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俭与德共司马光(2)

与神宗的问答，可能就在这次上殿时——

神宗对司马光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识但缺乏文采，有的有文采但缺乏学识，只有董仲舒和扬雄两人，兼而有之。卿既有文采，又有学识，还推辞什么？

司马光答：臣不能作骈文。

神宗宽容：那就像两汉那样制诏好了！

司马光很为难：本朝无此先例。

神宗表示疑惑：卿能举进士取高等，却说不能作骈文，为什么？

司马光疾步出殿，神宗派内侍追至合门，硬要司马光接受敕告。司马光下拜，但不接受。内侍催司马光入谢（接受任命后，向皇帝表示感谢），说圣上正等着先生呢！司马光进至廷中，仍坚辞。神宗让内侍将敕告塞进司马光怀里，司马光不得已才接受。

后来有一天，神宗问王陶：吕公著、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合适吗？王陶答：两人，臣都曾有举荐啊；这样用人，还愁治理不好天下吗？

坚辞枢密 抵制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相当于负责全国军事工作的第二把手。

此时，王安石在告，就是请假在家。二月初一，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神宗因为韩琦的奏疏，对青苗法终究有些怀疑。于是，王安石称病不出。

随后，王安石又请外任。翰林学士司马光草拟批答，说：“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优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意思是说如今你搞得天下沸腾，却要撂挑子，对你自己来说，当然很好，可是我呢，我找谁收拾这个烂摊子？

神宗打算重用司马光，曾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坚决反对，说：“光外托劘（mó，劝谏）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意思是说司马光托名劝谏，其实附下，谈论的都是反对变法的事，交往的都是反对变法的人，如果把他安置在身边，参与国家大政，那就等于为不同政见者树起了一杆大旗。等到王安石请假，神宗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

二月十二日当天，司马光即上《辞枢密副使札子》。我们从中知道，当天司马光先是接到合门告报，说已除任枢密副使；接着又有勾当御药院陈承礼传宣，令即日领受敕告。

二月十五日，司马光又上《辞枢密副使第二札子》。从中我们得知，当天神宗又命勾当御药院黎永德宣圣旨，令司马光即日入见。神宗似乎很着急，他大概要趁王安石请假造成既成事实，到时候王安石反对也没用了，可司马光迟迟不接受。

二月十九日，司马光再上《辞枢密副使第三札子》，先说人的材性各有所能有所不能，“人主量材，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因此“官不旷而事无败也”。接着历数自己入仕以来，曾辞免的与未曾辞免的任命，说自己辞枢密副使，并非如有些人想象，以为是“不慕荣贵”，或者“饰诈邀名”，而是“正欲辞所不能而已”。加之自己“素有目疾，不能远视”，近日以来，又“颇多健忘”，日常供职，“犹惧废阙”，何况以衰病之身，当此重任。

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十九日，从条例司之请，差官提举诸路常平仓、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开始推行青苗法。当时全国常平仓钱粮，共计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共置提举管勾官，凡四十一人。

在封建时代，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时对付自然灾害的方法不多，靠天吃饭，收成很不稳定。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由国家来平抑物价：丰年谷贱，国家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在官仓里，等到灾年谷贵时，再把这些粮食平价出售。这样可以防止奸商、富户的囤积居奇。这种办法，就叫做常平法；专门用于储存平抑物价粮食的官仓，就叫做常平仓。广惠仓始建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以前都是由官府出售。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建议，这些土地由国家雇人来耕种，所得专门用于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以及用于救灾。所谓青苗法，就是将常平仓、广惠仓的钱和粮食作为本钱，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取利二分，就是收取20%的利息，收获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这种贷款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为抵押，因此叫做青苗钱。

二月二十日，司马光上《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认为青苗法将可能导致民间的普遍贫穷，国家的投入也可能血本无归，并且，十年之后，国家有可能出现动乱。在提出请求之后，司马光动情地说：“如此，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寘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意思是说如果废除条例司、追回常平使，臣余生即便做个太平之世的老百姓，也特感幸运。但如果不，陛下就是把我安置在两府，不过白白地使天下人指责臣贪恋荣华，对陛下来说，有什么用呢？

二月二十一日，司马光又上《辞枢密副使第四札子》，我们从中获知，当天神宗又派勾当御药院陈承礼传宣，令司马光即日入见。司马光说“臣仰烦圣恩重沓如此，虽顽如木石，亦当迁变”，然后说到自己的坚持，他说所以如此，是因为“荷盛德者必有以酬报，居重位者不可以无功”。当今为害天下的，唯有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朝发一诏罢之，则夕无事矣！”倘若以为是，请早赐施行；若以为非，则自己是“狂愚之人”。如今英俊满朝，却要提拔狂愚，使污枢府，“岂不为圣政之累也”。

二月二十二日，司马光再上《辞枢密副使第五札子》。由此可知，神宗当天再命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宣，令司马光即日赴合门领受敕告。我们读到司马光的不安：“陛下圣恩无穷，愚臣辞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忧惶失图，无地自处。”他重申二十日的奏疏，说陛下若能施行，胜过任自己为两府大臣，而自己若得此言施行，也胜过居两府之位。但倘若所言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

由“贴黄”我们知道，神宗曾命李舜举传圣旨，说枢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职分，不应再以他事为由推辞。司马光说臣如今若已受枢密副使的敕告，即诚如圣旨，不敢再谈职外之事；但既未受恩命，那自己还是侍从之臣，于朝廷阙失，无不可言。何况所说两件事，都是去年已有上奏，因其无效，故而不敢当今日新恩。因此臣不算“侵官”，请圣明裁察。兼臣右膝下现生一疮，有碍拜起，不能入见，伏望圣慈再不差使臣宣召，臣只候膝疮稍愈，即“自乞入见，面奏恳诚”。

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最后上《辞枢密副使第六札子》，我们由此知道，这一天神宗再派勾当御药院刘有方传宣、慰问，并问司马光计划哪天入见。司马光表示感激：“圣恩深厚，不忘微贱，存恤勤至。臣蝼蚁之命，无足报塞，惶恐无措。”然后，他说自己现在膝疮虽稍减轻，但尚未痊愈，仍然有碍拜起，所以也不知道可以入见的具体日期。不仅如此而已，自己近曾上疏，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常平、广惠仓使者，但未听说朝廷“少赐采录”，只听说条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钱“愈急”，内外人心“愈惶惶不安”，自己这种时候，“独以何心敢当高位”，所以“宁被严谴，未敢辄出”。听说古代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民，参酌下情，与众同欲”，因此“事无不当，令无不行”，未尝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商工贾，异口同辞，咸以为非”，却“独信二三人之偏见，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将臣近所上疏宣示内外臣庶，使共决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治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殽，微臣进退有地，不为天下之所疑怪”。

司马光表达得已经足够明白，除非废除新法，他不会就任枢密副使。三月初八，神宗又遣刘有方告谕司马光，令供职。当天，司马光入对。司马光说：臣自知对朝廷没有帮助，朝廷施行的，都与臣所说相反。神宗问：何事相反？

司马光答：臣说条例司不应设，又说不宜多派使者干扰监司，又说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

神宗说：都说不是法不好，只是所派非其人而已。

司马光说：以臣看来，法也不好！

神宗强调：原敕不令强行摊派。

司马光说：敕虽不令强行摊派，但使者都暗示令摊派。如开封府所辖十七县，只有陈留县令姜潜张榜公布，听任自来，请就发给，终无一人来请。由此看来，其余十六县，恐怕都不免摊派！

神宗敦谕再三，司马光再拜，坚辞。

王安石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复出治事，推行青苗法，更加坚定。神宗暂时还无意废除新法，所以不再坚持。司马光第六次辞免枢密副使之后不久，得旨听许。

三月十七日，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被免职。当时，韩琦极论新法之害，诏送条例司分条辩驳；李常请罢青苗钱，诏分解辨析。范镇全部封还。诏五下，范镇坚持如初。司马光辞枢密副使，神宗许之，范镇又封还诏书，说：“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神宗令再送范镇行下，范镇又封还，说：“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庆。今一旦追还诰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反汗，出尔反尔。）

政见不同 宁可外任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以后的一系列任免，显得颇为反常。

四月初八日，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言新法不便，及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出知颍州（治今安徽省阜阳市）。吕公著与王安石“素相厚”，王安石曾说：“吕十六（吕公著排行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后来举荐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又说吕公著有“八元”“八凯”之贤。我们知道，相传古帝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也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凯”。可是半年不到，吕公著不赞成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又说吕公著有“欢兜”“共工”之奸。我们还记得，此前河北安抚使韩琦曾极言青苗法不便，神宗不听。孙觉当时对神宗说：“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吕公著与孙觉都有一副好胡须，都是美髯公，神宗只记住了美髯。时间一久，就错把吕公著当成了孙觉，曾对辅臣们说，公著上殿，言朝廷挫折阻挠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就以此莫须有的罪名，将吕公著贬出。

四月十九日，以前秀州（治今浙江省嘉兴市）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早年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任定远县（今安徽省定远县）县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因孙觉举荐，召至京师。李定初至京师，先去拜谒了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老百姓以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都认为很好，没有不喜欢的。李常告诫：朝廷上下正争论此事，你别这样说。李定立即跑去跟王安石讲了，并说：李定只知说实话，不知京师却不许。王安石大喜，立即推荐上朝应对。神宗主意始定。王安石让李定知谏院，宰相说以李定的资历，没有这种先例。改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都认为这不符合程序，拒绝起草任命文件。诏谕数四，坚持不肯。最终，三人以屡违诏命，被免去知制诰，时称“熙宁三舍人”。

不久，御史陈荐上疏，说李定任泾县（今安徽省泾县西北）主簿的时候，得到母亲仇氏的死讯，隐匿不为服丧。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奏说李定曾以父亲年老求归侍养，没说是为生母服丧。李定辩称不知自己为仇氏所生。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补服。王安石力主李定出任御史里行。于是陈荐又被免职。改任李定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都说，李定不孝，不宜居劝讲之地，并认为王安石有罪，章六七上。王安石又请免二人。李定不自安，请求解职。最终，李定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五月初二日，司马光上《论李定札子》，我们从中得知，当时宋敏求等已多次封还“词头”，数日以来，外间都说朝廷已因此撤销了任命，但当天又有传闻，说有札子行下舍人院，令必须草拟。司马光担心此举会让朝臣们变得苟且，会塞绝言路。在“贴黄”中司马光又补充说，国家破格用人，自无常法，但必须要让众人心服才好。臣与李定素不相识，不知其品行才能如何，陛下若确知其贤，“何不且试之以渐，俟其功效显著，众皆知之，然后不次擢用”，到时候谁说不行？何必今日与臣下力较胜负！“殆非人君广大之体也”。此时的神宗皇帝，像是被绑架了一样，全由王安石说了算。

四月二十三日，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雅善”王安石，两人关系不错，而且，谢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算是姻亲。

当初，王安石屡劝神宗独断，神宗遂专门信任他。苏轼曾为开封府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看了很不高兴。苏轼此前曾多次上疏，论时政得失，王安石已大为不快。当时诏举谏官，范镇举荐了苏轼。谢景温怕苏轼作了谏官会对王安石不利，就弹劾苏轼，说当年苏轼的母亲去世，他归蜀服丧，多占舟船，贩运私盐、苏木。这相当于倒卖国家专营物资，为当时法律所禁止。朝廷派人缉捕艄公、船夫，却查无实据。苏轼觉得很受伤，不久，乞外任，遂出判杭州。

大概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任免，促使司马光做出决定，离开京师。

八月初八日，垂拱殿奏对，司马光请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

神宗说：卿怎能外任，朕正要重申前命（指枢密副使的任命），卿且接受了。

司马光婉辞：原职臣且不能上任，请求外补，又哪敢当得提拔？

神宗问：为什么？

司马光答：臣绝不敢留。

神宗沉吟良久，说：王安石素与卿友善，卿为何猜疑？

司马光说：臣是素与安石友善，但自安石执政以来，抵触甚多。今违逆安石如苏轼等，安石完全抛弃操守，陷以酷法。臣不敢避削黜，苟全操守。臣与安石友好，岂如吕公著？安石举荐吕公著时说什么？后来诋毁他又说什么？不过同一个人，为何前是而后非？肯定有一种说法不真实。

神宗说：安石与公著关系密切，如胶似漆，但至其有罪，不敢隐恶，这说明安石极公正啊。

神宗又说：青苗法已有显著成效。

司马光说：此事非，天下共知，只有安石之党以为是罢了。

神宗转而言他：苏轼不好，卿错识了人。鲜于侁在远地，苏轼传给他奏稿；韩琦赠银三百两他不要，却贩盐及苏木、瓷器。

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凡批评人应先弄清他的意图，苏轼贩卖所得，岂能多过赠银？安石一向恨苏轼，陛下岂不知？以姻亲谢景温为鹰犬，攻击苏轼，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而且苏轼虽不好，岂不胜过李定？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不如，安石却喜欢他，要用为台官。

从这段对话来看，司马光大概认为，与其遭到攻击被迫离开，不如趁早自请外任。

九月二十三日，延和殿奏对，司马光再请许州及西京留台。

神宗问：必须许州吗？

司马光答：臣哪敢必须，只要稍近乡里，即臣之幸。

神宗又问：西京怎样？

司马光又答：恐非才士不行，不过，若朝廷差遣，不敢辞。

然后，拜谢而退。

已经在讨论具体去向。从以上对话来看，当时神宗曾打算让司马光去西京留台任职。

但很快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