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司马光传略(3)

吕惠卿说：“先王制度，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天气开始暖和，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皇帝巡行境内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这样。司马光所说的不正确，他的意思是讽喻朝廷。”神宗询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是颁布旧法。诸侯变易礼乐，天子一旦察觉就要诛杀他，这不是自我变化；刑法新建之国使用轻典，混乱之国使用重典，这就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况且治理天下就比如治理住宅，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重新建造。公卿侍从百官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执掌天下财政，没有才能的可罢黜，不能让执政大臣侵占其事。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以道义辅佐皇帝，是用什么例子？如果引用例子，那么就是胥吏了。现在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其他的话诋毁司马光。神宗说：“互相辩论是非，何必到这种地步。”司马光说：“平民百姓出息借钱，尚且能够蚕食下户贫民，何况有县官督责的威仪呢！”吕惠卿说：“青苗之法，愿意借取就贷给他，不愿意的并不强求。”司马光说：“愚昧之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单县官不强求，就是富有的百姓借贷也不强求。以前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文钱，百姓喜欢同官府贸易。此后物价贵了而和籴没有解除，于是成为河东永久之患。我恐怕他日的青苗法，也还是这样。”神宗说：“坐守仓库买进粮食怎么样？”在座的众臣都起身，司马光说：“不方便。”吕惠卿说：“买米百万石，可节省东南之地的漕运费用，可用这些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地区发生钱荒而谷米散乱，如今不和籴粮米而取漕运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商都会受到伤害！”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是深切中肯之论。”

一天，司马光被留下来对策，神宗说：“现在天下喧扰纷乱，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此，众人所恶’那种情况。”司马光说：“对。陛下应当论断新法的是与非。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陛下难道能够单是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神宗想任用司马光，去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借托向上直谏的名义，实际上内怀结附百姓之心。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而陛下打算把他置于左右重臣的位子上，让他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成败盛衰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怎能危害政治，但是一旦身处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倚以为重巴结他。韩信打着汉的旗帜，赵军恐惧丧胆，现在任用司马光，这是给反对者树立旗帜。”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陈论，在家休息请求退位。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陛下所以任用我，是由于看到我狂妄刚直，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仅仅是用禄位荣耀其身，而不采纳他的言论，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仅仅以禄位自我荣耀，而不能挽救百姓的忧患，这是盗窃名器来自私其身。陛下果真能够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颁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那么我受到的赏赐已是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人，不过是说使者骚扰动摇州县，成为今天的祸患而已。但我所忧虑的，是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懒惰不同而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贫困，所以必须向他人借贷。现在官府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敛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领取，而使者以多散发作为功劳，一切强迫抑配。而且又担心贷钱的人逃避负债，必定令穷人、富人相互担保，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就会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离去，必定督促使他人代还数家的负债。春算秋计，转移不定日益严重，穷人既尽，富人也陷于贫困。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生存的地方了。又全部散发了常平钱谷，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将有什么所取呢？富室既然没有了，常平仓已经废除了，加之用兵打仗，接着而来的是饥馑灾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听任其死于沟壑，强壮的必然相聚而成为盗贼，这是此事的必然发展趋势。”司马光上章极谏至七八次，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是执掌军事的，百官各有职守，不应当言及其他事情。”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受任此职，那么还是侍从官。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王安石出来处理政事，司马光于是请求去职。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守边地，挑选诸军中骁悍勇猛的兵士，招募街市中品行恶劣的少年作为骑兵；抽调民力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高台，使得关辅一带骚扰混乱。司马光极谏说：“公私困乏，不可举事，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郡，修缮城治不是急务。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从命，如果缺乏财物以供军用，我当然要负责任。”因此京兆一路独得免乱。改任许州知州，朝廷催促司马光入京觐见，他没有前往；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回洛阳，从这以后绝口不论国事。但是言诏下达后，司马光读之感动流泪，想要沉默却不忍心，就再次陈述六事。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

蔡天申任察访使，妄自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史像对待上司一样侍奉他；他曾朝拜应天院神御殿，官府单独为他设置一个班次等级，表示不敢与他抗衡。司马光回头对御史台胥吏说：“领蔡寺丞回到他自己的班次上。”胥吏马上领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后面。蔡天申为难沮丧，当天就走了。

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忽然得了语言迟钝的病，怀疑自己将要死去，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内，倘若情势急迫，就把它交给关系好的人上呈。颁行新官制，神宗指着御史大夫这一官职说：“非司马光不可。”又打算用他做东宫太子的老师。蔡确说：“国事刚定，希望稍稍迟一些时间。”《资治通鉴》没有完成，神宗对此事非常重视，认为该书胜过荀悦《汉纪》，多次催促司马光完篇，并赐给颍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等书写成，司马光加官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天下认为他是真宰相，老百姓都号称他为司马相公，连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神宗逝世，司马光赴朝临丧，卫士望见他，都用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司马相公。”所到之处，百姓阻遏道路聚首围观，以至于马不得行进，百姓说：“您不要返归洛阳，留下来辅助天子，救救百姓吧。”哲宗年幼继位，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什么事应该先行，司马光说：“广开言路。”诏令张榜于朝堂广求直言。但大臣有不高兴的，筹划了六句话说：“诸如心怀奸诈；超越职责范围；或者扇摇鼓动机密的军国大事；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对上想凭侥幸升迁官职；对下想迷惑世俗。像这几种，罚无赦。”太后又命出示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谏，而是拒绝上谏。这样为人臣者只有不说话，否则一说话就列入这六事的范围了。”就详细论述这种情况，改诏实行，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

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经过朝廷，留任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沿路上的人相聚高呼说：“委托您感谢司马相公，让他不要离开朝廷，深加自爱以救我们。”当时天下百姓，引颈拭目盼望刷新政治，但持论者还认为：“三年不要改变父皇的所作所为”，只是粗略地革除琐碎细小的事情，稍稍堵塞人言。司马光说：“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制度，成为天下祸害，改变它就像救焚救溺一样急迫。况且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这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制度。”这样大家的意见才定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置保马；废除市易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息钱，免除所欠的钱物；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旧臣，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用父子之义离间皇上，那么灾祸就发生了。”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保佑宗庙社稷，肯定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于是天下人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再次得病，诏命他朝会时行再拜礼时不舞蹈。当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还存在，而西戎之议没有决定。司马光叹气说：“这四患不除，我死不瞑目。”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子托付给医药，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未有所托，今天把它交给您。”于是论免役法的五大害处，请求径直降下诏书废除它。使诸将之兵都隶属各州县，军政事务委托太守、县令一起处理。废除提举常平司，把所管事务归于转运使、提点刑狱管理。边地之计以与西戎讲和为好。监司多为新进的年轻人，务必会苛刻急于求成，令在郡守中选择举荐近臣，而在通判一级中荐举转运判官。又建议立十科荐士办法。这些都被朝廷接受。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准许乘坐轿子，三天到省中一次。司马光不敢承受，说：“不见君主，不能够办公治事。”诏令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说：“不行拜礼。”废除青苗钱，恢复平常粜籴法。两宫虚位听任司马光去做。辽、西夏派使者来，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情况，辽、西夏国君敕命其边吏说：“中国用司马为宰相，你们不要轻易制造事端，轻开边隙。”司马光自见言听计从，打算以身殉国，于是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舍昼夜。宾客见他身体虚弱，列举诸葛亮食少事烦的例子作为劝诫，司马光说：“人的生与死，是命中注定的。”工作更加努力。病情危急，他已失去知觉，谆谆不倦像梦中呓语，但都是有关朝廷、天下的事情。

身后之事

这年九月司马光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哀痛，与哲宗立即亲临吊唁，明堂礼成都不予庆贺，赠太师、温国公。赠以一品礼服，赠送七千银子、绢帮办丧事。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归葬陕州。谥号为文正，赐碑为“忠清粹德”。京师人民罢市前往吊祭，卖衣祭奠，在里巷间相聚号哭护送灵车。及到下葬时，哭者就像痛哭自己的亲人一样。岭南封州父老乡亲，也相率备办祭祀，都城中以及四方各地都绘其像以祀，吃饭时必须祝祷。

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安居有法度，任事有礼仪。在洛阳时，每次前往夏县扫墓，一定去看问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像事奉严父般事奉他，像保护婴儿般保护他。司马光从小到老，讲话从不乱言，他自己说：“我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的，从没有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诚心出于自然，于是天下人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之间都为他的道德所感化，有什么事做得不好，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物质淡泊无所喜好，而对学问无所不精通，只是不喜好释、老之学，他说：“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出儒学，它们荒诞不经我不相信。”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百亩，妻子死时，家无余资，只好卖掉田产来办丧事，他一直到死都是粗衣薄食。

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论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于是全部废除他们实行的法令。章惇、蔡卞奏请掘坟斫棺，哲宗不同意，于是命令削除他的赠官谥号，推倒所树立的石碑。但章惇觉得不解恨，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史，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徽宗即位，复贬为太子太保。蔡京专权擅政，又降为正义大夫。蔡京撰写《奸党碑》，令各州郡都刻石成碑。长安石工安民被委以刻字任务，他推辞说：“我是愚蠢之人，本不知道立碑的用意。只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说他奸邪，我不忍心刻字。”长安府官吏大怒，打算加之以罪，安民哭着说：“徭役我不敢推辞，求求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石碑之末，恐怕得罪于后世。”听见此话的人感到惭愧。

靖康元年（1126年），恢复司马光的赠官谥号。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