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晋的短暂统一

一 西晋的建立与统一全国

咸熙二年十二月，司马炎登基称帝（265—290年在位，是为晋武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65—316）。司马氏是在世家大族的积极支持下，得以取代曹魏政权的。实际上司马氏本身就是世家大族的翘楚和领袖。司马懿，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祖宗三代都是高官。司马懿兄弟八人号称“八达”。司马懿本人“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孙子司马炎也说“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他们在紧锣密鼓地夺取曹魏政权的斗争中得到世家大族的拥护。如司马懿发动政变，司徒高柔、太仆王观、太尉蒋济、尚书陈泰鼎力相助。魏帝曹髦不堪司马昭专权，准备纠集宫中兵力讨伐，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却事先向司马昭告发。当司马炎准备取代魏帝时，何曾、卫瓘、羊祜、杜预等都是坚定的支持者。

西晋经过多年的准备，于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分派六路大军，水陆齐发，大举伐吴。太康元年（280）正月，各路大军攻入吴地。水军从益州顺江东下，攻克夏口、武昌，一直打到建业，孙皓投降，孙吴灭亡。分裂持续90年之久的中国大地重新恢复了大一统局面。

西晋王朝为了加强以司马氏为首的世家大族集团的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于全国统一前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在政治上，晋武帝司马炎总结曹魏“强干弱枝”的历史教训，认为曹魏亡在宗室受控过严、皇权孤立无援。于是他恢复了分封制，大封宗室，以27人为王，以郡为国，特许诸王可自选长吏。在大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及异姓公侯等。一时大小不等的王国、公侯国多达五六百个。西晋实施门阀制度，不仅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赋予世家大族垄断官位的政治特权，还给予按官品等级占田和荫客、荫亲属的经济特权。规定官僚第一品可占田五十顷，每品递减五顷，一直到九品。同时可按照品级或特定身份（如“士人子孙”等）荫庇亲属免除课役，最高者可惠及九代，低者也可以使三世受益。荫佃客从15户至1户不等，荫衣食客3到1人。魏、蜀、吴三国各行其法，宽严不一。司马炎命贾充等人撰《晋令》，通行全国。

在经济上，西晋颁行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以普通农户为实施对象的计丁占田与计亩课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一人占田30亩。其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占田”是由政府限额确认农户已占有土地的所有权。“课田”是按定额田亩课征田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其中绢绵即属户调。

在军事上，实行封国领兵制，将所封的王国分三等，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共5000人；中国置上、下二军，共3000人；小国置一军，1500人。宗王不仅领封国之兵，有的还担任州镇都督，封国地域与所督州镇不一致的，实行“移封就镇”。撤销州郡兵。此前，州刺史、郡守为地方军政长官，拥有兵权，故州刺史称州将，郡守又称郡将。西晋灭吴以后，“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西晋王朝实行的上述制度和措施，有的对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则隐患严重，祸大害深。前者如农户计丁占田制允许农户限额合法占有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可以自行开垦无主荒地，屯田户可以在西晋罢屯田制及州郡兵之后继续耕种并合法占有原屯田土地，这有利于促进农户努力垦荒，扩大耕地，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可吸引一部分荫附者和流民著籍为编户，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劳动人口和财政收入。后者如大封诸王并让他们领兵治郡或出任都督、“移封就镇”，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则使诸王手握重兵，坐大封国。诸王之间互相猜疑、倾轧、结党，其中不乏觊觎皇位的野心家。西晋大封诸王不仅未起到屏藩皇权的作用，反而成为削弱中央集权的离心力和张扬分裂、酝酿内斗的祸根，最后终于酿成加速西晋灭亡的“八王之乱”。

 

二 八王之乱与西晋灭亡

晋武帝死后，太子司马衷登上帝位，即晋惠帝（290—306年在位）。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弱智皇帝。皇后贾南风为达到专权目的，利用楚王司马玮先后杀死太傅杨骏、汝南王司马亮等人，接着又以擅杀大臣的罪名处死司马玮，以后又害死惠帝的太子司马遹（yù）。贾南风的一系列行为引起宗王朝臣们的不满。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杀死贾南风，次年废掉惠帝自立。紧接着，司马伦与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yì）、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yóng）又互相残杀。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在山东起兵，次年相继杀死司马颖和司马颙，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司马炽），动乱至此结束。这场历时16年之久、先后有八位宗王卷入其中的动乱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严重消耗了西晋王朝的实力。晋惠帝元康九年（299），正当八王之间争斗犹酣之际，秦州、雍州（今陕西、甘肃）地区发生旱灾，粮食奇缺，米价涨到一石万钱。略阳、天水等六郡饥民十余万口逃荒到梁州、益州（今四川地区）寻找活路。流民领袖李庠、李特兄弟是少数民族賨（cóng）人。益州刺史赵廞（xīn）杀死李庠后，李特率兵进攻成都。永兴元年（304），八王之乱进入尾声之际，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后来汉王李寿入主成都，改国号为汉，所以又称成汉。成都的大成皇帝与洛阳的西晋皇帝比肩裂土，分庭抗礼，不但标志着统一的王朝已经开始分裂，也表明经过八王之乱的内耗，西晋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镇压叛乱了。

几乎与成汉政权建立同时，匈奴人刘渊也举起反晋的旗帜。刘渊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从曹魏到西晋一直作为人质被留在洛阳。由于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刘渊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机离开洛阳，回到部落中。在他还没有脱离西晋朝廷控制之前，五部匈奴的首领就已经秘密进行活动，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晋永兴元年，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王，国号汉。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刘渊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刘渊死后，太子刘和即位，刘聪又杀兄自立为帝。永嘉五年，刘聪派遣族弟刘曜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建兴四年（316），刘曜率军攻破长安，俘获晋愍帝（司马邺），仅仅维持了三十多年统一的西晋灭亡。

 

三 门阀制度与门阀士族的形成

西晋是门阀士族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特权阶层正式形成的历史时期。门阀士族以家族郡望、门第、官宦、婚姻、家学、族风相标榜，以成员血统高贵、跻身名士、官居清流并享有法定政治、经济与司法特权为标志。它的前身是东汉以来广占土地、世代高官、儒学传家、聚族而居、雄踞乡里的世家大族与魏晋之际门户新立、儒玄兼修的新贵。西晋王朝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大力实施门阀制度（史称阀阅之制），保障世家大族及新贵家族享有各种政治、经济与司法特权，从而定格为门阀士族。

西晋时期，世家大族出身的高官担任各级中正，把持鉴定任官资格、选拔人才的大权，将九品中正制从原来“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完全变成了“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从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势族有“世及之荣”而寒门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西晋按官品等级占田，让已然垄断五品以上高中级官位的世家大族得以广占良田。荫客虽有定额，但荫亲属可以多达九族，荫庇范围十分宽泛，使大量编户农民以“佃客”或宗族亲属身份合法地免除了封建国家的课役，成为世家大族控制的劳动人口。与此同时，重视起家之官，职官分清浊，等级内婚（高门之间互通婚姻），以及限制士庶交往等也逐渐由此滥觞并日趋严格。对门阀士族的资格认定，有士族谱系和户籍记注作为书面依据。这样，东汉后期以迄魏晋之际势力日益增强的世家大族，就在成文法与习惯法并行的制度架构内完成了门阀化过程，成为一个封闭性、排他性十足的封建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因此，魏晋之际是世家大族演进为门阀士族的分界线。

门阀制度既大大增强了门阀士族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和社会影响，使它有充分条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纵横捭阖的主角，在发展田庄经济中发挥组织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长期引领风骚；同时又加剧着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败坏着社会风气，甚至腐蚀着门阀士族自身的进取精神和生命力。《晋书·愍帝纪》所载“史臣曰”引干宝《晋纪总论》说：西晋后期的社会风气是“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任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门阀士族中的腐败分子如石崇、王恺之流不以事功为荣，唯以骄奢淫逸、争豪斗富为乐，堕落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迅速腐朽的西晋王朝也随之走向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