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溺水的人鱼(4)

医生来了，向他说明了伤情诊断：肌肉基本没有受损，部分皮肤和皮下软组织被咬伤。医生问：“是被狗咬伤的？”布鲁诺点了点头。事到如今，即使回答是被人咬伤的，也不会有人相信。

那天晚上，他原计划要跟阿蒂娜一起去出席一个招待会，如今这个样子，自己肯定是去不成了，估计阿蒂娜也够呛能去。

布鲁诺惦记着：阿蒂娜后来怎样了呢？他心里明白，事到如今，阿蒂娜已非常人了，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好目前的局面的。阿蒂娜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她了，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自己今后也将无法和她一起生活了。

那天晚上的招待会，阿蒂娜最终还是一个人去出席了。但她看上去行为异常，像喝醉了酒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吸毒状态。她无法正常行走，也无法正常说话。

她在会场中央，用双手支撑着吧台，身体颤动。她又失控了，高潮了，小便失禁了。旁边的人叫来了救护车和警察，她再次被送进了里斯本大学医院的神经科。

可是，阿蒂娜到了病房里又大打出手，她打断了护士的锁骨，最后被几名膀大腰圆的男护士，强行按住才固定到床上。她气急败坏又哭又叫，直到医生给她注射了神经镇静剂和安眠药才安静下来。

几天后，布鲁诺出院了，但阿蒂娜却没有获准出院。她因为严重的攻击行为，被院方采取了强制措施，把她关进了单间。经过一连几天的精神测试，她被强制穿上了纸尿裤，被施以胰岛素休克治疗和电击疗法，现在她看上去真的老实了。

在这期间，在里斯本大学医院神经科，里卡多·科斯塔教授牵头召开了会议，专题研究讨论阿蒂娜的治疗方案。对治疗这位国内外广受关注的名人，医生们慎之又慎，他们知道稍有闪失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她的暴力性和反社会性，完全脱离了社会行为规范，置之不理的话，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而且，大家担心，她的这些胡作非为和放荡不羁的不道德行为，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公愤，严重影响到全社会有良知的子女的健康成长。讨论的结论是，不能这样就让她出院自由活动。作为舆论关注的名人，事件本身已经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阿蒂娜的女儿亚美莉还是个婴儿，周围的人普遍关心孩子将来的成长。于是，布鲁诺搬出了与阿蒂娜共同生活过的那幢高级公寓，搬进了租金便宜的公寓里，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包括以后对女儿的养育。他要自己带着孩子生活。

最初，他花重金雇了一位有育儿经验的女保姆来带孩子。这样过去了半年。这期间，阿蒂娜的不幸遭遇在整个葡萄牙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一时间，同情之声也纷至沓来。布鲁诺又是颇有些女人缘的那种男人，以致后来传出风闻，有好几个女人自告奋勇想成为他的女朋友。

其实，布鲁诺对阿蒂娜旧情难忘，他并没有跟其中的哪位追求者立刻确立关系。后来他感到手头日渐拮据，才开始为养育女儿着想，考虑找个能帮助自己带孩子的合适的人。阿蒂娜退出泳坛，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因为这些事，布鲁诺的教练生涯也已基本结束了，他没了经济来源，只能暂时依靠阿蒂娜账户里的钱继续维持生活。

关在单间病房里的阿蒂娜越发放荡不羁，长时间的幽闭使得她的行为更加怪异，更加暴虐，自残倾向日渐加重。因此，科斯塔教授和其他医生，整日里都在想办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解决这个难题。

对阿蒂娜来说，她最大的不幸就是被强制送入了这所里斯本大学医院的精神科。这座医院的精神科是著名的埃加斯·莫尼斯教授担纲坐镇的，这个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可谓是臭名昭著，因为他是脑白质切除术的发明人！

埃加斯·莫尼斯这个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里斯本大学医院神经科的教授，此前他还历任过下议院议员，外交部高官，一九一〇年葡萄牙共和国创建之际，担任过政党党首，还干过大臣一职。在其他国家来讲，他的这番经历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在医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大多是在他六十岁退出政坛后的一九三〇年代取得的，这些更成了天方夜谭。

脑白质切除术，最初是一九三五年由两名美国学者提出的。报告说，通过切除黑猩猩的脑前额叶，可以使其情绪稳定下来。同年，莫尼斯和里斯本大学医院外科医生阿尔梅达·利马组成小组，勇敢地将这一方法用于了人的手术中。这次试验的成功，莫尼斯确立了脑白质切除术的基本手术模式，此后他多次对患有被视为疑难杂症的抑郁症和不安神经症的患者实施这种手术，奇迹般地改善了患者的病症。他就此发表了学术报告。

此后，这种手术输出到了美国，并得到了改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这种手术被广泛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综合失调症）的治疗，并在全世界掀起了一阵热潮。当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没有特效药，因此脑白质切除术被认为是专门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持续有效的外科手术治疗法而广受欢迎。一九四九年，莫尼斯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所谓脑白质切除术，在英语中，lobo是“叶”的意思，tomy是“切断”“切除”的意思，lobotomy为“前部前脑叶切截术”。莫尼斯构思的方案就是，切断前额叶及其边缘部和前额叶以外的皮质和与之相黏连的纤维组织。通过这种办法，抑制患者的危险攻击性和爆发冲动性，使之顺从社会，降低叛逆冲动。

手术一般是在黎明前实施，医生在患者头盖骨上的眼窝处，从眼眶里将一根冰镐样的金属器具插入到前额叶部位，用手探试着破坏或切除脑前额叶的白质部分。这种原始的手术方式非常野蛮，全程没有任何医学监测，全凭医生的经验和手感。当然，术后患者的表现也各种各样，根本无法获得稳定可靠的疗效。

后来，手术方式得到了改进，简单了许多，医生只在患者前侧头盖骨上钻一个小洞，插入一个像螺丝刀粗细的称为“脑叶切除器”的器具，然后轻轻地划个圆弧，即可切除脑前额叶。

但是，这种改进只是手术器具上的改进，手术过程仍然没有医学监测，还是全凭医生的经验和判断进行。这个时期，进行了大量的脑白质切除术，医生积累的经验也随之丰富起来，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医生的救死扶伤态度减少手术失败的可能性。

进入二十世纪六〇年代，手术方式又进行了新的革命，一种被称为“开颅脑白质切除术”的手术方法成了主流。医生切开患者的头皮，打开头盖骨和脑硬膜，翻开大脑间裂部分，用肉眼直视，对胼胝体的前部施以外科手术。这样可以准确地切开，在直视的条件下，有选择地切除患者的那些用于控制攻击行为和爆发行为的脑内组织。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脑前额叶的机能研究和对脑白质切除术这种外科手术的认识也不断提高。接受手术后患者的表现表面上得到了抑制，但改善患者的社会自觉性，整体的生存欲望降低，适应社会能力，往往被社会所忽视。随着人权意识的增强，各种新药不断开发，人们对精神类疾病药物治疗的疗效也更加重视。到了六〇年代后期，脑白质切除术迅速被冷落。

但是，阿蒂娜被强制入院的地方，是脑白质切除术的发祥地——里斯本大学医院精神科。这个精神科非同小可，这里聚集的全是埃加斯·莫尼斯思想体系指导下的门徒学阀权威。加上，葡萄牙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历来崇尚道德与虔诚。所以，阿蒂娜的一系列症状，被认为是放荡不羁追求淫靡，这对她来讲是极端不利的。以里卡多·科斯塔为中心的里斯本大学医院精神科的医生们，绝大多数认为，要是想让阿蒂娜这种罕见的病人回归社会，遵守社会安全秩序，就只有考虑采取开颅脑白质切除术。

可是，时值七〇年代，人们的人权意识日益增强，医生已经不能随便给患者实施这种手术，而必须得到患者父母的同意，患者本人的同意，患者配偶的同意。

阿蒂娜父母早已谢世，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让她本人签名也不难，到出院办理交接的时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问题是如何取得她丈夫布鲁诺的同意。

如果让她跟丈夫见面，凭着女人的直觉，她很有可能恳求丈夫不要签字，不要让她去接受这种足以使人变成白痴的手术。丈夫对她一往情深，可能会和她一样，拒绝签字。阿蒂娜住院的事，已经广受舆论关注，这样磨磨蹭蹭下去，很可能将这场关乎社会安全和国家威信的手术，演变成人权问题。那就更麻烦了，如果将她放归社会，很可能成为国际丑闻的火种。事关紧要，科斯塔教授一次又一次地造访布鲁诺，说服他同意对阿蒂娜实施开颅脑白质切除术。

她丈夫根本不了解有关这种手术的常识，但多少了解一些脑白质切除术的情况。他听说，有不少患者手术后成了白痴。

科斯塔教授则费尽口舌、使尽浑身解数大讲专业知识，力图说明那都是以讹传讹，是世俗的偏见：

脑叶切除器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进入开颅脑白质切除术时代了。接受这种手术的有著名科学家、知名作家、医生技师、大学教授，各种社会精英应有尽有，都是高智商的人。他们是为了摆脱无法自我改善的抑郁症状，从而使自己轻轻松松地回归和适应社会，专心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才接受手术的。现代医学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手术在临床上是不可替代的、非常有效的医学利器。它使得过去传统疗法和医药疗法无法解决的难题得到了解决，使得那些危害社会不可救药的患者看到曙光并且得救。

的确，术后患者的性格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的患者对周围环境的关心度和感受度有所减退，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能力和对将来的预测能力也有所降低。但是，正如您亲眼目睹到的，阿蒂娜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极端的暴力和异于常人的性欲。这种情况放任下去，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尤其因为她是公众人物，其行为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威望，这一切对她来讲都是不幸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来使她最大限度地找回从前的幸福。鉴于公众对她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挽回最大的利益，当然多少也必需作出一些牺牲。一九五二年官方曾经公开肯定了这种手术，为了患者本人的幸福，在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替代的情况下可以施术。现在阿蒂娜的情况与之完全相符。

布鲁诺没有当场答应，他犹豫不决，并不是担心手术的危险性，而是他对阿蒂娜的爱使他一时难以决断，他们曾经卿卿我我，互诉衷肠，时而争吵，为了金牌共同努力拼搏，共同生活生下爱女……在布鲁诺的心目中，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感情激荡的女人，甚至令他心存敬意的女人，一个人格高尚的女人。

爱情，对阿蒂娜来说，是以人的尊严为前提的。自身反思能力的减退，对周围环境的漠不关心，意味着她将失去做人的意义。人是高级动物，依靠周围的环境而生存。因此，手术与否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作决定的。

然而，科斯塔教授仍然不辞劳苦地来找布鲁诺，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作为教授，他想再次通过手术来展示这种即将被业内淘汰的脑白质切除术的有效性，更何况，患者又是世人瞩目的名人，一旦成功，便是一举两得的事。

一连几天，布鲁诺举棋不定。即使他对所有的论点都持反对意见，但就阿蒂娜的先天性性欲亢进这一权威诊断来讲，布鲁诺是无可争辩的。更何况，阿蒂娜曾经声称自己体内流淌着美人鱼的血，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种妄想的真实性。

要想彻底治疗这种毫无节制的性高潮导致的无耻症状，除了开颅脑白质切除术之外，已经别无他法，面对教授反反复复的劝说，布鲁诺也只好答应了。

作为丈夫，他清醒地意识到，照目前状况，他已经无法与妻子共同生活了，他受到的伤害已经超出常人所能接受的范围。但是，接受手术的话，阿蒂娜能否恢复原样，他心里也没有把握。

布鲁诺正在苦思冥想，突然间，他脑中闪过肩头被猛咬一口的惊恐瞬间，这一刻他彻底崩溃了。他终于在妻子的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5

我找了一家很普通的美式汉堡店吃了一顿午餐，沿街顺路又买了一束鲜花，很快就到达了圣何塞医院。到住院接待处提交了探视布鲁诺·亚莱的申请。

我心里暗自思忖，如果患者已经处于病危状态，那就白跑一趟了。我自报姓名：海因里希·冯·施坦因奥尔德。同时还补充了一句，我是他老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希·弗娅教授的朋友。

接待人员用内线电话问了情况后告诉我：“病人现在正在睡觉，一小时以后醒过来的话，再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看是否允许探视，您想不想等？”

我一口答应：“我等！”

“那您就过三十分钟以后再来这里吧。如果您想在大门口附近散步的话，请不要走远，病人一有回信，我马上就通知您。”护士解释说。

走出了大厅，我打算在院内的草坪上散步三十分钟，然后再回这里，在接待室的附近、护士们一眼就能看到的范围内等待。当我走到草坪的尽头时，眼前出现一道古老的栅栏，这显然是界墙，旁边是一条长椅。

我背对草坪，向栅栏外眺望起来。眼前是一个向下的陡坡，一片片红瓦屋顶，中间夹杂着坡路。前方下面是阿尔法玛区，因为这一带是旧城区，几乎没有高楼大厦，所以一眼就能望见远处的大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