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的秘密

故宫的宝物收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着皇权的绝对性和神圣性。

鲁迅曾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是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鲁迅对当时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洞察与论述，实在是令人钦佩。上面所讲的“文化统治”（即文化专制），消极的一方面，“文字狱”搞得读书人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而积极的一方面，《钦定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79337卷。

同时，“天下琼奇瑰异，希世不易得之珍，咸充物于天府。试取宋《宣和书画谱》，清乾隆《石渠宝笈》诸书读之，乃知‘米家之船’‘项氏之阁’犹沧海之一粟也”。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是，“故古文之国恒宝焉，其为物也。不盈一握，而直或逾万金，且散而之四方，非好之者不能聚也，好之矣而非强有力则其聚也无多。以元首之尊，而笃士夫之好，则四方辐辏焉”。这样，一个沟通天人之际的圣君顺应“民愿”而出现了，乾隆帝以最高权力者的身份大力搜集天下的古物，在他的倡导下，开创于宋代的金石学又在乾隆朝时盛行起来。

臣子们争先恐后地为皇帝考据古器物，编纂出了《西清三编》（包括《西清古鉴》40卷附《钱录》, 《西清续鉴》甲编20卷、附录1卷，《西清续鉴》乙编20卷），同系列的还有《宁寿鉴古》16卷，著录的均为清宫所藏古代铜器。另有《石渠宝笈》（包括“正编”45卷，“续编”88册，“三编”108册），同系列的还有《秘殿珠林》24卷，亦有续编，著录当时宫廷所收藏的各类书画等。以上书籍均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并形成了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学派。正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完成于乾隆后期的《四库全书》中收入从宋元明至清中叶以前的有关金石学论著58种之多，其中收录清宫收藏的主要著书如下表。

这一表格所反映的仅限于乾嘉时期，是对于宫廷收藏的古代铜器与书画两个方面进行整理后所获得的一个概貌，还远远不是清室收藏的全部。这一巨大的收藏量，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予以探讨。另外，帝王一般都对收藏的目的加以隐匿，如乾隆帝为《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所制御序曰：

 

……然予以此举，实因志遏，而非夸博古也。盖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此，孰若用志勤政爱民乎？四十余年间，应续纂者，又累累至此，谓之为未害勤政爱民之念，己且愧言之，而况于人乎？书以志遏，后之子孙当知所以鉴戒玄取矣。至《西清古鉴》可以类推，更弗赘言。

 

乾隆帝以此来表示自己在考古书画，寄情雅致之时，唯令圣王念兹在兹的是勤政爱民。为了表示这一意志，乾隆帝还时常加盖“自强不息”的御玺。

在《秘殿珠林》的上谕中，乾隆帝写道：“列朝家教从不以珍玩为尚时，或怡情烟翰，与古为徒。”而事实上，宫廷却在大力搜刮“散佚”在民间的书画古董，“是以内府缣缃盈千累万”而专供帝王一人享乐。这些收藏的源流体系大致如下。

一是进呈物品。专制时代帝王一家天下，富有四海，国之所有莫不属于一人，逢年遇节，或万寿大典，臣子必有贡献亦属礼之当然，情之必至。《周礼·天官冢宰下》云：“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器，凡良货贿，入焉，凡适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之冢宰之好赐予，则共之。”便是这样的功能。

据《尚书·禹贡》蔡沈注，“享”有两个方面，即“上之所取谓之赋，下之所供谓之贡”。其中“贡”是当时这种形式的具体形式；再者，是由上而下进行的分配，分配的主体是王与高级贵族，分配的客体是各不同等级的贵族，赏赐是当时这种分配形式的具体体现。这样一个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封闭的回圈结构遂成为维护周族王室政权的分配结构。

《尚书·洛诰》篇云：“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百辟”，即诸侯；“享”，即诸侯朝享天子；“仪”可释为礼仪；“物”可释为器币，即礼器玉帛。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周公在告诫成王所谓“御诸侯之道”。在周公看来，诸侯的朝享有诚有伪，人君识别诚伪的方法，唯克敬者能识之，“享”不尽在于礼器玉帛。也就是说，人君识别诸侯的真诚与否不能仅是看其进献之物多少，如若币有余而礼不足，亦不可谓享；同时，周公并没有否定用物享王之必要，而是说“仪不及物，惟曰不享”。物与仪是“百辟享”的形式，也是其内容。诸侯惟不致力于朝享天子，则庶国的人民就会效仿，这样举国上下都会认定上不必享。因而诸侯无享天子之诚，则国家政事必将陷入差爽僭侮的混乱之中。因此，千百年来向皇帝进贡金玉良货是臣下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是没收物品。专制时代，大臣或庶民触犯法纪，皇帝有抄没犯者私人财产的特权。小说《红楼梦》有锦衣卫查抄大观园的描述，等于一篇事实记载；《石渠宝笈》中著录毕沅原藏之件甚多，其中字幅如张即之所书“李衍墓志”，即为毕氏身后没收入宫者；著名的“颜鲁公祭侄文稿”，后有徐乾学、王鸿绪印亦系籍没毕氏之物。此外，亦有皇帝假借名义，收取入宫者，如米芾书“蜀素帖”，原为大学士傅恒旧藏，传之其子福隆安，其间家中不戒而引发火灾，当时此卷因装裱在外，幸免于难。事后进入宫内，所谓进入者，不过是美其名而已，事实上系乾隆帝的借口，以私人家第，不如天府安全，遂假名乾没，明眼人一看便知。

三是收购物品。《石渠宝笈》收藏书画除上述两项来源之外，亦有皇帝出资购买者。观晋王羲之书“袁生帖”乾隆帝跋云：“‘袁生帖’三行二十五字，见于《宣和书谱》……乾隆丙寅，与韩幹《照夜白》等图，同时购得，而以此帖为冠。”然而，此等事例在皇室收藏中是不多见的。

以上所述臣下的进呈也好，没收的家私也好，宫廷的收购也好，其来源多少都隐含着巧取豪夺的成分。《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宁国府的贾赦为了夺取几把古扇，竟勾结官府把石呆子害得家破人亡的描述，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决非虚有。那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皇帝，其手段就更不必说了。

唐太宗曾不遗余力地搜访王羲之书法，为达此目的，他指使萧翼到老和尚辨才处，骗取老和尚的信任，而后赚取了辨才收藏的《兰亭序》，使善良的辨才和尚留下了终身的痛苦和悔恨。萧翼将《兰亭序》献给唐太宗后得到了丰厚的奖赏。据何延之记载，萧翼被拜为员外郎，加入五品，并赐银瓶一个、金镂瓶一个、玛瑙碗一个，其中都装入了珠宝，还有御厩中的两匹良马及其宝装鞍辔，另有庄室一区。唐阎立本绘有《萧翼赚兰图》，描述了此事。

武则天时，张易之假修整内库图画，以伪作换了内府真迹，在其被杀害后，真迹为薛稷所得，薛死后又归于玄宗之弟歧王李范。李范开始没有进献，后来畏罪全部焚毁了。唐玄宗对书画的竭力搜求也曾导致书画的意外灾难。属私藏名迹又未及时陈奏，因惧罪而销毁书画的事例就时有发生。正因为皇帝运用国家机器，采用严厉与残酷的手段，搜刮民间的各种文化珍宝，所以宫廷的“秘府之藏，充仞填溢”。

从有关资料中可以得知，宫廷收藏大致有三方面的用意。其一，前朝御笔，“朕每一捧观，辄增永慕，所当敬为什袭，贻我后人”, “谨什袭以示子孙也”,以表示对祖先的崇敬。其二，作为一种“财宝”“宜子孙”, “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以备子孙享用，末代皇帝溥仪更是把宫廷收藏作为一种私产予以拍卖、抵押、盗运。其三，便是皇帝个人私享。譬如，乾隆帝说：“王右军《快雪帖》为千古妙迹，收入大内养心殿有年矣，予几暇临仿，不止数十百过，而爱玩未已。因合子敬《中秋》、元琳《伯远》二帖贮之温室中，颜曰‘三希堂’，以志希世神物，非寻常什袭可并云。”乾隆帝之外，又有几人能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几暇临仿”“爱玩未已”呢？再者，宫内收藏的编纂也完全是为皇帝玩赏服务的。

《石渠宝笈》等书的编纂，并不以时代分类，也不以作者分类，而是以殿座分类，分别记载某某宫殿藏有某一些书画、某一些古玩。更不用说所谓《西清古鉴》的“西清”是皇宫中一个殿的名字；《宁寿鉴古》的“宁寿”亦然，以及“石渠”“秘阁”都是历代封建王朝宫中收藏图籍、墨迹之处。皇帝的御览、鉴藏的玉玺也尽是“乾清宫鉴藏宝”“养心殿鉴藏宝”“重华宫鉴藏宝”“御书房鉴藏宝”等，不一而足。每有文物珍品，必盖上皇帝御览的大印，以示皇帝所有。

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某些珍宝产生关联的统治者被视为后来皇家收藏的先驱。在青铜器时代，青铜礼器是最受尊崇的皇家宝物。因为这些青铜器象征着权力之源，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关键便是垄断对这些青铜礼器的制作，包括控制矿山、劳力和浇铸技术等各个方面。历代皇家收藏者都视这些古老的青铜器为珍宝，有了它们，后继的王朝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正统文化的象征。

为了表明自己是君权神授、获得前朝官员的实际认可，每个王朝的建立者还必须夺得对礼器制造、玉器制造及其他器物的控制权。同时，为了确保政权更替的顺利进行，他们还必须利用各种祥瑞来进一步让人们确信：是神剥夺了旧统治者的权力并把它交到自己手里。祥瑞意味着权力源自上天的认可，灾异则表示政治形势恶化，其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古籍中提到的其他对于在形式上维护权力合法性必不可少的物件还有占卜表、人口登记簿、卷册（包括档案或者书画）和印玺。在朝代更替之际，获胜的统治者总要设法从前朝取得这些象征合法性的东西。大史学家司马迁描写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夺取秦都咸阳的场面：“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此后，刘邦继续巩固汉的统治，最终成为汉高祖，开创了汉朝的伟大基业。

除了上述的地图、档案、印玺、书册和青铜器等与政治紧密相关的藏品外，受皇帝和宫廷资助的艺术逐渐拓展了皇家收藏的范围，促进了皇家收藏的发展。

在中国的皇家艺术发展中，书法长期以来发挥着特殊的作用。3世纪，皇家收藏者在收藏书法作品时更多的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而对其书写内容已不太看重了，这表明皇家收藏者收藏作品的着眼点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书法因而成了皇家藏品中第一种因为纯粹审美而被珍视的艺术形式。约4世纪的时候，紧随绘画之后，作为一种艺术品，书法也成了宫廷藏品中的一部分。逐渐地，美学特质在书法绘画作品中具有了更高的地位。

历史表明，皇帝建立皇家收藏往往有个人趣味和政治需要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满足皇帝个人作为收藏家对稀世珍品的渴望，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皇帝的声望和政治权力。

乾隆帝像康熙帝一样，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搜罗了不少重要的艺术品。单纯从收藏的数量来看，乾隆帝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皇帝。有人分析了一份1816年的清单，发现当时有15000幅字画装饰着从北京紫禁城到察哈尔的宫殿，其中有2/3是1644年以后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有一部分是皇家画院的画师，其余是当时朝中的大臣，他们常常应召无偿为皇帝作画或者写字。从数量上看，这些大臣的作品占清朝皇家收藏的77%，而皇家画师有偿创作的作品仅占12%。在这份藏品目录中，有乾隆帝自己的2516件作品，这在现今发现的皇家藏品的署名作品中间占到了27%。这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被后来的研究者频频引用。

清朝末年，皇家珍藏反映了绘画、陶瓷、装饰艺术、纺织和家具等诸多艺术门类的持续发展，同时也逐渐萎缩，特别是紫禁城发生的几次火灾，烧毁了大量珍贵的藏品尤其是书籍和绘画，其中武英殿等更是被大火夷为平地。同样令人追悔不及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或者在战火中焚毁，或者被侵略者夺走。直到今天，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基美博物馆，人们还能看到中国皇家的珍宝。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据说乾隆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作‘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几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忿慨。”由此可见，这些封闭至深，私于一姓，匿不示人的宫廷收藏有着不可思议的保守的内在力。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有句话说：“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与名是权力的象征或标志，决不可轻易给他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这是君主的大忌。

据金石学家考证：“《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独于鼎言象者，圣人盖有以见天下之迹，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至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以观于天，俯以察于地，拟而象之，百物咸备。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孔子所以有不觚之叹也，呜呼！法服法器，古人非所以为丽也，惟心一于正，则于是皆不苟焉，推之于大者，其先王仁政之形，井田、学校、封建礼乐之类，意者皆其心神之妙也。是以形而传，彼典籍今亦耿耿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形而传”的方式，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古老民族提供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认识模式，往往成为保守势力坚持其顽固立场的精神支柱。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很抽象的，而是以代表其传统的物象为根据的存在。

人们或许可以从中认识到，宫廷收藏是绝无可能凭空生出一个博物馆的。“曰秘殿、曰宝笈，循名责实，从可知矣，乃使一般普通民众，终身盲昧。”另外，所谓“宋以降的金石学也为我国博物馆的产生奠了基”，或金石学在清代“彪然成一科学”的论点也实在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