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汉语汉字的产生及其神圣化(6)

（3）汉语民族识别性的流变

通过语言来识别民族的习惯，也是古已有之。比较典型的当数孟子曾经将楚国学者许行讥为“南蛮鴂舌之人”。上文提到，在周代汉民族形成时期，“南蛮”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而融入较晚，因而南北文化界线鲜明。在语言方面就产生了中原的“诸夏”语言（即汉语）和以楚语为代表的“南蛮”语言之间的识别性。因此，所谓“南蛮鴂舌之人”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来判别“南蛮”的非汉族身份。尽管楚国在东周时代已经强大到足以在中原地区连续稳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席位，其贵族阶层也已大大加快了自身汉化的进程，而且许行所创立的“农家”也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之一，他开业授徒、著书立说、参与“百家争鸣”想必也是用的“雅言”和汉字，但估计许行这样汉化程度较高的楚人仍然是以楚语为母语，至少是雅言说得不正宗，所以还是免不了被孟子这位“正宗的汉人”揭出“老底”来讥讽一番。

当代以来，基于“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种语言”的观念，人们不仅沿袭了以汉语识别汉民族的习惯，近一些年来，甚至还有人试图通过汉语来识别整个中华民族，并以汉语为基础来建构中华民族的认同。

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国是一个拥有129种语言的多语言国家；虽然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语言，但并非唯一的语言。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可能一辈子只说自己的母语，根本不说汉语，因此，“以汉语为基础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等于暗示他们自动将自己排除于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想象之外”，而这一想象“所隐藏的政治风险是毋庸多说的”[22]。那些“藏独”“疆独”分子，恐怕正等着这一天呢。

2）汉字的民族识别性

（1）文字的民族识别性的产生

不同的语言也往往采用不同的文字系统，不过世界上文字系统的数量则为数有限。除了大量没有文字的语言以外，在有文字的语言中，语言与文字系统也大都不是一对一的关系，除了少数语言采用独有的文字系统（如日语假名、朝鲜语谚文等）以外，大部分则共用某一套文字系统（如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等），并根据本语言的特点加以调整。如上所述，汉字也曾经是东亚一些国家（即“汉字文化圈”）的语言共用的文字系统，不过如今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完整使用的语言也只有汉语一种了。

与语言的识别性类似，由于不同的民族语言会采用不同的文字系统，因而就使文字也具有了一定的民族识别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同文同种”现象。当然，这种识别性仅限于有文字的民族，否则就无所谓识别性。

其实，文字的识别性比语言的识别性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所以它是通过语言而与民族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在文字和民族之间，还隔着一层语言，它是通过语言的识别性来达到民族的识别性。因此，只有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三者完全对应的情况下，文字才具有民族的识别性。在单一民族国家，甚至可以出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四者完全对应的情况。例如在朝鲜半岛尚未分裂为南北两国时，大致就是这种情况。日本一般也被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对境内唯一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人不予承认，那么日本的情况也可视为一个日本国、一个大和民族、一种日语、一种日文四者完全对应的情况。

（2）文字的民族识别性的本质

然而，世界上这种三者甚至四者完全对应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因为自古以来不同民族之间文字系统的借用现象十分普遍，致使多个民族、多种语言采用同一种文字系统。这就意味着，“同文不同种”的现象其实更为普遍。

某个民族首创的文字系统在产生之初，肯定具有高度的识别性，这是真正的“同文同种”。之后通过文化的交流，这种文字系统如果在当时足够优越，就有可能被“异种”借用，就具有了跨语言性和跨民族性，即“同文异种”，那么它的民族识别性就会相应降低。借用的民族越多，识别性就越低。如今世界上识别性最低的当推拉丁文字系统，唯一的原因就是它被采用得最多，共有120多种语言采用，跨语言性和跨民族性最强。反过来说，凡是具有高度的民族识别性的文字，都是未被其他民族借用的文字。如果说，被较多民族借用的文字系统是由于它的某种优越性的话，那么某些民族所引以为豪的独特文字，在其他民族眼里可能恰恰是不够合理的文字，因而并无兴趣借用，或者一度借用了也会废弃。

当然，由于语言的不同，共享同一个文字系统的民族仍需要将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以适应本民族语言之需，于是就会出现各民族的文字变体，从而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识别性。当然，这种识别性的产生，是由于语言的差异，而不是文字系统有什么不同。例如，英语和法语都采用拉丁文字系统，但具体采用的字母和拼法又有所不同。汉字主要由汉语使用，但也存在其他民族的变体，如在朝鲜语采用汉字时期，也自创了一些汉字，称为“国字”；日语采用的汉字系统也与汉语不尽相同，除了有100多个自创的“和制汉字”，如“辻”“雫”“畑”“働”等，还有不少日式简体字，如“仮”（假）、“読”（读）、“変”（变）、“歩”（步）、“芸”（艺）等。

在汉字产生以来几千年的使用过程中，它的识别性经历过几次大的变化。在汉民族和汉语形成时期，它是三者完全对应的，所以具有汉民族的识别性。当“汉字文化圈”形成之后，它的识别性就降低了。于是，同样是一份汉字文献，一般人就不能仅仅因为它是用汉字写的就想当然地断定它是汉语文献，因为它也可能是朝鲜语（韩语）、越南语或者日语的文献，当然也不能断定写作者就是中国人。因此，日本也曾有学者称汉字为“亚洲字”，意在突出它在亚洲语言中的跨语言性、公用性。

然而，自从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相继采用了本民族文字，汉字在这些民族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最终大部分废弃（如日本）、基本废弃（如韩国）或全部废弃（如越南、朝鲜）。如今汉字又基本恢复了“同文同种”的局面，当然是不够彻底的，因为日韩两国还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着。

文字的识别性有时还会造成人们对语言差异的误解。例如，日语采用一部分汉字，由于识别性降低，使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以为尽管日本人是“异种”，但至少其语言与汉语相近，因而必定易学，谁知越学越难，才发现“上当”不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笑着进去，哭着出来”。

另一方面，在文字识别性较低的语言之间，也更容易互相借用词汇，而且往往不着痕迹。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就是通过采用汉字而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这些被称为“汉语”或“汉字词”的词汇在其语言中的比例甚至可以高达70%左右，并大量渗透到其基本词汇中，以至于如果将“汉语”全部剔除，这些国家的人将几乎“无法说话”。而近现代以来，日语中的大量汉字词汇又“不露声色”地大量进入汉语，如“共产党”“干部”等，一般人在使用中根本感觉不到它们是外来词。

由此可见，文字的民族识别性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现象，但未必是它的本质属性，至少不是普遍现象。它在不同民族和语言的历史发展中表现不同，既可以是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同文同种”，也可以是识别性降低的“同文异种”。从这个角度看，文字在本质上并不具有民族识别性。因此，我们对待文字的民族识别性的态度，必须以本民族的生存发展为旨归，而不能刻意地追求“同文同种”或“同文异种”。

1.2.3 语言文字的“古老性”

所谓“古老性”，是指现存的某种语言文字产生年代的久远程度。

1）汉语的古老性

世界上的不同语言，都是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般而言，语言的历史与民族的历史相伴而行。一个古老的民族，如果它没有发生过语言的换用，那么它的本民族语言也就同样古老。

汉语是汉民族从形成以来一直使用着的语言，其古老性当然无可否认。

“汉语”这个名称是后起的。汉语是因汉民族而得名，这个汉民族的得名又与汉朝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语言系统的汉语是从汉代才开始有的。上文提到，周代（前1046-前256）是汉民族的形成时期，那么从周朝建立起算，汉语的历史约有3000年左右。

周代的国名为“周”，但把具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的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人民称为“诸夏”（或写作“诸华”）、“中夏”（或写作“中华”）、“中国之人”等，以示与周边其他尚未“归化”的“四夷”相区别，即“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这也是第一次出现国名与族名相分离的现象，与夏商两代是不同的。那么汉民族最早的名称应该是“夏”（或“华”）或“中国”。这个“夏”与夏朝的主体民族“夏”有一定关系，但其内涵并不等同。这个周代“夏”民族即汉民族的语言就是“雅言”，“雅言”意即“夏言”，但其内涵也不同于夏朝的“夏”。那么，汉语的早期称谓就是“雅言”。

在汉代以至三国时期，“汉”主要作为国名使用，以区别于周边其他国家，如“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汉朝之人当然可称为“汉人”，但未必是汉民族。正如今天的“中国人”包含境内所有的民族，并不专指汉民族。例如，诸葛亮曾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是因为蜀汉以自己为汉朝的延续，所以称曹操为篡国的“贼”。若以民族身份而论，“曹贼”当然也是汉人，与刘备、诸葛亮并无差异。这说明“汉”在当时仍然是用来做国号的。当时汉民族的名称，则仍然沿用过去的“夏”“华”“中华”和“中国”等。

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统称“胡人”）开始轮流入主中原，并与南方的汉族王朝长期对峙。由于他们占据中原华夏之地，又仰慕华夏文化，因而纷纷以“华”“夏”“中国”自居，反而指责退居南方的汉族政权是“南蛮”。这样一来，“华”“夏”“中国”就难以专指汉人，于是“汉”这个名称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渐渐用来专指汉民族。汉民族的语言也叫做汉语，胡人的语言则是“胡言”“胡语”。

至于汉语史的分期，最简单的方法是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阶段。现代汉语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为形成的起点，至今大约100年。与古代汉语数千年的历史相比，现代汉语这区区100年只及古代汉语的一个零头。

长达约3000年的古代汉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古汉语3个阶段。由于各家依据不同，这3个阶段的分界点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一般以周秦两汉为上古，六朝至宋为中古，元明清为近古。近古汉语也称近代汉语，说明这是古代汉语走向现代汉语的一个过渡阶段。至于周代以前商代甲骨文的语言，也有人称为“远古汉语”，以纳入古代汉语的发展序列。这个问题下文还要再谈。

2）汉字的古老性

与“汉语”的名称相似，“汉字”作为汉字的名称当然也是后起的，不过可能比“汉语”一名稍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汉字是中国人所见唯一的文字，所谓“文字”就是汉字。但这种观念最晚应该从汉代起就开始打破了。西汉张骞通西域，有可能看到过别国的文字。而东汉末以来佛教传入中国，随原版佛经而来的梵文需要加以翻译，更是让僧人见识了别的文字，并明白与汉字的不同之处。为了区别的需要，才开始有了“汉字”一名。这样，“文字”一词也有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字，狭义还是指汉字。

（1）汉字的产生年代

汉字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从远古到上古时期世界上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不可谓不古老。正因其古老，所以汉字究竟有多少年历史也就显得扑朔迷离了。如同一位百岁老人，尽管不断焕发青春却又忘了自己的年龄。

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汉字系统是商代中晚期一直延续使用的甲骨文，其中最早的年代为大约3300年前。不过，要说汉字的历史就是3300年左右，也是不太合适的。假如我们从甲骨文的成熟程度来考虑，汉字系统的形成时期也可以适当地往前推一推。例如，据裘锡圭（1988）[23]推测，汉字大约是在3700年前的夏商之际形成完整体系的。

不过，由于“夏商之际”的说法跨越了夏商两代，涉及夏人和商人这两大统治民族。就会引发一个关于汉字“发明权”的问题，即究竟是夏人造了字，并由商人继承下来，还是由夏代的商人造了字，却跟夏人无关？这可以分别归结为“夏人造字”说和“商人造字”说。

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在于：“夏朝”和“夏代”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即“夏朝”是指一个以夏人为主体的政权，而“夏代”是指夏朝纪年所涵盖的一个时间段，两者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对这两个概念，论者常常不予区分，以致二者通用。问题在于，夏朝之事，必然发生于夏代，而夏代之事，则未必可归之于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