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摆脱自己

每天都在思考的人其实什么都没思考，到头来不过与现实脱节，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里。

——艾伦·瓦特

霍尔顿·考尔菲德，一个自以为是的男孩游荡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试图真正融入这个世界。阿图罗·班迪尼，一个只身闯荡洛杉矶的年轻小伙，隔绝世事，梦想成为伟大作家。比克·保林，一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新奥尔良上城的贵族青年，挣扎着逃脱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

这些虚构的角色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是深陷自我之中。

J.D.塞林格在《麦田守望者》中塑造了霍尔顿的叛逆形象：厌学弃学，痛恨成长，极度渴望和现实世界划清界限。约翰·芬提的小说《问尘情缘》（这部小说是一系列四部作品中的第三部。全系列作品又被称作《班迪尼四重奏》）讲述了阿图罗·班迪尼的故事。这位年轻作家蜗居在小旅馆里，紧闭门窗，只透过“打字机里吐出的一页一页文字”打量世界。他每分每秒都活在白日梦里，幻想生活像诗篇、像戏剧、像小说，而自己就是唯一主角。比克是沃尔克·珀西《看电影的人》中的男主人公，像着了魔似的三天两头往电影院跑，向往大屏幕上的理想人生，痛恨自己平凡无奇的琐碎生活。

以作品来对作者进行心理分析是件有风险的事，但上面提到的三本书确实都是赫赫有名的自传体小说。尤其当我们读到作者的人生经历时，事实就更加显而易见：J.D.塞林格自私孤僻，行事幼稚，在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他拒绝与人交往，荒废了自身的出众才华。在约翰·芬提执笔写作的许多个年头里不断与自我对抗，却依然唯恐得不到名利与财富。最终，在奢华的高尔夫球场、好莱坞酒吧与写作事业之间，他做出妥协选择了前者。直至弥留病榻之际，因为糖尿病而失明的芬提才再次决心重拾笔杆。《看电影的人》是沃尔克·珀西的第一本书。他刚刚经历了无所事事的年少懒惰，从焦虑而无措的迷雾中脱身出来，而这时他已经将近40岁了。

试想，如果这些天才作家能更早摆脱自己的问题该有多好！他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这个问题也正是三位作家向读者抛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个悲伤的事实是，无力摆脱自我的弊病并不局限于虚构的故事中。两千四百年前，柏拉图曾控告这些有罪之人，其罪行是“只靠自己脑袋里胡思乱想的东西为生”。即使在几千年前，这样的人也并不少见：“与其思考如何实现所想，更愿意为了省点麻烦而早日翻篇。他们先以目标触手可及来自我安慰，再通过纸上谈兵准备计划。做这事的乐趣恰恰来自空想之中，八字还没一撇就先想好事成后该如何庆祝。长久以往，懒惰的灵魂才变得越来越懒惰。”相比来说，人们肯定更愿意活在精彩的幻想中，而不是现实世界。

美国南北战争将军乔治·麦克莱伦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他几乎符合所有伟大将军应该具备的特质：西点军校毕业，战绩卓越，通晓历史，形象高大庄重，深受人民爱戴，因此在内战时期受命整编军队。

为何这样一个人却在日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将军？别忘了他的同辈可净是一群头脑昏庸、自私自利的无能领导者啊！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麦克莱伦始终无法摆脱自我的局限，永远沉迷于头脑中自己统领万兵的高大形象。即使在战前指挥阶段头脑清晰，行动果敢，可等真的杀进战场，问题就全都浮现了出来。

他执迷不悟地坚信敌军规模日益壮大（其实并没有，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手下的北军人数是对方的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政治盟友”（哪来的什么盟友）时不时的恐吓算计的圈套之中。他坚信只要一个完美的计划和一场决绝的战役就能取胜（事实证明，他错了），并对这一切没有一丁点儿的怀疑，以至于在后续的几个月里都浑浑噩噩，毫无作为。

麦克莱伦的头脑里塞满了自己的伟大形象和功绩——为尚未取得的胜利提前庆功，为侥幸逃过的失败暗暗窃喜。每当有人质疑这如他所愿的虚幻盛世时——即使抱有怀疑的人是他的上级——他都会露出一副气急败坏、满口胡言、虚荣自私的丑陋面目。对于他来说，质疑本身便是不能忍受的，而这也恰好揭露了另一个事实：麦克莱伦糟糕的性格特点让他无法为真正的使命——赢得战争而奋斗。

在安蒂特姆河战役中效力于麦克莱伦的一位历史学家日后总结道：他的自负已经膨胀到无法想象的程度。虽然我们习惯于在自负和自信之间划等号，而自信又是人们身处领导地位时最需要的品质之一，但自负也好，自信也罢，都自有其副作用。麦克莱伦的领导能力正因此退化、殆尽。他甚至无法清醒思考，只能一味逢场作戏。

其实想想还挺可笑的，无数次打下胜仗的机会竟白白与他擦肩而过。可一旦我们意识到所付出的代价是上万条无辜的生命时，恐怕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内战战况进一步恶化，两位沉稳尽职的南军军官——罗伯特·爱德华·李和斯通威尔·杰克逊以薄弱的兵力和有限的资源大胜麦克莱伦，将他好一顿羞辱。当一位领导者受限于自我无法摆脱时，等待他的无疑是败北的命运。对我们来说，道理也是一样。

作家安妮·拉莫特写过一个关于自我主义的精彩故事[1]。故事里写到作家的脑子里有一个KFKD电台，每天播放两种声音，一个不断告诉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另一个则一直泼冷水。“一不小心，”她警告年轻的作家们，“这个KFKD电台就会在你们大脑里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循环播放。”

你的身体内也许有这样两个声音，一个锲而不舍地放大自我，强调自我的与众不同，使你相信你是这世界上才华横溢、无所不知、善解人意又功成不居的人；另一个唠唠叨叨，自怨自艾，让你只看到自己的失败和一生中犯下的错误，让你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谁都不愿和你接近。告诉你，你是个满嘴谎言的骗子，是个自私自利的爱人，是个彻头彻尾、没有未来的失败者。

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怀揣野心者，都极易听信上面这两种声音，在无谓的思考和情绪中左右摇摆，上下起伏。更何况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需要树立“个人品牌”的世界。想要推销产品或展示才华就得先学会编故事，等时间一长，故事究竟是真是假连我们也讲不清楚了。

最终，这种畸形的能力让我们残疾瘫痪，或变成一堵墙，隔在我们和必需的信息之间——这很大程度上导致麦克莱伦一次次地轻信了原本应该一眼识破的错误情报。对于一个天天胡思乱想的领导者来说，很容易就把眼前的局势看得过于简单，盲目相信只要开始行动便一切手到擒来。

他和我们没有不同，都是焦虑、疑惑、无力、痛苦，以及不时疯狂的综合体。这样看来，大家都不过是人生道路上幼稚冲动的年轻人啊。

在心理学家大卫·埃尔金德的著名研究中，青春期的人总是会表现出某种特别症状，现在我们叫它“假想观众”。试想，一个13岁的男孩因为一周没去上课而局促不安，他似乎听到全校都在窃窃议论，可事实是甚至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每天早晨花上三个钟头的时间站在镜子前梳妆打扮，仿佛自己马上就要登台表演了。青春期的孩子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整个世界的密切关注。

成年之后的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听着音乐走在街上，忽然耳机里传来一阵高昂或激情的旋律，便情不自禁地竖起外套衣领，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觉得自己简直是这世界的王。在参加某场重要会议前，在脑海里没完没了地过场排练，想象自己抬头挺胸地径直走上演讲台，人们纷纷为自己倾倒，自觉向两边闪开。此刻，我不是我，而是一个大无畏的战士，是一路奋进的勇者。

好像电影开头的蒙太奇，又像小说里的某个情节。这感觉很爽——比感到怀疑、恐惧或平凡无奇好了太多。所以我们一头扎进想象中，再也不肯回到现实。

可亲爱的，躲在你背后操纵你的，就是自我啊。

成功的人懂得控制自己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有意识地忽略所有可能助长自负或干扰方向的诱惑。麦克莱伦的一个反面例子是乔治·马歇尔将军，他们之间隔了几代人，却恰好担任过相同的职位。当时正值二战，许多朋友和历史学家都劝他以日记的形式做战争记录，马歇尔将军婉言谢绝了。他所担心的是原本平淡而严肃的服役经历在这种记录中会变成一场表演甚至自欺。当箭在弦上，他可能会为了名誉地位，为了未来读者的感受犹豫不决；可能会因为担心后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也许你正在经营一家科技初创公司，也许正苦苦工作渴望晋升，也许正疯狂地沉陷于爱河，不管怎样，我们总是轻易臣服于自我主义。而越是想象丰富的人就越容易在人生的版图中走丢。

我们的想象力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笔财富，但若丢了缰绳，下场就一发不可收拾。想象需要理性来掌舵，否则一旦陷入兴奋刺激中就会迷失方向，该怎么准确地预测未来或明晓事理呢？该怎么保持饥饿，保持警醒呢？该怎么珍惜当下的每个时刻，怎么在现实中游刃有余同时又不轻易放弃幻想呢？

活得明白、活在当下是需要勇气的事。生活不是什么空中楼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即使，哪怕，也许你的生活并不圆满。但还是融入世界，做现实的一分子吧。向生活妥协，尽情享受吧！

你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观众，有的只是等待完成的工作和预备学习的经验而已。

注释：

[1]来自安妮·拉莫特的作品Bird by Bi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