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少年意气(5)
袁隆平虽说把学农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但这样一个血气方刚、充满活力、对什么都好奇的大学生，第一志愿也未必就是终身志愿，他还具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若能入选国家队去当一名专业运动员，对他还真是极大的诱惑。而诱惑会产生奇妙的幻想，他甚至有些异想天开了，仿佛看到自己挂着世界冠军的金牌，站在世界游泳大赛的领奖台上，一面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而那些比他高得多、壮得多的美国运动员、英国运动员都站在了比他更低的位置。那时有一个响彻中国的口号就是“超英赶美”，一个年轻大学生的梦想，又何尝不是当时的中国梦。
然而，袁隆平的这个梦想，很快就化为了泡影。大赛在即，他还是像每次比赛一样，一身轻松，别人在游泳池里苦练，他却游手好闲地逛街。那街上的小吃摆起一长溜，一眼望不到头，龙抄手、赖汤圆、老妈兔头、夫妻肺片、三大炮、“一蹦三跳”……又多又好吃。那清鲜、醇浓、麻辣的口味又特别对袁隆平的胃口，他看见了哪样都想尝一尝，结果呢，他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到了比赛那天，他的肚子还隐隐作痛，但他还是忍痛参加了比赛。一声号令，选手们一齐跃入水中，袁隆平发挥得很好，又是一路领先，闯进了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决赛一开始，他又发挥出了“反应快、爆发力好”的优势，在前50米时他竟然打破了世界纪录（秒表显示，袁隆平在此次决赛中的前50米成绩为27秒5，而当时的100米世界纪录为58秒）。他本人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在看台上观战的啦啦队见证了这一神奇的时刻，他们也被袁隆平强有力的速度带起来了，一双双挥舞的手臂如同劈波斩浪一般，“袁隆平，加油；浪里白条，加——油——！”然而，在这欢呼声和加油声中，袁隆平的速度却再也加不上去了，而且越游越慢了，他那吃坏了的肚子受了冷水刺激，一阵阵发作起来，已经疼痛难忍了。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眼看着落在他身后的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了他，他拼尽余力也追不上去了。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他的人生命运就彻底改变了，这次决赛的前三名都进了国家队，而他是第四名。如果不是吃坏肚子，他很可能会夺冠，然后被毫无悬念地选入国家队，而经过国家队的专业训练，他的游泳技巧还将有更大的长进，那么世界上有可能就会多一个游泳冠军，而少了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命运就是那样的奇怪，那样的不可思议，一点点的差距，不仅一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都有可能被改写。
袁隆平没能当上国家游泳队的专业运动员，他觉得这是人生的遗憾之一。而接下来他还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差点就当上空军飞行员了。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2年夏天，国家要在全国大学生中选拔一批飞行员。一听这消息，整个校园都沸腾了。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谁不想驾驶着战鹰翱翔蓝天啊。当时，西南农学院就有八百多名大学生报名，袁隆平是最踊跃的，他最担心的是老师又把他这瘦小个儿不放在眼里。空军招收飞行员的选拔条件非常严格，每个人要经过三十多项体格检查，体检过程中采取单科、单项淘汰制，一项不过关立马就淘汰出局。体检过关后还要通过心理素质检测关、政治审查关、文化考试关。在激烈竞争中，袁隆平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闯过了最后一关，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悬念了，全校师生还为袁隆平和几位选拔出来的同学开了欢送会。他们胸戴大红花，虽说还没有穿上军装，但那场面，那阵式，那雄壮的军歌声，让袁隆平觉得自己已经是人民空军了。可是第二天，风云突变，他们还没来得及出发就被一律退回了。原因是，那时候国家要把主要力量投入新中国建设，当时大学生很少，从国家战略全局上考虑，暂不从大学生中招收空军飞行员。这对于袁隆平来说，不只是遗憾，而是巨大的失落感，他原本有一次选择天空的机会，最终依然只能选择大地。
就这样，命运给他开了两个严肃的玩笑，结果让他别无选择。那个第一志愿，仿佛注定了，那就是他永远的第一志愿。
他很快就从遗憾和失落中走了出来。他依然是那个活泼开朗、兴趣广泛的袁隆平。他的才艺不仅表现在游泳和各种体育运动上，在音乐上他也颇有天赋。他加入了大学生合唱团，他嗓音并不洪亮，很低沉，而且共鸣音好，同学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大贝斯，那是一种比大提琴更大的低音提琴，是乐队里不可缺少的乐器。他还跟一位来自香港的同学梁元冈学会了拉小提琴。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琢磨，袁隆平发现，掌握小提琴的基本技巧并不难，难在如何抵达那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境界，如何在这种乐器上注入源于乐曲也源于生命的灵魂。从那之后，小提琴一直伴随了他一生。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件乐器，不只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更是生命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它能把他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感觉整个身心沐浴在一种忘我的精神愉悦中。
尽管袁隆平多才多艺，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但在他未来一生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在大学时代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在他敬重的恩师中，就有一位著名的水稻专家——管相桓。管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他的老师赵连芳是我国水稻育种和良种推广的先驱之一。管相桓作为赵先生的嫡传弟子，无论在专业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受到了赵先生的直接影响。他主持了全川水稻品种的搜集、普查与比较研究，保存了大量水稻品种资源（即现代科学上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所保存水稻品种数量之多为当时全国之冠。从科学贡献看，他在水稻性状遗传方面的研究为当时国内首创，他的成就一直处于当时国内水稻领域的前沿。1945年管相桓受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厚禄，重返祖国和故乡，成为西南农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袁隆平是从相辉学院转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的第一批学生，有幸成为管相桓先生的嫡传弟子。袁隆平与管相桓先生的交集，仅为大学时代的短短四年，但管先生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将在他未来的一生中不断续写，而管先生对他的一个直接影响就与杂交稻有关。他和管先生的交集，也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交集，又是中国现当代水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交集，从赵连芳、管相桓到袁隆平，从近代、现代到当代，这三代中国稻作专家、遗传育种学家构成了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三点一线，一气贯通。
1953年7月，袁隆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的安江农校任教。
雪峰山在哪儿？安江农校又在哪儿呢？母亲找出一张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从重庆往湘西的方向找了很久，好像要丈量一下其间的距离。终于，母亲在千山万水间找到一个比针鼻子还小的黑点儿。她低着头，脸贴着地图上的那个小点儿，泪水慢慢滑过脸颊，簌簌地落了下来，在地图上洇湿了一片。眼看儿子刚刚走出校门，连翅膀也没有长成啊，就要远离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去那么偏远的一个角落，母亲伤心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
她喃喃地说：“孩子，你一个人，到了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袁隆平也有些伤感，难免还有些迷茫。那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人，一个人独自上路。从此，他再也得不到母亲慈爱的照顾了，冷也好，热也罢，一切全靠自己了。这一去不知多久才能回家，那种别离的愁绪、游子的惆怅一齐涌上心头。他强忍着泪水，挤出一丝笑意，安慰母亲：“我年轻，还有一把小提琴。”
他是背着一把小提琴上路的，一出门，那满眶的眼泪就奔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