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央行的沟通挑战

极度不正常正在变成别扭的正常。1

——克劳迪奥·博里奥，国际清算银行——

休斯顿处在黑暗中……

——桑德拉·布洛克《地心引力》——

 

央行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大多数人都没怎么思考过这个问题——不仅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包括对孩子们面临的机会的影响（甚至定义）。事实上，尽管这些强大的机构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且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人们的判断力、智慧和成功——从保护和提高他们的金融储蓄到帮助他们获得信贷甚至找到高薪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央行，对于这一点，却鲜有社会认同感。

现实和意识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深不见底。但这条鸿沟无法用我们手头不相干的问题（与我们个人及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来证明，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也无法证明（事实上，我强烈支持提供一些公众容易获取的参考资料，比如报纸上的文章，而不是晦涩难懂的学术资料）。然而这条鸿沟的存在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是央行的“遗产”。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央行将自己的“飞行高度”有意地定位在低于社会“雷达网”的地方，选择以一种模糊的神秘方式存在着。实际上，就像《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评论中说的那样：“央行过去对它们的决策会议秘而不宣，避开公众视野，小心谨慎之态比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更甚。”2

公平而论，央行此举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每天进行的工作技术性极强，但其中也反映了央行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直到20世纪后半叶，为了保护央行不受政客们的过度干扰（政客们的干扰会影响央行家们的合理顾虑，政客们在意的是短期的政治目标，而非长期的社会目标），央行领导层们开始愿意选择进行有限的透明化。几十年来，“美联储式的说话方式”——为人熟知的美联储发表言论时特有的措辞方式——被称为“华而不实的英语方言”，意思就是“使用无数复杂的词语却词不达意”。这是长期（1987~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发明出来的、故意说得含糊不清的语言，3也是美联储官员们都会说的“咕咕哝哝着不成句”的语言。4

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格林斯潘主席的前任，他的说话方式也如出一辙，并且还具有自己的特色。20世纪70年代，在保罗·沃尔克主席的带领下，央行成功战胜了导致整个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经济瘫痪的通货膨胀，对他来说，“具有建设性的模棱两可”的说话方式能够传递出权威和自信，很少有人敢提出质疑。

但是，世界的改变有两个重要方式——一个是通过央行的理论分析，另一个是通过央行的实践活动。

央行追求进一步巩固战胜通货膨胀的胜利果实。通货膨胀侵蚀着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次通胀影响尤其惨烈，央行意识到它们需要帮助。而这个认识的产生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特别是以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业务和体制变革为驱动力。

央行需要从政治体系中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而政府为了获得短期的政治支持，总是倾向于把推动通胀作为一个手段。除此之外，央行还需要通过影响薪酬协商活动，避免由于加速通胀而导致的过高的工资协议，从而对通胀预期的前瞻性进行管理。

这导致央行试图去影响比现在更为广泛的行为和预期，与此同时，还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大的独立自主性。央行的工作职责已经不再仅仅是直接决定价格和货币发行量，还大量涉及预期影响和资金部署的业务范围。正如《金融时报》的评论所说：“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市场情绪操控经济，其影响力和通过调整利率等金融渠道的影响力是一样的。”5

央行首先选择的是公开通胀目标。其实这件事最早发起于25年前的新西兰，那时新西兰一直在和持续的高通胀对抗着，获得议会批准后，新西兰央行决定公开宣布把通胀目标定在2%以内。现在回顾这个引发了全球性现象的举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尼尔·欧文（Neil Irwin）评论道，这个看似小小的进步带来的却是一场重大的沟通变革：“一家央行，仅仅想要宣布通胀目标，但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却是激进的。毕竟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觉得有个神秘人躲在幕后操纵着央行的权力工具。”6

另外一个推进央行更加透明化的驱动力，取决于央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更大的权力、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及赢得更高的声望；而且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潜在成本和政治误解的代价都在增加。除此之外，随后的一系列非常规政策，包括资产负债表上数万亿美元或欧元的扩张，都昭示了央行这种“无可匹敌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必须接受政客的问责，但又不屈服于后者的短期要求”。7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格林斯潘主席之后的两位继任者都强烈感觉到，必须把这个变革的传统继续发展下去，而这些变革最终被证明都是激动人心的。

首先，从2011年伯南克主席在任时开始，包括之后的主席耶伦，美联储开始通过新闻发布会对公众解释自己的决策和想法。很多公共论坛里都能看见美联储的身影，美联储高层也曾出现在CBS电视台新闻《60分钟》（60 Minutes）节目中，畅销杂志《纽约客》（New Yorker）还曾对他们进行过深度访问。8

其次，央行开始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发展“前瞻性政策指导”的方法上面；也就是说，央行会告诉市场未来货币政策的方针可能会是什么样。在这个过程中，表达时的措辞需要慎之又慎（“语言体操”），包括各种规格的“阈值”和政策时间段。美联储的工作方向从促进经济发展（比如2013年提到的特定水平的失业率）演变为日程表引导（比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说法，是在暗示至少会持续6个月的异常低利率；2015年年初，“耐心”这个词是指在某个政策立场改变之前至少有两次政策会议的间隔）。

最后，美联储公布了“蓝点图”——负责决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市场的单项预测。这样，市场就可以定期了解这些成员对利率变化在数值和时间上的预期，包括“集中的趋势”（但并不会披露具体人名）。

当然，央行这种不断增加透明度的行为也饱受争议。

政客们会迫切要求对央行决策进行更多的、在某些情况下正规的审计，而有的经济学家却感觉美联储做得太多了：市场对美联储的意图了解得越透彻，投资者敢于冒险的胆子就越大；而当美联储官员决定以出乎预期的方式改弦易辙时，市场混乱的风险就会增高。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更强大的沟通方式将会从推动政策制定转变为对美联储政策失效的冒险。

对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潜在失效性的问题，个别美国央行家也曾在公共场合直言不讳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持有“鹰派”观点，但还是参与到了决策过程当中。就像费城联储前主席查尔斯·普罗索（Charles Plosser）在2015年年初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并不是真正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本有效的方法。可以去尝试，但问题在于其有效性是暂时的。”9

然而，央行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短板是与政治制度和公众有关的。尽管美联储和其他一些央行已经在“透明度”和“沟通”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在外界看来，现代央行在“何物、如何、何时、为何”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困惑，这四个决定性因素的结合——也就是说，央行到底生产什么东西——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个迷。央行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做这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低估了央行在促进经济和金融发展方面的能力，因此，未来是什么样的？央行对个人和集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都还无处寻找。

为了刺激经济和就业增长，央行采取了冒险的实验性措施，但面对不断增加的在政治自治权和信誉上的负面影响和金融不稳定风险，央行选择了一些紧急补救措施。这是在对“非常规政策”长期依赖下的一种权衡之计，但其大行其道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央行家们之前的预期。结果，央行前所未有地参与到了市场运作之中，市场波动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金融资产价格被人为抬高，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受到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受到冲击。

在所有这些影响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全世界最受关注的股票和债券进行定价的影响。2014年8月，在彭博社的专栏中，我写了一篇关于如何评估金融市场状况的调查报告。很多读者看了之后都很关注美联储在推动资产价值上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通过直接大规模购买，还是间接鼓励投资者承担更多的投资组合风险来实现的。他们形容美联储的特点是：“屋里有只800磅的大猩猩，但谁也不着急逃走。”在这个过程中，央行在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物理定律”，尝试着“点石成金”，四处撒落“仙人粉尘”，所有这些都可以让尚处在“自满”状态的投资者们暂时平静下来——这种“自满”很可能会把他们带入“狂躁阶段”，最终将会扭转资产类别之间建立已久的“不可预测”的关系。10

与此同时，央行作为一个“准财政”机构，也面临着诸多来自政界的谴责之声，比如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购买政府债券去填补预算赤字、自行决定如何获得纳税人的支持，等等，而央行所做的这些根本不用获得议会或者其他行政部门的批准。这也是一些国会议员试图加强对央行的控制的原因之一。

对央行家们来说，和那些装腔作势的政客们打交道绝非易事，那些人对经济和货币政策缺乏足够了解，更别说错综复杂的全国性的系统和国际货币体系了。哪怕是最镇定冷静的央行家，比如在这个巴黎房间里的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据说也曾有几次当众动怒——虽然次数有限。

在评论德拉吉“斥责欧洲议会的西班牙成员”时的语气时，《纽约时报》记者杰克·尤因（Jack Ewing）和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不仅是欧洲央行，而且包括绝大多数央行家们——马里奥·德拉吉“在议会出现时，提高了嗓门，轻蔑的挥动着手臂”，而且“带着一种对于一位平日极其冷静的央行家来说不寻常的愠怒”。11

现在，西方国家集体下了一个历史性的赌注——这意味着，它们把世界上其他国家完全暴露于巨大的险境之中——只有当美国、欧洲、日本这三方在不加剧过度不平等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的前提下迅速摆脱低经济增长或高失业率的困境，它们才能化险为夷。（请注意，不同于其他人，我反倒不太担心未来通货膨胀的威胁，对于这一点后面会说得更清楚些；我也不担心央行会迫于压力去卸掉自己在市场上购买的数万亿美元的证券。但我担心的问题依然很多：未来金融市场是否动荡？这对于经济和社会福利会有什么影响？我很认同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一句话：“一个平稳运行的金融系统会促进存款和投资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12

这是场盛大的赌局，目前看来，结局喜忧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