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芙娜的床上，拉拉发着烧，并且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中。斯文季茨基夫妇、佣人们和德罗科夫医生在她周围窃窃私语。
房子里其余的地方一片黑暗，客人都走光了。只有一间小厅里有一盏灯放出幽微的光线，照射着整个门外过道的前前后后。
在小厅中，科马罗夫斯基迈着焦躁而坚定的大步踱来踱去，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是在做客。他不时走近卧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然后又快步走开，经过那点缀满金线的圣诞树，经过饭厅，走向房子的另一端。饭厅的桌上摆满了一盘一盘的没有动用过的食物，每当窗外有马车经过，或者老鼠在桌布上的瓷器之间奔窜而过时，桌上的青水晶玻璃酒杯就叮叮作响。
科马罗夫斯基在盛怒之下闷声不响。他一肚子的矛盾。多丢人啊！多羞辱啊！他完全失去了常态。他的地位受到打击，他的名誉将因此而受到损害。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必须防止外面的谣传与流言。假如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他就必须趁早把它扑灭。
他内心骚乱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又觉得这个疯狂而不顾死活的女孩，对他有着一种无可抵抗的吸引力。他一向知道她是与众不同的。她一直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但他曾经多么深深地、残酷地、无可挽回地伤害而且毁灭了她的一生啊！而现在，当她决心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重新做人之时，她是何等地叛逆而狂暴！
很明显地，他必须尽可能地帮助她。也许可以帮她找个住所，但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再亲近她了，反过来，他必须远离她，不要挡住她的去路，否则，照她那暴烈的性格，谁知道她会怎么干呢？
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呢！这不是那种亲热地拍拍别人的头那么简单的事！法律对这种事情是毫不宽容的。天还没亮，事情发生还不到两个钟头，警察便已经来过两次了。他，科马罗夫斯基必须亲自到厨房去见那巡官，把这件事情遮掩过去。
事情愈发展下去就愈复杂。必须要找出证据，证明拉拉要枪击的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就算证明了这一点，事情依然尚未完结，她只能洗清一部分的罪名，她仍然要受到审讯。
自然地，他要用尽一切力量来阻止这场审讯。假如必须出庭的话，他就叫一个精神病专家来作证，证实在她放枪的时候，她的精神是不健全的，她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要求法庭不予起诉。
经过这番反省思索，他开始平静下来。黑夜过去了，光线探头伸入一个一个房间，像小偷或当铺的估价人朝桌椅下面察看似的。
看了卧室最后一眼，得知拉拉的情况并没有好转，科马罗夫斯基告辞了。他去看了一个朋友，名叫鲁芬娜·奥尼西莫芙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她是一名女律师，丈夫是流亡国外的政治犯。她那八个房间的公寓现在对她而言是太大了，她没有办法维持这种开销，所以把其中的两个房间出租。有一个房间最近刚空出来，科马罗夫斯基为拉拉租了下来。几个钟头后，拉拉便被送到这个房间来了，神志尚未完全恢复，头依然在发烧。
鲁芬娜·奥尼西莫芙娜是一个观点进步、毫无偏见的女人，对于她认为“积极而重要”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好感。
在她抽屉的最上一格里，她藏着一册有作者署款的《爱尔福特纲领》，墙上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的丈夫，“她的善良的沃伊特”和普列汉诺夫在瑞士一座著名的公园里合照的，他们两人都穿着驼绒夹克，戴着巴拿马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芙娜一看见拉拉，就不喜欢她这个生病的房客。她把拉拉看作一个假装有病的人。她发烧时的呓语，在她看来只是造作。她随时可以发誓，说拉拉是模仿在牢里发疯的玛甘泪。
她以加倍的活跃来表示她对拉拉的蔑视。她用力开门，高声唱歌，在她占有的房子里旋风般转个不停，而且整天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
这个公寓位于阿尔巴特街一座建筑物的顶楼。冬至过后，它的窗户充满宽阔的蓝色天空，浩瀚如同涨溢的河水。整整半个冬季，那房子都充满了早春的讯息。
一阵来自南方的暖风透过窗页吹进来。远处车站上的火车头狮子般咆哮着。卧病在床的拉拉只得用回忆来打发她的闲暇。
她时常想起她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那个晚上，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她坐着一辆马车，经过幽暗而狭窄的巷子，从火车站到城的另一端的旅店去。一盏盏的街灯把那弓着背的马车夫的影子投在墙上。他的影子一直在增大，大到伸上屋顶，然后突然不见了，最后又由小而增大。
莫斯科无数教堂的钟声，在她头顶上的黑暗中争鸣，电车穿过大街时哐啷哐啷作响，震耳欲聋，耀眼的橱窗装饰和刺目的灯光也几乎使她失明，似乎它们也在发出响声，就像大钟和车轮一样。
在公寓的房间里，拉拉被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西瓜吓了一跳。这是科马罗夫斯基送的乔迁礼物，对她而言，它就是他的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当他把刀子插进这名贵的东西里，把那青黑色的圆瓜剖成两半，露出它那冰冻的、甜美的瓜肉时，她简直吓坏了，但她又不敢拒绝他给她的那块。她咬了几口，那香甜的粉红瓜肉哽在喉头，可是她勉强自己把它咽下去。
就像那些奢侈的食物和莫斯科的夜生活使她恐惧一样，不久她对科马罗夫斯基也有了恐惧的感觉——这就是所有那些事情真实的解释。
但而今他完全变了，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他没有要求，从不向她提起往事，甚至来都不来。在这期间，他一直和她保持距离，并且对她慨然相助。
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却是全然不同的事。当他来到时，她简直喜出望外。她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他高大而且英俊，而是因为他洋溢着的活力，她这位访客以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聪慧的微笑把房里的空间占去大半，使得整个房间显得拥挤起来。
他坐在她的床边，搓着双手。当他应召去参加彼得堡的阁员会议时，他向那群老而不死的政府大员们说话，就像对小学生说话一般，但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女孩子，不久之前她还是他们家中的一员，多少有点像是他的女儿。他对她，像对他其他的家人一样，只是很随便地交谈（这构成他们之间特有的亲切感，这是他和他的家人都知道的）。他没有办法把拉拉当作一个大人，他不能以严肃的或冷漠的态度对待她，他不知道要怎样说话才不会使她觉得不高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微笑着说，如同她是一个小孩子，“怎么弄得这么像演戏呢？”
他停了一停，看了一眼墙上和天花板的水渍。然后，带点责备意味地摇着头，继续说下去：
“杜塞尔多夫有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会——美术啦，雕刻啦，园艺啦，我要去参观。你知道，那里是潮湿了一点。你想，你还要到处搬来搬去地流浪多久呢？这个叫做沃伊特的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认得她——当然这话不足为外人道。你为什么不搬家呢？你躺在床上相当久了——也该起来了。搬个地方，做点事情，把书念完。我有个朋友，他是个画家，他要到土耳其斯坦待两年。他把他的画室隔了间——倒像一层小的寓所。我相信如果有人替他看管，他是愿意连家具一同让出来的。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情，好不好？还有一件事，我很早已经想要做的了，这是一件道义上的责任……自从莉帕……这儿有一点钱，是她的毕业奖金。不要这样，请你……不行，我求你，不要这么固执……不行，真的，你一定要……”
虽然她在抗议、流泪和挣扎，他仍然在离去之前，勉强她收下一张一万卢布的支票。
拉拉康复以后，便搬到科洛格里沃夫帮她介绍的房子去，那儿邻近斯摩棱斯克广场。那寓所在一幢老式两层楼建筑的楼上。同住的是几个赶牲口的商人，楼下是个货仓。碎石砌成的院子经常撒满一地的燕麦和稻草。每当一群老鼠从石沟渠奔窜而过的时候，在院子里咕咕啄食的鸽子就会扑扑飞起，飞到拉拉的窗前。
拉拉对于帕沙的反应大感烦恼。当她病得很重时，他得不到去看她的允许。他会有什么想法呢？拉拉企图杀一个人，而这人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她认识的人；可是这个她谋杀未遂的人，却在事后保护她。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圣诞夜烛光下重要的会谈之后。假如不是由于这个人的缘故，拉拉已经被逮捕并且受审讯了。他替她挡掉那原本要临头的惩罚。多亏他，她现在可以继续她的学业了，而且安然无恙地。帕沙觉得困惑而痛苦。
拉拉病情稍稍好转以后，便差人把他找来，说：“我是个坏女人。你不知道我的底细，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我现在还不能说，你看得出来，每次我想说我就忍不住要哭。这就够啦，忘掉我吧！我配不上你。”
令人心碎的情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难以忍受。所有这些都是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街时发生的。那时，每当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在走廊上看见泪痕满面的帕沙，她总是奔回她的房间去，倒在沙发上笑到几乎死去。“噢！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这实在太过分啦。”她嚷着，“真是的，这个情种！哈，哈，哈！”
为了不让帕沙连带蒙羞，为了要把他对她的爱从根拔起，来结束他的痛苦，拉拉已经告诉他说她决心不和他结婚，因为她根本不爱他。但当她说这番离弃的话时，她哭得十分悲惨，以致帕沙压根儿不可能相信。帕沙本来也怀疑她做过什么错事，也不相信她说的话，并且也打算诅咒她和憎恨她了，但他依然发狂地爱她，而且对她的每一个念头、她喝水用的杯子、她睡觉的枕头都感到妒忌。假如他们两人不想发狂的话，他们必须赶快采取果决的行动，他们下定决心立刻结婚，不必等到毕业。他们原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婚礼，由于拉拉的意思而把它延期了。
他们终于在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已经知道考试及格的消息。所有的事情都由柳德米拉·卡皮托诺芙娜·切普尔柯主持，她是拉拉的同学杜西亚的母亲。柳德米拉是个胸脯高耸的漂亮女人，她有着很美的女低音嗓子，脑袋里充满迷信——有些是道听途说捡来的，有些是她自己发明的。
当拉拉被“送上婚礼的圣坛”（这是柳德米拉帮她穿衣服的时候用她那吉普赛式的低音说的）的时候，天气热得不得了。教堂的金色圆顶和市区花园里刚刚铺上细沙的道路都黄得耀眼。复活节前夕砍下来挂在教堂铁栏杆上的桦木枝都干枯了，叶子卷曲得好像被火烧炙过一般，一丝风也没有，阳光晒得人眼前昏花。似乎那一天有一千个婚礼举行一样，所有的女孩都像新娘子一样穿着白衣服而且盘起了头发，所有的少年男子都发光可鉴，并且穿着紧身的黑礼服。每个人都觉得兴奋，每个人都觉得身上发热。
当拉拉踏上那通向圣坛的地毯后，另一个朋友的母亲拉果金娜抓了一把银角子撒在她的脚下，以保证新婚夫妇将来生活富足。基于相同的好意，柳德米拉告诉她说，当婚冕罩到她头上时，千万不要用赤裸裸的手指来画十字，要用面纱的边或者花边褶带遮着她的手指才好。她同时还叫拉拉把蜡烛拿高些，使她以后在家里占上风。但是拉拉下决心为帕沙而牺牲她的前途，所以尽可能地把蜡烛拿低。不过没有用，因为帕沙的蜡烛无论如何总是比她拿得更低。
他们离开教堂，驱车直奔画室的新居去参加婚宴。客人们叫着：“太苦了！”然后所有的人从房间的尽头应道：“甜蜜一点！”同时新娘和新郎含羞带笑地接了个吻。柳德米拉为他们唱了一首《葡萄园》，把其中的叠句“上帝让你们相爱，为你们做主”唱了好几遍，然后还唱了一首以“解开丝带，散开秀发”开头的歌。
当所有的客人都离去，剩下他们两人单独相对时，帕沙在那突然的静寂中变得不自在起来。一盏路灯从街对面照进窗口，不论拉拉如何拉紧窗帘，还是有一条四点五寸左右宽窄的光线射入房来。这一点光线使帕沙无法安宁，他感到如同被别人看守住了一般。他发觉自己想着街灯比想及拉拉、想及他自己和他对拉拉的爱情还要多些。这使他大大吃惊。
在这个永恒之夜，安季波夫（他的同学叫他做“斯捷潘尼达”或“美丽的少女”）快乐到了极点，同时也绝望到了极点。他疑忌的推测和拉拉的认罪相互轮替。他不断地问她，她每答一句，他的灵魂就下沉一次，好像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潭中去。他受到创伤的想象力简直无法赶得上她所袒露的事实。
他们一直谈到天亮。在帕沙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一个晚上变化像这个夜晚这么剧烈，这么有决定性。他起床的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几乎因为自己的名字依然叫做帕沙·安季波夫而惊奇着。
九天后，他们的朋友们为他们开了一个欢送会，就在这同一个房间里举行。帕沙和拉拉都大功告成地毕业了，而且两人都同时接受了乌拉尔省同一城市的聘书。他们第二天就要启程赴任去了。
他们又是喝酒、又是唱歌地笑闹了一阵儿，但这一次在场的只有年轻人。
在那道把画室的起居部分间隔开的隔板后面，有一个柳条编就的大网篮和一个小一点的拉拉的网篮、一个衣箱、一箱陶瓷器和几个帆布口袋。行李不算少。一部分要在第二天当作货物托运。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已收拾好了，但箱子和网篮都还剩下一点空隙。拉拉不时想起她还要带点什么，便又将它摆进其中一个网篮里去，一面把东西再搬动过，一定要弄得井井有条。当拉拉去大学办公室领回毕业证书和其他证件时，帕沙正在招待客人。她上楼的时候，看房子的人跟她上来，他带着一扎粗麻布和一条粗绳来搬那些预备当货物托运的行李。他走后，拉拉和客人们逐个寒喧一番，和这个握握手，和那个吻吻脸颊，然后又回到隔板后面去换衣服。换好出来，大家鼓掌欢迎她，坐定后，喧闹的宴会开始了，情形和几天前的宴会差不多。活跃些的客人替旁边的人斟伏特加酒，拿着叉子的手伸向桌子中央，那儿摆着面包、酸菜和一盘盘菜肴。有人演说，有人举酒祝贺，大家不断地谈笑。其中有几个还喝醉了。
“我累死了，”拉拉说，她坐在丈夫旁边，“你把事情都办妥当了吗？”
“是的。”
“我也办好了，我觉得真奇妙。我真快乐，你呢？”
“我也一样。我很舒服，但还有许多话要谈呢。”
科马罗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许来参加这个年轻人的宴会。等到宴会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他这两个年轻朋友离开莫斯科后，他将寂寞而死——这城市将要变成撒哈拉沙漠一样，他说得那么凄凉，以致哭了起来，终于又要把这番话从头再说一遍。
他请求安季波夫夫妇准许他给他们写信，并且，如果他委实太想念他们的话，准许他前往尤里亚金去探望他们。
“那倒大可不必，”拉拉若无其事地大声说，“而且连你刚才这一番话都毫无重点——什么写信啊，撒哈拉啊，等等。至于来探望我们，你就绝了这个念头吧。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没有你我们也一样过日子，我们没有那么重要。你说是不是，帕沙？另外，你运气好，我确信你会再找到别的新朋友的。”
然后，似乎突然忘记她是在和谁说话，忘记了她在说些什么，她赶忙跑去厨房。在厨房里，她把绞肉机拆下来，塞进装放陶瓷器的箱子的一个角落里，四面还用稻草垫好。塞绞肉机的时候她被箱边刮破了皮，而且几乎被一根木刺戳伤了手。
隔板的那边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哄笑声，使她想起了她的客人。她突然想到，人们一旦喝醉了，总爱模仿醉鬼，喝得愈醉，他们模仿得就愈过分。
这时，她又注意到另外一种特别的声响，这是透过那打开的窗子、从院子里传来的。她拉开窗帘，俯身看下去。
一匹跛腿马，一蹦一拐地在院子里跳来跳去。拉拉不知道这是谁的马，以及它是如何闯进这院子里来的。虽然还要好一会儿才会出太阳，但院子里已经完全亮了。在睡眠中的城市仿佛死了一般。它沐浴在凌晨灰蓝的寒意中。拉拉闭上了眼睛，那匹跛腿马的独特的蹄声，把她带到一处遥远而奇妙的乡村去。
门铃响了。拉拉仔细地听。有人离开桌边，去开门。来人是娜佳！拉拉奔出去迎接她。娜佳一下火车就直接来了，她是那么的鲜嫩、迷人，好像连杜普梁卡山谷中百合花的芬芳也带来了。这两个朋友激动地站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们互相拥抱，只是哭泣着。
娜佳代表全家向拉拉恭喜及祝福，同时带来了她父母亲送的礼物。她从旅行袋中取出一个首饰盒子，打开，取出一条非常美丽的项链。
由于欣喜和惊讶，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一个原已喝醉而又清醒些了的客人说：
“是浅紫红色的玉滴石呢。是的，是的，浅紫红色，信不信由你。正是这种，和钻石同样值钱的东西。”
但娜佳说这是带着黄色的蓝宝石。
拉拉要娜佳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并且要她参加饮宴。那串项链放在拉拉的碟子旁边，她实在没有办法不时时看它。那些宝石在紫色的垫子上形成一个凹字形，看起来又像是露珠，又像是一串细粒的葡萄。
这时，为了陪娜佳，那些清醒过来的客人又开始喝起酒来，娜佳不久也有了酒意。
没有多久，大家都熟睡了。绝大多数的客人原本打算翌晨送拉拉和帕沙去车站的，早已决定在这儿过夜。娜佳还没有来到以前，有些已经鼾声如雷。拉拉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竟会和衣睡在伊拉·拉果金娜旁边的沙发上面。
忽然，附近一些响声把她吵醒了。是那些到院子里来找马的陌生人的声音吧。她睁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帕沙在屋子当中翻来翻去，搞什么鬼啊？”但当那个被她误认为帕沙的人转过头来时，她看见一个相貌可怕的麻子，脸上有一道从眉眼到下巴那么长的刀疤。她明白这是个贼，她想叫喊，但一声也叫不出来。她想起那串项链了，她小心地撑起身子，向她放项链的地方望去。
那条项链还在，堆在面包屑和没有吃完的糖果当中。那个贼看见桌上乱糟糟的，没有注意到它。他只不过在翻箱倒箧，把拉拉小心收拾妥当的衣箱弄到一团糟罢了。她当时只想到这些，因为她依然是半醒半醉的。她愤怒地想叫喊，但又发觉叫不出声音来。于是她把膝盖用力顶在伊拉的肚子上，当伊拉痛极而大叫的时候，她也开始尖声嚷起来了。那个贼丢下了所有的东西夺门而逃。有几个男客猛然跳起来，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情就去追他，等他们追出门外时，那个贼已经不见踪影了。
这一阵混乱把所有的人都弄醒了，拉拉的醉意突然完全消失后，她不再让他们睡了。她煮咖啡给大家喝，并且把他们送回家去，答应等到要去火车站时再让他们过来。
然后她忙碌地把床单塞进网篮，把行李箱关紧，并且用绳索捆起来，一面跟帕沙和看屋人的老婆说不用帮她忙，因为愈帮愈忙。
一切都及时办妥。安季波夫夫妇没有错过火车。好像被朋友们的帽子挥动了似的，火车轻轻地移动了。等到朋友们不再挥动帽子，同声大叫三声——大概是“万岁”——之后，火车才加速驰去。
天气已经坏了三天了。这是战后的第二个秋季。第一年的进展已经变成逆转了。布鲁西洛夫将军的第八军，本来在喀尔巴阡山区集结，准备攫取匈牙利，也已经在总退却的低潮中开始后撤了。俄罗斯人已经从加里西亚撤退，那儿是开战不久便被他们占领了的。
日瓦戈医生——一直到最近大家还是叫他尤拉，但近来叫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人渐渐多了——站在医院妇产科的走廊上，对着产房的门口，他刚刚把妻子冬妮亚——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送了进去。他已经和她说过再见，正等着助产士来，他要告诉她必要时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同时问她应该如何跟她联络。
他正忙着：他必须去两个病人家里出诊，然后尽快赶回医院来。但此刻他却在这里浪费他宝贵的时间，凝视着窗外被秋风吹斜的雨丝，像是暴风雨中的玉米田。
天还不很黑。他可以看见医院的后院，捷维奇庄园那些私人住宅围着玻璃的阳台，还有伸入一座医院建筑物的电车支线。
尽管风在怒吼，雨势并没有变化，仍然不紧不松地下着，好像风的愤怒，便是由它的冷漠激起的。一阵阵的强风摇撼着爬在一幢房子围墙上的藤蔓，好像要把它连根拔起，抛向半空，然后鄙夷地、像抛掉一团破布似的，把它扔到地上。
一辆挂着两部拖车的货车，驶过医院进门的平台。受伤的人被送进医院来了。
当时莫斯科的医院拥挤不堪，尤其是在卢兹克战役开始以后，伤员被安置在走廊和楼梯口上，拥挤的状况，甚至开始影响到妇女病房那边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疲乏地打着哈欠，从窗前走开，他没有什么事情好想。但他突然记起他所服务的圣十字医院里的一件意外。一个女病人前几天在外科病房去世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诊断是肝里有绦虫，但大家都以为他弄错了。今天要验尸，不过那里的解剖师是个酒鬼，天知道他会搞出什么样的结果。
突然之间夜已降临，外面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好像被一根魔术棒点过似的，所有的窗户忽然都亮起灯光。
妇科主任从冬妮亚产房前的窄廊走出来。他是个大块头，别人问他话的时候，他总是耸耸肩头，用眼睛望着天花板。他这沉默的姿势原意是表示：无论科学多么进步，在天地间还有更多科学根本不能梦想的东西。
经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时，他点头微笑着，把他胖胖的大手摆动了几下，亲切地表示，除了耐心等待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然后便走到走廊另一头的候诊室抽烟去了。
跟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助手，她的多嘴和她上司的沉默寡言恰成对比。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回家去了。”她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明天我会打电话到圣十字医院去找你。在这段时间之内不会有什么变化。顺利生产的可能性很大，应该不需要动手术的。当然，她的骨盘是窄了些，并且胎儿的位置是脑袋在后面，不见疼痛，收缩又轻微。这些是使人担心的。不过现在一切都言之过早。这要等胎动之后看阵痛的情形了。那时我们就知晓一切了。”
第二天，当他打电话去的时候，医院的门房接了电话，叫他等一下，容他去查问。他在电话上焦灼痛苦地等了十分钟，那门房带来一个语焉不详而且表达粗鲁的消息：“他们说，告诉那家伙，他太早送他老婆来了，他应该来接她回家。”
恼怒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要他把护士找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那护士说，“一两天以内我们可以知道得多些。”
第三天他们告诉他，冬妮亚前一天晚上开始有了阵痛，破晓时分羊水破了，以后每隔不久便有一阵剧痛。
他立刻赶到医院去。当他从走廊走近病房门口时，不晓得是谁的疏忽，只见房门半开，他听见冬妮亚正在令人心碎地叫喊，就像火车轮下断肢碎骨的受难者被火车拖着移动时发出的惨叫。
他们不让他去看她。他把手指的骨节咬到出血，一面走到窗前。斜射的雨就像前两天一样地倾注着。
一个护士从产房出来，同时他也听到了初生婴儿的哭声。“她没事了，她没事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欣慰地自言自语。
“是个公子。一个小男孩。母子均安，恭喜恭喜！”那护士像唱歌似的说道，“但你还不能进去。他们预备好了，我们就会让你看的。你必须好好送个礼物给她呢。她很受了点苦，这是头胎，头胎总是麻烦些的。”
“她没事了，她没事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乐了。他不明白那护士跟他说的是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她向他说恭喜，好像刚才所发生的事他也有份儿似的。他和这件事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该为这不劳而获的父亲地位骄傲，他觉得这个儿子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他甚至事先未曾察觉到。要紧的是冬妮亚——生命受到威胁的冬妮亚——现在幸好没事了。
他有一个病人在这医院附近。他去看了这病人，半小时后再回到医院。产房的门和窄廊的门都是半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不觉偷偷地溜进了窄廊。
那穿着白色外套的大块头产科医师，好像从地面升起来似的站在他面前，挡着他的去路。
“你要到哪里去？”他低声问他，尽力不让新妈妈听到声音，“你疯了吗？她失了那么多血，冒着败血症的危险，更不要说心理上的震动了！你还说自己是个医生呢！”
“我不是要……就让我看一眼嘛。就让我从门缝里看一看。”
“嗯，好吧，那又不同了。你一定要看，就看吧。可别让我抓到你……如果你让她看见你，我就扭断你的脖子。”
产房里两个穿白制服的妇人背向门站着，一个护士，一个助产生。护士手上托着一个软软的、呱呱哭的小东西，身子一伸一缩，就像一块红黑色的橡皮。那助产士正把一条带子缚到他的肚脐上，以便割掉脐带。冬妮亚躺在房间中央一张可以升降的手术床上。她躺得相当高，在紧张中把一切印象都夸大了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她所躺的升降床有那种给人站着写字的桌子那么高。
这时，躺得比一般人都高、接近天花板的冬妮亚，正筋疲力尽地仰卧在逐渐消退的痛苦云雾中。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中，她似乎是一艘进了港、卸了货的船，停泊在海湾中。她是一艘来自不知名的国度的船，她驶过死亡的海洋，来到生命的大陆，载来的货物是入境的新生命。一个这样的新生命刚刚登岸了，现在船已下锚，船舱已经卸空了货，她在休息。这整艘船，她那负过重担的桅杆和龙骨都在休息，在她的记忆中，彼岸的形象，海洋上的旅程和其他的泊岸，都已经洗涤干净了。
而且，由于谁也没有到过她所来的地方，所以没有人懂得那儿的语言。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他的医院，大家纷纷向他道喜。消息传得这么快，真使他吃惊。
他走进那被称为垃圾堆的职员室。由于医院收容病人过多而造成的拥挤，这小房间现在当成衣帽间使用。从外面进来的人连雪靴也不脱，他们把行李忘在那里，并且把字纸和烟屁股丢满一地。
那年老虚弱的解剖师站在窗前，手中拿着一瓶不透明的液体，正戴着眼镜对着光仔细端详。
“恭喜。”他说，头也不回地说。
“谢谢你，你真有心。”
“不必谢我。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尸检是波楚什金做的。不过大家都很佩服你——果然是肝里有绦虫。你是一个真正的诊断专家，他们都这么说。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内科主任进来了，他向他们两人打了招呼，说：“这个地方搞的是什么鬼？真是脏得不像话！哎，日瓦戈，原来真的是肝里有绦虫，我们都弄错了。恭喜你。还有一件事，不太妙的事。他们又在翻那免除兵役的名单了。这一次我再也阻止不了他们了。医护人员缺得要命。我看你也快要闻到火药味了。”
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的生活比他们所希望的要好得多。那里的人对吉沙尔一家有很好的印象。这对于拉拉在新环境中建立一个家庭大有帮助，省下了许多麻烦。
拉拉很忙，而且要考虑不少事情。她要管家，同时还要管教他们三岁大的女儿卡坚卡。他们家雇用了一个红发的女佣人玛尔富特卡，她很勤快，但干不了所有的工作。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的工作兴趣和她丈夫相同。她自己在女子中学教书。她的工作没有压力，轻松愉快。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她喜爱尤里亚金。这是她出生的地方。这儿濒临雷尼瓦河，除了上游之外，船舶可以通航，一条乌拉尔省的铁路也经过这个城市。
接近冬天时，尤里亚金的船主们把船只从河里搬上岸，用车子运进城，把它们收进后院里，露天搁着，等待第二年的春天。尤里亚金后院里的船，以及它们翻过来的浅色船底，意味着冬天来临的讯号，正如其他地方的鹳鸟南飞或者初雪一样。安季波夫一家租的房子，后院里就有这样的一只船。卡坚卡在白色的船壳下玩耍，把它当成一座凉亭。
拉里莎·费奥罗芙娜喜欢尤里亚金的乡间风格、那里的拖着长长的重音节的北方腔调，以及那里穿着毡靴和灰绒背心外套的知识分子的天真淳朴。她和那里的土地及居民都很亲近。
奇怪的是，她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个莫斯科铁路工人的儿子——反而竟是个无可救药的大都市人。他对尤里亚金人的批判远比她来得苛刻。他们的粗俗和无知使他气恼。
他具有迅速阅读和累积见闻的过人长处。他曾经阅读过许多书籍，这部分他必须感谢拉拉。在他陋居边省的这几年当中，他又读了许多书，以致在他眼中拉拉也不够见闻广博了。他在他学校的同事当中高人一等，因此他经常抱怨在这群人当中，简直快要闷死了。在这战时，他们那种一般的、平凡的，甚至有点陈腐的爱国主义，比起他自己对俄国复杂的感情来，是相当地不对劲。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古典文学，他教的却是拉丁文和古代史。但自从早年在职业中学就读以来，他一直对实用科学、物理和数学保持着一种半遗忘的爱好，而最近这种爱好突然恢复了。依靠自己在家里自修，他已经在这些课程上达到了大学程度，特别梦想着在数学的某一科中取得学位，并且梦想着搬到彼得堡去。深夜苦读影响他的健康，他开始尝到失眠的痛苦。
他和他的妻子关系不错，但缺乏自然的感觉。她的体贴以及为他操心的紧张样子使他感到压迫，但他不敢批评她，怕她把他热心的话当作一种责备——也许多少暗示她的为人比他坏些，或者非议她曾一度属于另一个人。他多疑的焦虑——唯恐她怀疑自己会荒谬地对她不公平——使得他们的生活中有着不自然的造作。两人都尽力做得比对方更大方，结果事情愈弄愈复杂。
一天晚上他们家来了客人——拉拉任教那所学校的女校长和几个她丈夫学校里的同事，还有一个是帕维尔最近才进去工作的仲裁法庭的仲裁员，此外还有几个别的朋友。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心目中，这些人全是笨蛋。他对拉拉对待他们的亲切温和的态度感到惊讶，他根本不相信她能真心真意地喜欢其中的任何一人。
客人们告辞以后，拉拉打开窗子让空气流通，收拾房子，并去厨房和玛尔富特卡一起洗碗碟。然后她查看卡坚卡是否盖好了被子，帕沙是否已经睡了，同时很快地换了睡衣，关了灯，躺到他身边，如同一个小孩睡在自己的母亲身边那么自然。
但是安季波夫只是假装已经入睡。实际上近来他经常失眠，他根本睡不着。他知道自己会躺三四个小时依然不能入睡。他悄悄地下了床，在睡衣上罩上大衣和帽子，走出门外。一方面希望散步到有些睡意可以入睡，另一方面是避开屋子里还没有散尽的烟味。
这是一个晴朗而有霜的秋夜。薄薄的冰片在他的脚下不住地碎裂。群星闪耀的天空，在那罩了一层薄冰泥泞的黑色大地上，投下一抹苍白的、像酒精火焰似的蓝光。
安季波夫一家住在离河很远的城边上。房子是街道的最末尾一栋，再出去就是田野，缓缓爬上高坡的铁路在房子侧面横切而过，路轨旁边有一间看守人的小木屋。
安季波夫坐在翻转的船底上面，仰望着天上的星斗。他在过去几年中逐渐熟悉的念头，以一种可怕的力量向他袭来。对他而言，似乎问题迟早要获得一个彻底的答案，仿佛现在就是解答的时刻了。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想。他早已预料到了，甚至在他们婚前他已想到了。但他想得晚了些。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已经被她迷住了。她可以随意要他做任何事情。为什么他当时不能及时放弃她呢？在他们婚前的那个冬天，当她自己坚持要和他分手时，他为什么不呢？难道那时他还不明白，她所爱的并不是他，她所爱的只是她和他之间那种关系的高贵责任，他只不过是她的英雄主义的具体化而已。不管它有多大的价值，多么富含激发意味，她那责任对于实际的家庭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最糟的却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地热爱着她。她美得令人迷惑。——他是否能够确定自己的情感真的是爱情？会不会只是他对她的美貌和慷慨所发出的迷惑的感激？谁能弄清楚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呢？谁都要弄迷糊的。
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一定要从这种虚伪的生活中解救他的妻女。这甚至比解救他自己更重要。不错，但怎么做呢？离婚吗？跳水自杀吗？多么可厌的胡思乱想啊，他对那个意念有了反感。“似乎我真做过这种事一样！为什么我要在自己心中预演这个悲凉的故事呢？”
他仰望星空，仿佛要求它指引似的。大大小小的星星在闪耀着，有些快有些慢，有些发着蓝光，有些七彩如虹。但突然之间所有的星都给抹掉了，房子、庭院和坐在船壳上的安季波夫都被一道突然射来的刺眼强光罩住了，地下印出浮雕似的轮廓来。如同有人挥动火炬从田野奔向门栅。一列运兵的火车，喷着带火焰的黄色烟雾，驶过铁路的斜坡向西驰去，就像这一年当中不分昼夜地驶过的无数运兵车一样。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微一笑，站了起来，回去睡觉。他的难题已经找到答案了。
当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得悉帕沙的决定时，她怔住了。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荒谬，”她想，“这只是一时异想天开罢了。我不理它，他就会把这事忘掉的。”
但事实表明，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他一直在准备着。他已经向兵役处呈验了证件，学校也请到了代替他的教员，而且他已经收到信，通知他说鄂木斯克的军校已经批准他入学了。
拉拉像个农妇似的哭闹着，抓着帕沙的手，匍匐在他的脚下。“帕沙，帕申卡，”她哭喊着，“不要离开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还来得及呢，我来处理这件事。你还没有经过正式的体格检查，而且你的心脏……改变主意你会怕羞吗？但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便牺牲掉你的家庭，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吗？你，竟去做志愿兵了！你一辈子在取笑罗佳，现在你居然嫉妒他。你也要穿起军官制服晃来晃去了，你也要挥动你的军刀了。帕沙，你究竟怎么了？我简直认不得你了。是什么东西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看在上帝的份上，诚实地告诉我，不要说冠冕堂皇的话，俄罗斯真的需要你入伍吗？”
突然她领悟到，根本问题不在那上面。虽然她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但她已经抓住重点了。帕沙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向她的母性的爱反叛，她这母性的爱一直是她对他感情的一部分，他不了解这样的爱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感情的更深表现。
她咬着嘴唇，好像挨了打似的退开，只有把眼泪往肚子里吞，默默地替他收拾行装。
他走后，她觉得整个城镇是寂寥的，甚至飞过天际的乌鸦也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责备地叫着她，好像要把她的魂魄叫回来似的。“妈妈，妈妈。”卡坚卡牙牙地叫着，牵着她的衣袖。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她最美好的最光彩的希望崩溃了。
她丈夫从西伯利亚的来信把他的心情全部告诉了她。他看清自己的错误了。他非常想念妻子和女儿。学期还没有结束，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受命为陆军准尉了，然后，同样出人意料地，他奉调开拔到前线去了。他的旅程离尤里亚金很远，而且在莫斯科只有短暂的停留，没办法在那里和任何人会晤。
他从前线的来信似乎没有在鄂木斯克军校时那么忧郁。他要建立一些功绩，从战绩或负伤之类的功勋中取得奖励，便可以休假返乡探望家人。不久似乎机会在望了。布鲁西洛夫的军队已经突围进击。安季波夫的家信中断了。刚开始的时候拉拉并不忧虑。她把他沉默的原因归咎于军事行动，他的队伍正在行军之中怎么写信呢？但是到秋天进军缓慢下来了，军队开始掘壕据守，却仍然没有他的只字片纸。她开始忧虑了，起初她只在尤里亚金当地查询，然后她写信去莫斯科和他原来的前线地址。没有回音，似乎谁也不知道他的消息。
像当地其他的女士一样，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也在城中医院附属的伤兵病房里帮忙。她受过严格的训练，已经成为合格的护士，她向学校请了六个月的假，同时把房子交给玛尔富特卡照料，便带着卡坚卡前往莫斯科。她把女儿交给莉帕，莉帕的丈夫弗里津丹柯是个德籍人，被羁留在乌法的敌俘集中营里。
知道靠邮件得不到消息，她决定亲自去找帕沙。有了这个打算之后，她在一列救伤火车上找到一份护士的工作，这列火车是开去匈牙利边境的梅索-拉勃尔的，那地方是帕沙留给她的最后的地址。
由塔季杨娜救伤会所募集来的救护品装备的一列红十字救伤车，抵达师部指挥所了。那是一列大部分由破旧的短货车厢接成的列车，唯一的头等车厢载着从莫斯科带着礼物来劳军的要人。这些人之中有一个是戈尔东。他获悉他的童年好友日瓦戈在师部医院服役，听说医院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取得了前往接近前线地区的许可，搭乘一辆马车到那村子去。
车夫是个白俄罗斯或者立陶宛人，俄语说得很糟。当时对间谍特别敏感的保密气氛，使他们之间的交谈只限于官样文章的几句闲聊。这家伙故作忠君爱国的神情，使戈尔东失去和他谈话的胃口。一路上他很沉默。
在师部里，人们已习惯以一百俄里为计算单位，来调动军队或测量距离，他们告诉他说那村子并没多远——顶多不超过二十五俄里，但实际上简直有八十俄里。
一路上，他们左方的地平线时时传来一阵阵不友善的、闷雷似的低沉咆哮。戈尔东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但他确切地认为敌方那些沉郁而几乎听不清的炮声，最好比作火山爆发时的地震和隆隆声。入暮之后，一阵浅红色的光亮照耀着左面的天际，而且继续闪耀到天明。
他们经过破坏了的村落。有些已经被遗弃了，有些村子的居民躲在深深的地窖里。房屋的旧址上，只是一堆堆残垣败瓦。这些废墟，就像荒漠一样，看一眼已经一览无余了。有些老妇在自己房子的废墟里挖掘余烬，不时掘出一些东西来，摆在一旁。她们显然觉得房子的四壁仍然围拢着自己，街道上的陌生人是看不见她们的。她们抬头凝视着戈尔东，目送他驶过，似乎在问他，这个世界哪一天才能恢复理性，她们生活中的平安和秩序哪一天才能恢复呢？
黑夜降临以后，马车遇到一队巡逻兵，他们命令马车离开正路。车夫并不认得新的去路。他们兜了几个钟头的圈子，终于又回到原来的老地方。破晓时分他们找到了一个村子，村子的名字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但那儿并没有一间医院。原来那里有两个同名的村落。最后，他们终于在早晨找到了那家医院。当他们的马车驶进村中的道路时，闻到了那股除虫菊粉和碘酒的气味，戈尔东决定不在那村子里过夜，而只陪日瓦戈度过这一个白天，然后回到他离开了朋友们的火车站去。但环境的改变使他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以上。
就在那几天中，前线开始移动了。在戈尔东找到的那座村子的南面，俄国军队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增援军随后开到，把缺口扩大，但他们落后太多，结果先头部队受到包围，全军被擒。俘虏之中有一名安季波夫准尉。当他所在的那个连投降时，他不得不跟着做了俘虏。
关于他的命运还有许多别的谣言和传说。一般人相信一颗炮弹要了他的命，他的尸体被那炮弹给掩埋了。这是他的朋友加利乌林中尉的报告，当安季波夫率领士兵进攻时，加利乌林曾在一个观察站里以军用望远镜看着他。
加利乌林所看到的是一个攻击单位的一般画面。士兵们迅速地前进，跑步通过无人地带，那儿是一片秋天的田野，田野上还有在风中摇曳的干高粱和静止的尖穗金雀花。这个攻击单位的目标是要把奥匈帝国士兵逐出战壕，用刺刀和他们肉搏，或用手榴弹消灭他们。在那些冲锋的士兵眼中，那片田野是没有尽头的。脚下的那片土地好像沼泽般泥滑。他们的准尉在前面率先跑着，然后跑到一旁，高举手枪在头上挥动着，尽力张大嘴巴，嘴角几乎咧到耳根，哇啦哇啦地高呼着，但他自己听不见，他的士兵们也听不见。他们偶尔扑倒在地上，然后一同爬起，再一面喊叫着一面向前跑。每当大家一同扑倒时，总有一两个人中弹，但中弹的人扑法不同，他们像森林中砍下来的树干那样地倒下，并且不再爬起来了。
“他们在做长程射击！炮队预备，”加利乌林对站在他身边的炮队军官焦急地说，“不，等一等。不要紧了。”
攻击的人快要和敌人短兵相接了。炮火停了下来。在突然的死寂中，观察员们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仿佛他们正处于安季波夫的位置，他们把自己的弟兄率领到敌人的战壕前，在几分钟内就要表演智勇兼备的奇迹了。就在这个时候，两颗德国的十六寸炮弹在攻击者面前爆炸了。黑色的烟尘把后来的情景掩盖了。“上帝保佑！完了。他们完蛋了。”加利乌林低声说，嘴唇发白，他相信准尉和他的弟兄们都阵亡了。接着另一颗炮弹落在观察站的附近。观察员们弯腰低头疾走，赶忙退到比较安全的距离去。
加利乌林本来和安季波夫同在一个战壕里。在安季波夫的弟兄们认为他已战死后，便让和他最熟悉的加利乌林保管他的遗物，准备日后交还给他的遗孀。在这些遗物中，有着不少这个寡妇的照片。
季韦尔辛一家所住的房子的看屋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机械工加利乌林，是最近才升的中尉。他就是从前常常挨工头胡多列耶夫打骂的学徒尤苏普卡。他这次升官，还要归功于他的老冤家呢。
他就任准尉军官后，第一件工作根本违背他的意志，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派给他。他被派到紧靠前线一个市镇的卫戍司令部做一件轻松的工作。他的职务是指挥一队半残废的老兵，他们原来是由和他们一样老朽的教官来训练的，每天早晨教他们操演那些他们早已忘光了的操练。加利乌林在司令部门前指挥卫兵换班。除此而外他没有其他的工作。他什么事也不必操心，直到有一天，他在莫斯科派到他手下接防的一批年老后备兵中，赫然发现有老友彼得·胡多列耶夫。
“好，好，有个老朋友呢。”加利乌林说着，不怀好意地咧嘴而笑。
“是的，长官。”胡多列耶夫说，一面立正敬礼。
这当然不可能就是他们恩怨的了结。准尉一发现这士兵操练时出了错误，便把他叫出来臭骂一顿。然后他又发现这士兵不是正眼望他，而是用眼角斜视，他便打了他几个嘴巴，并且禁闭两天，只准喝水和吃白面包。
加利乌林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实施报复。但他们地位的悬殊，以及军法支持下的军纪，使加利乌林觉得长此以往是有失风度而且卑鄙的。但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是没办法处在一个地方的。但除了不守军纪、不听命令之外，一个军官有什么办法从自己部下把一个小兵调走呢？此外，加利乌林可以用什么来做自己请调的理由呢？他就说卫戍工作枯燥无味而且不是报国之途，请调到前线去。这使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记录，第一次交锋他便表现出具有一个优秀军官的品质，因此很快便升为中尉了。
加利乌林是在一九〇五年认识安季波夫的。那时帕沙·安季波夫在季韦尔辛家里已住了六个月，每到星期天尤苏普卡就来找他玩。在那里他也遇见过拉拉一两回，但从此他就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了。当安季波夫从尤里亚金来入伍时，加利乌林很为这位朋友的改变而惊异。那害羞的、顽皮的、有点女孩子气的小孩已经变成一个傲慢、无所不知的厌世者了。他是充满智慧、极为勇敢、沉默寡言而又尖酸刻薄的。有时，加利乌林确信，他那沉郁的两眼，好像一扇窗户，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把他牢牢抓紧的念头：对他的女儿和妻子的渴切挂念。安季波夫像神话中那种着了迷的人。而现在，安季波夫一去不回了，留在加利乌林手上的是他的证件、他的照片，以及他为什么会改变的谜。
无可避免地，拉拉寻夫的问讯信终于到达加利乌林的手中。他本来想写封信给她，但他很忙，没有时间好好写，而他又希望能够好好地告诉她这件沉痛的事。一直到他听说她已经来前线当护士为止，他始终无法动笔写那封长信给她。而这个时候，他又不知道该把信寄往哪个地址给她了。
“今天该会有马了吧？”每天日瓦戈医生回家吃中饭时，戈尔东就问他。他们现在一起住在一间加里西亚人的农舍里。
“毫无机会。就算有马了，你去得了哪里呢？你什么地方也去不得。可怕的混乱。谁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南面我们突破了，或者迂回突破了好几处德军的阵地，听说我们有些推进得太快的先头部队被包围了。北面呢，德军渡过了斯文塔河，据说是在一个本来无法突破的据点强渡的。渡河的是他们的骑兵，大约有一个团那么多。他们在破坏铁路，摧毁给养站，我认为他们打算包围我们。情况是这样，而你老是谈马。来吧，卡尔宾科，”他说，一面转向他的勤务兵，“快点摆桌子。我们中午吃什么？牛蹄！真棒！”
医疗队和野战医院等附属单位分散在村子里，真是奇迹，这村子居然丝毫没有受到破坏。村舍宽大的西式格子窗闪闪发光，连一片玻璃也没有破碎。
那个炎热的、金黄色的秋末变成印度的夏天了。白天，医生和军官们把窗子打开，沿着窗棂和很低的白色天花板拍打成群的黑苍蝇。他们把衬衫和白色罩袍的扣子打开，淌着汗，啜着发烫的汤或茶。晚上，他们蹲在敞开的火炉前，吹着那不断熄灭的湿柴，眼睛被烟熏得发痛，一面咒骂着勤务兵不会生火。
那是一个岑寂的夜，戈尔东和日瓦戈躺在两张相对的床铺上。他们之间隔着餐桌和整堵墙那么长的矮窗。房间里太热，而且弥漫着烟草的云雾。他们把窗子的最末两格打开，好透透秋夜的新鲜空气，以致玻璃板上雾水直流。他们像往常几天几夜一样地谈着话，战线那边的地平线也像往常一样闪耀着淡红色的火光。当那均匀而连续不断的枪声，偶尔被一声低沉的、震撼大地的、像一口沉重的钢箱拖过地板的巨响打断，把墙灰震得纷纷落下时，日瓦戈就把话题岔开，好像是对那巨响肃然起敬地顿了顿，然后说：“那是一门贝尔莎，德国造十六寸口径的巨型炮。这小家伙重达六十普特。”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对话上，他却又忘了他们原来谈的是什么了。
“笼罩着整个村子的是什么味道呢？”戈尔东问道，“我一来就注意到了。是一种使人作呕的、甜腻腻的、令人发饱的味道，倒有点像老鼠的味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是大麻——他们在这里大肆种植。这种植物本身就有那种恼人的、经久不散的腐尸气味。同时在战线上，阵亡者常常在大麻田里很久也没有人发现，尸体开始腐烂。当然尸臭是到处都有的。这很自然。听见没有？贝尔达又开炮了。”
在过去几天之中，他们无所不谈。戈尔东知道了他这朋友对战争和战争对人们观念的影响的看法。日瓦戈告诉他说，要他接受毫不容情地互相消灭的逻辑是极其困难的事，他不习惯看到伤者，尤其看不得那些新式杀伤武器所造成的恐怖景象，那些被新式战争技术变成一团不成人形的幸免于死的肉块似的畸形人。
跟着他，一天又一天，戈尔东自己也看到了不少恐怖的景象。不必说，他是知道的——自己在局外旁观，表现勇气，看别人以非人的力量来克服死亡的恐惧，看别人牺牲和冒险，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他认为，光是为这些人哭泣一番，也谈不上道德。他相信当命运安置他时，最好行为诚朴、随遇而安。
当他们访问前线上一个红十字会流动救伤单位的急救站时，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目睹一个伤者的创伤是能够令人昏厥的。
他们开车经过一个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的树林，到一处空旷的地方。扭曲了的炮车倒竖在被践踏得残破不堪的矮树丛中。一株树上拴着一匹战马。树林的远处是守林人房子的骨架，半个屋顶已经被炮轰掉了。急救站就在这房子和对面的两座灰色帐篷里。
“我实在不应该把你带来，”日瓦戈说，“战壕就在一俄里半到两俄里外，我们的炮位就在树林后面。什么你都可以听得见。所以，你不必充英雄，就算你充英雄我也不会相信你。你一定会吓破胆，这很自然。状况随时都会改变，炮弹就要掉下来了。”
疲乏的年轻士兵穿着笨重的大靴，身上是胸口及肩背上都被汗浆染黑了的肮脏衬衫，或仰或仆地躺在路旁。他们是一个伤亡惨重的部队的幸存者，这部队在前线血战了四天，现在正调回后方暂时休息。他们像石头一般地躺在那里，连微笑或诅咒的力气都没有了，当几辆车子很快地在路上辚辚驶过时，没有一个人抬头。这些马车本来是运军火的，没有弹簧，这时在上面装着伤兵。这些车辆在奔驰马匹牵引之下赶往急救站，摇晃着伤者，敲击着他们的骨节，扭扯着他们的脏腑。急救站匆忙地包扎了他们，最紧急的就立即开刀。这些伤者是半小时前炮战稍停之际从战壕中抬下来的，数目多得惊人。大半都已经不省人事了。
当这些马车在房子前面停下时，勤务兵就抬着担架，走下石阶来搬伤兵下车。一名护士把一顶帐篷的布幕掀开，站着向外张望，她下班了。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人在高声争论，他们的声音高高地在小树之间回旋，没有人听得清楚他们在争些什么。接着，他们走出树林，沿马路走向那房子。其中一个人是个激动的年轻中尉，他正向那流动医疗队的医生高声嚷叫。原来这空地上是有一个炮兵站的，他要查问它搬到哪里去了。医生不知道，那不关他的事。他叫那中尉别打扰他，同时不要吵闹——这里伤者很多，他很忙。但那年轻的中尉继续咒骂红十字会、炮兵队以及所有的人。日瓦戈医生走到那医生跟前，他们彼此打了声招呼，便一同进了房子。那略带鞑靼口音的中尉依然高声咒骂，一面解了马缰，跃上马鞍，沿着车路奔入树林中。那护士仍然在一旁张望着。
突然，她的脸因恐怖而扭曲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疯啦！”她向两个轻伤的士兵喝道，他们自行在担架当中走动，不靠别人搀扶。她奔向他们。
在一具担架上，躺着一个被弹片割伤得特别可怕的人。一大片炮弹的破片插进他的脸，把他的舌头和嘴唇砸成一团红浆，却没有把他杀死，只把他的脸颊撕开，陷入了他的牙床。他不时发出微弱的、非人声的短促呻吟。谁也不会误解这种声音，那是一种哀求，求人们快点结果了他，使他这难以想象的苦楚早些了结。
护士认为，那两个在担架旁边走动的轻伤的人实在受不了这种哭喊，他们正想空手把重伤者脸上那可怕的铁片拔掉。
“你们怎么啦？你们不能这样做。外科医生自然会做这事，这是要用特别器具的……如果一定要拔掉的话。”（啊，上帝，上帝啊，带走他吧，不要让我怀疑你的存在。）
不到片刻，当他被抬上石阶时，这人尖叫起来，然后重重地抖动了一下，便一命呜呼了。
这刚刚死掉的是士兵老吉马泽特金，在树林中激动地吵嚷的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中尉，那护士是拉拉。目击当时情景的是戈尔东和日瓦戈。所有这些人都聚拢了，聚在同一地点。但他们之中有些根本互不相识，而相识的又一时认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些事情将永远无法确定，而其他的事也只有等待将来才会知道，那就有待日后的一次聚会了。
在这片地区中，村落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这些村落构成一个无法解释的安全岛，四面环绕的是一个废墟的海洋。一天，日落时分，戈尔东和日瓦戈乘马车回家。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看见一群哄笑的人正围着一个年轻的哥萨克人，这哥萨克人把一个铜板丢到空中，强迫一个长须斑白、穿着长袍的老犹太人接住它。老头子每一次都漏接。那铜板从他可怜的伸开的手指中溜过，掉进泥里。当那老人弯下腰去捡它时，那哥萨克就打他的屁股，于是旁观的人便捧腹大笑，这就是他们这场娱乐的要点。当时这玩笑尚无大害，但谁也不敢说闹下去不会出严重的乱子。老头子的老妻不时从对面街的房子里跑出来，喊叫着向他伸出两只手，然后又害怕地奔回房子里去。两个小女孩从窗口看着她们的祖父，同时哭泣着。
马车夫觉得这玩意有趣极了，把车子慢下来，让乘客能够享受这个场面。但日瓦戈叫住那个哥萨克，申斥他，喝令他不要再捉弄那老头子。
“是，长官，”他立刻答道，“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闹着玩罢了。”
戈尔东和日瓦戈在沉默中继续前进。
“真是可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这时他们的村子已经在望了。“你简直不能想象，这些可怜的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多少苦难。战争在他们的区域中进行。好像惩罚性的征税一般，他们的财产被破坏了，这还不够，他们还要蒙受屠杀、羞辱和不够爱国的指责。不过他们为什么要爱国呢？在敌人的统治下，他们可以享受平等权利，而我们只晓得迫害他们。对他们这种憎恨的根基是非理性的。刺激出这种憎恨来的东西，本来是应该引起同情心的——他们的贫穷、吝啬、软弱，以及不敢反抗的无能。我真是搞不明白。这像是一个逃避不了的命运。”
戈尔东没有搭腔。
他们又躺在那两张摆在那长长的矮窗两边的床上了，时间是晚上，他们在聊天。
日瓦戈正在跟戈尔东讲他在前线见到沙皇的情景，他说得娓娓动听。
那是他在前线的第一个春天。他那个团的总部设在喀尔巴阡山区的一个深谷里，这一团人扼守着从这山谷前往匈牙利平原的出口。
在山谷的腹地有一个火车站。日瓦戈描述了那儿的景色，山上长满了参天的枞树和松树，云朵笼罩着山巅，由灰版岩和石墨岩构成的陡峭悬崖在树林中露出来，像厚毛皮制品上磨破的补丁。那是个潮湿而阴暗的四月早晨，天色灰得像那些灰版岩，在四面环山的围绕下，天气沉闷而湿热。雾气笼罩着山谷，谷中就是个大蒸笼，所有的东西都在缓慢地上升——车站上火车头冒出的烟、田野、灰色的山、黑黝黝的树林和乌云冒出的灰色水蒸气——都在缓慢地上升着。
当时沙皇正在巡视加里西亚地区。他要访问日瓦戈那一团是临时才知道的，他是这个团的荣誉团长。他可能在任何时刻抵达。车站月台上已经站了一列仪仗队。他们局促而烦闷地等了两个钟头，然后两列载着沙皇随从的车子很快地开过了。过了一会儿，沙皇的车开进站来。
在尼古拉大公陪同下，沙皇检阅了仪仗队。他安详地致词，每一言每一语都引起山鸣谷应、此起彼落的雷动欢呼。
面带笑容而微露病色的沙皇，比在卢布和奖章上的相貌显得老些，而且疲倦得多。他的面容是倦怠并且有些无精打采的。他不断抱歉地望着大公，不知道自己该期望他什么，而那大公恭敬地弯着腰，当他尴尬时就帮帮他，多数是靠动动眉毛或耸耸肩，并不大动嘴。
在那个闷热灰暗的山中早上，日瓦戈很为沙皇难过。如此缺乏自信的谦虚和害羞竟会是一个压迫者的主要性格，如此一个软弱的人竟能把人囚禁、绞死或赦免！
“他应该发表一篇演讲——‘我，我的宝剑，我的民族’——像德皇那样。一定要说些关于‘民族’的话——那是最重要的。但你知道他是那么地自然，完全是俄罗斯的作风，悲剧性地超越了这陈腐的一套。毕竟，那一类的舞台作风在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举动简直是演戏啊，你说是不是？我相信，‘民族’在那些凯撒——高卢人、斯维亚人或伊利里亚人等等的统治之下是有过的。但以后就变成虚构的东西了，只有当国王或政客们演讲之时才发生一点作用：‘民族，我的民族’。
“现在前线挤满了通讯员和新闻记者。他们记录他们的‘观察’和人们的谈话，他们访问伤兵，并且建构种种关于人类灵魂的新理论。他们当自己是达里的翻版，可惜都是假货——语言上的疯子，贩卖医卜星相，用嘴巴来遗屎撒尿。这是一个类型——还有一种呢：好像剪贴的演讲稿，或者‘素描与速写’，充满怀疑主义和悲观论调。前些日子我看到一篇这样的报道：‘这是灰色的一天，就像昨天一样。从早晨起一直下着雨，泥泞满地。我望向窗外，望见大路。没有尽头的战俘行列。很多是受了伤的。一门炮在射击。它今天像昨天一样地发射着，明天也会像今天，每天每时每刻都是这样。’写得多么巧妙而机智啊！但他跟那门炮有什么地方过不去？难道他希望那门炮天天变换花样吗？为什么他不好好地看看自己？他日日夜夜喋喋不休地吐着同样的句子，用着同样的标点，列举着同样的事实，像跳蚤那样敏捷地维持着他那新闻记者的慈善伪装。为什么他不好好地想一想，要停止重复的是他自己——而不是那门炮——在记事簿上累积谬论是永远不能说出有意义的话来的。如果人不把自己的一些道理、一些人类的天才和一点神话加进去的话，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
“你正好敲中钉子头了，”戈尔东打断他的话，“现在让我把我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件意外事件的想法告诉你吧。那哥萨克作弄那可怜的老者——这类意外成千上万——而且当然是丑恶的——但需要说理吗？那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抽那个哥萨克的嘴巴。但拿整个犹太人的问题来看——这儿就有所谓哲学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我并不打算对你说些新颖的事物——我们两个人的思想都是师承你舅舅的。
“你刚才提到过民族是吗？……谁对一个民族更有贡献？——是那些拿民族来大声嚷叫的人吗？还是那些在不知不觉中用行为里的美与伟大来把民族提升到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使民族得到令名而不朽的人呢？嗯，答案是很明显的。在基督的时代里，民族已经变成什么了呢？它们已经不是普通的民族，而是奉了教、改了宗、灵魂变化了的民族，而最重要的是那个变化，并不是它们对于古代原则的忠诚。《福音书》怎么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它并没有断言：‘是这样的，是那样的。’它只提出一个天真而腼腆的建议：‘你要在一个全新的方式中生活吗？你要精神上的快乐吗？’然后每一个人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影响了他们上千年……
“《福音书》说，在上帝的国度里没有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分别，这是不是只指在上帝面前一切都平等呢？不——《福音书》不是为这需要而写的——希腊的哲学家、罗马的卫道者和希伯来的先知们早已知道这一点了。但《福音书》说，在由心中产生同时称为‘天国’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形态里，是没有民族的，而只有个人。
“你说事实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把意义加进去。好，基督教，个人的奥秘，正是那些加进去使事实发生意义的东西。
“我们也曾谈过那些庸碌的宣传家，对于生命和世界整体没有半点概念，那是些二流的角色，他们恨不得天天讨论某一民族，最好是个弱小民族——这给了他们一个表演自己能干和机智的机会，同时让他们表现他们对遭受迫害的人的怜悯。犹太人就是这种心理下的牺牲者，还有比他们更典型的吗？他们的民族意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迫使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民族，而且除了民族别无他物——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被这件致命的工作紧紧地束缚着，而在这同一的时期中整个世界都被一种新的力量从这个悲剧中挽救出来，这挽救的新力量却是从犹太人当中产生出来的！你说这是不是怪事？你怎么解释这件事呢？想想看！这个光荣的纪念日，这个从庸俗的诅咒中得到解放、从无聊存有的死寂中一飞冲天的壮举，最初是在犹太人的国土上成就的，是用犹太人的语言宣布的，是属于犹太这个种族的！他们已经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却又让它消失！他们怎么可以任由这么有力、这么美的精神离弃他们呢？当这新力量已经得胜，而且建立下它的权柄，而他们却依然故我，只存乎于他们所舍弃的神迹的空壳时，他们又作何感想呢？他们这种自愿的殉道精神对谁有用呢？谁得到好处了呢？这么多个世纪以来，这些无辜的老弱妇孺，所有这些敏感的、仁慈的、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遭受着轻慢和鞭打，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分布全球之‘民族’的文人朋友们总是这么地无能呢？为什么犹太民族的知识领袖们总是无法超越他们那套容易体会的不满现实的感觉和讽刺性智慧呢？为什么他们不曾——甚至冒着像锅炉达到额定压力可能爆炸的危险——解散这支不断斗争下去、这支谁也不明白为了什么而继续被屠杀的军队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清醒过来吧，不要这个样子蛮干下去了。何必一定要保持你们这个身份呢？别再聚居在一起了，分散开吧。和别人打成一片吧。你们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们就是那美好的东西，只不过你们当中最邪恶、最软弱的把你们转变到使你们反对它罢了。’”
第二天，当日瓦戈医生回到住处吃晚饭的时候，他说：“好啦，既然你这么急着要走，现在你就快如愿以偿了。我不愿说‘这是你的运气’，因为我们现在又受到压力，而且吃败仗了，这可不是运气。现在东面还有退路，敌人的压力来自西面。所有的医疗单位都奉命撤退。明天或者后天我们就走了。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看，卡尔宾科，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衣服依旧没有洗干净。老是这个样子，卡尔宾科一定说他已拿给那个女孩子洗去了，如果你问他这个女孩子是谁，住哪里，他也说不出来。这个白痴。”
他没有理会卡尔宾科的理由，也没有理会戈尔东因借了主人家的衬衫而表示的歉意。
“这就是军队生活，”他继续说，“你刚刚住惯了一个地方，却又要搬到别的地方。我们来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里。这里又脏又闷，炉子也装错了位置，天花板也太低。现在呢，就算你杀了我，我也说不出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是怎样的了。我觉得纵然要我在这儿住一辈子，瞪眼看着这太阳照耀着瓷砖，树影正移过的炉角，我也不会在乎了。”
他们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行装。
夜里，屋外的叫喊声、枪声和奔跑声把他们吵醒了。一片不祥的光笼罩着村子。窗外人影闪动。隔板后面的屋主和他的妻子正穿衣起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派他的勤务兵去查问外面为什么这样混乱。
有人告诉他德国人已经突破了他们的阵地。日瓦戈赶到医院去，知道这是事实。村子已经在敌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医院要立即撤退，不能再等候撤退命令了。
“我们都得在破晓之前走掉，”日瓦戈告诉戈尔东，“你跟第一批走，车子已经准备妥当，我已吩咐他们等你。好吧，祝你好运。我去送你，同时要确定你能弄到一个位子。”
他们奔过村子的街道，躲躲闪闪地，身子贴着墙。枪弹在他们四周呼啸，在十字路口上，他们可以看到榴霰弹的爆炸，如同许多把在田野间张开的火伞。
“可是你呢？”戈尔东一面跑一面问道。
“我跟着第二批随后走。我必须回医院去收拾一下。”
他们在村子的边缘分的手。前面的马车和篷车一动，整个运输队就移动了，先是挤挤碰碰的，渐渐地也就循序前进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的朋友挥着手，一座谷仓燃烧的火光，映照着他们的身影。
然后，再次借着房子的掩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匆匆赶回去。在距离他住所几歩远的地方，一次爆炸把他震倒，炮弹的碎片击中了他。他倒在路当中，流着血，不省人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疗伤的医院已经撤退到铁路线上一个偏僻的小镇，靠总司令部很近。这时是二月底温暖的一天，由于他的要求，他病床旁边的窗子打开了。
饭前，病人们用尽了方法来打发时间。他们得知医院里来了一个新护士，当天就要值第一次班。在日瓦戈对面的床上，加利乌林在看刚刚送来的报纸，同时愤愤地抱怨新闻检查所留下来的空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读冬妮亚的信，这些信已经积存了一大捆。微风拂动着信纸和信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使他抬起头。拉拉走进病房来了。
日瓦戈和加利乌林两个人都认得她，但都不知道对方认得她。她却不认识他们两人。她说：“你们好，为什么这窗子打开了？你们不冷吗？”她走到加利乌林跟前，问他觉得怎样，并握住手腕替他把脉，但立刻放下手，坐在他床沿上，以一种迷惑的神情看着他。
“真是想不到，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他说，“我认识你的丈夫。我们隶属同一个团。我替你保存着他的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她重复地说着，“这是不可能的。你认识他！这真是意外的巧合。请你快点告诉我，那件事是如何发生的。他是被一个炮弹打死的，是不是？并且被那爆炸埋住了？我知道的，请不要害怕告诉我真相。”
加利乌林失去了勇气。他决定对她撒一个比较好接受的谎。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他和部下冲得太靠前了。他们被敌人切断了退路，他被迫投降。”
但她并不相信他。由于突然会面的震撼，同时不愿在陌生人面前哭泣，她急忙走到外面的走廊去。
一会儿以后她回来了，表面上她很镇定，她恐怕自己再和加利乌林说话会又哭起来，便故意不去看他，直接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面。“你好，”她心不在焉而且机械地问道，“你有什么不舒服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到了她的痛楚和眼泪。他想问她为什么这么忧愁，并且告诉她，他这一生之中曾经见过她两次，一次他还是个中学生，一次他已经是大学生了，但他又觉得这也许显得太亲近，而且她可能误解他的用意。然后他突然记起了装着安娜·伊万诺芙娜的棺材和冬妮亚的哭喊，他便改口说道：“谢谢你。我是个医生，我可以照料我自己，我什么也不需要。”
“我怎么冒犯他啦？”拉拉真想知道。她惊讶地看着这个陌生人的脸，他有一个翘起来的鼻子，相貌相当平常。
几天来天气阴晴不定，但晚上总是吹着温暖的和风，风中夹着湿泥的气息。
那些日子里，总司令部经常有些奇怪的消息，国内令人惊慌的谣言，彼得堡的电报联络常常被截断。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谈论政治。
护士安季波娃每天早上和晚上巡房，和每个病人交谈几句话，连加利乌林和日瓦戈在内。“这个人真是奇怪，”她想，“年轻而鲁莽。不能说他英俊，他的鼻子这么翘。但随便怎么讲他是聪慧的，他生气勃勃，有着引人注意的心灵。不过，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快点做完我在这里的工作，然后申请调回莫斯科去，让我回到卡坚卡身边，再申请退役回到尤里亚金的家里，回到那儿的学校去。现在已经非常明白，可怜的帕沙得到怎样的下场了。再没希望了，我愈早不演这女英雄的角色愈好。如果不是为了找帕沙，我根本不会在这里。”
卡坚卡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了？她很想知道。可怜的孤儿，想到这里她禁不住哭了起来。
她注意到她四周最近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前人们有着各种责任，神圣的责任——对国家、对军队、对社会的义务。但现在已经打了败仗（这正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再也没有神圣的东西了。
一切都突然改变了——腔调、道德标准，你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想，不知道应该听从谁的意见。就如同你一辈子都像个让人牵着手的小孩子，突然要你自己走了，你必须自己学会走路。四周不见人影，那些判断力为你所尊重的家人和朋友都不见了。在如此的时光中，你觉得需要把自己托付给一些绝对的东西——生活、真理或美——要让它来统领你，替代那些已经被弃置的人为规律。你需要向这种最终的目的投降，比之从前在那熟悉而和平的日子里、那业已摒弃永不再来的旧生活里，更加完全地、更无保留地投降。但拉拉提醒自己说，她有卡坚卡去满足她的绝对要求，卡坚卡就是她所要的生活目的。现在她已经失去了帕沙，拉拉只好全心全意去做个母亲，为了她这个可怜的孤儿竭尽她的所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中获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没经过他的同意在莫斯科出版了他的书。这书受到好评，同时被认为在文学上很有前途。莫斯科正度过一段不安而亢奋的日子，而且濒临某些重要时刻的边缘，群众的不满一天比一天厉害，严重的政治变动已迫在眉睫。
这时夜已深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着瞌睡。他在睡眠中不时醒来，对往日的兴奋回忆使他清醒起来。一阵带着睡意的和风在窗外喃喃地拂动。那风声如泣如诉，“冬妮亚，沙夏，我想念你们，我真想回家，我想回去工作。”在风声的低语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一会儿欢乐一会儿痛苦，烦躁不宁，就像这变幻不定的天气，这不宁的夜。
与此同时，拉拉忽然想到，加利乌林虽然表现得对帕沙有着无尽的怀念，虽然他曾那么痛苦地保管着他的遗物，但她自己却不曾想到去问他是谁，他是哪里人。
为了补救她的疏忽，并且不想让他觉得自己不知感激，第二天早晨她巡房时，问了一切和他有关的事情。
“慈悲的天主。”她禁不住高声地惊叫着。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那个冬天！尤苏普卡？她记不得她曾经和他会过面，请他千万原谅。但那一年，那一年，还有那房子！一点不错，是有这么一幢房子和这么一年！多么活生生地回到她的眼前！那些炮轰——当时她是怎么评论的？——“基督的裁判”！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对第一次见到的事情，印象真深呀！“原谅我，一定要原谅我，中尉，你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不错，不错，你已经跟我说过了。谢谢你，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我真感激你，使我记起了过去，把所有一切都带回我的心中。”
一整天，她都在想着“那房子”，并且不停地自言自语。
想想看，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而现在他们又在射击了，这一回是可怕得多了！这一回你不能再说“那些男孩在射击”了。小孩已经长大，男孩都在这里，在军中，所有住在那房子里的卑微的人们，还有别的地方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乡村中和他们一样的人都在军中。真是令人吃惊，令人吃惊！
所有不必卧床的病人都从别的房间涌了进来，有的撑着拐杖笃笃地蹒跚着挪过来或跑过来，有的靠着轻而细长的手杖走过来，和别人比赛似的高叫着：“重大消息！彼得堡正在巷战！彼得堡卫戍部队已经参加了暴动！革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