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科隆(2)

他缓缓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不知自己该不该问她。他对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危险还不大适应：一个英国老处女，喝得有点儿醉了，就是隔着整节车厢也能闻到她的酒味。以前碰到危险时，他只需善于躲闪，手脚麻利，信口瞎编，就能应付过去。沃伦小姐也有点儿犹豫，但她的犹豫就像囚徒的一丝激动之情那样转瞬即逝了。她说：“我觉得我在贝尔格莱德见过你。”

“我没到过贝尔格莱德。”

她不再耍花枪了，直截了当地亮了底。“我到过贝尔格莱德，”她说，“为我们的报纸采访坎姆内茨审判案。”但她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警告，此时他无动于衷地瞧着她。

“坎姆内茨审判案？”

“坎姆内茨将军被控犯有强奸罪时，津纳是起诉的主要证人。当然，将军被无罪开释了，陪审团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一帮人。政府是绝不会允许给将军定罪的。津纳出庭作证纯粹是愚蠢。”

“愚蠢？”他那彬彬有礼的关切态度使她勃然大怒。“你一定听说过津纳。在那之前一星期，当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他们曾企图开枪打死他。他是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他作证控告坎姆内茨反倒使自己倒了霉。审判结束前十二小时他们就已发出了拘票，准备以伪证罪逮捕他。他们只不过等候一开释便采取行动。”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五年前。”他仔细地瞧瞧她，寻思怎样答复才更使她恼怒。“这么说是个旧闻了。津纳出狱了吗？”

“他从他们手中跑掉了。我愿意出大价钱搞清他是怎样逃脱的。这可以写出一篇呱呱叫的新闻故事。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都认为他被杀害了。”

“是被杀了吗？”

“没有，”梅布尔·沃伦说，“他逃掉了。”

“这人挺机灵。”

“我可不这样认为，”她气冲冲地说，“机灵人根本不会去作那个证。坎姆内茨或那个小孩关他屁事？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傻瓜。”一股冷气从敞开的门口冲进来，医生打起寒噤来。“今晚可真够冷的。”他说。沃伦小姐挥了一下又短又粗、疲乏无力的手，毫不理会这句话。“想想看，”她不无敬畏地说，“他根本没死。当陪审团退庭时，他就从警察眼皮底下走出了法庭。警察只能干坐在那儿，在陪审团回来之前，他们不能采取行动。我敢发誓，我亲眼看见逮捕证从哈提普的衣服上兜里露了出来。可是津纳却失踪了，仿佛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事情一切又都恢复了老样子，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

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那种痛苦的关心。“是吗？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她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哑着嗓子说开了，想象力丰富得出人意料。“是的。如果他此刻重归故里，就会发现万事如旧，有如时钟发生了倒转。哈提普照样收受贿赂，坎姆内茨依旧在打小姑娘的主意，贫民窟依然如故，那些咖啡馆也依然如故，还是在六点钟和十一点钟演奏老一套的乐曲。卡尔离开了莫斯科咖啡馆，新来的跑堂的是个法国人，仅此而已。还有，靠近公园的地方新开了一家电影院。嗯，是的，还有一个变化。他们在克鲁格的啤酒园那儿盖了房子作为政府职员公寓。”他沉默着，几乎完全无力应付对方采取的新进攻。这么说，克鲁格啤酒园已不复存在，它那美丽动人的灯火、五彩缤纷的阳伞以及黄昏时分沿着一张张桌子轻歌曼舞的吉卜赛人也随之消失了。卡尔也走了。他真想拿自己以及朋友们的安全来和这个女人做一笔交易，换取有关卡尔的消息。卡尔是不是打点起全部的小费，退休去了公园那边的新公寓里，过上了为自己的桌子叠餐巾、为自己的酒瓶起瓶盖的生活？他知道自己应该打断这危险的醉女人的话头，可是当她讲起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他的朋友们每周寄来的密码信中从来没有的那些消息时，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有好多别的事儿，他也想问问这个女人。她说贫民区还是老样子。这使他觉得脚下仿佛就是通向那些低洼狭窄的小巷的陡峭的台阶，他仿佛正屈身穿过当路横挂的花花绿绿的破衣服，用手绢捂住嘴，抵挡狗、孩子、臭肉、粪便等发出的气味。他想知道那里的人们是否还记得津纳医生。他熟悉那儿的每一位居民，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地绝对信任他，如果他并非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会把这种亲密关系看成一种危险。事实上，他曾遭到过抢劫，也听过推心置腹的知心话，他受人欢迎，受人攻击，也受人爱戴。五年可不算短，也许他已经被人遗忘了。

梅布尔·沃伦猛地抽了一口气。“言归正传吧。我想为我们的报纸进行一次独家采访。‘我是怎样逃脱的？’或者‘我为何重返家园？’”

“釆访？”他的重复使她不快。她头痛得要命，“邪火”又上来了。“邪火”是她自己的专用词，指对男人的仇恨，她恨他们的躲闪和欺瞒，他们使这些变成了世上必不可少的事物，恨他们糟践了漂亮的姑娘，还横行海外，张扬他们的丑恶。他们吹嘘他们玩过的女人，就连眼前这张憔悴的中年面孔也肯定见过裸体的美女，他那抱着膝盖的双手也肯定曾在女人身上抠抠摸摸过。到了维也纳，她就将失去珍妮特·帕多了，珍妮特就要独自进入男人统治的世界。他们会吹捧她，送她一点儿不值钱的花哨东西，好像她是一个可以让伍尔沃斯[3]的镜子和玻璃珠子哄住的土著人。但是，她最怕的不是男人寻欢作乐，而是珍妮特也会那样。男人们根本不爱她，或者只爱她一个小时、一天、一年，可他们却能用享乐使她软弱，使她快活得失声叫喊。而她，梅布尔·沃伦，她把珍妮特从家庭教师的灰暗生活中解救出来，供她吃，供她穿，带着至死不渝、永不厌倦的深情爱她，可是除了一张嘴以外却没有其他办法表达她的爱；而且，她总得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她不能给她以快乐，她所能博得的至多也就是某种不痛快的不满足之感。现在，她头痛难忍，酒气冲鼻，深知自己满面通红，样子难看，于是带着更强烈的恶意仇视男人，恨他们那假里假气的翩翩风度。

“你就是津纳医生。”她更恼火地看到，他甚至不屑于否认这个身份，只是不在意地声明他旅行时所用的名字。“我叫约翰。”

“津纳医生。”她冲他吼起来，用大板牙紧紧咬住下唇，试图控制自己。

“理査德·约翰。学校教师。正在放假。”

“上贝尔格莱德去。”

“不，”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我在维也纳下车。”她不信这个男人，不过她尽力恢复了温和的口吻。“我也在维也纳下车。也许你不反对我领你参观参观吧。”一个男人来到门口，她站起身来。“对不起，这是你的座位。”她在隔间里冲着那人咧嘴笑笑，火车哐当一声通过一个道岔，她一下子歪倒到一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嗝，隔间里顿时充满了杜松子酒的气味和纷纷扬扬的廉价香粉。“到维也纳之前我再来找你。”她说着，沿过道走开了，一时间因自己又醉又邋遢的丑态感到痛苦万分，她把通红的脸颊贴在熏黑的冰冷的玻璃上。“我还要抓住他。”她想，像个参加宴会的年轻姑娘一样为打了个嗝而羞红了脸。“我要想方设法把他抓到手。让他的灵魂见鬼去吧！”

隔间里流溢着柔和的光。在这一瞬间，人们真可能相信，太阳代表着某种热爱人并为人而受难的事物。人们像鱼儿在金色的水里浮游着，飞翔着，在玻璃鱼缸里，不受重力的拖累，没有翅膀，澄净透明。如果说丑陋的面孔和畸形的躯体还未能化为美貌，那起码也变成了只能唤起嘲弄的怜爱之情的奇形怪状。他们在金色的浪潮中时起时伏，喃喃低语，如梦如痴。他们无拘无束，因为这是在清晨，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被囚禁的处境。

科洛尔·马斯克第二次醒过来了。她立即起身走到门口，那犹太人还在困乏地打着盹儿，眼睛随着列车的节奏猛地睁开。她的头脑清醒得出奇，仿佛金色的阳光有一种穿透力，使得她能够洞察隐匿在通常她认为无关紧要、毫无意义的举动背后的动机。当她望着他时，他似乎感觉到了。她看见他伸出手来，但半途又停了下来。她明白他是在有意识地矫正一种犹太人的习惯。她柔声说道：“我真不像话。让你在外头待了一整夜。”他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活像个当铺老板在压低一块手表或一只花瓶的价格。“这算什么？我不想让你受打扰。我得在这儿应付列车员。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这是你的包房。”

他笑了，忍不住伸出手来，上身微微一倾。“请原谅我。这包房是你的了。”他从袖筒里取出一条手绢，卷起袖口，在空中挥挥手。“瞧，头等车厢的票。”一张车票从手绢里落下来，滚到他们之间的地板上。

“你的票。”

“不，是你的。”瞧见她惊愕的样子，他开心地笑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收下这张车票，这得花好几镑呢。”

“十镑，”他夸耀地说，“十镑。”他正了正领带，满不在乎地说，“在我算不了什么。”

但他那股自信劲儿，他那得意的眼神，使科洛尔·马斯克起了戒心。她满腹狐疑地说：“你想干什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票就在他们之间，可她不肯把它捡起来。金色的光线退去了，只在玻璃和靠垫上留下一个黄色的斑点。科洛尔跺着脚说：“我要回我的座位去了。”

他不屑地说：“我并没在打你的主意。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你不想要这张票，可以把它扔掉。”她看见，他瞧着自己，同时又炫耀地耸了耸肩。她无声地哭了，扭过脸对着窗户，对着飞掠而过的河流和桥梁，还有那棵初露芽苞的光秃秃的山毛榉树。我安安稳稳睡了一夜好觉就这么答谢人家；人家给我礼物，我就这么接受；她想起了关于高级妓女们接受王公贵族礼物的旧梦，又羞愧，又失望。这会儿，我就像个疲惫不堪的女招待那样说难听话。

她听到身后有响动，知道他在弯腰捡车票，她想转过身去向他表示谢意，说：“能一路坐在这么软的垫子上，睡在卧铺上，忘掉自己是去出门谋生，想象着自己挺有钱，真像是在天堂似的。从来没有人像你待我这么好。”可是，她先前讲过的话，她那粗俗的怀疑，却像阶级藩篱似的横在两人之间。“请把你的包给我。”他说。她没有转身就递过去了提包，她觉得他打开了钩扣。“喏，”他说，“我把票放进去了。你当然可以不用它。什么时候想来，就再来坐一会儿。累了也可以在这儿睡一觉。”我真是累了，她想。我会在这儿睡好多个钟头。她极力压住哭腔，说：“我怎么好这么做呢？”

“哦，”他说，“我会另外找个隔间的。昨天夜里我睡在外边是因为我有点儿为你担心。怕你需要什么。”她又哭了，头斜倚在窗户上，半闭着眼，于是眼睫毛就如同一层帘幕，把她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婆子的苦口良言隔开了，例如，“男人只要一样东西”呀，“别收陌生人的礼物”呀，等等。按照人们一向告诫她的话，这份礼物的分量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吃巧克力糖或兜一趟风，哪怕是剧院散场后的黑夜里，也至多不过是亲亲嘴、吻吻脖子、撕破点儿衣裳。所有那些金玉良言的意思就是：姑娘们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鲁比·M.艾尔斯之类的小说家可能会说贞洁比红宝石更可贵，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只和一件皮大衣差不多。一个姑娘不和男人睡觉就不能收下他给的皮大衣。如果你那么干了，所有年长的女人都会说你待那男人不公平。而且这个犹太人付了十镑钱。

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怎么啦？告诉我。你不舒服吗？”她记起他曾用这双手拍打枕头，记起他悄悄离去的脚步。她重复说：“我怎么能这样呢？”但这次她却是在恳求他说话，恳求他把那些贫困生活积累起来的经验否定掉。“瞧，”他说，“坐下来，我指给你看看风景。这是莱茵河。”她笑了：“我猜着了。”“看到刚才经过的那块伸入河中的礁石了吗？那是罗蕾莱[4]礁石。海涅写过的。”

“海涅？你说的什么呀？”他高兴地答道：“一个犹太人。”她忘了自己不得已下定的决心，饶有兴趣地观察起这个人来，极力想从这过分熟识的面容后面发现一个陌生人：小眼睛、大鼻子，油光闪亮的黑发。她曾无数次见到过这样的人，像身着晚礼服的侍者，在地方剧院的前排座位上，在演员代理人办公室的桌子后面，排演时在舞台两侧，午夜时在剧院门外；整个剧院都回荡着他那又温和又谦卑的命令声；他通常平庸无奇，小里小气，也有时突然大方一下子，但从来不会让人信赖。排演时和和气气地夸奖两句简直就不算回事，事后他会在办公室里捧着一杯威士忌说：“头排的那个小姑娘，她不配在这儿待下去了。”他从来不发火、不骂人，对人的评论最坏只不过是“那个小姑娘”，解雇人总是通过留在信架中的打印的通知单。她温和地开了口，一方面由于这些品格并不妨碍她喜欢犹太人的安静平和，另一方面由于温顺是姑娘们的本分。“犹太人很有艺术感，不是吗？‘好姑娘’剧院的乐队里尽是些犹太小伙子。”

“是的。”他不快地说，对此她不大理解。

“你喜欢音乐吗？”

“我能拉小提琴，”他说，“拉得不好。”一时间，那双熟悉的眼睛后面似乎活跃着一种奇特的活力。

“听到《小小子》[5]我总忍不住想哭。”她说。她知道自己的理解力和表达力之间有着一段距离，有很多东西她能感受到，却说不出，而且一开口就往往说错。这时她看出那股奇特的活力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