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化的台湾与小文化的台湾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到了60年代，其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率便以“台湾奇迹”的神话风靡了世界。在这个神话背后，有人居然探听到：这只“小龙”的养成原来与故宫里的玉器有着密切的关联。

屈原的《天问》中有这样一个发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伯昌即周文王，他在殷王朝衰微末季而能发号施令，做西方六州之牧，行使政治权力。前一问是周武王伐纣灭殷，迁都丰镐，另立新庙于新都，而取代天下，这是为什么？后一问是周的祖先携其财产，率领族众，由邠地定居于岐地，如此广大的民众何以依从追随他呢？时逾千年，唐人柳宗元作《天对》以答，曰：“伯鞭于西，化江汉浒。易岐社以太，国之命以祚武。”很明显，屈原与柳宗元都将周祖古公亶父迁岐，周武王迁丰的成功归于祖庙的设立，祖庙不仅能够延祚后王，而且还能统率族众。

1950年的台湾基隆港

也就说，“台湾奇迹”的经济神话的内在动力实际上是“大文化”，一旦大文化被削弱，小地方的经济活力的内力就会削弱。

如果没有“大文化”的背景，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从1950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入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被誉为“台湾经济之父”的伊仲容1970年在《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中写道：“在将台湾的情形与任何国家比较，不要忘了我们每年接受了约1亿的美援。假如没有这笔美援，仅凭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还不能达到目前的水准。”

妥协精神是伟大的。台湾的文化格局，既要尊重小文化的现实，同时，要着重指出的是，大文化的存在，更应以历史的长度来看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