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康有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进行方法

在上面所述的环境之下，康有为自然比孙中山容易得到维新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当时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里面，不止康有为一个人是科第中的新贵，也不止他一个人是谨守君臣之义的人，并且当时向皇帝上书请变法的，也不止他一个人，为什么独有他做了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呢？我们要知道他所以能做当时的领导者，因为他的思想见解在当时士大夫里面有些与众不同的处所。试看他上皇帝书里面的两句话说：“窃以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这两句话便不是当时在位士大夫所敢说的，因为若说“开创”，便有蔑视列祖列宗的嫌疑了。但是专就这两句话上，还看不出他维新思想上的基础来。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经里面绎出来的，他所以能做维新运动的领导者，造成一时的大风潮，也是因为他对于六经先作了一番维新革命的工作。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壬寅年曾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所以康有为要作政治的维新运动，老早就从圣经里面去找维新的路径。梁启超叙述其师学术思想的来源如下：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定庵）、魏（默深），而二子皆治今文学。……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其与龚、魏相先后而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长洲宋于庭、仁和邵位西。宋氏傅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当巨子；李并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体，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伪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集其大成。……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文学之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言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遵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欲对此种观念施根本的治疗者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后来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阍曶焉……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

……南海尊《礼运·大同》义，谓传自子游，其衍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其证也。子夏传经，其与荀卿之渊源，见于《汉书·艺文志》，故南海谓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太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导入政治问题，美孟而剧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迫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与井研异也。井研为无意识之排古，南海则有所为而排之，以求达一高尚之目的也。……

梁启超叙述康有为学术思想的来源如此。综其要点：一、以晚清的所谓今文学派为出发点，宗《春秋》的公羊家说；二、由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他在甲午以前便著了两部书，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不是“新旧”的新，是“新莽”的新；说《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刘歆所争请立学官的，都是刘歆的伪经；刘歆是王莽的国师，故对于这些经义的东汉学说，算不得“汉学”，只能算是“新学”。这部书的作用，是想借此打倒盛极一时的“汉学”，另辟思想界的新天地。《孔子改制考》说周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人，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创作的大义微言在里面，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尧舜不过是孔子所托的人物，其人的有无不可知，经典中所称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由孔子理想所构成。公羊家说的“通三统”（谓夏、商、周三代不相沿袭）、“张三世”，深得孔子改制的精义。这部书的作用，就是想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这便是他维新运动思想上的基础。（关于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全部，可参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至于康有为运动进行的方法上，与孙中山根本不同。孙是从下层社会着手，康是从上层社会着手。康的运动进行可分两个方面说：

一、设法抓住皇帝，作他的傀儡。他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组织上，君主专制主义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随你有如何完美的主义、如何高强的本领，终归无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觉作了你的傀儡，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书不达，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于七次，总要使皇帝赏识了他的议论，信服了他的主张，然后罢手。后来得徐致靖等的疏荐，由皇帝召见，皇帝果然赏识他了。（一般人的传言，都说康是由翁同龢荐的，但据翁的日记所载，翁与康的意见实有点不对，兹节录翁的日记数节如下：“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禅也，为惊诧不已。……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曰：‘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见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已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闻报记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臣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何也。厥后臣若在例，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可知康由翁荐并非事实，兹谓由徐致靖所荐。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记。）他的著作，也得皇帝的御览了。戊戌四月，命以工部主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此渐与皇帝亲近，皇帝不难变作他的傀儡了。

二、向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含有造党的意味）。他知道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实际上皇帝一人没有运用这种政权的能力；因为可以向皇帝上奏说话的人太多了，皇帝实不容易应付；要实行变法，非在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不可。他在甲午以前，已经得到几位弟子，最有力的就是梁启超。后来作了科第中的新贵，在北京大小各僚中，得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给事中高燮曾以及张荫桓、李端棻、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一辈同志；在督抚中得到陈宝箴；张之洞起初也是他的同情者。其他如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箴之子）、徐仁铸（徐致靖之子）、汪康年、屠守仁、黄绍基等趋集于他旗帜下面的人，不胜列举。湖南的谭嗣同，尤算他同志中的急先锋。康氏宣传主义的方法，首先就是倡立学会，开办报馆。他在两广讲学的时候，曾经倡立了一个桂学会。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组织强学会，他就抓住这个强学会，推张之洞作会长；袁世凯（时官温处道）也是强学会的赞成人；又设分会于上海。北京的强学会，并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一种报纸名《中外纪闻》。上海方面又发行一种《强学报》。但是因为《强学报》上以孔子降生纪年，把张之洞骇慌了，随即禁止发行。御史杨崇伊受人嗾使，说强学会的宗旨不正当，随即奏请把它封了。（后由御史胡孚辰奏请就强学书局改设官书局，李端棻又奏请推广学校，将官书局推广，改为京师大学，便是后来北大的前身。）上海方面的分会自然也被封禁，于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组织一种《时务报》，大受时人欢迎；梁启超的声名由是噪起，康梁并称也就起于此时。天津方面，严复、夏曾佑等也发行了一种《国闻》杂志，与《时务报》相呼应；严复《天演论》就在该杂志上发表。（但这不是康的直系机关，不过和他表同情；并且严复对于康梁的议论，间有不同意的地方，严、梁二人尝有书札往复论难。）自强学会被封后，康的声势略略受了一点挫折；但是不久德国强夺胶州湾的事件发生，举国人士又好比打了一个吗啡针，大为震撼，康有为又趁此时在北京大大地活动，倡立保国会。又以“振作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于京师先倡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梁启超《林旭传》中语）。这是以各省在京人士为基础，散布势力到各省的方法。此时，各省中感受这种维新运动最著的要算湖南；因为湖南在戊戌以前，由乙未至丁酉间，遇着一位贤明学使江标，提倡新学风，署理臬司黄遵宪、湘抚陈宝箴及其公子三立，皆与之赓同调，得湘人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同心协力，曾经创办了一个时务学堂（梁启超曾讲学于此），刊行一种《湘学新报》，又倡立了一个南学会，江标于丁酉冬去职后，继任学使徐仁铸（徐致靖之公子）又是同他们一气的，后又出了一种《湘报》。到戊戌春夏间，新的空气算是很浓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