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科隆(5)

她的讽刺有点儿太露骨了。“我为此而自豪，”他说，“让年轻的一代在健康传统中成长起来。”她注意到他的嘴唇焦干，眼睛直往过道里瞟。我要把这些有关健康传统的话也写进去，她想，读者们会喜欢的，詹姆斯·道格拉斯也会喜欢的。这个人不出几年一定会成为海德公园里议论的话题，那时，他们就会更欣赏我的做法，那时我还会活着，还能提醒人们记起我的先知先觉。她对自己的预言本领很得意，虽然她还不曾看到她的任何一个预言实现。就拿眼前这个人的表情来说吧，一丝病容，一种腔调，一个姿态，对于一般缺少观察力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比那本旅行指南上的圈圈杠杠更能说明问题，但是把它们与你所了解的这个人的生活环境、朋友、家具、住房等，联系起来，你就能预见未来，预见到等待着他的可悲的命运。“上帝啊！”沃伦小姐说，“我明白了。”

萨沃里先生跳了起来。“你怎么了？”他问，“牙痛吗？”

“没有，没有。”沃伦小姐说。她不由得感激起这个给她带来灵感的萨沃里先生来，这灵感使她的头脑朗如白日，使津纳医生的一切都清楚地展现在她面前。“我是说，这次采访十分成功。我刚才想出了如何介绍你的方法。”

“让我看校样吗？”

“哦，我们又不是周报。读者可不肯恭候。你知道，他们对大块的奇闻如饥似渴。没有时间看校样。伦敦人明天吃早餐时就将读到这篇采访。”她这样说，使他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随后就离开了他。其实，她倒更愿意提醒一下这位殚精竭虑、一心要再写五十万字畅销书的先生：人们都是健忘的，他们今天买你的书，明天就会嘲笑你。可她却没有这种闲空，她有大事要干，她确信自己已经猜出了那本旅行指南的奥秘。她在琢磨自己的预言时发现了一个新思路。那张地图已经散脱了，而且她记得那本旅行指南的纸挺薄，还有点透明，如果把地图和前面画满道道的那页纸重叠起来，笔道就会透过纸显现出来。

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想到的。为这个发现值得喝一杯。我要找个没人的房间，把茶房叫来。她甚至不想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分享这一胜利，她宁愿独自喝上一杯，不受干扰地好好思考一下，谋划谋划下一个步骤。她找到了一个空的隔间，但并没有贸然行事，直到茶房端来了白兰地之后，她才从衬衫里抽出那本旅行指南来。而且，即使那时她也不是立刻就拿出书来。她端起杯子，放在鼻子前，让酒味冲进鼻腔深处，冲到鼻子和脑部相连的地方。昨天夜里她喝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尽，这点儿宿醉就像地里的潮气遇上湿热天气似的蒸腾起来。晕乎乎的，她想，我觉得天旋地转。她透过玻璃杯和白兰地酒看着外面的世界，干净的原野，树木和小村庄，一切都那样单调和齐整，仿佛万古不变。她的眼睛有点儿近视，而且已让那点儿白兰地酒气熏得发红了，因此看不出那些细微的变化，不过，她注意到了没有云朵的灰色天空和昏暗的太阳。这会儿就是下雪我也不会吃惊，她想着，看了看暖气是否全都打开了。随后她从衬衫里取出旅行指南。火车过不了多久就要到达纽伦堡，她希望在新乘客上车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停当。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起码这一点毫无疑问。她拿着那幅地图和那张画有符号的纸页对着光线一照，画的线条正好和街道重合，圆圈正好圈着一些公共建筑物：邮局、火车站、法院和监狱。但这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她曾断定津纳医生回国是要进行一次个人示威，没准还会参加指控他伪证罪的审判。如果是这样，这张地图就毫无意义了。她又査看了一遍地图，街道并不是胡乱标上记号的，这里面有某种格局，有一组大小相套的方框正好与另一个方框相对称，而这个作为对称的方框就是贫民区。头一个方框的形状是这样的：一条边是火车站，另一条边是邮局，第三条边贴着法院，在这个方框中套着几个急剧缩小的方框，最小的仅仅围住监狱。

火车两侧陡然升起高高的堤堰，阳光被挡住了；衬着灰暗的天穹，红色的火星像雹点似的落在窗户上，长长的列车吼叫着冲进一处隧道，车厢里顿时一片漆黑。革命，沃伦小姐想，这起码意味着一次革命，她仍然举着地图，等待着第一抹重新出现的光亮。

汽笛声渐渐低了下来，光线突然又照了进来。津纳医生站在门口，胳膊下夹着一张报纸。他又穿上了那件雨衣，沃伦小姐鄙夷地看着他的眼镜，灰白头发，寒碜的小胡子，系得紧紧的小领带。她放下地图，朝他咧嘴一笑：“怎么？”

津纳医生走了进来，把门关上。他一点儿不带敌意地坐到她对面的座位上。他知道我摸清他的底细了，沃伦小姐想，他是打算通情达理地谈谈吗？他突然问：“你的报纸同意你的做法吗？”

“当然不，”她说，“明天我就会被解雇，但是他们如果看到我的报道，情况就不同了。”她又故意傲慢无礼地加了一句，“我认为你对我来说挺值钱，相当于一周四英镑。”

津纳医生一点儿没生气，沉思地说：“我不打算告诉你任何事情。”沃伦小姐朝他摆摆手：“你已经告诉我不少事情了。有这个呢。”她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你是大滨海伯青顿的外国教师。我们将从你的校长那儿摸到情况。”他的头低垂着。“而且，”她说，“还有这幅地图。还有这些圈圈道道，我已经进行过一番推理了。”她原以为会有恐惧的或愤怒的争辩，但是他仍在那儿琢磨她最初的猜测。他的态度使她感到迷惑，一时间她挺恼火，心想，莫非我没抓住最重要的事？莫非最重要的东西根本不在这儿，而在南方海边的那所学校里，在红砖房、油松木课桌、墨水瓶、破铃铛以及男孩子衣服的气味里？这种怀疑使她不那么自信了，她委婉地开了口，口气远比她打算用的语调温柔，因为调节她那哑嗓子不大容易。“我们合作吧，”她用说服人的语气大声说，“我并不想坏你的事。我不想干涉你。嗯，如果你成功了，我的报道只会更有价值。我答应你，若没有得到你的允诺，我一个字也不往外发。”她似乎满腹委屈地说着，仿佛她是一个被指控为反对绘画的艺术家。“我不会破坏你的革命。我怎么会呢，那是头等的重大新闻呀！”

津纳医生骤然间变得苍老了；仿佛他曾成功地抵挡住了他与松脂气味和书写黑板时的吱吱粉笔声打交道的五年岁月的袭击，只是如今坐上火车，才让那被挡住的五年光阴一股脑儿压到自己身上。此刻，他变成了打瞌睡的老头儿，脸色像纽伦堡上空的雪天一样青白灰暗。“现在提第一个问题，”沃伦小姐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能看出你很倚重那些贫民区。”

他摇摇头。“我不靠任何人。”

“你操纵全盘吗？”

“最难把握的就是我自己。”

沃伦小姐使劲敲了敲自己的膝盖。“我希望得到明确的答复。”但她听到的还是老一套。“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的。”他看上去更像七十岁的人，而不是五十六岁。她十分有耐心，感到自己面前的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一个失败者，一个能够为她所喜爱的失败者；她对失败者是能够和声细语、温文尔雅的，只要那人最后能开口，她就一直娓娓动听地劝个不休。有时，一个弱者在分手时会觉得沃伦小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她探着身子，轻轻拍着津纳的膝盖，尽力堆出温和可亲的笑容。“在这方面我们是利害一致的，医生。你还不明白吗？说真的，我们还能帮你的忙呢。《号角报》实际上代表着公众舆论。我知道你怕我们冒冒失失，明天就发表关于你的报道，以致引起政府的警觉。但我告诉你，在你起事之前，我们绝不会在报刊上露一点儿风。等到你起事时，我希望能在报上来个通栏大字标题：‘津纳医生自述。《号角报》独家新闻’。怎么样，这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沃伦小姐把手抽了回来。她真不明白，难道这个可怜的傻瓜以为自己能阻挡她搞到每周四镑的加薪，阻挡她保住珍妮特吗？这个坐在对面的男人变得又老又蠢又固执；所有危害她幸福的男人都是这副模样，他们团团围住珍妮特，给她钱，给她小玩意儿，嘲笑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赤诚爱情。但眼前这个男人是操纵在她手中的，她可以毁掉他。克伦威尔摧毁偶像[10]的举动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作非为。圣母的力量有些就存在于她的雕像中，如果雕像的头掉了，手脚没了，七把宝剑也断了，那么她的香火就会不旺，在她的祭台前祈祷的人也就为数不多了。如果一个女人能毁灭像津纳医生这样的男人，那么，像科洛尔·马斯克那样相信男人的智慧和力量的傻姑娘就会大大减少。但是，她看在他年龄的分上，再加上从他身上已经闻到了一股倒霉味儿，就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真没什么可说吗？”

“没有。”

她恼怒地朝他笑起来。“你已经说了不少啦。”他无动于衷，于是她像面对智能低下者一样，慢慢解释说，“今晚八点四十分，我们将到达维也纳。九点，我将给科隆分社打电话。十点，他们将把我的报道转给伦敦。十一点以前，首批伦敦版报纸是不会开印的。就算消息被耽搁了，在清晨三点末批报纸付印时，还来得及改排头版消息。明天吃早饭时，人们就会读到我的报道。早晨九点钟，伦敦各报都会派记者围住南斯拉夫外交使团。明天午饭以前，贝尔格莱德就会掌握全部消息，而火车要晚上六点钟才到达那里，其后的事情就不难想象了。想想我会说些什么吧！理查德·津纳医生，著名的社会主义鼓动家，五年前坎姆内茨案审判时在贝尔格莱德失踪，目前正在归国途中。星期一他从奥斯坦德乘上东方快车，该列车应于今晚抵达贝尔格莱德。据悉，他此行与一次社会主义者的暴动有关，该暴动以津纳医生享有名望的贫民区为基地，可能要夺取火车站、邮局和监狱。”沃伦小姐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我打算发送的报道。但如果你能多提供点儿情况，我将通知他们压住稿件不发，直到你发话同意为止。这可是同你公平交易。”

“我对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

“我不信。”

津纳医生倒吸了一口气，透过窗户凝视着灰蒙蒙的天空，凝视着一些工厂的烟囱和一座巨大的金属圆罐。隔间里充满了煤气味。一块块小片土地上的卷心菜在污浊的空气中生长着，大片的花叶上挂满了白霜。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以致沃伦小姐必须掉过身去才听得见。“我没有理由惧怕你。”他音调不高，但很肯定，他的冷静激怒了沃伦小姐，就像被告席上的犯人，或者像在羊齿草花盆旁啜泣的男子，居然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和她作对。她又恼怒又不安地回答道：“我能让你倒大霉。”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就要下雪了。”列车正缓缓驶入纽伦堡站，车身两旁的一些大型火车头映着天空灰暗阴冷的光泽。“不，”他说，“你伤害不了我。”沃伦小姐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他却带着一丝幽默说：“留着作为咱们见面的纪念吧！”这时她才确信自己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这个人从她手里逃掉了，她怒不可遏地瞧着他。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她心想，在他身后的那面镜子里，她似乎看见了珍妮特·帕多的形象，它代表着“成功”，可爱而又空虚，并无价值，它溜走了，穿过长长的街道，经过豪华旅馆的前厅溜走了，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

更令人恼火的是，她已无话可说，而津纳医生却掌握了主动权。他递给她一张报纸，问道：“你懂德语吧？读读这张报吧。”火车在纽伦堡车站停留的时间长达二十分钟，她一直在呆呆地望着这张报纸。报上的消息使得她火冒三丈，她原期望看到有关“成功”的重大消息，什么国王逊位啦，政府被推翻啦，公众希望津纳医生归国啦，后面这类消息自然会把医生抬到一种高高在上接受采访的地位上。但她读到的消息更不寻常，是有关失败的，这失败使他完全摆脱了她的掌握。她以前曾多次受过成功者的欺凌，可还从来没让失败者耍弄过呢。

“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暴动，”她读道，“昨天深夜，一小股武装的共产党煽动分子企图攻占贝尔格莱德的车站和监狱。警方措手不及，革命者占据了邮电总局和货场近三个小时之久。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全部电信联系中断，直至今晨才恢复。我报驻维也纳记者今晨两点同警长哈提普上校通了电话，得知秩序已经恢复。革命者人数甚少，亦无适当的领导人；他们对监狱的进攻为卫兵所击退，此后数小时中，他们困守在邮局里无所作为，显然在期待首都贫民区居民前来支援。政府遂得以调集警察援兵，在一排士兵和两门野战炮的支援下，警察包围邮局三刻钟有余，随即重新占领了邮局。”这一段概述是用大号铅字印刷的，下面小号铅字的文章记述了有关暴动的详情。沃伦小姐坐在那儿，呆望着报纸；她微微皱着眉头，觉得嘴里又干又涩。她感到自己脑子很清醒，但空荡荡的。津纳医生解释说：“他们动手早了三天。”

沃伦小姐刺了他一句：“你又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呢？”

“人民会跟随我的。”

“他们早就忘掉你了。五年时间可是够长的。现在的年轻人在你出走时还是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