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光明堂(1)
一
疯子廖澄湖曾经画过一张艳粉街的地图，并且标明了大部分建筑的来历，地图是用钢笔所画，一丝不苟，远看像一片蓝海。廖比我大三十岁，在艳粉街扫厕所，但是是我的好朋友，几十年前国家内乱，他是雕塑系的学生，大概是在学校不太听摆弄，给下放到了艳粉街。据别人讲，到了艳粉街他也不老实，弄了一个什么反动泥塑，结果被红卫兵逮住，剁掉两手的中指，再也捏不了泥巴，这便是疯病的由来。廖澄湖的疯病在我们友谊持续的时间里（这段友谊大概持续了一年）发作过两次，一次是冬天，一次是秋天。冬天那次他走到街对面修自行车的老董头那，一个路过的男人正从老董头的炉子里拿出一根柴火，去烤已经冻住的气门芯儿。廖澄湖双手袖在黑棉袄里，站在那看。老董头已瞄了他半天，廖澄湖对男人说，朋友，手伸出来看看。男人不知所谓，把手伸出来，廖澄湖说，哈，果然多了一根。从袖子里抽出菜刀砍去，老董头一脚把他踹倒，刀夺走。操你妈的，下次再到跟前来，鸡巴给你噶了。说完把菜刀扔进自己的工具箱里。1992年秋天，我十二岁，廖澄湖四十二岁，一起去艳粉街中心的影子湖边给他的朋友烧纸，他的疯病第二次发作，想要抓住我，结果掉进湖里淹死了。这个故事没啥意思，不讲了，这里要讲的是，他留给我一张艳粉街的地图，不但记录了艳粉地区的大部分道路，山岭，湖泊，还记录了几乎艳粉街所有的建筑。
父亲有姊妹三个，他是老二。大姐嫁到锦州，是个护士，有时通信，我识字之后，父亲就让我代他写信，他口述，落款都是我们家三人。她经常在信里邀请我们去锦州过年，可是我们从来没去过，据我自己揣测，一是大姑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开父亲，跟同事去南方做生意，再未露面，二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有时大姑寄来些钱，父亲也都原封不动退回，信里只写些琐事，大都慎重挑选。父亲失业之后酒喝得勤，信也不怎么看了，不过我已熟知他的口吻，可以像模像样地回信。父亲从来没提过老姑，但是我知道我有个老姑，大姑曾在信里提过，并且叮嘱父亲和老姑恢复联系，因为她收到消息，老姑也搬到了艳粉街。父亲似乎并未注意此事，自己家的老幺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或者再动脑筋想一下为什么老姑也会落魄如此。他先是卖掉了自己过去亲手打的炕柜，然后又把黑白电视机搬到了后街的杨三儿家，卖了三十块钱。学费在学期初已经交过，倒还能支撑几个月，但是冬天来了，父亲并没有买煤，这让我有点惶恐。这是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第一个冬天时，父亲还能勉强把煤坯打好，堆在后院的小房里，但是煤打得很差，掺进了不少黄泥，经常在灶膛里蹿出浓烟。第二个冬天已经初露端倪，路口大杨树的树叶掉光了，修车的老董又在摊子旁点起了炉子。夜晚待在家里，是极难熬的时光，窗户的缝隙里已经有了霜迹，炕是凉的，父亲穿着棉裤和棉鞋，歪在炕上喝酒，方桌上只有一只白梨，他小心地用小刀剜着，然后把刀横在嘴边，卷进梨去。
第一场雪来了，是一个傍晚时分，不是很大，但是很黏，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我放假了，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炕上铺的地板革像铁片一样凉，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天彻底黑下来，我拧开塑料桶盖，倒进父亲的玻璃杯，喝了一小口，辛辣无比，脑仁发胀，不过好像确实暖和了一点。父亲坐了起来，说，我做梦有人偷我酒喝。我说，不好喝。他蜷起脚，给我腾了点地方，慢点喝，先用舌头压住，暖一暖，然后咽了。我又喝了一口，比第一口还要难喝，五脏六腑好像挨了一拳。父亲从兜里掏出了几颗花生米，喂进我嘴里。你知道艳粉街是个啥形状？他说。我说，圆的。他说，对，从上面看像盘蚊香，一圈一圈的。他把身上披的工作服拽了拽，盖住脖子，手指沾了点酒，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圈，我们家在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的学校在南面，每天上学走这条路，路过公共厕所，红星台球厅，春风歌舞厅，是吧。我的厂子在北面，挨着影子湖，现在黄了，不知道成了啥样。我说，听说还在产拖拉机，杨三儿就让找了回去。他说，嗯，应该是厂长自己的了，不需要工程师。你按照上学的路线走，走过学校，走过孙育新诊所，走过影子湖，再走过煤电四营，再走过一条火车道，就到了艳粉西街。那有一个小教堂，你老姑在那，她叫张雅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走过一次，大概需要一整天，这个冬天你去老姑家过吧，开春再回来。我说，我不去，我不认识老姑。他说，她认识你，你出生的时候她来看过你，你俩见过面。去的时候带着你大姑写给我的信，她一看就知道你是我儿子。我说，我不去。他说，我找了一个工作，在新民，吃住都管，带不了你。我说，爸，你又能当工程师了？他说，打更的，开春我就回来，明儿一早雪停了我们分头走，睡吧。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已经快中午，嘴里还有酒味，头有些沉。父亲不见了，我身上盖着棉被，父亲的军大衣叠在旁边，上面放着我的绒帽和手套。桌上有两个豆沙包，屉布盖着。我坐起来看看窗外，雪已经停了，白得耀眼，一串脚印向东延伸而去，从我家往东走有一个长途汽车站。路对面的老董头戴着皮顶子，正用铁锹挖着房门前的雪，他的哑巴儿子大老肥把雪往远处踢着。我把豆沙包吃了，屉布冲了冲，搭在灶台，然后翻出大姑的信和廖澄湖留给我的地图。我把地图摊在桌上，用食指循着父亲指的路线，我的学校旁边用蝇头小字标着：艳粉小学，翻建于五十年代，艳粉屯小学堂旧址。煤电四营旁边标着：为何叫四营，不知，未听过一二三营。沿着煤电四营往西，很远的地方，几乎到了地图的边缘，有一个小建筑，写着：光明堂，旁边标注：主体木制，二层，建于二十年代，“文革”时我的批斗会就在这里，拜老高所赐，留下两根手指。
光明堂这个建筑说是二层，他却画得极高大，看上去有十层，且在旁边字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像，方脸大眼，看上去是个女孩儿，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把信和地图，还有假期要写的作业放进书包，为了防备白天走不到，我还装了一个手电筒，然后穿上军大衣戴上帽子手套，锁好门，向西走去。雪没脚踝，乌云已散，阳光大好，路两旁矮房的房顶，都是平整的雪，看着憨厚可爱。公共厕所前面排着队，有人手里拿着痰盂，有人捂着双耳，嘴里叼着烟卷。我的学校大门紧锁，看门的老人正用扫把扫雪，他扫得很慢，好像也在晒太阳。老孙站在诊所门口做操，手指衔着脚尖，从窗户能看到诊所里两张按摩椅，其中一张上躺着他的儿子孙天博，在睡觉。又走了好久，看见了影子湖，洁白无际，平整如刀，从旁边绕过，之后的路就完全是陌生的，从没来过。我第一次知道艳粉街的面积这么大，影子湖以西，是一条漫长的土路。我便沿着路走，感觉到汗从身体里渗出来，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两边时而出现旧的矿坑，时而出现小丘，完全另一派天地。太阳要落下去了，我的双脚都湿了，棉鞋好像沉了两斤。面前出现一片大杨树，树枝上都挂着雪，风一吹摇摇欲坠。从杨树林穿过，看见了火车道，火车道已经被雪覆盖，不过路基高出一块，尚可辨认。我登上路基，面前一片坦阔的空地，两个小女孩儿正在堆雪人，看上去都比我小三四岁。我问，光明堂怎么走？其中一个较高的说，什么糖？我说，光明堂。她说，再往前走，有个小铺卖酒芯糖，这么大了还吃糖。另一个矮的站起来，看着我笑。军大衣热了，我拿在手里，后背背着书包，湿了一片，帽子摘了，估计头上冒着热气，看着是有点怪。高个儿蹲在地上，开始给雪人的脸找眼睛，矮个儿的还是看着我，我有点不耐烦说，你笑什么？这有个光明堂，你们都不知道。她说，火车就要来了。我说，你说什么？她说，火车就要来了，绿色的。我从路基上走下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由北往南，一个黑点驶来，头上也如我般冒着热气。车厢大概十几节，窗户紧闭，将阳光折进我的眼睛。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火车，硕大无朋，隆隆巨响，如同天外来客，杨树林有几坨雪掉在地上。我哑了半晌，从书包里拿出地图，没错，再往前走，就应该能看见小教堂。高个儿的女孩已经给雪人安上眼睛，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好像斜睨着谁。矮个儿的凑过来看，我指着地图说，再向前走，拐个弯就应该是，两层，木头的。矮个儿的说，你说的是工人之家。高个儿的兀自端详着她的雪人，没有回头，说，向前走，右拐，胡同口把头的就是。我把地图收好，说，你们认识张雅风吗？矮个儿的说，你去工人之家找吧，她现在应该在。找她干吗？我说，没事儿，给她捎个信。
其实刚才说到酒芯糖，我便感觉到饥肠辘辘，重新披上军大衣，继续往前走。果然，路的右手边，被两棵枯树遮着，一个二层的小楼戳在那里。挂个牌子，自上而下，写着“工人之家”。我推开木门，一条窄走廊，黑洞洞，侧面是楼梯，收发室里烟雾缭绕，几人在打扑克，一人拉开窗户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找张雅风。他说，二楼。我沿着楼梯走上去，缓步台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高挑的金发男人穿着长袍，怀里抱着一只羊羔。又上了半截楼梯，看见一个活动室，有十几排木头长椅，都空着，尽前面的舞台上，两男两女在跳舞，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一个女人手扶着收音机，看着。老高，你那腰是假的？坐着的女人说。老高说，这曲子太快，我有点跟不上。女人说，把人家手摸了一上午，现在跟我说曲子快了。老高的舞伴说，这傻逼就是手攥得紧。坐着的女人说，再来一遍，再不行回家找你媳妇去，半身不遂，还天天觍着脸来。舞台上另一个人男人看见了我，说，找谁？我一边打开书包一边说，张雅风在吗？坐着的女人回头说，这儿呢。我走过去，看见她穿着裙子，腿上穿着丝袜，一只脚从鞋里拿出来，放在另一条腿上。她说，你谁啊？我说，我是张国富的儿子，我叫张默，这是大姑的信。她接过信封，说，写给我的？我说，不是，写给我爸的。她没抽出信瓤，看着我的脸说，你爸呢？我说，出去打工了，他让我来找你，就一个冬天。她说，厂子呢？我说，黄了，从厂子出来两年了。她低头整了整裙子，说，你带钱了吗？我一惊，说，没有。她的脸型和我爸一模一样，方脸，但是鼻梁要高些，眼睛细长，皮肤也白，只是眼角的皱纹多，好像久叠的衣服。她说，胆儿真肥啊，以为破信能当钞票用？书包里还有啥？我说，都是课本。她低头揉了揉脚说，你家那台电视还在吗？我说，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我家有电视？她说，废话，那是我从美国背回来的，一台给了你爷，一台给了你爸结婚用，你大姑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他妈也不是孙悟空，能背三台电视回来。哪去了？我说，借邻居看两天。她点点头说，吃了吗？我说，昨晚吃得挺饱。她对老高说，跟厨房说，给下碗热汤面。老高说，好咧，记我账上。她从丝袜里拿出两块钱说，显你。老高已经下了楼。面来了，上面还有个鸡蛋。她把带子倒了倒，重新开始播放，台上四人又捉对跳起来。我拿起筷子，她说，等会儿，你叫我什么？我说，老姑。她说，三姑。我说，三姑。她说，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