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孔丘之洞与鲁迅之门

中华民族是个很喜欢对称的民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玩起对称的游戏来。比如天安门的城楼，那正是依据对称的原则来建筑的，尤其是那五个门洞，中间一个大的，两边各有两个小的，实在是对称到了极点而成为对等了。据说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都是如此的，为的是既稳固又庄严，是有益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这或许也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如此长久的原因吧，不像央视新建的大楼那样的歪七扭八，还没入住就着起火来。也所以，杨振宁先生虽然入了美国籍，但还是要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范曾教授也几乎要将中国诗词之美讲成对联之美了。

对称之于对偶或许是有些相近的，但之于对等却有着太大的区别。一旦将对称当成了对等，谬误自然也就要就随之出现了。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很喜欢派对的民族，只要是有一个中心，就一定还要弄出两个基本点，正像要在鼻子的两边各生出一只眼睛来。但即便是一个鼻子边上的两只眼睛，那视力也并不完全相同，虽然还比不上人的左右脑，一边已然要被用尽而另一边却还是处女地。其实，宇宙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发展或许正是因为其虽然对称但却并不对等，或者至少是因为其原有对等性的被打破，而不对等性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宇宙的死亡，就如同让等量的正物质与反物质相聚到一起会发生的湮灭一样。

科学追求自然本质的对称性或许并没有错，但艺术也去追求这样的东西却是大错。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的那样，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艺术所要追求的与科学或许正应该相反，即是自然现象的非对称性。由此来看，中国的诗词之美也自然就不应该仅仅是对联之美了。也就是说杨振宁先生并没有错，错的只是范曾教授，这与他将陈省身先生的“简洁漂亮”用错了地方是一样的，都是将科学与艺术混淆在一起的结果。

正如范曽教授总会将艺术与科学混为一谈一样，中国人也自然会将对称和派对的癖好扩展到更多的方面上去。比如有一个女娲就一定要有个伏羲，即便两个人是兄妹也要让他们结合在一起，但最终又怎么样呢，还是在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又成了男权制社会，因为虽然女人可以抟土造人男人却可以开天辟地，而男人可以开天辟地女人却必须生儿育女，他们虽然对称却并不对等。据说炎帝和黄帝也是兄弟，但黄帝要抓政治而炎帝要搞经济，最终便只好打了起来，而在精神决定物质的原始社会，黄帝的胜利和炎帝的失败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也是因为他们虽然对称却并不对等。老聃本来是很孤单的，还非要教出一个孔丘这样的学生来；孔丘也本来是很孤单的，也还要拜出一个老聃这样的老师来。于是中国的天空中便有了龙凤呈祥的美景，似乎是要不仅对称而且对等起来了。但结果是老师飞得快了一些直飞到大沙漠里去了，学生飞得慢了一些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原地，原因是他们虽然选择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所持的主张却并不相同，最终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是因为他们虽然对称却并不对等。

怀旧是中产阶级的偏好，比如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和陈逸飞先生的绘画据说正是因为中产阶级数量在中国的增多而颇为受宠的。但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也并不一样：有的是从贫民窟里暴富出来的，当今中国正在不断增加着的正数此类；有的是从富人堆里掉下来的，现在的中国已很是少有。但中国有许多很聪明的人，自然可以将已经断了的家谱再续起来，于是谁谁谁的多少多少代孙便一个又一个的出现了。老聃据说一生下来就老了，自然是连他的父亲长的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为了找出自己的祖先来可谓煞费苦心，直找到宇宙洪荒之前的空无也还是一无所获，最终也只好一个人跑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孔丘是几乎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的人，所以只好换姓而找到了周公，也因此并没有随着他的老师去大沙漠里晒干尸，而是在周游了一圈列国之后又回到鲁国去编书。据说孔丘临死之前最大的愿望是再一次梦见周公，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另一个周公却又在两千年之后等着他。

鲁迅姓周只是一个偶然，姓鲁却是一个必然。鲁迅也算得上是出身于从富人堆里掉下来的中产阶级，与老聃和孔丘都不同的是他不仅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也知道自己的祖父是谁，不仅知道祖父是因为什么而下的狱，也知道父亲是因为什么而送的命。因此鲁迅虽然在姓了周之后又姓了鲁，但也并没有走孔丘的老路去怀旧，而是转向未来去求新了。于是便有了孔鲁之争。但这争的双方当然也是不对等的，是一个活人与一个死人的对打，而且即便孔丘并不乏守旧的子孙，但当时的世界却早已进入创新的时代了。

于是，孔丘就成了中国古代的圣人，鲁迅又成了中国现代的圣人。如果历史真的能被割裂成两段就好了，二位便可以隔水相望，甚至还可以时不时的握一下手，当然也还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所有的历史归根结底又都是现代的历史，历史的车轮又多有回旋，一山不藏二虎，所以那打斗自然还会在他们的后继者之间继续下去。但那结果也当然是注定了的，因为二者即便都是些活人，却也还是虽然对称却并不对等的两面。

孔丘与鲁迅同为“神圣”自然也就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他们都否定现实，但目的又都是要改变现实，并且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努力。他们的不同是改变现实的方式不同，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与鲁迅的求新并不是要超越未来一样，孔丘的怀旧也并非是要回归过去，他之所以以西周为理想国是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所在了（“登东山而小鲁”是可以的，“登泰山而小天下”却错了，因为他实在还并不知道那天下到底有多大，正如同现在的我们还不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一样）。鲁迅的眼界却要比孔丘开阔得多，他不仅知道中国以外还有日本，而且还知道除了资本主义之外更有共产主义。孔丘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狂者，鲁迅却是知可为之而不为的狷者。

孔丘为我们掏了个洞，但洞再深也还是有尽头。鲁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门外面却是一个大世界。

201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