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皇室博物馆的计划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有人希图用维新的手法，变部分宫廷收藏为博物馆，或用皇室博物馆的形式保守皇产，但均未实现。

1840年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者打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大门，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有关外国博物馆的情况也被介绍到国内。最早的译介大概是林则徐的《四洲志》，其载有“兰顿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 “兰顿”即今伦敦。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清政府开始有计划派遣人员出洋考察，国人对于西方博物馆的记载和描述日渐增多，如《乘槎笔记》《初使泰西记》《漫游随录》《伦敦与巴黎日记》《扶桑游记》《日本杂事诗》等，均有介绍欧美及东亚等国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情况。用“画阁”“古物楼”“集奇馆”“积宝院”“积骨楼”“博物院”等不同名称，描述外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以及文物模型。

19世纪末，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创办博物馆作为“新政”的一项内容，最早明确提出建立博物馆主张的是上海强学会，其主张为中国博物馆的建立做了舆论准备。另外，外国殖民主义者自19世纪中期已开始在中国建立博物馆。其中较早的有：上海震旦博物院（1868年法国人创办）、亚洲文会博物院（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筹建）、济南广智院（1904年英国人创办）等。无疑建立这些博物馆的举动也唤起了一些中国人对宫廷收藏进行有限改造的想法。1906年10月，考察大臣向清政府连上三道奏折，一奏军政，二奏教育，第三奏即“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在清学部奉命筹办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浪潮下，国人亦开始通过报刊书籍或是朝廷章疏表达开放中国最为美富的皇家收藏、创设一个完满的皇室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设想。

首先提出“辟帝室博览馆于京师”“内府颁发所藏，为天下先”的人是近代立宪派的著名代表张謇。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氏，清光绪朝状元，资产阶级实业家。曾在出访日本时，观览了日本帝室博物馆的张謇，于1905年奏请朝廷，曰《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

奏本首先阐述了自古以来朝廷收藏的宏旨。“然考《周官》外史之制，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由是推之，则虽天府之薄录，藏史之主守，必反而公诸天下也，彰彰明矣。”这里，张氏的用意无非是要“托古改制”，表明列祖列宗已有“公诸天下”的传统。接着，“奏本”又举“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咸备，纵人观览”。这里，张氏借鉴外邦“博物苑”的例子，说出了博物馆所应有的性质，并奏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云：“我国今宜参用其法（指日本帝室博览馆之建设），特辟帝室博览馆于京师。何以必曰帝室，宣上德扬国光也。”

这一“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颇有别于原宫廷收藏之处，其主张反映在以下条款中，如其中“甲，建筑之制”一款中，“以类相聚，署为专室，用示特异”, “当以天然、历史、美术别为三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如此设置比较起某宫、某殿“鉴藏”，当然要进步了许多。再者，于“乙，陈列之制”一款中提出：“觇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秉微知巨，亦可见矣。”也要比乾隆帝的“谨什袭，以示子孙也”的收藏宗旨开明了许多。另外，在“丙，管理之法”中也有不少首倡，如：“严管钥，禁非常及其他种种之有妨碍者，均起专定章程期限遵守。又当遴派视察员，招待员（无定员），用为纠监导观之助。必得通东西洋语言文字二三员，以便外宾来观，有可咨询。”这更是区别于清室宫廷收藏的“戒律”。尤其是张謇提出的“且京师此馆成立以后，可以渐推行各行省，而府而州而县，必将继起，庶使莘莘学子，得有所观摩研究，以补益于学校”，还有“若此馆成立以后，特许外人亦得参观”的提议，都颇得博物馆的要领。张謇的这份奏本，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帝室博览馆的宗旨，具有很大的改革胆略。

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张謇在此所主张的博物馆的宗旨仍然是很陈旧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博物馆的设立，所依靠的只能是朝廷。张氏所企望的，“奏请皇太后、皇上颂赐内府所藏，以先臣民，钦派王大臣一二人，先领其事”，其余的还有所谓“表彰之宜”，无非是“不惜爵赏”, “谕令京内外大小臣工及世禄之家，嗜古之士，进其所藏”。其方法无别于乾隆敕定《四库全书》。因而，这一博览馆当然就要“大哉皇言，垂惠万祀”的颂扬一番，此宗旨也就成了“则帝室博览馆之议，虽今始建言，诚所以绍述祖训，恢张儒术也”。这样，即使宫廷“昭示大公”“公诸天下”，实质上却未能摆脱绝对皇权“文化专流”的圈子。如此小小的“新政”到底并未被清朝政府采纳，终成为改良派悲剧的一段插曲。然而，张謇到底是一位矢志不移的有识之士，他除了又一次上奏，便是于1905年在其家乡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隶属南通师范学校。资产阶级改良派（后来的立宪派）的一次设立帝室博物馆的尝试就这样被冷落了。

无独有偶，接着的倡言者是熊希龄。1906年，熊希龄在奉天任职办公期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曾致函熊氏，希望参观奉天行宫的皇家收藏。当时，正值清政府推行新政在各地兴办学堂，由此图书馆及辅助学校的各类机构不断兴办。为此，熊氏向奉天将军赵尔巽上书，建议创建“帝室图书馆”, “将宝库所藏各品，及崇谟阁所藏各书，概行移入。更广购中国古今所有之书籍，旁及东西新著有关政治学术者，附列其中，定名为大清帝室图书馆”。1913年8月，熊氏再次向袁世凯呈文，建议利用避暑山庄的建筑空间及陈设物品，筹建一处集图书馆、陈列所、植物园、学校功能为一体的文明奥区：

 

拟将前宫为陈列所，坦坦荡荡为西宾馆，文津阁为图书馆，永佑寺为佛供陈列所，狮子园为植物园，西峪及含青斋项下为森林实验场，其余园内各处，审度形式，酌量备用。其南北两路行宫，均并为各所中小学之基址。将来铁路交通，外人前来游历者，必将络绎不绝。长城以外有此文明之奥区，壮观瞻而耸视听，于民国前途，禆益实非浅鲜。

 

熊氏在呈文中特别强调了大清帝室图书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突出作用。

此后，此类提议中影响大者要属金梁了。1908年，金梁随徐世昌至盛京，担任旗务司总办兼管内务府办事处事务。后锡良接替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留任金梁，并奏保为旗务处总办。当时，时有发生将盛京内务府珍藏馈赠外人之事。金氏在盛京任职期间亲历其事，不禁发出“藏珍虽盛，又能经几人予携耶”的慨叹。鉴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金梁开始筹划创办“帝室博物馆”。

1910年8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向宣统帝溥仪呈递《盛京大内文溯阁前建博览馆折》，提议在文溯阁前空地处修建一座博览馆。奏折仅寥寥三百余字，但用大量笔墨论证了大内博览馆的文化价值、政治意义和社会功能。奏折开篇直抒创设大内博览馆的文化价值政治意义，“圣朝方欲慰海内观光之望，示王者无外之义，灵台灵沼与民同乐，正足以广皇仁而昭盛概”。中间述及博览馆的参考范例：“伏查上年学部筹设京师图书馆，奏请赏给热河行宫文津阁藏书及各殿座陈设书籍，又本年浙江抚臣奏请于西湖行宫内文澜阁旁空地建设图书馆，先后奉旨俞允在案。”末尾则强调了大内博览馆在沟通皇室与国民方面的特殊功能，“以示皇室之尊严，而发国民之忠爱”。

1925年7月31日，清善后委员会在点查养心殿物品时，发现了一批密谋复辟文件，委员会随即向社会进行检举。其中有“金梁五折”，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跪奏的折子，曰：“一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一、保古物，拟将宝物清理，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人，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二、保旧殿，拟即设博物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公有，合保存古物古迹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既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宣统二年，臣请查盛京大内尊藏宝物，即拟设博览馆，呈由督臣奏请未允后，竟为人运京，不克保守。前车可鉴，何堪再误！近三年前，臣复创设馆之议，时与东西博古专家往还讨论，皆极赞许，并允助成，尤应提前速办，此保护宫廷之大略也。”

时值1924年的旧历正月，紧接着在旧历二月初，金梁做了内务大臣后，又一次上奏：“臣前请查古物，设博物馆，此提倡文化，皆系无关政治，正可借以延揽贤才……”

金梁称“近三年前”拟设博览馆的“奏折”。从金梁的奏折中可以看到那些“称臣”的遗老不顾民国的事实，口口声声，清理宝物，请设皇室博览馆，却妄图与国外敌视民国革命的人相勾结，夺回“三殿”（1913年，清室将乾清门以外三大殿移交北洋政府，1914年在武英殿与文华殿成立古物陈列所，公开陈列），并“延揽贤才”，为复辟做准备。因此，所谓设“皇室博览馆”的设想，只是金梁为溥仪着想的，能“遇有缓急，互相援助”, “可绝人干涉”，妄图永久占据故宫的计谋。

直至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早已卸任的金梁仍对设立皇室博物院事耿耿于怀。据《遇变日记》载，为了反对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金梁等拟有一份《满蒙回藏人宣言书》，奔走于军阀与政客间，散布说溥仪早派人清理古物，议设皇室博物院，“用意正同，何必相迫太过”。11月20日前后，郑孝胥之子郑炎佐来到溥仪出宫后暂住的醇亲王府说，有日本武官赴天津，愿代说张作霖。

为此，金梁等又抬出一个《创办平民工厂学校及文化慈善等事业条例》，其序云：“至图书博物馆，予早议设立，曾派员清查、筹备，尤乐观厥成。”用意无不在于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金梁提出开放紫禁城部分区域，将文物古董加以陈列，设立“皇室博物馆，收取门票，增加收入”。但此议尚未落实，溥仪就被驱逐出宫了。

另一位皇室博物馆的倡言者，则是大名鼎鼎的金石学家罗振玉。

罗继祖著《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记载：“祖父奉命入直南书房在甲子年（1924）八月四日。八日赴京面谢，赐对、赐餐，命检宁寿宫藏器。过了三天，又命与袁励准、王国维同检养心殿陈设。”此前，罗振玉曾应过一次宫里的差使，鉴定内府新发现的散氏盘的真伪，即“盘往岁由内府搜出，少府诸臣不能定真赝，邀振玉审定”。

入宫不久，罗振玉向溥仪上疏《陈三事》，其中之二是“移宝藏”, “即据社会上啧啧浮言，谓宫中宝物乃历代所留迹，皇室不能据为私有之说，以为民国阁员、议员蓄此意已久（按：张乾若名国淦，民国总长，曾代表民国提议，以一千万元购清室全部藏品），宜予谋防维，宝物聚于宫禁，在在堪虞，莫如于东交民巷使馆界内购地建筑皇室博物馆、图书馆……”罗的疏陈有关章节如下：

 

予私意不如由皇室自立图书馆、博物馆，但虑首都频年兵事不已，即设立亦难免咸阳一炬，不如立之使馆界内。顾庚子条约，中国不能在使馆界居住，外人或以为口实。继念两馆关系文化，或不关是。乃以意与德国友人卫礼贤商之，卫时为德使馆顾问，闻之欣然。转谋之德使，德使与荷使至契，复商之荷使，皆极端赞许，为予言奥国自大战后未派遣使臣，以后且无派遣之日。其馆地甚大，由荷使代管，现方闲旷，若皇室定计，即由荷使电商奥国，借为两馆筹备处，奥必允诺。皇室若无建筑费及维持费，当由使团在各国招募，不难集事。嘱予以此陈之皇室。

 

罗振玉的话听起来颇有些“宁赠友邦，不给家奴”（清王公大臣刚毅语）的味道。

民国政府对清室古物的谋求以及社会对清室保管古物不力的指责，引起了溥仪小朝廷的担忧，小朝廷对紫禁城后廷及其古物的所有权和保管权己岌岌可危。清室升允、罗振玉、王国维等积极谋对策，希望替清室财产和古物另谋出路。1923年7月25日前后，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言及“此次灾变，返沪后与素相筹划善后之法（事后逾思愈危，因之两夜不睡。因外患尚易防，禁中之危不易解决，而我辈尤不易着手也），方草拟一奏，未脱稿……”1923年8月间，罗振玉以升允名义请陈宝琛和朱溢藩向溥仪疏陈三事：一是“恤近侍”，二是“移宝藏”，三是“杜邪谋”。

关于罗振玉上呈溥仪疏，目前未见其原文，因此无法判明具体日期。据《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年来颇与宫禁事，上疏陈三事：一、恤近侍；二、移宝藏；三、杜邪谋。与郑孝胥书，规劝之勿“以快刀斩乱麻”理宫闱事，郑滋不悦。可以肯定罗振玉于1923年确实曾向溥仪疏陈三事，要求移置清宫古物。此外，查1923年8月16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提及“弟落卷第二项（即皇室博物、图书事）又经素相入奏（乞勿宣），若蒙俞允，弟尚需入都一行”。可以推断此疏曾提呈两次。查罗氏《集蓼编》，见载“予私意不如由皇室自立图书馆、博物馆……乃据情作函请师傅及内务府大臣代陈，乃久无复音。升相国闻之，复据予函所言以封事上陈，亦无效”。综合上述数处记载，可以推断此疏在1923年七、八月间两次递呈溥仪。

“恤近侍”系针对清室古物流失及焚毁事（尤指建福宫大火）, “移宝藏”即应对“社会啧啧浮言”及“民国当局之垂涎”, “杜邪谋”意在反对“请自削尊号可以去危就安及贿议员得维持优待经费”之说。罗氏以为，“民国不履行优待条件已失大信，今忽议收买，不止皇室储藏自有所有权，民国何得干预？不见日本吞并朝鲜，尚承认李王私藏，听其建李王博物馆乎？夫以日本强权尚如此。英美移赔款充文化之用，乃用之社会，非归还民国，民国安得此款为收买皇室储藏之费乎？如此是优待不待申明取消而取消，息金又何能保证”。

罗氏认为民国政府此举虽名为商议，实无异于命令。因此“宝物聚于宫禁，在在堪虞”，不如清室自行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以保存古物。又鉴于“首都频年兵事不已”，在紫禁城内设立二馆，“亦难免咸阳一炬”，因此不如“于东交民巷使馆界内购地建筑皇室博物馆、图书馆”。为建博物馆和图书馆，罗氏还曾与德使馆顾问尉礼贤协商馆址用地事宜。当时奥地利自一战后就没有派遣使臣至中国，其使馆建筑由荷兰使馆代管，占地面积大。因此尉礼贤请德国大使与荷兰大使商量，将奥馆借予清室作为皇室博物馆、图书馆筹备处，德、荷两使当即允诺办理，并极为赞许建馆之事。

以上可见，罗振玉作为清末以来最后一位金石学大家，也为宫廷收藏尽了力。但由于溥仪的用心并不在于此，这位末代皇帝正在借赏赐溥杰，把众多的文物盗运出宫。据《我的前半生》说，此举乃是与溥杰准备出洋留学的资用。因此，罗振玉的“疏陈”只能被溥仪认为是别有所图。罗振玉设立皇室博物馆的计划终于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入。罗振玉入宫仅两个月，宫内悬挂的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1924年11月5日）的牌示便被急行摘去，故宫终于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改变了面貌，而以上三项设立帝室博物馆的“计划”亦作为封建文化专制的尾声而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