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慕尼黑悲剧：被出卖的不只是捷克
1938年9月13日—9月14日深夜，达拉第与张伯伦取得了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假如英法两国领导人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转机。但张伯伦主意已定，他主动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想去访问他。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受邀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于是，他在9月15日早晨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一举动都有失妥当。无论是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演说，还是其随后鼓动苏台德的亨莱因党徒叛变，都没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亨莱因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失去了领袖，显然已无法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其提出的“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党领袖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出了1938年4月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提出的要求，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时提出的意见，以及西蒙爵士8月27日演说中发表的声明。
消息传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简直无法相信。在他们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到访德国会见希特勒，这必然会削弱捷克与德国打交道时的底气。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的日耳曼党有机会提出更多要求，他们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要求苏台德归入德国。
张伯伦首相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随后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与此同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在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归并到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显然，这是有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让首相在见到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对于归并的问题，无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没有提出过，而且就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一要求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已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张伯伦当时的感受：
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这是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觉得，这还是个作了保证之后可以信赖的人。
事实上，早在几个月以前，希特勒就已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张伯伦首相在周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日子以来，勋爵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的精神极度紧张，身体也更加消瘦。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坚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斯洛伐克。在和希特勒会谈时，张伯伦强烈地感受到希特勒身上“充满斗志”。他的内阁则认为法国毫无斗志，根本谈不上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要求。还有大臣甚至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表现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态度。
是时候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了。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到达伦敦。张伯伦已决定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剩下的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比较周全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割让给德国。不过他们也建议，英国应该和法国、苏联（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支离破碎的新国界提供保证。
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那些不在内阁圈子里的，都认为博内完全就是个失败主义者，他所有的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竭力把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都很清楚。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法国不用履行不久前还被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从表面看来，就像两个熟透了的西瓜在一起被压碎了。实际上，它们需要做的应该是刀剑出鞘。当然，在不与捷克斯洛伐克人商量这一点上，英法两国是完全一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孩子般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法两国在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英法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国际安全是如何必要……首相最迟应在周三同希特勒先生再次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会提早，因此我们认为应请你方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无论如何，英国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而法国的确为这样的条约所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20多年来，捷克斯洛伐克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几乎成了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犹在耳边，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这可以看作大劫来临的预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保卫自己的防线。
按照我当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高潮时（9月20日），我在巴黎待了两天，拜访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这两位部长都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辞职，也无法改变事态的发展，反而会让法国政府失去两个能干、果断的人，从而变得更为虚弱。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就回到伦敦。
9月20日深夜至9月21日凌晨2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拜访了贝奈斯总统，告知已无法根据1925年的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在法国和英国无法承担责任的状况还没有出现之前”，极力敦促他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也许法国政府也对这一通知感到羞愧，所以只是由法国公使口头提出。
9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迫于压力接受了英法的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富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成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马上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随即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还取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法国曾提出以下辩解，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屈服，并由此发生战争，法国当然应该履行其义务。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受到压力而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对此，我们只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关于此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相反，这会让两国的处境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斯洛伐克中立，就能让德国抽出25个师的兵力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所有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送入虎口就可以获得安全，这绝对是个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英法两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正受到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式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历经数个世纪的压迫后才获得独立，今天或者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是否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吞并的这一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对于欧洲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向欧洲各大国提出正式建议，为应对这一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应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性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苏联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实行这一建议，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命运所感到的这种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询问我们：一旦捷克斯洛伐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以下毫不含糊的答复：
我们准备根据条约履行义务，将同法国一起尽己所能地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我国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
两天以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向我国政府提出以下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而有效的援助，苏联政府是否愿意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肯定答复。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不附带条件的公开声明，竟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处理此次危机的举动没有丝毫影响。我听说从地理上，苏军不可能把部队开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即使发生战争，苏联的援助也只限于小规模的空军支持。而且，这需要征得罗马尼亚同意，还要取得匈牙利同意，才能让苏军通过它们的领土。麦斯基先生表示，至少对罗马尼亚来说，如果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一个大同盟对它施加压力和提出保证，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从苏联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斯洛伐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一定距离的铁路，苏联就可以转运30个师的兵力到捷克斯洛伐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更大的后果。
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毫无信义，因此苏联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苏联不但没有被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还受到冷漠的（不必说是蔑视的）对待，这在斯大林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事态的发展，就像苏联这个国家并不存在世界上一样。因为这一点，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解散，另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赛洛维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司令。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平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莱茵兰的一个城市戈德斯贝格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两人在戈德斯贝格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后来曾在下院描述当时的情况。
在贝希特斯加登时，我听说如果接受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先生就会同我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想到我竟然又来表明已接受这一原则。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但对我来说，我本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令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表明无法接受这些建议，而应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替代。
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退场了。对于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满着不祥的预感。但在退场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的保证，即在谈判没有得到结果之前不调动军队。在我这方面，我则答应请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的举动。
就这样，讨论停下来了，直到第二天才继续进行。9月23日的一整个早上，张伯伦都在旅馆的阳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后给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说他准备把德国的新建议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严重的困难。希特勒在当天下午的答复中毫无让步之意，张伯伦要求在当晚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已开始动员，英法两国政府正式通知自己驻布拉格的代表，说以前曾负责劝说捷克斯洛伐克不要动员，现在不能再负这个责任了。当天晚上10时30分，张伯伦再度与希特勒会晤，至于会谈的情况，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我同德国总理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他把备忘录和地图交给我。会谈从当夜10时30分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两三点钟，在场的有德国外交部长，还有亨德森爵士和威尔逊爵士。
我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因此，我说得很坦率。我极力强调，如果坚持这些条件就可能会产生危险，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我说，这个文件的用语和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备忘录，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这将使中立国的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谴责德国总理对我争取和平的努力毫无响应。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说过的话：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他还极其恳切地说，希望能与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苏台德问题和平解决，他极愿意重启谈判。当然他还说：“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问题，但这个问题不会引起战争。”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返回伦敦。第二天，内阁召开了三次会议。这时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强硬的舆论。结果决定拒绝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条件，并把这个决定转告德国政府。法国内阁同意这个决定，并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其效率出乎意料的高。9月25日晚上，法国总理和部长又来到伦敦，勉强接受了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义务。第二天下午，威尔逊爵士奉命携首相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那时正是在希特勒准备在体育馆演说的前三个小时。威尔逊爵士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希特勒表示不愿意放弃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所定的期限，即周六（10月1日），除非他在周三（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接到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则他将在这一天向这个地区进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当他提到英国和法国时，用语温和亲切，但对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则进行了粗暴而无情的攻击。他非常肯定地说，捷克斯洛伐克人必须在9月26日以前离开苏台德区，还说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
局势日益恶化，我同政府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9月10日，我到唐宁街官邸拜访张伯伦首相，作了一次长谈。9月26日我又去了，或者首相邀请我去，或者很愿意接见我。这是关键的一天，下午3时30分，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阁会议室里接见我，我敦促他们执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国、法国和苏联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一致反对希特勒侵略的决心。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公报，看来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了。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见相同，我当然就以为首相也完全同意了。当时有一个外交部级官员在场，就由他拟了稿。当我们分手时，我极为满意，如释重负。
当晚8时左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即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个公报，内容大要如下：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而英国和苏联必将支持法国。
公报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准后立即发表了。
法国右派报纸对这个公报表示怀疑和蔑视。《晨报》说这是“巧妙的谎言”。博内先生则忙着表示他的行动是多么进步。他对几个议员说自己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认为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当然，这种印象很容易就被传达了。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在海军部吃晚饭。库珀先生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25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斯洛伐克有150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具有高度组织和效率的工业机械武装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仍准备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英国海军部向英国舰队发出了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11时38分）。9月28日上午11时20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张伯伦自己准备向英国人民广播了。他在9月27日晚上说：
现在为了一个遥远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的争吵，我们在这里挖掘战壕、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疑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
“我这个人，打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噩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就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无法活下去的。然而，战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的答复。这也对威尔逊爵士转交信件的回复带来了一线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新国界的联合保证，还表示愿意对实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进一步的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贝格德国的最后通牒，在第二天（即9月28日，周三）下午2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张伯伦写了一封私信给希特勒：“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事宜，如果你愿意，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周之内达成协议。”
9月28日下午3时，希特勒通知张伯伦和达拉第，建议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举行会议……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去德国。
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已有过许多记述，这里只能强调几个重要特点。会议并没有邀请苏联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获准出席。9月28日晚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辞直接的通知，说是第二天欧洲四强的代表就要举行会议。“四巨头”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在中午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备忘录写了出来，在9月30日凌晨2时签字。它基本接受了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自10月1日起，苏台德区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最终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最后，这个文件交给奉命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当这四位政治家等待专家们草拟出最后文件的时候，张伯伦首相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欣然同意”。
9月30日早晨，两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别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声明，其内容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处理两国之间的一切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努力，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专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人群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他又挥动那张纸说：“在英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1938年时，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凯特尔元帅回答：“肯定不会。那时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26]的目的，就是把苏联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又对了，他单凭自己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茵兰一样，元首的领导才能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时候，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都敌不过对他那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并服从的明星。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置疑的德国主人。宏图大业的画轴已经打开了。
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和行为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况。也许人们当时并不了解某些情况，只能依靠猜测对事情作出估计，还可能受到情绪的影响。那些在气质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的困难问题寻求斩钉截铁解决方案的人，那些一遇到外国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真诚地寻求和平妥协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还是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由煽动者促成！多少次引发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也曾有过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还结成了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27]，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能以这种教义为根据。无论出于民族主义抑或意识形态的目的，他们首先应当确保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避免产生冲突和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采取最后手段时，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
如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境地，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常常会遭受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最后评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但这里有一条准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作出评判，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作“道义”。
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并不与基督教的教义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指出责任之所在的时候，当时如果能对事实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自己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除了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道义，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这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一定会起来战斗。无论如何，英国已深深地卷入其中，历史只好这样遗憾地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