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科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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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亲爱的，我不在乎你醉不醉。”珍妮特·帕多说。科隆火车站的大钟敲响了，一点整，一名侍者开始关闭“精益”酒吧阶前的电灯。“来，亲爱的，让我给你正正领带。”她探身越过桌子给梅布尔·沃伦整了整领带。

“咱们一起生活三年了，”沃伦小姐操着低沉阴郁的腔调开口道，“我可从来没对你说过厉害的话。”

珍妮特往耳朵后边洒了点儿香水：“老天爷，亲爱的，瞧瞧钟点吧，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还得取提包，你还得采访。快喝掉那杯酒，走吧。”

梅布尔·沃伦端起杯子喝起来。随后她站起来，宽宽的身躯有点儿摇晃。她穿着花呢运动装，结着领带，衬着硬领。她眉毛很浓，眼睛乌黑，透着一股果断劲儿，可是却哭得红红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她说道。

“别胡说了，亲爱的。”珍妮特说，一边朝粉盒镜子里望望，看看自己的仪容是否确实完美无瑕，“你遇见我之前早就喝上酒了。多少有点儿时间长短的观念吧。我只不过要离开一星期。”

“那些男人。”沃伦小姐阴沉地说，珍妮特站起身来要穿过广场时，她以异乎寻常的力气抓住珍妮特的胳膊，“答应我，你一定要小心。要是我能和你一道去就好了。”快走到车站门口时，她在一个水坑处打了个趔趄。“哟，瞧我干了些什么！我真是笨手笨脚，把水都溅到你的漂亮新衣服上了。”她开始用粗大的手去擦珍妮特的裙子，她的小拇指上戴着一只印章戒指。

“啊，看在上帝分上，走吧，梅布尔。”珍妮特说。

沃伦小姐的情绪一下子变了，她直起身来挡住去路。“你说我醉了。我是醉了。可我还要喝，喝个烂醉。”

“噢，走吧。”

“你再陪我去喝上一杯，要不，我就不让你上站台。”

珍妮特让步了。“一杯，你记好，只喝一杯。”她引着梅布尔穿过一处灯光幽暗的宽敞的大厅，来到一间房里，几名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在那里匆忙地喝咖啡。“再来一杯杜松子酒。”沃伦小姐说。珍妮特也要了一杯。

沃伦小姐在对面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蓬头散发，满脸通红，真糟透了；她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她更熟悉的形象：苗条、黝黑、俏丽。对于她我算个什么呢？她酒入愁肠，心里思忖着。我造就了她，我照料她，而且，心中不无恼恨，我给她付账交钱。她身上的衣服件件都是我出的钱，是我汗流浃背地挣来的，她想，此刻餐馆中寒意逼人，暖气全无效力。每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起床，报道这、报道那，忽而去妓院会见老鸨，忽而去采访被害孩子的母亲。她知道人家在伦敦报馆里怎么说她，她对此也有点儿洋洋自得：“想要感伤故事吗，那就派‘晃花眼’梅布尔去吧。”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一路都是她的地盘。从科隆到美因茨[1]之间所有城镇，不论大小，她都能找到有趣的材料，给阴沉的男人强安上戏剧性的妙语，往那些过于伤心、不愿开口的妇女嘴里塞进悲哀的言词。自杀、被害的女人，被强奸的孩子，这一切从来都不曾引起她一丝一毫的感情波动。她是个艺术家，她批判地审査，她观看，她听取；而眼泪是留给报纸用的。但是现在她却坐在这儿哭泣，难听地哼哼着，只因为珍妮特·帕多要离开她一个星期。

“你要采访谁呀？”珍妮特问道。她对此其实毫无兴趣，但她想把梅布尔·沃伦从离别的念头上引开，她哭得也太招眼了。“你该梳梳头发。”她补充说。沃伦小姐没戴帽子，一头黑发像男人似的剪得很短，乱得不成样子。

“萨沃里。”沃伦小姐说。

“他是什么人？”

“他的书已经卖了十万册。《寻欢作乐》。五十万字。两百个人物。伦敦才子。只要没忘，他总是省去h音不发。”

“他上火车站来干吗？”

“到东方去收集材料。这本来不关我的事，只因为要给你送行，我就把这事揽下来了。他们让我写四分之一栏文章，但到了伦敦他们就会把它砍得只剩大约两盘[2]字那么长。他算是挑错时候了，要是在八九月份的新闻淡季里，他就能和人鱼海马之类平分秋色，占上半栏版面。”她再看看珍妮特，职业兴趣的火焰又暗淡下去了。今后，早晨她将看不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倒咖啡，晚上回到公寓也不会看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兑鸡尾酒了。她嘶哑地说：“亲爱的，你今晚穿哪套啊？”这个女性的问题由沃伦小姐那低沉的男人般嗓音说出，显得有点儿古怪。

“你指什么？”

“睡衣，亲爱的。今晚我想按照你实际的样子来想你。”

“我想我根本不会脱衣服睡。瞧，现在已经一点一刻了。咱们该走了。你要耽误采访了。”

这话触动了沃伦小姐的职业自豪感。她哼了一声。“你以为我还得向他提问吗？”她说，“只需瞧他一眼，我就会把该说的话安到他的嘴巴上，他也不会抱怨的。那是在给他扬名。”

“可我得找个脚夫来拿提包。”人们正纷纷离开饭馆，随着门一开一合，搬运工的喊声、汽笛的鸣叫声隐隐约约地传到她们坐的地方。珍妮特·帕多再次催促沃伦小姐：“咱们该走了，你要是还喝酒，我可不能陪你了。”但沃伦小姐一言不发，根本不理她。珍妮特发现自己正在注视着梅布尔·沃伦处理她记者生涯中的一桩例行公事，即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除她的醉态。她先用手理理头发，然后用沾满香粉的手帕——她对女性习惯的一个妥协——抹抹通红的脸颊和眼皮。与此同时，她开始调节眼睛的焦距，把眼前的一切，杯子、侍者、玻璃器皿、远处的镜子乃至她本人的映像，都当成眼镜商的字母表。眼下这会儿，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黑色的大写A，是一个穿雨衣的中年人，他正站在桌边掸掉身上的面包屑，准备去赶火车。

“我的上帝，”沃伦小姐用手捂住眼睛说，“我醉了，我看不清楚。那是谁呀？”

“留小胡子的那个？”

“是的。”

“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见过。”沃伦小姐说，“我见过。可是在哪儿呢？”某种东西已经完全使她从离愁中摆脱出来了；她嗅出了一股气味，于是把玻璃杯里余下半指深的杜松子酒也弃之不顾，追着那男人大步向门口走去。他走出门，没等沃伦小姐从旋转门中脱出身来，他已经迅速穿过灯光幽暗的大厅，来到一处楼梯跟前。沃伦小姐撞到一名搬运工身上，跌跪在地上。她摇着脑袋，极力驱除喝酒造成的慈悲心肠、忧郁情绪以及晕晕乎乎的感觉。搬运工停下来扶她，她便抓着他的胳膊不撒手，直到恢复了操纵自己舌头的能力。“从第五站台发出的是哪一班列车？”“去维也纳。”那人答道。

“贝尔格莱德？”

“是的。”

她说了贝尔格莱德而没说君士坦丁堡，这纯粹是碰巧。但话一出口，便让她恍然大悟。她向珍妮特·帕多打招呼说：“多占个座位，我要和你一道去维也纳。”

“可你的票呢？”

“我有记者通行证。”现在她倒着急起来了，“快点儿，第五站台。现在是一点二十八分，只剩下五分钟了。”她仍使劲地抓着那个搬运工，“听着，我要你给我带个口信。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

“我不能离开车站。”他一边说一边从她手里往外挣脱。

“你几点钟下班？”

“六点。”

“那太晚了。你得溜出去一趟。你干得了，对吗？没人会注意的。”“我会被解雇的。”

“冒冒险吧。”沃伦小姐说，“二十马克。”

那人摇摇头：“工头会发现的。”

“我再给你二十马克送他。”

工头不会干的，他说，风险实在太大了，总工头会发现的。沃伦小姐打开提包开始数钱。在她头顶上，一只钟敲响了。一点半，还有三分钟火车就要开了，但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儿焦急之意。情绪激动会吓坏这个搬运工。“八十马克。”她说，“你爱给工头多少就给多少。只需离开十分钟。”“这可是够悬的。”那人说。可当她把钞票塞到他手里时，他并没拒绝。“仔细听着，去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你会找到伦敦《号角报》的办公室，那里肯定有人。告诉他，沃伦小姐已乘东方快车去维也纳了。今晚她不能交那篇采访报道了。她明天早上将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跟他说，她正在搞一个头条新闻。你重复一下吧。”当他结结巴巴地慢慢复述这个口信时，她一直在注意时间：一点三十一分，一点三十一分半。“好，去送信吧！要是一点五十分你还没把口信带给他们，我就告发你受贿！”她露出大方牙来，恶作剧地朝他笑笑，然后朝楼梯跑去。一点三十二分。她觉得听到了汽笛嘶鸣，赶紧一步跨过最后三级台阶。火车正在启动。一名检票员想拦住她的去路，但她把他撞到一边，回过头来喊了声：“有通行证！”列车末尾的三等车厢正在驶过，速度越来越快。上帝啊，她想，以后我真得戒酒了。她伸手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的把手。一名搬运工高喊着朝她跑来。有那么漫长的十来秒钟，疼痛骤然传过臂膀，她觉得自己仿佛要被甩到站台底下，甩到火车的车轮底下了。那高高的阶梯使她胆怯起来，她够不着，再有一刹那，她就得撒手了。最好还是跌在站台上吧，宁可脑震荡也别摔断腿。但是，那会丟掉一条多棒的消息啊，她痛苦地想着，于是奋力一跃，恰在站台尽头的边沿消失的一瞬间，她双膝着地落到车门的阶梯上面。最后一盏灯也消失不见了，车门在她的身体压力下朝里打开了，她跌倒在过道里。她小心护着疼痛的肩膀，倚着墙站起来，带着哭笑不得的胜利感想道：“‘晃花眼’梅布尔飞身上车。”

晨曦透过百叶窗缝隙钻进来，映到对面的座位上。当科洛尔·马斯克醒来时，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座位和一只皮箱。她觉得浑身无力，惴惴不安，想着要在维多利亚车站赶那趟火车，想着楼下为她准备的干巴巴的鸡蛋和放了两天的陈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我真希望当初没接受这份工作，她想。动身的时刻来临时，她反倒宁愿去沙夫兹伯利街那儿，在楼梯上排长队，宁愿强打精神在代理人门口久久地等待。她拉起窗叶，一时感到惊讶不已：一根电线杆飞闪而过，一条绿色的河在近旁流淌，朝阳把河水染成橘红色，山丘上林木葱茏。于是她想起了一切。

时间还早，太阳低低的，刚从山后露出头来。对岸的一个村庄灯光闪烁，在一幢幢小木房上方，几缕青烟悬浮在宁静的空气中，屋里点燃了晨炊，正为干活儿的人做早饭呢。村子离铁路那么远，当你凝视时，它一动不动，河岸这边的树木房舍以及停泊的小船却向后飞掠而去。她拉起另一扇窗子，看见迈亚特在过道里靠着墙睡着了。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叫醒他，但转念又想，还是让他睡吧。于是，她又在那个靠别人受苦而得来的舒适环境中躺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对他产生了一股柔情，他似乎给了她一种新的希望，也许生活还不至于全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没完没了地争斗，也许，她想，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冷酷无情。她回想起轮船事务长跟她讲话十分和气，还告诉她：“记住我。”现在看来，既然这个年轻的犹太人肯睡在门外，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人受好几个钟头的罪，那么，那个事务长就更可能还记得她了。她第一次怀着幸福的感觉想：也许，当我不在眼前，见不到我，没法儿跟我讲话时，别人还会惦记着我呢。她再一次朝窗外看去，这时小村子已经不见了。她曾凝神眺望的那个分外青翠的小山也不见了，只有河流依旧。渐渐地她又睡着了。

沃伦小姐跌跌绊绊地从车厢里走过来。她已经在三等车厢的过道那儿坐了将近两小时，但肩膀依然疼得厉害，甚至不能伸出右手去抓扶手。她觉得自己简直散了架，头昏眼花，醉意未消，思想像一团乱麻，可是她的鼻子依然在准确地追踪猎物的气味。在以往十年记者生涯中，在报道女权运动、强奸案和谋杀事件的十年中，她还从来不曾这样接近过一条独家的头版新闻。这不是那种几便士一份的小报才肯登的琐事，而是《泰晤士报》记者不惜花一年时间搞到手的新闻。她颇为自得地想，别人谁能像她这样，喝醉了也不误时机呢？当她沿着头等车厢蹒跚地走过来时，胜利的喜悦溢于眉梢，像在头上斜扣了一顶王冠似的显得怪模怪样。

她的运气真不错。有一个男人从隔间中出来了，朝厕所走去。她紧贴着玻璃窗让他通过，忽然，她看到那个穿雨衣的男人正在这个隔间的角落里打盹，独自一人。他抬起头来，瞧见沃伦小姐正在门口微微地前后摇着。“可以进来吗？”她问，“我在科隆上的车。我找不着座位了。”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很温柔，简直像是在怂恿一只爱犬进毒气室去。

“这座位有人。”

“只待一会儿，”沃伦小姐说，“我只歇歇脚。听到你讲英语我真高兴，我就怕跟一大帮外国人一道坐火车。夜里说不定会需要点儿什么呢，对吧？”她戏谑地朝他咧嘴笑着，“我猜你是一个医生。”

“我曾经当过医生。”那人承认道。

“你是去贝尔格莱德？”那人有点儿不安，目光锐利地打量了她一眼，没等她觉察便看清了她那微微前倾的穿花格呢的宽身子，闪闪发光的印章戒指，以及充满欲求的涨红的脸。“不，”他说，“没有那么远。”

“我就到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