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隆隆的大山之内 深深的悲痛之中(6)
“这个办法行不通，”塞普尔维达跟巴斯塔斯说，“我们该怎么跟那帮家伙说呢？”
“很难，”巴斯塔斯说，“但我们还是实话实说吧。”
他们顺着烟道爬了回去，把这坏消息告诉了大家：好几级斜坡道都被堵住了，根本不可能出去。
大家围作一圈，都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然后，大家的视线都落在头儿乌尔苏亚身上，可他什么也没说。通常，他是所有的大头小头中最放松乐观的一位，但此刻他看起来也是精疲力竭、垂头丧气。他那绿色的眼珠紧张不安地转动着，不敢直视手下这帮工人。大伙儿都能感到，他此刻真希望自己不是主管，能匿成隐形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很多矿工，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觉得在事故发生的头几个小时里，“主管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这很是让人生气，因为上岁数的矿工们都认为，矿场里的阶层制度有它存在的意义，尤其是灾难发生时。被困塌方深山就跟航船突遇风暴一般：船长必须挑起重担。可是数小时后，据几名矿工回忆，乌尔苏亚却溜到了皮卡车那里，在驾驶室前座躺了下来，只身一人。
乌尔苏亚是这样解释的：他是一名受过专门培训的地形测量员，脑子里随时都装着矿山的地形图。这让他清楚地知道，此时做什么都是徒劳。“作为轮班主管，我很清楚，我们完蛋了。这就是我的问题，”他后来说，“我和弗洛仁科都明白事故的严重性，但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完全束手无策。你只能想到采矿工作的一些残酷现实。”有时候，工人们被活埋，最后就生生饿死，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再去寻找尸体。在智利，还有更残酷的事：那就是塌方六七天后，如果救援人员还没有找到遇险者，他们就会放弃搜索。乌尔苏亚很清楚这一点，而他如果将实情和盘托出，将会引起极大的恐慌。他最近上过一门课：“如何应对采矿中的突发危机”。保持冷静，这就是他学到的。事故发生时，只能等待——就是等救援人员从地面钻孔到被埋之地，这可能是获救的唯一希望。但是，他怎么能告诉这帮家伙只能干等着什么也不做呢？他不能。这就是他的想法。其实，他已在心里估算出了钻孔所需的时间，可能得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他也想说点什么，给大家打打气，可他不能，因为他不想撒谎。所以，他什么也没说。如果他的职责是保证大家安全获救的话，他能做的，只能是阻止他们做鲁莽的傻事，比如在深坑岩石松动、不断脱落的情况下，竟然想要从通道里爬出去。保持冷静，他告诉自己，千万别让手下的人看出他的绝望。
后来，大家都安静了下来，都在等待那或来或不来的救援。塞普尔维达跟主管说，他非常钦佩他重压下的镇定自若。“我们的头儿乌尔苏亚不善表达，是个没有激情的家伙，”他后来说，“但他非常聪明睿智。”乌尔苏亚已经决定等回到避难所，一班的人员都聚齐的时候，他就会宣布，自己不再是主管。他们已经被拴在了一起，应该一起想办法、一起做决定。
对他们此刻所处的险境，塞普尔维达却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他用一个粗鄙的智利短语概括了自己的想法：tomar la hueva，直译为“抓住了牛蛋子”。迄今为止，他的一生曲折跌宕，不断为了生存而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困境中求生是他最从容最自在的状态。
马里奥的母亲在生他时难产去世，他一直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战斗的。他在智利南部城市帕拉尔（Parral）[1]长大，有十个兄弟姐妹；父亲是农民，酗酒，对儿子们总是拳打脚踢。而马里奥自称“超级好动”，他父亲的怒火大多都发泄到他身上。“十二岁那年，我非常亢奋、极端，人们都害怕我，没有亲人想要照顾我。”如今，这样的男孩可能会被诊断为“多动症”，并且得服药来抑制那用之不竭的能量。那时，他父亲想把他打好，随时都会给他一顿皮鞭教训。幸运的是，当时他还有一位慈祥庄重的老祖父，一名乡村老牛仔。祖父教他传承着勤奋、自尊和正直的道德准则。十三岁左右，马里奥就到帕拉尔周边打工；十九岁，他只身来到圣地亚哥。身后，几个继母所生的弟弟还得继续承受父亲无尽的怒火。“我会回来找你们的。”他跟弟弟约瑟、大卫、巴勃罗还有费比安说，后来他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在圣地亚哥一家公司谋得一份保洁的工作，并在市郊定居下来。在邻居们眼中，他好像一个傲慢的街头拳手，上一分钟还冷酷残暴，可转眼就变身随和迷人。白天，他打扫卫生；晚上，受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2]和他主演的电影《周末狂热》的启发，他会穿上西装、喇叭裤跳舞。他爱上了年轻女孩埃尔韦拉，她喜欢穿着华丽摇滚风格的衣服，就如早期的麦当娜和希拉一样。在她眼里，年轻的马里奥性情飘忽不定，易怒又很宽容。他多愁善感，也乐于表达感情，这在热血青年身上真不多见。总之，他拥有一种粗犷的高贵气质。有句智利俗语恰好能描述马里奥的生活方式，而他自己也经常引用，那就是tirar para arriba，字面意思为“直线上升”，经常被翻译成“克服险境、不断上进”。现在，马里奥的简历里又添了一项新技能：操作重型机器。他一直为埃尔韦拉和孩子提供着富足的生活，虽然这意味着天南海北的四处闯荡：从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到南部的蒙特港（Puerto Montt）——通往智利巴塔哥尼亚（Patagonia）[3]和麦哲伦海峡的门户。
在生活的圣地亚哥街区，短发的他有个昵称叫“奇异果”。但如果他用那双棕褐色的眼睛瞪视着你的话，好像瞬间就成了恶狠狠的街头混混。在圣何塞矿友们眼中，“狗仔”塞普尔维达总像着了魔一般——即使平常也如此。而现在，虽然在矿里没什么地位，但生性乐观、声音粗哑的他，凭借流浪狗的生存能力和忠诚，正准备勇敢地操起自己和矿友们的命运之绳。
“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生存。”他如是说。
他和队里的其他人一起朝下面的避难所走去。可他们并不知道，那里正在上演着一幕可悲的戏剧。早就过了该下班吃饭的时间，等在避难所里的二十五个人都已非常非常饥饿了。
“必须得打开！”一个人喊道，“我们饿了。”
“饿了！”
他们围着的这只箱子里，装着可供二十五个人维持四十八小时的应急食物。很多人昨晚就没吃饭，因为地下的高湿热和浓烟尘很容易引起呕吐。大约此时，他们本该到家坐在饭桌前，等着家人端茶倒水、伺候吃饭。也有几个人说，他们应该等头儿和其他人回来。乔尼·博瑞斯低沉温和地说，“咱们得等等，因为不知会被困多久。”有些人脱下了工服，希望能凉快点。可光着膀子还是大汗淋淋，他们又打起了应急箱的主意。
性格温和的乔尼看得出来，他根本不可能阻止这群饥肠辘辘的家伙。“人太多了。”他后来说，尽管没人记得他试图劝阻过。当时，维克多·扎莫拉和另一个人拿着螺丝刀想要拧开箱子的合叶，弄断绑着的三根铝条。
扎莫拉似乎最迫不及待要吃东西：他被碎石击中了嘴、打掉了牙，脾气更焦躁了。“iSeimpre ando con hambre”，他边喊边使劲开着箱子。“我一直很饿。”
其实，扎莫拉带头抢吃应急品这事儿并不奇怪。他一直是边缘人，两只上臂的刺青正表明了他的身份：一只刺着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4]的肖像，他是拉美贫苦民众的军事圣领；另一边刻着简单的“ARICA”一词，“阿里卡”[5]正是扎莫拉成长的城市，十九世纪太平洋战争中智利从秘鲁夺取了此处。而扎莫拉的肤色和五官都是典型的印加人（Incan）[6]，有几篇报道都误称他为“秘鲁人”。一个工友不喜欢他的工友总鄙夷地叫他“那个秘鲁家伙”，尽管明明知道扎莫拉跟他一样是智利人。
扎莫拉刚八个月大时父亲就去世，母亲也抛弃了他，“因为她更喜欢跟她的新男友在一起”。他由母亲的姐姐抚养，但九岁时就被送到了阿里卡收养流浪儿的收养院，在那里断断续续地一直生活到十六岁。“从小，我就希望有个完整的家，但是我没有。我知道，好东西都是别人的，而我只能捡剩下的，只能在街上流浪，在桥底下睡觉，吃不饱、穿不暖。”如此孤单辛苦的童年让他有点狡诈，却也特别感恩爱的力量。他努力工作脱贫，成年的他愈加自信。他干过很多体力活儿，比如摘葡萄、在建筑工地扛横梁等，每份工作都做得不错，还能慢慢升职。更重要的是，杰西卡·塞戈维亚，他儿子阿图罗的母亲，还一直深深地爱着他。这些都让扎莫拉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在一次社区聚会中，他俩相遇了。那时他还是个流浪汉，过得跟吉卜赛人似的。在圣何塞，他负责将钢筋钻到石墙里加固矿洞。维克多脾气火爆易怒，很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太累了：工作完回家时，他的那些劣性都被磨耗得差不多了，也没心气儿再跟杰西卡发脾气。
扎莫拉的家在离科皮亚波不远的铁拉·阿马里亚（Tierra Amarilla）。几间矮房，有那么一两道裂缝的墙面被刷成粉色，小客厅也兼作餐厅，勉强能放下一张沙发和餐桌。每当家庭的重责让他备受压抑时，他就会对家人抬高嗓门，这小屋里也会充斥着他任性随意的谩骂。他很容易发怒，事后又憎恨自己。他也跟弟弟吵架，而弟弟总会用最刻薄的话来伤害他，“你又不是我亲哥，我妈妈也不是你亲妈”。当然，这是事实，因为维克多的“妈妈”其实是他姨，而这个“弟弟”也不过是他堂弟。凭着诗人般的感性，维克多将自己的性格总结如下：“吃了枪药”和“总是失控”。“家庭生活并非全是欢声笑语啊。”他如是说。
维克多也很爱这个采矿的大家庭，就跟爱自己的家人一般。但此刻，他如此疯狂地想要打开应急食物箱，根本没去想这种行为有多伤害自己的兄弟们。螺丝刀没能拧开合叶，令人很意外的是，扎莫拉接下来做的事情，好像只有当年街头流浪的阿里卡小伙才能做出：他找到了一把断线钳（他之前用来切割钢筋加固矿洞的），走向前来把应急箱上捆绑的铝条给剪断了。
他正准备剪锁，卡车司机富兰克林·洛沃斯走上前说：“等等，我有钥匙。”
洛沃斯比其他矿工都要高大强壮，这体格难免会让人想起他在足球场上叱咤风云的英姿。有时，他刻意凭自己的大块头来凸显权威，一改平时谦逊平和的脾气以表达对这个烂地儿的不满或气愤。这时，洛沃斯觉得，跟这群饥饿的家伙们妥协是他唯一的出路。“我可不想跟六七个人打起来。现在这种情况下，打架完全没有意义。”很快，这群被困的矿工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冲突和矛盾，可他们就都会有这种想法：我真想揍这个傻蛋一拳，这个笨蛋；可是，如果把他打伤了或流血了，我还得去照顾他；我才不会这么蠢呢。
洛沃斯用钥匙开了锁，这帮家伙心心念念的应急食品露了出来：袋装的饼干。其实，这饼干是孩子的零食，巧克力和柠檬夹心的，从中间一拧就成两半，总共几十袋。“当时看来根本没那么多。”扎莫拉事后回忆。在外面，这一袋饼干卖一百比索，不到二十五美分。每袋里装有四块饼干——很快就有人分着吃掉了几袋，但是大多数工人还是选择没吃。扎莫拉回忆说，他当时根本没多想。“就是饿了，到吃饭点了，我觉得吃点也没啥大不了。”
他们还打开了几盒牛奶。当时避难所共有二十四人，大概有十个人参与了哄抢吃喝，每人拿了一袋或多袋饼干，分着喝了两升的牛奶。
“都是那群北方人干的，”其中一名来自智利南部的工人后来说道，“那时，他们光顾着填饱肚子。一群菜鸟。他们啥都想吃，完全没想到我们会被困这么久。”
后来一名矿工回忆说，他听到这群抢掠者躲在暗处偷吃饼干，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头上的矿灯都灭了，好像对自己的行为深感羞愧，可又忍不住不吃。那些没参与抢食的工人都能听到撕饼干袋子的刺啦声和嚼饼干的嘎吱声。
当路易斯·乌尔苏亚和探路小分队无功而返到达避难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箱子开了，铝条也剪断了。他们收集起空饼干袋子，一共十个。“就你们吃的这些袋儿，我们本来可以撑三天，”弗洛仁科·阿瓦洛斯说，“好吧，不管谁吃的，希望你们都吃好了……都吃舒服了。”
气氛突然凝重起来，探路小分队跟大家说了上面的情况：他们被堵死了，救援或逃脱都不太可能。他们说话的语气很严重、很紧迫，让避难所里的很多人都大吃一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啊？”马里奥·塞普尔维达沙哑着嗓子，带着一种孺子不可教的哀叹，高声说道。“你们不知道，咱们可能得困在这儿很多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吗？”
没人立刻承认哄抢的罪行，探路小分队的矿工们也没再追究。此刻的混乱要在数天后才让人们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接下来的好多天，抢食物的那些人都深受良心的谴责。维克多·扎莫拉，大家公认的首犯，仔细端详着朋友和工友们的脸庞，也终于第一次理解了刚才所发生事态的严峻性。他什么也没说，接下来好几天都是一直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