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形势

一“五胡”内迁与十六国前期的北方

自汉末至魏晋之际，原居西北至东北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居内地，历史上称为“五胡”内迁。实际上，内迁少数民族并不限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此外还有乌桓、柔然、高车、稽胡等。内迁各族人口众多，广泛分布于北方各地，形成小聚居、大分散的错居杂处状态。《晋书·文帝纪》号称，内附各族人口总数有八百七十余万。据西晋山阴令江统所著《徙戎论》估计，关中一地百万余口居民中，“戎狄居半”。

众多少数民族内迁是魏晋统治者“广辟塞垣，更招种落”,“抚旧怀新，岁时无怠”，大力招徕的结果。其目的在于解决北方地区长期战乱所造成的人口稀少、劳力短缺、田园荒芜及兵源不足等问题。魏晋政府实行比较宽松的内迁安置政策，对内迁各族在统治方式上因族制宜、区别对待，在赋役征发上予以优惠减免，这既有利于内迁各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又有利于汉族居民与内迁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少数民族内迁之后，由于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受到中原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因而社会发展大大加快，人口迅速增加，经济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如氐族在与“中国错居”之后，“多知中国语”，“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成为“编户之氐”。南匈奴归附东汉时仅有五千余落，至西晋时增至三万余落。原居草原的游牧民的经济生活逐渐转型为定居农耕或从事农牧混合经济，从只知骑射、“无文书”的蒙昧状态改变为通晓汉族封建文化。内迁较久的少数民族大多不再以“异族”自居，而是主动认同中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自称本族也是炎黄子孙，与汉族同祖同宗，如拓跋鲜卑说自己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羌人认为祖先是有虞氏，连匈奴铁弗部也自称系大禹的嫡脉相传。

至晋武帝晚年，西晋民族关系出现趋于紧张的势态。一些地方官吏与当地汉族地主豪强互相勾结，肆意压榨内迁各族人民，如有的利用强制或欺诈手段大量掠卖胡人男女为奴婢，有的借口讨伐“叛乱”，乘机抢劫财物和人口。郭钦上书建议“徙戎”，已“怠于政术，耽于游宴”的晋武帝未予采纳，也没有采取其他对策。西晋平吴之后“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的升平之世累积着爆发动乱的火种。

西晋后期，北方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惠帝即位后，“政出群下，纲纪大坏”。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是一场空前惨重的浩劫，使内迁各族人民的处境陷于艰困。“至于永嘉（307—313），丧乱弥甚。”内迁各族聚居的秦、雍、并、司、冀、幽等州相继蝗灾肆虐、疾疫（某种传染病）流行、饥荒蔓延，西晋朝廷无心也无力赈灾，成千上万的灾民只能挣扎在饥馑与死亡线上，“戎晋并困”，从而导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大大激化。而内迁各族的酋长和贵族对于“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的状况早已心怀不满，准备乘机而起，恢复昔日的统治权。这样，在与全国各地以汉族为主的流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同时，北方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则与酋长、贵族“兴邦复业”的权力逐鹿纠合在一起，使斗争形势复杂化。酋长和贵族们富有政治斗争经验，有的人久居内地，十分熟谙汉族文化和中原地情，他们掌握着起兵的领导权，在西晋王朝倾覆的前前后后，就在中原或其周边地区纷纷组建本民族政权，于是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纷争局面。

在西晋灭亡以前，内迁各族建立的民族政权仅有占领今四川、云南、贵州一部分的賨人成汉政权和占领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各一部分的匈奴汉国（319年改称赵，史称前赵）。前者于347年被东晋所灭，后者于329年被后赵消灭。

西晋灭亡后，原西晋凉州刺史张轨据守凉州，世代传承，成为割据政权。345年，张轨的孙子张骏称假凉王，以姑臧（今甘肃武威）为都城，史称前凉。统治地区有今甘肃西部、宁夏和新疆东部。376年被前秦所灭。

羯人石勒先为前赵大将，后与之决裂。319年称赵王，329年灭前赵，次年称帝，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后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后赵。统治地区有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和江苏、安徽、甘肃、湖北、辽宁一部分。351年被冉魏所灭。

建立冉魏的是汉人冉闵，曾被后赵主石虎收为养子，骁勇善战。石虎死后，后赵大乱，冉闵杀掉后赵主石鉴称帝，国号大魏，史称冉魏。352年被前燕所灭。

早在285年，鲜卑贵族慕容廆（wěi）就在辽河流域建国。337年，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huǎng）称燕王，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352年，慕容皝的儿子慕容儁（jùn）称帝，灭冉魏后迁都邺城。统治区域有今河北、山东、山西和辽宁一部分，史称前燕。370年为前秦所灭。

东汉末年，拓跋鲜卑从漠北南迁，定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封其首领拓跋猗卢为代王。至什翼犍统治时，国家形态已经基本完备。376年被前秦所灭。

建立前秦的是氐人苻氏。苻洪是这支氐人的酋帅，世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后赵时，苻洪及其部众被迁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后赵末年政局混乱，苻洪的儿子苻健率众回到关中，351年在长安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前秦（351—394）。苻健的侄子苻坚即位后，灭前燕、前凉及代国，统一了北方地区。

 

二 后赵与前秦民族政策的差异

十六国时期北方曾出现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尽管统治范围有大有小，统治时间有长有短，但统治的对象都是汉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所以都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般来说，统治者都采取“胡汉分治”的政策，既用中原王朝的行政制度治理汉人，又另设一套行政系统治理“各有部落，不相杂错”的少数民族。如汉和前赵在汉人居住区，初期实行州郡制，后改置左、右司隶，各领户20万，每万户设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对少数民族的部落另设单于台，置大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这些职位都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其他如后赵、前燕、前秦、后秦、西秦、南凉等政权，也都设有这样胡汉两套并行的行政系统。不过这些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君主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不同，表现各异：程度浅者仍俨然以胡族首领身份自居，扬胡抑汉；程度深者则有意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以中原君主的态度，主张“混六合以一家”，消除民族之间的壁垒，后赵、前秦的民族政策就体现了这种区别。

后赵政权的建立者是“高鼻多须”、原籍中亚的羯族。羯族虽与汉族早有联系，但仍保持其原有的民族特点。后赵统治者自诩“出自边戎”，与汉人不同，把全境臣民分为赵人和国人，国人即羯族人，赵人即汉人，二者的地位高低悬殊。虽然石勒注意吸收汉族士大夫，集为“君子营”，但为了提高羯人的地位，后赵统治者仍然颁行“讳胡”之禁、“私论之条”、“偶语之律”等严刑峻法，严格胡汉之别，严惩侵犯胡人的汉人，而对羯人侵犯、抢掠汉人则不闻不问。因此，前赵石勒、尤其是石虎在位期间，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一直都很严重，激起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野心家冉闵正是利用了这种情况，故意挑拨离间，制造了一场对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的大仇杀。

前秦政权的建立者是氐族，与汉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其社会结构与汉族已没有多大差异。氐人的汉文化水平在当时少数民族中是最高的，苻坚（357—385年在位）又是氐人中的佼佼者。他对汉族历史典籍十分熟悉，巡视太学时问难五经，许多博士都不能对答。他坚定地推行学习先进汉文化政策，对持反对态度并进行抵制、破坏活动的氐族贵族严惩不贷；而对汉族有才干的政治家则重用不疑，如与王猛“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他大力兴办学校教育，崇尚儒学，实施礼仪教化，以德刑并举治国，坚持德治为先。苻坚提出“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表现出民族和睦的思想。

 

三 淝水之战与北方再分裂

苻坚重用汉人，推行汉化，“变夷从夏”，其目的是要富国强兵，实现统一南北的政治抱负。但当时前秦尚不具备完成全国“大同之业”的充分条件，苻坚的步子也迈得太急。尽管他统一了北方，推动的汉化也有长足的进展，但国内的民族隔阂仍然很深。被征服的前燕慕容氏时时想着复国，企图在关中建国的羌人首领也在时刻寻找机会。然而苻坚对这些全都视而不见，不顾众人的反对，在晋太元八年（383）发动旨在一举灭掉东晋的淝水（今安徽寿县东南）之战。苻坚调集步骑87万，号称百万，前锋列阵淝水。东晋宰相谢安运筹帷幄，前锋都督谢玄机智指挥，北府劲旅待诱敌中计后猛然出击。战争以苻坚的惨败告终，“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传为千古笑谈。由于战争失败，国力骤衰，苻坚无力控制局势，北方再一次陷入分裂，呈现政权林立的纷争局面。分裂形势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