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青年，老蒋陪祀立铜像——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

吴稚晖，名眺，字稚晖。江苏武进人。一九〇二年加入上海爱国学社，曾参与《苏报》工作。一九〇五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〇六年在法国与张静江、李石曾等出版《新世纪》周刊，鼓吹无政府主义。一九二四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活动，一九五三年卒于台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的吴稚晖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有人戏称台湾是个铜像王国，据说“戒严”时代，在这座小岛上曾经出现过四万座蒋介石的铜像，后来，受够了这些的人们用拆毁老蒋铜像来宣示反对威权。

早在1954年，连基座高达四米的吴稚晖铜像就立在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该铜像因政局变更与整顿交通等原因被拆除。也许因为这个铜老头儿在台北市做地标的时间久了，在后来的拆除铜像运动中，它躲过了一劫，最终被悄然放置在台北士林至善公园入口处水池的后面。它的右侧有一座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至善园”，它的左侧有一座“芝山公园”，发音相近，如果向当地人问路很可能被指挥得团团转。

他的一生复杂而独特，出生在江苏武进雪堰桥，27岁时参加乡试，中举人，是旧时代的精英，可他又是革命党人孙中山的朋友，1905年加入同盟会，却自许无政府主义的信徒。1906年在法国与张静江、李石曾等创建世界社。

他追随国民党政府却一生不为官，到了台湾岛也是布衣大佬。他是蒋家王朝的亲信，是蒋经国的师傅，两蒋的“师爷”。

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道们则称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好人”。196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十届大会举荐他为“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

他被奉为“制宪大佬”，一生两袖清风，甘于清贫。稍有看不惯对老蒋也敢破口大骂，但他却是极少数没有被蒋在日记中骂过的人。他的确是一位很难定位的民国人物。

被鲁迅骂作是“药渣”

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杂文中频繁出现了“特殊知识阶级”的概念，这并不是指新文化时期的“旧党”，而是专指新的为阔人与权势说话，压制反抗者与穷人的新知识者，尤其是经过了女师大事件与“三一八”惨案，鲁迅更看到了这类敌人的真面目。其中被鲁迅骂得最厉害的人当中就有吴稚晖，因为他和权力中心走得过近，沆瀣一气。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民报》时期，吴稚晖与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有过论战。先是章太炎在《邹容传》里指责吴稚晖向时任江苏候补道的俞明震献策出卖邹容和自己，此后不久，双方在1907年至1908年间的六篇论战文章，使此事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文坛公案。

章太炎在一文中痛骂吴稚晖：“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问素心，应亦惭惶无地。”在另一文中，章太炎继续痛骂道：“足下本一洋奴资格，迮而执贽康门，特以势利相缘……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斯已矣。”这事对鲁迅影响很大，他说过，早年文章好用古字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他和其师一样也常常用一两个字眼就能生动传神地击中论敌的要害。

有一时期，鲁迅和瞿秋白，研究了蒋介石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从已经泄气的吴稚晖到正在发迹的胡适的言论。他们用共同的笔名，由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写了《“光明所到……”》《“人话”》《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驳斥了胡适为国民党抹粉、向侵略者献策的言论，指出蒋氏王朝的“文化班头”已经由“党国元老”转到“高等华人”，因为前者只是替蒋介石卖命，而形势却需要后者出面同时为帝国主义效劳。

吴稚晖与权力有着一种“圈子”的关系。他说自己：“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其“革命主张”多半是无政府主义的。他攻击政敌，也是“嬉皮笑脸”式的，他的名言是“什么马克思牛克思”。正逢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吴稚晖出来为蒋帮腔。鲁迅指出，“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指的就是吴稚晖。

1933年5月7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章，批判“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民族主义文学家”的亲日、投降思想。鲁迅仅引用了“药渣”寓言，就活画出吴稚晖尴尬难堪的处境：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服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嗫嚅地答道：是药渣。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

在《新药》中，鲁迅把已成为无用之人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在鲁迅的笔下，吴稚晖在“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都是出卖革命的帮凶。

特立独行的“白头青年”

吴稚晖还是有正面形象的。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书法家，他一生坚定爱国，生活淡泊，赢得了圈内人的崇敬。同时他学贯中西，并提倡科学与教育，蒋梦麟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照的星，胡适赞誉他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

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据说有朋友见吴稚晖年迈行动不便，于是特意送给他一部人力自助车，吴稚晖收下后，叫蒋经国把扶手锯掉。蒋经国不敢，吴稚晖说：“叫你锯你就锯。”后来这辆没有了扶手的人力车摆在吴稚晖家，成为客人随便坐的沙发。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声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结束训政阶段，在南京确立了《中华民国宪法》，随后蒋介石当选第一任总统。吴稚晖担任制宪代表主席，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这个历史时刻所留下的照片，至今仍然是台湾历史教科书里的重要图片。因此，很多台湾人对他的印象是“制宪大佬”。

1948年，他已经83岁高龄，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

1949年，蒋介石派专机“美龄”号将吴稚晖从广州接到了台北。

吴稚晖身边唯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两万多册的藏书，还有从21岁开始日积月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其中重要著作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的有《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13册，分为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书信、序跋、游记、杂文、上下古今谈，各为一册或两册）。

吴稚晖夫人袁云庆，目不识丁，是位贤淑的相夫教子的女性。有洁癖，不习惯吴的“至情至性，独来独往”，与丈夫漂泊了大半辈子，60岁时定居于沪，吴逃往台湾，她没有同行，1953年终老于上海。

国民党政府溃逃到台湾后，蒋经国常去吴稚晖处请益，被吴告诫说：“一个没有被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凭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于其他一切，还是能够看得开看得远来得好，以免自寻烦恼。”吴是蒋经国“生平最钦佩的人”。

台湾又称他为“国语之父”。十分滑稽的是他自己却言行不一，他讲一口无锡腔，至老未改。许多人把他当作是无锡人。吴稚晖总是笑着说：“说我武进人可，无锡人可，总之，是中国人也。”

赴台后，吴稚晖卖字以维持一批随他赴台的亲戚的吃粥日子，一年辛苦卖字所得，只能换回台币147元。据说，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一样，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现在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

吴稚晖在高龄时，人称“白头青年”，心态仍年轻，对男女之事也很有兴趣。他曾自认为“流氓”。他老了，说自己对性已是纸上谈兵，“六十岁以后，决不轻举妄动”。他的老友李石曾因断弦要再婚，他写信劝曰：“老夫少妻，动都动不得。”李石曾最终还是娶了一个年轻太太。一次，他与李石曾到上海，名医丁福生请吃素席。席间，丁、李二人大谈素食好处。丁问吴稚晖对素食有何看法。吴诡笑说：“我嘛，上头喜欢荤的，下头却吃素；石曾先生上头吃素，下头却是吃荤的。”李被他说得满脸通红。

他还作过一首俚歌：“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以后，解甲归田。”

他誓言一生“不为官吏”，在《我是少年》一文中，他说：“我们的太太公葬了一块世代绝官的坟墓，已罚定五十代不出一官。”他居于世而不入世，甘为士而不入仕。吴稚晖曾自我标榜：“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把吴稚晖化了灰，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官是一定不做的，但国事是一定要过问的。”他说他最佩服的是佐刘邦兴汉室的张良，鞠躬尽瘁，一生不做官。

吴稚晖暮年思维仍然敏捷。88岁时住院，一友人到医院看他，顺求墨宝。他欣然挥毫，写就“踪横十万里”五个字，正要写“上下五千年”时，有人提醒，“踪”应为“纵”，于是他马上将要写的“上”字改为“足”字，成为“足下五千年”，以“足”对“踪”，可见才思依旧。

吴稚晖活了89岁，可谓高寿。他粗茶淡饭，不烟不酒，崇尚自然，牙齿豁了，也不装假齿，认为那是到时候了，是上天给你的警告，不必反天意。他生病不看医生。他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王爷的帮凶。”

海葬金门，蒋氏陪祀立铜像

1952年7月，吴稚晖在台北阳明山疗养时，小便突然阻塞，身边人员见他十分痛苦，便将他送往医院。医生的诊断为前列腺肿大、膀胱炎，同时还患有血管硬化、心肌炎。当即决定住院治疗。此后身体状况一直不稳定。

第二年8月，他又因尿毒侵入肾部，心脏衰竭再次住院。10月21日，由于吴的病情日益恶化，医生决定为他做手术，术后的10月29日，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陷入了昏迷状态。

根据吴的病情变化，10月30日夜里，“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伯度带着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等人来到医院，找到医院主管和吴稚晖的主治医师，说31日是蒋介石的生日，台湾全岛都在为蒋筹备寿庆活动，吴稚晖不能死在31日。如果吴拖不到11月1日死，就在30日12点以前使其停止呼吸，说白了就是中止抢救，拔除氧气管，病人亲属要问，就说再无法抢救了。

这样，医院不得不停止了对吴稚晖的抢救。插在吴稚晖鼻子上的氧气管拔除不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呼吸，此时为1953年10月30日夜11点28分。吴稚晖终于在蒋介石生日前32分钟去世了，终年89岁。

10月31日，台湾各报都是登载颂扬蒋介石的文章，自然不会刊登吴稚晖去世的消息。直到11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才向公众作了一个报道：10月30日，“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因病“抢救无效”，在台北逝世。

吴稚晖如此撒手人寰的秘密，首先被李敖在《李敖笑傲江湖》中披露。文中说是蒋介石不愿吴死在10月31日，而于当夜11点28分将其氧气管通通拔掉，使吴稚晖提早死亡。

李石曾在吴住院期间探望时写下的日记记录：“稚老在医院晤面，屡次表示欲到美国看子淑微就医情况，俟较愈再往，而卒未能成行，稚老憾事……”日记中还记录说，如果能成行美国，也不会有海葬金门的壮举了，“早死”可谓是一举多得。

吴有一女终身未嫁，有一子娶李济深女儿李筱梅为妻，无子。吴稚晖本是数代单传，香火无以为继，颇觉悲哀。他死前立了遗嘱。存款寥寥，赠予在台的亲戚，并附一笔：“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张道藩宣读祭文；当时吴稚晖的儿子在美国治病，丧事由蒋经国一手主持，12月1日，蒋经国遵从其遗愿，将骨灰洒向金门南海。吴去世一周后，小蒋发表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

隔年，连基座高达四米以上的铜像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蒋介石死后立铜像，还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即吴稚晖。

在金门县金城镇水头附近，还有一座吴稚晖公园，于海葬当年建成。与水头码头比邻而坐，由于公园地势较高，水头码头景致尽收眼底。除此，还可遥望金门太湖、小金门、大陆及金烈水道等。园内有一于右任题字的稚晖亭，亭中央是蒋中正亲书的碑文“吴稚晖先生水葬纪念亭”。公园尽头则是他的半身铜像。

吴稚晖在大陆的故居位于江苏常州武进区雪堰镇“四房里”巷，故居具有比较鲜明的清末民初建筑风格，于2002年9月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