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4)

在菲尔丁那时候，“历史”（history）就是“传记”（biography）。“历史的”（historic）就和“浪漫的”（romantic）相对，传记或“真史”也就是传奇的对称，法国十七世纪后半叶写作小说的倾向是反对满纸荒唐的传奇，而要使读者读来仿佛有读历史那样的真实感，因此小说往往挂个“真史”或“真传”的招牌。一来掮了历史的牌子可以冒充真实，二来可以抬高小说的声价，因为小说向来只供人消遣，而历史供人借鉴，有教育意义。有的小说从历史取材，借个背景或借几个人名。拉斐德夫人（Mme de la Fayette）的《克莱芙公主》（La Princesse de Cleves）是一例。有的小说捏造历史，说是从新发现的历史材料中得来。彭迪（Pontis）《达大安传》（Mémoires de M.d′Artagnan）——大仲马《侠隐记》的蓝本——就是一例。[138]这类传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非常风行，英国小说家笛福（Defoe）也学到诀窍，他的《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传》、《罗克莎娜夫人传》等都是这类捏造的历史。所以斯狄尔在《闲谈者》（Tatler）上嘲笑法国传记说：“我以后要通知一切书店和翻译家：法国人所谓传记（memoir），只是小说（novel）的别称。”[139]十八世纪以来，小说“野史”的声价继续增高，到十九世纪，大仲马就可以说拉马丁（Lamartine）的《吉隆登党历史》（Histoire des Girondins）“把历史抬高到小说的水平”。[140]把斯狄尔的话和大仲马的话对着看，我们可以了解这两百年里对文学各种体裁的看法的变化。

“历史”“传记”的招牌并不能使故事显得真实，反而使人对真正的历史和传记都怀疑起来，以为也是捏造的东西。十八世纪初期勒萨日的现实主义小说《吉尔·布拉斯》不冒称历史，从此小说才不向历史依草附木，而另开门户；普雷奥（Prévost）、马里沃（Marivaux）等继起直追。[141]菲尔丁把《吉尔·布拉斯》称为“真史”，把塞万提斯、勒萨日、马里沃、斯加隆（Scarron），连他自己并称为“我们传记家”。[142]他所举的“传记家”，除了塞万提斯和他自己，都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勒萨日和马里沃的作品还可算传记，斯加隆的《滑稽故事》（Roman Comique）就绝不能算传记。显然菲尔丁所谓传记只是指那种不是传奇而写现实的小说。其实最早把亚里斯多德《诗学》的理论应用在小说上的，文学史家承认是法国十七世纪小说家于尔菲（Honoré d'Urfé）。他那部风行的小说《阿斯特瑞》（Astrée）的布局和人物等等都按照亚里斯多德论史诗的规则。[143]法国十七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传奇作家都攀附史诗，自高身份。[144]菲尔丁可能也因为一般小说受人轻视，要抬小说的声价，所以把自己的小说比做史诗。[145]反正传奇或小说都不登大雅之堂，都要借史诗的招牌来装门面。传奇向来和史诗渊源很深，文艺复兴时代大批评家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就指出希腊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的传奇小说《埃塞俄比亚人》（Aethiopica）模仿史诗[146]，故事也劈头从半中间说起。菲尔丁以为传奇小说不合人生真相，没有教育意义，所以算不得史诗。我们从他自称传记家这一点，想见他着重的是反映现实，不写实的小说便不是他所谓史诗。以上从菲尔丁的作品里摘取了他的小说理论，也许可供借鉴之用。

一九五七年

（原刊于《文学评论》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注释：

[1]高尔基对菲尔丁的推崇，见叶利斯特拉托娃著《菲尔丁论》——《译文》一九五四年九月号136页。

[2]参看安贝尔（H.F.Imbert）《斯汤达和〈汤姆·琼斯〉》（Stendhal et“Tom Jones”）——《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九月号351—370页。

[3]庇艾尔·安德华纳·德·拉·普拉斯（Pierre-Antoine de la Place）的译本一七五〇年出版。

[4]见《小说家列传》（Lives of the Novelists）——世界经典丛书版22页。

[5]见《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第15章——世界经典丛书版147页。

[6]见《菲尔丁的小说》（Les Romans de Fielding）一九二三年版284—285页。

[7]见《亨利·菲尔丁：他的生平、著作和时代》（Henry Fielding，his Life，Works，and Times），一九五二年版。

[8]见德登著《菲尔丁》第1册328—334页，又第2册666—671页。

[9]见《汤姆·琼斯》（以下简称《汤》）第5卷第1章。本文翻译原文，都加引号；没有引号的只是撮述大意。

[10]见《汤》第16卷第1章。

[11]见德登《菲尔丁》第2册591—592页。

[12]见《汤》第16卷第1章。

[13]见《汤》第5卷第1章。

[14]见斯狄尔（R.Steele）和艾迪生（Addison）一七一一年编辑的报纸。

[15]见《汤》第9卷第1章。

[16]见《约瑟夫·安德鲁斯》（以下简称《约》）序。

[17]见《汤》第2卷第1章。

[18]见《汤》第2卷第1章。

[19]见《约》序。

[20]详见艾特金斯（J.W.H.Atkins）《古代文艺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iquity）第1册167—168页。

[21]见斯宾冈（J.E.Spingarn）《文艺复兴时代的文艺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246、294页。

[22]见狄容《菲尔丁的小说》284页。

[23]艾迪生称勒·伯需为“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他论弥尔顿（Milton）《失乐园》的几篇文章，都是按照勒·伯需《论史诗》里的规律来批评的。——每人丛书版（Everyman's Library）《旁观者》第1册546页；又第2册496页。菲尔丁最佩服的夏夫茨伯利伯爵（Shaftesbury）也把勒·伯需称为法国最伟大的批评家——罗伯生（J.M.Robertson）编注本夏夫茨伯利《论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Men，Manners，Opinions，Times，etc.）第1册94页。

[24]见《汤》第11卷第1章。

[25]见《诗学》1449a——根据布茄（S.H.Butcher）《亚里斯多德论诗与艺术，附〈诗学〉译本》（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with a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Poetics）。以下所引《诗学》都根据这个本子。

[26]夏夫茨伯利也提到荷马的《马吉悌斯》，见《论特性》第1册130页。这部遗失史诗还存留着五十六个零星片段，见勒勃（Loeb）古典丛书本《海修德，荷马的赞美诗与荷马的杂诗》（Hesiod，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537—539页。

[27]见《诗学》1449b。

[28]同上书，1459b。

[29]同上书，1448b。

[30]同上书，1449a。

[31]见《诗学》14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