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管仲——成就春秋霸业的贤相(3)
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千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现在，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这事也与你们有关。我们现在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去汉水边打听好了。”
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与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
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又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行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可谓回答得委婉有力。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与楚国结盟。这样南北军事对峙的局面就体面的结束了。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蔡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蔡丘之盟”，也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至此，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虽然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谦虚谨慎。公元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情况十分危急。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襄王的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卞卿礼仪的待遇。
公元前64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身患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15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性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他管理国政。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
易牙在听说了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后，便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其为相。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讨了个没趣，深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管仲病逝。齐桓公不听管仲病榻前的忠言，重用了易牙等三人，结果酿成悲剧。二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就开始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有二位宫女乘人不备，越墙入宫，探望齐桓公，见齐桓公正饿得发慌，索取食物。宫女便把易牙、竖刁作乱，堵塞宫门，无法供应饮食的情况告诉了齐桓公。齐桓公仰天长叹，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活活饿死了。
齐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自勾结其党羽，互相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无人收殓，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第二年3月，宋襄公率领诸侯兵送太子昭回国，齐人又杀了作乱的公子无亏，立太子昭为君，即齐孝公。经过这场内乱，齐国的霸业开始衰落。中原霸业逐渐移到了晋国。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其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等。虽然如此，管仲仍不失为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在历史上有过巨大贡献。
4.历史功过及后人评说
管仲的成就：
1.个人著作。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管仲的传记，载于《史记·管晏列传》。
2.兵制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3.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在没有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记载，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若此记载可信，则可证明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且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4.管仲提出的世界领先的经济理论。管仲提出“相地而衰证”，即按照土地质量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与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相同。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管仲的社会评价：
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孙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管仲一生的最大过失在于没有为自己找一个继承人。几十年的勤政辅佐使得齐桓公过于依赖丞相，以至于晚景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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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资料表明，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她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上门服务。《诗经》中用“游女”一词，贴切地说明了当时私妓的经营特点。
营妓（也称“军妓”）的最初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公元前470年前后，“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让“有过寡妇”为军中“忧思者”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尽管当时越王勾践此举是一种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制度，但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营妓制度的雏形。
但真正的国家经营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
管仲在位时不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他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记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的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文献中都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管仲设立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公共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仲也始料未及的吧！可以想像，当时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后那样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的庇护之下，光明正大地经营。所以娼妓们要奉管仲为“保护神”了，而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