三、中国的人文传统

要明白中国的人文传统，先要知道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所在。从希腊、罗马以来，可以说西方文化的特征是神性的、宗教的，这在今日西方的节日中仍有体现。在西方文化中，人的灵魂是要上帝来管的。中国则不然。自西周以来，神或者宗教在中国文化中就没有取得国家层面上的统治地位。所以，西方人到中国来都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上帝明明存在，这些人怎么都不信啊？不信上帝，自己的灵魂怎么办？给谁啊？往哪里放啊？这样的担忧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存在，因为中国人都明白，人的灵魂是自己来管的，而且应该努力管好。或者说，相对于西方的神性、宗教而言，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人性、入世。这样的差别不可谓不大。

相对于虚无缥缈的东西来说，中国人更看重实际存在的事物，而存在以及如何高贵地存在，成为中国人最关注、思考最深的范畴。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说，人的一生要走修为的路径，从修身、齐家开始，然后走向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淑世救民的抱负。杜维明先生把这一路径比作一组同心圆：一层一层向外扩大，而核心则是身，即自己。人为什么要修身？因为人是从动物界进化过来的，身上残留着许多动物的属性，如贪婪、放纵、自私、好逸恶劳等。人为了不使自己堕落、重新回到动物群里去，就需要不断调适和校正自身，通过功夫来改造和提升本体的境界，这就是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近及远，渐次扩大。这既是心性的完善，也是生命的完整体现，灵与肉的关系和谐一致、紧张不再，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高明之处。

《大学》第一段对此有很精辟的解释，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在这里是一个名词，人一生下来就不同于畜生，是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善端，如仁、义、礼、智、信，这就是“明德”。而畜生不可能有善端，所以人与畜生不同道。但由于尘俗的影响，私念萌生，既有的“明德”就会蒙上灰尘，所以要“明明德”，前面一个“明”是动词，即要让既有的明德恢复光明。但这并不容易，有一个自外而内，然后自内而外的往复过程。任何一个有抱负的青年，都应该脚踏实地地从完善自我做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不能托诸空言，德行也不能清谈，家、国、天下，既是修习的环境，也是检验的场所，所以儒家重视笃行，反对“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道德、伪君子。修身要通过研究、观察式的格物来致知，就是获得真知，从而使自己能够正心、诚意，实现修身的目标。古人说：“一言足以兴邦。”像这样的话大家不妨抄录一些，作为座右铭，贴在床头案前，时时提醒自己，真积力久，或许你的人生会因此改变。

后世的儒家非常重视《大学》开头的这些话，称之为“三纲领”、“八条目”。清华大学三栋早期的学生宿舍，分别叫明斋、新斋、善斋，大家都知道这些楼是林徽因设计的，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得名的来历。现在我们知道了，它们取自《大学》开头的三句话。办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学生人文日新，使自身原本光明的德性重放光芒。然后用自己美好的德行去影响别人，使得与你接触过的人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就是“新民”，这个“新”字也是动词。这样的努力要持之以恒，终生不息，直到自己以及身边的人都能达到“至善”的境地，才可以“止”。“新民”，最初写作“亲民”，朱熹改为“新民”，被后来的学者所信从，近年出土的简帛资料表明，朱熹的改动是对的。当年清华为这些楼房命名时，考虑的正是对学生的要求和期望。而“斋”字的含义是指修身之所，提醒学生即便一人独处，无人监督，也不可恣意放纵。现在很多大学不讲究这些，都叫“宿舍”，为求简便，用数字排顺序，简单倒是简单了，只是没有了人文内涵。而宿舍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可以放肆、撒野的地方，与“斋”的所指不在一个层次上。

我平时很喜欢看人物传记，对清华历史上杰出学者的传记尤其有兴趣。因为有感于当今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比较注意这些杰出学者在大学时代的情况，并与当今的大学生作比较。一比较，我发现差别很大。今天的学生较之几十年前的清华学人，缺少的不是知识，而是人文素养、人文关怀，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缺少血性。以钱宾四先生的侄子钱伟长为例，他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三钱”之一（另两位科学家是钱学森和钱三强，都是为中国科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学者）。当年钱伟长报考清华时，作文和历史都是一百分，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他在规定的45分钟内写了一篇450个字的赋，写得漂亮极了，考官无法挑出错误，只好破例给了满分；历史试题是说出《二十五史》的书名、卷数、作者、谁作的注，他也得了满分。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入学不久，抗战爆发，当时的学生不怎么看重个人的所谓前程，而把民族的命运看得很重。钱先生觉得文科救国太慢，想科学救国，于是去找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先生，请求转系。叶先生得知他入学时物理只考了30多分，拒绝了他的要求。钱先生就每天去磨，最后，叶先生让他到物理系旁听一学期课，期末考试通过就留下，否则回原系。钱先生于是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去教室看书，期末考了70多分，终于被收下。后来，学校派遣20位同学到欧美学习，由一位英国教师带队。到上海集合后方才知道，海船的第一站是日本横滨，并要停留三天，同学们异常愤怒：两国正在交战，生灵涂炭，怎能到敌国的领土上游山玩水？愤怒之下，大家撕掉护照，拒绝出行。这种行为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高尚气节，使那位英国教师深受震撼。后来，钱先生又有一次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当时中美关系比较微妙，使馆领事问他如果中美交战他会不会站在美国一边？他立刻站起来说“NO”！钱先生并非不知道如此回答的后果，但他宁可出不了国，也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要说人文素质，这就是最好的体现，而且与中国历代相传的民族气节一脉相承。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这样的气节，这样的血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知行合一”。程颢曾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读书不是为了卖弄，而应该是自身的需要，就像饿了以后，见馒头就吃，不需要什么理由，为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健康。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知得，守得。”圣贤讲那么多的话，“知得”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实践，也就是“守得”。另外，他还说：“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将自己的身心投入进去，久而久之，浑然一体，不分彼此，这就是浸润的功夫。朱熹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在历史系的资料室中，有一副朱熹编写的对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是钱宾四先生手书，十分宝贵。诸位不妨抄录下来，时时看一看，想一想，一定会有所帮助。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说的也是修养的功夫。

四、答疑

学生：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是民族服装，可是这件衣服应该是清朝入侵后才带过来的，那么在清朝那个时代，这件衣服就代表汉族被奴役，也是一种压迫。

哦，这件衣服跟清朝的服装可不大一样。你看，对襟、直领，都是汉民族的基本元素，也是中国人普遍使用过的基本样式。

学生：有的同学在穿汉朝或者唐朝的服装，还有某个协会，提倡穿这样的服装。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没有什么错啊，至少表明这些同学很有人文关怀。

学生：如果您能全身都穿这样的衣服会更好。谢谢！

嗯，那我今天来“新民”，先把你们“新”起来，然后你们再去“新民”。中国古代的衣服样式非常丰富，而且很有文化内涵，大家只要看看《汉武大帝》、《大明宫词》这些电视剧里的服装，就会知道此言不虚。有一个当红女演员，当记者问她有何成功之道时，她很实事求是，说自己主要是运气好，因为演的第一部戏是古装戏，而女孩子穿古装，很衬人漂亮，六分美貌，穿了古装就有九分。民族服装最适合本民族的人穿。台湾人把京剧称为“国剧”，把中国画叫作“国画”，把普通话叫作“国语”，实际上，我们还应该有“国服”。阿拉伯、印度、东南亚国家等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日本人、韩国人平时西装革履，但一到重大节日或者婚礼就要穿上民族服装。清朝被推翻后，中山装成为国服。以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不管是接见外宾，还是出国访问，都穿中山装。现在大家不穿中山装了，那么什么样的服装才是我们的国服？由于没有统一规定，有些着急的人就穿唐装、深衣之类的衣服，很不统一。我想，国家要文化复兴，制定一套大家都认可的民族服装，应该是重要内容之一。

学生：我是人文学院的学生，有些老师会给我们布置很多书单，有哲学、历史、文学等。但我在读书的时候，总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不得要领。您刚才提到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的问题，我觉得读了很多书，但是人文素养并没有多大的提高。我想问一下，如何通过人文知识的途径，把人文素养融入我们的生活中？这两者如何沟通？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刚才引朱熹的话说，要溶入、浸润到里面去。这里的关键，一是思考，二是践行。所谓思考，是要用心把某些道理想清楚。如果是对的，就要付诸行动。只有亲身去践行，才能加深你对某个道理的体会，从而树立起文化自觉。比如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要仔细思考，它究竟是说什么？如果你认同他的理念，那么就要照着去做。用刚才我引用的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做学问不能“入乎耳，出乎口”，而是要“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每天睡觉前或者写日记时也试着“三省吾身”，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哪些可以，哪些还不行，是否有良心不安的地方，诸如此类，逐渐成为习惯，潜移默化之中，你的境界就提高了，就会慢慢养成人文关怀的胸襟。

学生：但是这样做需要一定的勇气。比如说穿传统服装吧，确实很了不起，但是……

没有那么严重吧？现在刘德华、成龙在公众场合都穿民族服装，没有引起什么不良反应啊。前两年，江泽民总书记带头穿唐装，全国有不少人都跟着穿了，连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不少主持人都穿了唐装，大家的观感也都不错啊。

学生：我也买过这样的衣服。但买回宿舍，同学就跟我打赌说，你敢穿这件衣服出去吗？买衣服就是要穿的嘛，我就穿出去了。可是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回头率相当高，而且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您这样自信地做的话，需要很大勇气。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呢？

人需要自信，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不要总是看人家的脸色行事，那样多累啊！陈寅恪先生是留过洋的，而且时间不短，他在清华穿一身传统服装进出课堂，可是谁都很尊重他。清华化学系有位学生叫徐诚如，后来改学文科，很有成就，我没有见过他，听说他当年在学校里都穿长衫，信步闲庭，成为校园里一道难得的风景线。有些事就是要敢为天下先，要有一种浩然之气，一旦看准了就要义无反顾，不计毁誉。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穿唐装，穿什么衣服是各人的自由，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习俗来处理。

好，时间到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老师向学生行鞠躬礼，学生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