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芙娜一个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买的古董衣柜。这衣柜是用黑檀木造的，巨大无比，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任何一道门搬进去；是拆开来搬回家的，随之而起的问题就是要把它摆在哪里。它是个衣柜，不能放在客厅里；因为它委实太大，也放不进卧室中。最后，他们把主人卧室门前楼梯口的东西搬开，把它摆在那里。
门房马克尔过来把它一块一块地重新装起来。他工作的时候，把他那六岁大的女儿马林娜也带了来。有人给了她一根棒棒糖。她一面嗅着、舔着那根棒棒糖和她黏腻腻的手指头，一面聚精会神地望着她的父亲。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安娜·伊万诺芙娜眼看那衣柜快装好了，只有柜顶还没有装上去，安娜决定要帮马克尔的忙。她踏上柜底，不料脚没踏牢，一滑便跌向柜壁。那几块柜壁只是用几个木榫扣着的，还没有钉牢。马克尔用来捆柜壁的绳子的活结也松开了。安娜·伊万诺芙娜仰面朝天，和柜壁板一同倒在地板上，跌得不轻。
马克尔赶来扶她。“哎呀，太太，”他说，“你干吗要爬上去呢，我亲爱的太太？你没有摔断骨头吧？你摸摸看。最要紧的是骨头，那些软的部位是不要紧的，软的部位很快就没事了。俗话说得好，软的部位只是用来快活的。——别哭，你这傻瓜！”他责备着正在哭叫的马林娜，“擦干你的鼻子，找你妈妈去。——哎，夫人，你为什么不放心让我一个人来替你装好这衣柜呢？当然，对你而言，我只是个门房，但你不知道，事实上我却是个木匠呢。真的，夫人，我从前是干木匠的。你绝不会相信，不知道有多少种茶柜和酒柜——上漆的，桃心木的或是红木的——是经过我的手造出来的。说起来你更不相信，多少个有钱人家的阔小姐跟我交往过，不过，后来她们又一个一个地不见了。全都是因为我喝酒，喝烈酒。”
马克尔推了一张沙发过来，扶着安娜·伊万诺芙娜坐上去。她一面呻吟着，一面抚摸着那些淤伤，整个人沉在那张沙发里。然后马克尔再开始装那衣柜。等他把柜顶装好后，他说：“现在就差把柜门装上去，这大柜简直可以送去展览。”
安娜·伊万诺芙娜不喜欢那衣柜。它的形状和大小都使她想起停尸台或者棺材，使她充满了迷信的恐惧。她开玩笑地称这衣柜为阿斯科里德的坟墓。实际上她是想说奥列格亲王的马，那马曾经导致它的主人的死亡。她看过许多书，但却杂乱无章，而且她有一个倾向，喜欢把有关联的事情混淆在一起。自从这次意外事件之后，安娜·伊万诺芙娜的肺部开始衰弱起来了。
整个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安娜·伊万诺芙娜患肺炎躺在床上起不来。
尤拉、米沙·戈尔东和冬妮亚明年春天就要毕业了。尤拉念的是医科，冬妮亚念法科，米沙进的是哲学系，他念语言学。
尤拉心中的一切仍然紊乱不堪，但显然他已有了他自己的观点、习惯和倾向。他异乎寻常地敏感，能见前人之所未见，具有可观的创造性。
虽然他很受艺术和历史的吸引，但在选择职业时，却毫不踌躇。他认为除非有人把内在的欢愉或忧郁算作一门职业，否则艺术便不应被视为一种职业。他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有兴趣，同时他相信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之中应该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所以他选择了医学。
在他四年课程的第一年中，他有一个学期是在大学地下室的解剖室中度过的。去那里必须走下一道螺旋楼梯。那里经常有一群乱哄哄的学生，有人在骨头堆中死命地读着他们那些破旧的教科书，有人在他自己的角落里默然地解剖，其他的在胡闹、说着笑话，或者追逐那些成群结队在地下室石板地上奔窜的老鼠。在停尸室的幽暗不明中，那些保存良好、未曾腐烂、身份不明的青年自杀者和溺毙妇女的赤裸尸体，像磷质似的发着光。经过明矾溶液注射后，那些肢体圆润了，给人一种青春复来的错觉，那些尸体被割开、肢解，然后派定用场，但就算割成最小的片断，人类的身体仍然保有它的美丽。因此，当一具美女的尸身被他们粗暴地摔在那张镀锌铁板的解剖台上时，尤拉固然在赞叹，那种赞叹甚至继续到她的尸体已全部被分解，面对切下来的一条腿或一只手，他仍然赞叹不已。地窖里充满石碳酸和甲醛的气味，那里的一切，从那些被摊开的尸体的不明命运，到生命之谜和死亡本身，都有不可捉摸的神秘——在这地下室中，死亡支配着一切，俨若这里就是它的家，它的总部。
这种神秘感觉的声音，使一切其他的事物归于沉寂，打扰着尤拉，影响着他的解剖工作。但他逐渐也就习惯了这些分心的念头，而且克服了它们。
尤拉脑筋很好，而且善于写作。甚至当他还是个中学生时，就曾梦想要写一本关于生命的书，书中要像埋藏了炸药似的包含着他所见所闻和他所向往的最醒目的东西。但他实在是太年轻了，没有办法写出这样一本书，于是他就吟诗作为替代。他像一个画家一样，不断地在他心中的一张大画布上打下草稿。
由于他那些尚未成熟的作品自有其活力与独创性，他对它们也相当宽大。在他的心目中，活力和独创性这两项品质使艺术逼真，不然，他就认为艺术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尤拉了解，在他自己性格的形成上，他的舅舅有着重大的影响。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住在洛桑。他在当地用俄文出版的著作及其译本之中，发展出他旧日对历史的观念，他认为历史是另外一个宇宙，是人在时间与记忆的帮助下，为应付死亡的挑战而创造出来的。他这些著作是受了一套基督教义的新观点所启发，并且直接引申出的一个新的艺术概念。
这些思想对米沙·戈尔东的影响更深，是这些思想让他决定进哲学系的。他去听神学的课，甚至考虑日后转到神学院去。
在舅父理论的影响下，尤拉有了进步，而且更自由了，但米沙却受到了这些理论的桎梏。尤拉了解到他这位朋友的热心，部分地是由于他的出身使然。尤拉是练达而谨慎的，他并不打算说服米沙放弃那些妄想。不过他时常希望米沙是个比较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尤拉很晚才从学校回家，他整天没有吃过东西，人也疲惫不堪。他一到家就有人告诉他，当天下午，大家很是担了一阵儿心。安娜·伊万诺芙娜曾经不断地痉挛。好几个医生都来看过她，他们曾经一度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去请神父，但后来他们又改变了主意。现在她已经觉得好些了，她已神志清醒，并且说尤拉一回来她就要见他。
尤拉立刻到她的房里去。
房里仍然留着不久以前造成的纷乱。一个护士不声不响地移动着，并在晚间病历表上写着些什么。用过的盖头毛巾湿漉漉、皱成一团被到处乱丢。污水盆里的水是浅红色的，里面有咳出来的血块，和碎开了的针药玻璃管，以及浮在水面上的涨开的药棉。
安娜·伊万诺芙娜躺在床上，浑身汗水淋漓，嘴唇干燥。自从上午以来，脸色就一直枯槁而憔悴。
“诊断会不会出差错呢？”尤拉暗暗思忖，“她有肺叶炎的一切病征，这看起来像是她的大危机。”在他和她打过招呼，并且说过了一些这种场合下时常要说的安慰而没有意义的话之后，他便把护士遣出房外，拿起了安娜·伊万诺芙娜的手腕，给她把脉，同时伸手到外套口袋里取出他的听筒来。她摇了摇头，表示这大可不必。于是他才了解，她要见他是为了别的原因。她说话已相当吃力。
“他们要给我举行临终涂油仪式了……死亡已经盘旋在我的头上……它随时都可以到来……如果你要去拔掉一颗牙齿，你也会害怕，因为可能很痛，你就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它……但这不是一颗牙齿，它是所有的一切，你的一切，你的一生……让别人给拔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天晓得……同时我心里难受到极点……我觉得很恐怖。”
她沉默了，眼泪滚过她的面颊。尤拉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安娜·伊万诺芙娜继续说下去：
“你是很聪明的，你有才华……你与众不同……你比他们懂得多……安慰我吧。”
“不过，我说什么才好呢？”尤拉答道。他坐立不安，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然后又坐了下来。“我看，先不说别的吧，明天你一定会好一点。很明显，你已经度过危险期了——我拿性命来打赌都可以。至于死亡、复活的信仰……你要我以一个科学家的立场来谈谈我的看法吗？这个下次再谈好不好？噢，你一定要我现在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吧。这突如其来的，可不容易。”于是，他发表了一番即兴演讲，他居然能够说得出来，自己也觉得惊讶。
“复活，这是用来安慰那些软弱者的简陋观念，是我所不熟悉的。我一向是以不同的意思去了解基督说生和死的字眼。想一想，千百年来积下了那么些人，如果都复活了，哪里有那么多地方来容纳？宇宙也不够大，容纳不了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连上帝、至善和最有意义的目的都要给他们挤走了。在这些渴望过着动物生活的群众的拥挤下，它们是要被压扁压碎的。
“然而，无论何时，通过无数的组合和变形，庞大的生命总是充塞着宇宙，而且不断地再生。你为了将来会不会从死亡中复活而焦虑，可是你的诞生就是你从死亡中复活了，只不过你不曾注意到罢了。
“你会不会感到痛苦呢？会不会感觉到身体组织在解体呢？换句话说，你的意识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意识又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吧。如果你故意要入睡，结果一定是失眠。如果你想知觉到消化作用的存在，结果只有弄到胃不舒服。当我们把意识用到自己头上时，它就变成毒素了。意识是向外照射的光，它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免得我们被绊倒。它像火车头上的车头灯——把它照进车厢，结果就一定撞车。
“那么，你的意识将会变成怎么样呢？‘你的’意识，你自己的，而不是任何别人的。好，让我先问你，‘你’又是什么？要点就在这里。让我们把要点弄清楚。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你一向觉得属于你自己的，你的肾，你的肝？还是你的血管？不是的，无论你如何深入地发掘你的记忆，你总是在一些外在活动的表现上发现你自己的存在——在你双手的工作上，在你的家庭中，在别人的眼中。现在请留心听着，在别人当中的你——才是你的灵魂，这就是你了。这就是你一生之中，你的意识所呼吸、所生活并享受过的一切——这就是你的灵魂，不朽的你，在别人中永生的你。这话怎么说呢？你一向存在于别人当中，你将来也永存于别人当中。就算以后人们把它称作记忆的你，对你又有什么分别呢？这将是你——是进入未来而且成为未来一部分的你。
“现在，还有最后一点。不必害怕。因为本来就无所谓死亡。死亡与我们根本无关。你刚才不是提到过才华吗？——你说它使人与众不同。才华，在最高、最广的意义来说，是指活下去的本事。
“圣约翰说过‘不再有死亡’。他的推理很简单。不再有死亡，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这不啻是说，不再有死亡，因为生命已经过去，生命老了，我们已对生命厌烦了。我们需要的是些新东西，这新东西就是永恒的生命。”
尤拉一面说话，一面在房中踱来踱去。这时他走到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床前，把手按在她的前额上，说：“睡吧。”不到一会儿，她果然入睡了。
尤拉静悄悄地走出门外，并且吩咐叶戈罗芙娜把护士叫来。“我是怎么啦？”他想着，“我快要变成一个真的江湖郎中了——喃喃念咒，用手施法……”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芙娜大有起色。
安娜·伊万诺芙娜的病情继续好转，到十二月中旬她就想起床了，但她仍然相当虚弱，医生要她留在床上，并且好好地静养。
她常常把尤拉和冬妮亚找来，不时花上几个钟头来说她的童年，她儿时住在乌拉尔省雷尼瓦河畔她祖父的园林大宅——瓦雷金诺山庄。尤拉和冬妮亚没有到过那地方，但从她口中尤拉很容易想象到那漆黑如夜、不可深入的一万英亩原始森林，那条像一把弯刀似的插进丛林去的湍溪，以及它的河床和克吕格尔家这边的峭壁。
尤拉和冬妮亚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晚礼服。尤拉的是一件宴会上装，冬妮亚的是一袭白缎子衫裙，领口高低适度。
他们预备在二十七日的晚上，在斯文季茨基家传统的圣诞舞会上穿这新衣。当裁缝和女缝工把衣服送来的时候，尤拉和冬妮亚试穿起来，满怀喜悦。而当叶戈罗芙娜来叫他们去见安娜·伊万诺芙娜时，他们的新衣服都还没有脱下来。
他们穿着新的晚礼服到她房间去。一看到他们，她就用臂肘把上身撑起，看了他们两人一遍，又叫他们转一转身。
“很好，”她说，“真迷人。我想不到这么快就做好了。让我再看看，冬妮亚。不，很好，刚才我以为腰身皱褶太多。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不过我首先必须跟你说句话，尤拉。”
“我知道，安娜·伊万诺芙娜，我知道你看过那封信了，是我亲手拿给你看的。我晓得你同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看法，你们两个都认为我不应该拒绝那个继承权。但你等等，你还是不要说话的好，让我来解释清楚——尽管你已经差不多全都知道了。
“首先，嗯，律师们乐得打一场日瓦戈家的官司，因为家父的产业项下还有足够的现款付律师费和一切开销。除此之外，没有遗产了——除了一些债务和糊涂账之外——只有一大堆必须清理的手续。如果在那些项目中还有可以变钱的东西，你想我自己不会把它们花掉，而偏要把它们当礼物送给法庭？——这场官司全是律师们搞的把戏。与其去扫那摊破烂，我不如放弃权利，不要那份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财产，让那群假冒的继承人去争夺好了。有一个申领遗产的人，如你们所知道的，艾丽斯夫人，她自称是日瓦戈夫人，她和子女们住在巴黎——我老早就听到她的事了。现在居然还有不少新的申请人——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自己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似乎当家母还在世的时候，家父曾经爱上过一个怪僻的斯托尔本诺娃·恩瑞茨公主。这位女士和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叶夫格拉夫，今年已经十岁了。
“这位公主是个隐居者。她住在鄂木斯克自己的一所房子里，天晓得她靠什么维生，她是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看过这房子的照片。很漂亮的房子，有五扇法国式的窗户，壁柱的飞檐上有着灰塑的浮雕。最近我一直觉得那房子可恶地瞪着我，从它那五扇窗子瞪着，一直从西伯利亚越过几千里到莫斯科来。我觉得这房子迟早总要成为我的凶煞。所以，我干吗还要去惹这些东西？——虚幻的财产、骗子扮的遗产申领人、怨恨、嫉妒？还有律师。”
“虽然如此，你还是不应该放弃那笔遗产的，”安娜·伊万诺芙娜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叫来吗？”她再次问道，同时马上又继续说下去：“我记起他的名字了。你们还记得我昨天说的那个守林人吗？他的名字叫做瓦克赫。奇怪吧？他简直是个丑八怪，黑得像个魔鬼，胡须从下巴长到眉眼，但他却叫自己瓦克赫（Вакх，酒神）！他的脸上全是疤痕，不成人形，因为一头大熊曾经抓住过他，而他居然挣扎着把大熊打跑了。那里的人全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的名字也是惊人的、响亮而悦耳的——瓦克赫、鲁普（Лупп，天狼星）或浮士德。随时都会有一个这样名字的人来到我们家——他也许叫做阿弗克特，或者福洛尔——他们的名字就像你外祖父的枪声那么响亮——我们就马上从小孩子的房间排队走下楼梯到厨房去。在厨房里——你们怎么也想象不出那儿的情形——你会看到一个卖炭人捉来一只幼熊，或是一个看林子的人从乌拉尔省的边区带来一块矿石样品。你的外祖父一一记录下来，打发他们到账房去。有的给钱，有的给粮食，有的给枪弹。那里的森林一直长到我们窗前。那些雪，啊，那些雪啊！那些雪简直堆积得高过屋顶！”安娜·伊万诺芙娜迸发了一阵咳嗽。
“不要再说了，那对你的身体不好。”冬妮亚和尤拉劝她。
“胡说，我什么毛病也没有。噢，我想起来了，叶戈罗芙娜告诉我说你们在担心该不该去后天那个舞会。我不愿意再听到任何这种傻话，你们真该难为情！还有尤拉，你居然还自称是个医生呢！不许再提这个了，你们一定要去，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再来说说瓦克赫。他年轻时本是个铁匠，他和人家打架，被挖去了肚肠，结果他自己便打了一副铁的。嗯，尤拉，你别嚷好不好？我当然不相信他真的有一副铁肠胃，你怎么可以照字面上的意思来听呢？不过那里的人全都这么说。”
又是一阵咳嗽，逼得她停了下来。这一次她咳得更厉害了。她一直咳下去，几乎喘不过气来。
尤拉和冬妮亚同时赶到她床边，他们并肩站着，他们的手碰着手。还在咳嗽的安娜·伊万诺芙娜把他们两人的手抓在自己的手中，并且让他们的手牵着好一会儿。当她能够再说话时，她说：
“假如我死了，你们不要分离。你们恰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们结婚吧。现在就算你们两人订过婚了。”
她热泪盈眶地说着。
早在一九〇六年春天——只差几个月她就念中学毕业班了——拉拉和科马罗夫斯基有了暧昧的关系仅只六个月，这已经超过了她所能忍受的极限。他巧妙地利用她的不幸来占她便宜，而且当他要那样做的时候，他还含蓄地提醒她，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光彩。这些提醒使她恰好陷入一种迷惘状态，那正是一个登徒子所需要于女人的状态。结果拉拉觉得自己在情欲的梦魇中沉沦得更深了。每当她醒来之时，心中总是充满恐惧。她在夜间的狂纵像巫术似的不可名状。一切都是颠颠倒倒的，莫名其妙。尖锐的痛苦表现在银铃一般的狂笑中，推拒和反抗就是接受，感激的吻盖满了那虐待者的手。
这一切似乎是没完没了的，但这一年的春天，在期末的一堂历史课上，她想到夏天就要到了，届时上学和家庭作业都无法使她免于见到科马罗夫斯基时，她突然做了一个决定，这决定改变了她人生的旅程。
那是一个闷热的上午，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从教室那些敞开的窗口传来远处城中的喧扰，像蜂巢的嗡嗡声那么单调。院子里传来小孩嬉戏的叫闹声。泥土和嫩叶的气味，就像谢肉节中的伏特加酒和薄煎饼的味道那样令人头痛。
那堂课讲的是拿破仑的埃及之战。当老师讲到拿破仑在弗雷瑞斯登陆时，天色昏暗起来，天空闪着雷电，灰尘和雨的气味一同涌进教室里来。两个受老师钟爱的学生讨好地跑出去找校工来关窗。他们一打开教室的门，风就吹进来，把桌上的吸水纸都给吹跑了。
窗子关上了。掺杂着沙土的城市污雨开始倾盆而下。拉拉从一本练习簿上撕下一页纸来，写了一张便条递给她邻座的娜佳·科洛格里沃娃：
娜佳，我一定得离开我的母亲了。帮我找一份工作，工资愈多愈好。你认得许多有钱人。
娜佳如此回复：
我们在替莉帕找一个家庭教师。你为什么不来我家工作呢？——那该有多美妙！你知道我的双亲有多喜欢你。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工作三年，就如同在石墙的背后过日子一般。没有人麻烦她，甚至她疏远了的母亲和弟弟也没有来打扰过她。
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个大商贾，出色、聪明，是个擅长于使用最现代方法的能手。他是以双重的憎恨来憎恨当时腐败的秩序的，作为一个富可敌国的有钱人，他憎恨当时的社会秩序；作为一个已经爬到社会最高层但却出身卑微的人，他也憎恨这个秩序。在他的房子里，他庇护着警察追捕的革命分子。在政治法庭上，他还替他们出钱请辩护律师。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笑话，说他十分热心支持革命运动，甚至用自己的钱来策动自己工厂的工人向自己罢工。他是个一流枪手，是个热爱狩猎的人。一九〇五年冬天，他甚至到谢列伯良内森林和络西内岛去训练工人自卫队练习射击。
他是一个杰出的人，他的太太谢拉菲玛·菲利波芙娜和他非常相配。拉拉对他们夫妇钦羡而尊敬，他们一家人也都喜欢她，把她当作家中的一员。
三年多来，拉拉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的弟弟罗佳来看她。他装模作样地晃动着他的长腿，装腔作势慢吞吞地说话。他告诉她，他们那一班的士官生们凑了一笔钱交给他，让他去买一份临别礼物送给军官学校校长。可是，他却在两天前把这笔钱输光了。故事说完之后，他便倒在沙发上痛哭流涕。
拉拉坐着，木然不动。罗佳抽噎着继续说下去：
“昨天晚上我去见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他拒绝和我谈这件事。但他说，如果你希望他……他说虽然你已经不再关心我们，但你对他仍旧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拉拉，亲爱的……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够了……你明白这对我是多么重要，那是多么丢人的一回事啊……我这军服的荣誉已经面临危险了。去见见他吧，这个要求不算太过分啊，去跟他说……你总不能要我用生命来偿还这笔债吧？”
“你的生命，你军服的荣誉。”拉拉愤然地重复着他的字眼，一面在房中踱着，“我不是一件军服，我也没有荣誉。你要我怎样你都可以去做。你知道你的要求是怎么回事吗？你明白他向你提议的是什么吗？一年又一年，我受着苦，现在你来了，毁掉一切你都不管。见你的鬼去吧！你要自杀就去自杀吧。我才不在乎呢！你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个卢布。算整数，就说七百吧。”他稍为犹豫了一下才说。
“罗佳！你真是疯了！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你输掉了七百卢布！罗佳！罗佳！你晓不晓得，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要老老实实地做多久的工才能挣到七百卢布啊？”
她住了口，过了一阵，才冷冷地，好像面对一个陌生人般说：“好吧，我想想办法。你明天再来。带着你的手枪——你那把原本要用来自杀的手枪。你还是把它交给我好，记住，我还要很多子弹。”
她从科洛格里沃夫那里拿到了那笔钱。
在科洛格里沃夫家的工作并没有妨碍拉拉的学业，她念完了中学，而且在大学里选了课。她的功课很好，再过一年——一九一二年——她就可以拿到文凭了。
一九一一年春天，她的学生莉帕已经从中学毕业了。莉帕早已和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订了婚，这人姓弗里津丹柯，出身于一个良好而富裕的家庭。莉帕的双亲赞成她的婚事，但反对她这么年轻就结婚，他们劝她等一阵儿。结果弄出了好些争吵。莉帕是从小就受家人宠爱惯了的、任性的小妮子，她跺着脚和双亲争吵。
在这富有的人家里，拉拉是被接纳成为家庭之一员的，从没有人提醒她所欠的债，可能根本都没有人记得这回事。如果她私下没有别的开支，她早就该把欠款还清了。
瞒着帕沙，她寄钱给他那被放逐在西伯利亚的父亲，帮助他那牢骚满腹的生着病的母亲，并且直接向他的房东太太付清他的一部分房钱和饭钱，以减轻他自己的开销。他在卡莫格街靠近艺术戏院那幢新建大楼里的房间，也是她租给他的。
帕沙稍稍比拉拉年轻一点，他疯狂地爱着她，连她任何微小的愿望他都绝对服从。自从他在职业中学毕业以后，在她的敦促之下，他选读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明年两人大学毕业后便结婚，然后到乌拉尔省去做中学教师，这是她的梦想。
一九一一年夏天，拉拉最后一次跟随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到杜普梁卡田庄去。她深爱着那田庄，甚至比田庄主人更喜爱。他们也都知道这一点，每年夏天他们抵达时，好像有了默契似的，同样的情景又出现。当那闷热肮脏的火车从车站开走后，在田野的无限寂静和芳香浸润中，激动到说不出话的拉拉，总是独自从车站走去田庄。同时，行李被装上大车，他们一家人就爬进轿车，听那穿着猩红衬衫、无袖外套的杜普梁卡马车夫说些当地的新闻。
拉拉顺着一条朝圣者走出来的小路沿路轨走了一段，然后拐入田野。在田野中她停下来，闭上眼深深地吸一口洋溢着花香的旷野空气。对她而言，这里的一切，比她的亲人更亲切，比一个情人更可爱，比书本更智慧。在这一瞬间，她再度发现自己生活的目的。她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了掌握它狂野、销魂的意义，是为了用适当的名字来称呼每一样东西。设若她做不到，她就要毕生以爱制造后继者，让他们来替她做到。
这一年夏天来临时，由于她曾尽力担当过许多责任，她已筋疲力尽。她很容易烦乱。可是她又生性慷慨、善解人意，所以又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疑虑，和制造小情绪的倾向。
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仍然像从前一样喜爱她，并且希望她和他们同住，但莉帕既然已经长大，拉拉便觉得他们实际上已经用不着她了。因此她不肯接受薪水，他们便强要她收下。同时她又很需要那笔钱，当她在他们家作客之际，要她另外去赚一笔钱是办不到的，并且是很尴尬的。
拉拉觉得她的处境是不自然而且难以忍受的。她想象着他们一家都已把她看作一个累赘，只是表面上不好意思提出来而已。对她自己来说，她也是一个累赘。她渴望着从自己身上逃走，从科洛格里沃夫一家逃走——随便逃到什么地方都好——但是依照她的原则，她首先必须归还她所借的债，可是当时她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件抵押品——都是因为罗佳那愚蠢的过失的缘故——她陷身在无能为力的愤懑之中。
在任何场合她都猜疑别人轻视她。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的客人对她殷勤，她便确信那是由于他们把她看成一个别无选择的“被保护者”，要打她主意是轻而易举的。如果他们不注意她，那又证明在他们眼中她根本不存在。
她那间歇性的低沉情绪并不妨碍她参加田庄宾客的各种娱乐。她游泳、划船、参加晚间的河边野餐、跳舞，还跟别人一起放烟火。她参加票友剧团演出，她甚至热心地参加射击比赛。比赛本来是用短毛瑟来复枪，但她情愿用罗佳的轻手枪，而且逐渐精于此道。“可惜我是个女人，”她笑着说，“否则我一定是个老练的决斗者。”可是，她愈是想使自己忘情于逸乐之中，她愈觉得不幸，愈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在他们回到城里以后，事情更糟，因为除了她那些烦恼以外，又加上了她和帕沙的斗气（她很小心地避免和他严重地争吵，她把他看成她的最后倚靠）。帕沙开始表现相当程度的自信。他的口气还多少带点教训意味，这固然使她觉得有趣，但也使她觉得气恼。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一家、钱——每一样事情都在她的脑中翻滚着。她对生活也不耐烦了。她开始发呆发痴了。她开始沉醉于一种狂想，她要摆脱她所知道、她所经历的一切，然后重新做人。就在这样的心境下，在一九一一年的圣诞节期间，她做了一项重大的决定。她要立即离开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她要自立，她要向科马罗夫斯基拿一笔钱做到这一步。她觉得由于他和她之间的关系，以及她努力自立了这好几年，他应该拿出骑士的精神来帮助她，毫不自私地、毫无问题地帮助她，更不应该要求任何不名誉的条件。
怀着这样的念头，在二十七日晚上，她来到彼得罗夫大街。她的皮手筒里放着罗佳的手枪，并且装好子弹，打开了保险。如果科马罗夫斯基拒绝她或者侮慢她的话，她就向他开枪。
她极度亢奋地走在街上，街上圣诞节的热闹情景她一点也看不见。在她心中，她要放的那一枪早已放过了——至于那一枪要打谁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她心中就只有那一枪。一路上她所听见的只有这一声枪响，这一枪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她的命运，射向杜普梁卡那棵橡树上的木靶子。
“别碰我的皮手筒！”
爱玛·埃内斯多芙娜抬起手预备帮她脱下外套。她开门让拉拉进来时就“哦哦啊啊”惊诧不已。她告诉拉拉说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不在家，但请她不要走，等他一会儿。
“我不能等，我有很急的事。他在哪里？”
“他参加一个圣诞舞会去了。”
拉拉抓着那张写了地址的纸片，跑下那道熟悉的、阴暗的扶梯，走过那彩色玻璃的家徽纹章，一直跑向面粉城斯文季茨基的寓所。
直到这时，当她第二次走出来之后，她才向四面瞥了一眼。现在是冬天。这儿是城里。这时是晚上。
外面冷得厉害，街道上覆盖着厚厚黑黑的玻璃似的冰层，好像啤酒瓶瓶底。她连呼吸都发疼。空气中散布稠密的灰色的小雪珠，打在脸上有些刺人，就像她那毛坎肩上冻硬了的灰毛针一样刺人。她的心在狂跳，她走过杳无人迹的街道，走过冒着热气的廉价茶室和饭店门口。红得如同香肠的脸孔、胡子上挂着冰晶的狗脸和马头在雾中晃动。窗户上盖着厚厚的冰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光彩和寻欢作乐的人们的影子，掠过窗户的白磨砂玻璃，好像走马灯上的幻影，似乎是专为路人而设的影戏。
到卡莫格街时，拉拉停下来了。“我干不下去了，我受不了。”她几乎脱口而出，“我上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吧。”她极力振奋起精神，推开那道厚重的门，走了进去。
帕沙站在镜子前面，涨红着脸，舌头顶起腮帮，用力弄好衬衣领上的纽扣，和衬衫胸前的纽孔。他正整装去赴一个舞会。他是个朴实而缺乏社会经验的人，因此拉拉没有敲门就走进去，看到他衣冠不整的情形，弄得他很窘。他立刻注意到她的激动。她的两条腿几乎站不住了。她举步艰难，前进时裙裾摆动的情形，如同她正在涉水渡过一条河流。
他赶到她的身边。“怎么回事？”他惊恐地问，“出了什么事？”
“坐在我身旁，坐下，别忙着穿衣服。我很忙，我必须马上就走。别碰我的皮手筒。等等，你转过身子去一下。”
他依照她的话做了。拉拉穿的是一套西装外衣和裙子。她脱下外衣，把它挂好，又从皮手筒里把罗佳的手枪拿出来，放入外衣口袋。然后走回沙发坐下。
“好了，现在你可以看了，”她说，“点根蜡烛，把电灯关了吧。”
她一向喜欢坐在蜡烛的幽微光线里，所以帕沙经常准备着几根蜡烛。他把烛台上残余的烛头拿掉，换上一根新的蜡烛，再把烛台放在窗台上，然后点燃它。火苗伸缩着，嗞嗞作响，射出许多小火星，然后并拢来形成个箭头。柔和的光线映照着整个房间。靠近火苗的、盖在玻璃窗上薄薄的冰层融化了，一个黑色的圆圈正在形成。
“听我说，帕沙，”拉拉说，“我有麻烦了，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害怕，但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更是千万不要想象我们会和别人一样。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轻，我在一种通常的危险里面。假如你不愿意我毁掉，我们就一定不要耽搁我们的婚事。”
“结婚正是我一向希望的，”帕沙插嘴道，“你只要订个日子就是了。你什么时候准备好，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好了，现在把你所担忧的事情告诉我，别再像打谜语一样折磨我了。”
但是拉拉躲开了他的问题，她不知不觉地把话题扯开了。他们谈了好久，谈了不少事情，但都是和她的焦虑无关的。
那年冬天，尤拉为了参加大学的金奖章比赛，正用功准备一篇关于视网膜神经原理的科学论文。虽然他只是考取了一般医科，但他对眼科特别有心得。他对视觉生理学的兴趣，是与他其他的性格——他的创造天才、他对艺术形象及思维逻辑结构的专注——契合的。
冬妮亚和尤拉坐着一辆出租雪橇去赴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他们两人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度过六年从大孩子到少年的时光，他们彼此间已经无所不知了。他们有着相同的习惯，他们甚至有着特殊的鄙夷的鼻音，用来应付相互间的玩笑。但此刻他们都沉默地坐在雪橇上，他们的嘴唇都在寒冷中紧紧地闭着，只偶然交换过一两句话，各人都在埋头想着自己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他那比赛的日期，他必须加紧地赶完那篇论文。接着他的思想被街上的节庆和年末的喧闹分散了，又跳到别的念头上去。他本来答应了戈尔东，要替他编的那份油印学生报写一篇关于布洛克的文章，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大都市的年轻人都疯狂地崇拜大诗人布洛克，而特别以尤拉与戈尔东为甚。但甚至这些念头也没有在他心中停留多久。他和冬妮亚坐着雪橇继续前进。他们的下巴埋在衣领里面，衣领摩擦着他们冻僵了的耳朵，他们在各自想着一些不同的事情，而两人的思想竟无一处巧合。
最近在安娜·伊万诺芙娜床边的那一幕，使他们两人都变了。他们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彼此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对方。
冬妮亚，他的老朋友，本来是那么的没有问题，从来不需要解释的，如今竟变成最难了解的、他所能想象到的最复杂的东西了。她变成了一个女人。只要稍稍运用想象力，他就可以把自己形象化为一个皇帝、一个英雄、一个先知或者一个征服者，但他无法想象一个女人。
现在冬妮亚已经把这件至高无上而且最困难的工作，放在自己瘦削柔弱的双肩之上（她虽然是个绝对健康的女孩子，但在他眼中，她是瘦削柔弱的），他心中对她充满了热烈的同情和羞怯的好奇，这些都是男女之情的开端。
冬妮亚对尤拉的态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尤拉突然想起在这个时候也许他们并不应该外出。他在担心安娜·伊万诺芙娜。当他们正预备离家时，听说她又不舒服了，他们便到她房间去，但她仍然像以前那样决然地吩咐他们去赴宴会。他们还走到窗前看过天气。当他们走出房门时，窗上的纱幕搭在冬妮亚的新衣服上，挂在她身后宛如结婚礼服的披纱。大家都注意到这情景了，而且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尤拉看看四周，他所看到的情景，和拉拉片刻之前所看到的一样。雪橇嘈杂的声音特别响，被冰雪封盖了的园子和街道上的树木，发出不寻常的长长的回声。房子里的亮光照透了结了霜的窗户，使他想起用烟璜玉做的贵重匣子。在那些窗子后面，是莫斯科的圣诞狂欢现场，枞树上点着蜡烛，穿着华丽服装的宾客正团团转地玩着捉迷藏和寻戒指的游戏。
尤拉突然觉得，布洛克所反映的正是俄罗斯生活领域中的圣诞气氛——其中有这个地方城市的气氛、最新的俄罗斯文学气氛、星空下的现代街道气氛，以及二十世纪客厅里圣诞树周围的气氛。他想，他根本不需写一篇关于布洛克的文章，只要在一张荷兰画派的三博士图上加上雪景、野狼和黑森森的枞树林就够了。
他们的雪橇在经过卡莫格街时，尤拉注意到有一面窗子透出了烛光，一根蜡烛把玻璃上的薄冰融化了一块。那根蜡烛的光看上去像是有意识地投向街外，似乎在望着经过的马车，同时在等着某一个人。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他向自己低语道——这是一种困惑而无形的东西的开端，他希望它能自己成形，但他再得不到什么启示了。
记不清楚是从哪年哪月开始，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就一直是照这个样子安排的。十点钟时，在宾客带来的小孩子们都回家以后，主人为留下来的人再次点亮圣诞树上的蜡烛，舞会就继续下去，开个通宵。那些比较沉静的人整夜在豪华的客厅玩纸牌，在客厅与舞厅之间，有一道用小铜环串着的厚帷幔隔着。天亮之前，大家再一同吃一顿早餐。
“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呢？”斯文季茨基的外甥若尔日问道，他正从前厅跑向他舅父母的房间。在没有谒见主人之前，尤拉和冬妮亚先把他们的外套皮靴之类脱掉，并且向舞厅张望一番。
衣裳窸窣作响，人们互相踩到脚趾，那些不跳舞的人，一面走动一面谈话，在有好几圈烛光的热气腾腾的圣诞树前经过，就像一道黑墙似的移动。
在舞厅的中央，跳舞的人转得头晕目眩。他们在一个青年法科学生的指挥下配对成双，或组成长链。这个领舞的青年名叫科卡·科尔纳科夫，他的父亲是个助理检察官。“大圈！”他用最大嗓门向大家用法文叫道，或者“中国式链子！”——大家就跟着他的号令来跳舞。当他带着舞伴领头跳第一圈舞时，他用法文向钢琴师喊道：“请来一曲华尔兹！”然后他就和舞伴转了开去，圈子愈转愈小，舞步愈来愈慢，直到大家仅能用那华尔兹的余韵来算拍子为止。然后大家拍着手，冰块和冷饮被端到这群吵闹而拥挤的人群中，红着脸的男孩和女孩贪婪地喝着冰冻的蔓越橘汁和柠檬水，杯子一放进托盘，那吵闹的声音又响了十倍，好像他们喝下去的是一种使人骚动的药物。
冬妮亚和尤拉没有在舞厅停下来，他们一直走到后面主人的房间里去。
斯文季茨基的起居间里堆满了从跳舞厅和客厅搬来的家具。这儿就是斯文季茨基夫妇的魔术室，也是他们的圣诞节工场。房间里有油漆和胶水的气味，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堆里，舞星的奖品的盒子和后备蜡烛全堆在那里。
斯文季茨基夫妇正在卡片上写着名字，以便分派礼物、安排席位。若尔日在帮他们忙，但他不断地忘记数目，他们便生气地埋怨他。冬妮亚和尤拉的到来，让他们大喜过望。他们是看着尤拉二人长大的，所以毫不拘束地派遣他们一些差事。
“费利察塔·谢苗诺芙娜根本不明白，这些工作早该预先准备好，而不应该在客人们来了以后才赶着做。看你又干了什么好事了，若尔日！——空心的软糖放在沙袋上，有甜杏仁的放在桌上——你看，你把它们全弄乱了。”
“我真高兴安涅塔的病终于好多了，吉马泽特金和我都很为她担心呢。”
“可是她的病更重啦，不是好些啦，亲爱的。她的病更糟啦，你明白吗？你老是把事情弄得颠三倒四的。”
足足有半个晚上，尤拉、冬妮亚、若尔日以及那对老夫妻都隐处幕后。
拉拉一直在跳舞厅里。她没有穿晚礼服，而且一个人都不认识，但她依然留了下来，结果不是梦游般和科卡·科尔纳科夫跳华尔兹，就是漫无目的地在厅里晃来晃去。
有一两次她站住了，犹豫地在客厅门前伫候着，希望正对门廊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会看见她。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纸牌，纸牌握在他的左手，恰巧遮住他的脸。可能真的没有看见她，但也可能只是装着没看见。她简直被屈辱弄得喘不过气来。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从舞厅走进客厅，科马罗夫斯基用拉拉最熟悉不过的眼光望着她。那女孩觉得受到了阿谀，脸色泛红，同时快乐地笑了。拉拉立刻羞红了脸，几乎叫了起来。“一个新的牺牲品！”她想。她觉得看到这一幕就如同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跟科马罗夫斯基暧昧一样。她始终没有放弃和他谈话的计划，但她决定等一下也可以，等时机更方便些才说更好。她努力使自己平静，再回到舞厅去。
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和另外三个人玩纸牌。他的左手边是科尔纳科夫，也就是现在又和拉拉跳舞的高雅年轻人的父亲，这个她是从和年轻人的随意交谈中知悉的。这年轻人的母亲就是那穿黑衣服的、高高的黑发妇人，她有一对冒火似的眼睛，她在舞厅和客厅之间来回走动，看看儿子跳舞，又看看丈夫玩牌，蛇般的颈项给人以不愉快的印象。最后拉拉知道，那个使她思潮起伏心绪复杂的女孩子是这年轻人的妹妹，她的疑惑根本是无稽的。
当科卡作首次自我介绍时，拉拉并没有注意他的姓氏，但是他又重述了一次，那是在华尔兹曲最后一节快结束了，他搂着她的腰送她回到椅子上、欠身告辞的时候。“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这名字使她想起了一些什么，不太愉快的一些什么。然后她想起来了。科尔纳科夫是莫斯科中央法庭的助理检察官，当包括季韦尔辛在内的那群铁路工人受审的时候，他曾经发表过一篇狂热的演说控诉他们。因着拉拉的请求，科洛格里沃夫曾经前去向他求情，但没有成功。“就是这家伙……好啊，好啊，好啊……真有趣……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差不多是凌晨两点了。尤拉的耳朵在鸣响。他们曾经休息了片刻，吃点东西，然后又开始跳舞。这时圣诞树上的蜡烛烧尽了，也没有人再去点。
尤拉不自然地站在舞厅当中，看着冬妮亚和一个陌生人跳舞，她荡到他面前，摆动着她的缎子短裙——像一条摆动着鳍的鱼——又消失在人群里面。
她极为亢奋。休息的时候，她不肯喝茶，靠吃柑橘来解渴。她剥食了很多柑橘，不时用一条只有一朵花那么大的手绢擦指头和嘴角，同时不断地说着笑着，一面又随手把手绢塞进她的腰带或袖口里。
这时，她正和一个不相识的舞伴掠过皱着眉头的尤拉身边，她捉住了他的手，捏他一下，并且神采飞扬地笑着。本来在她手掌里的手绢留在他手上了。他闭上眼，吻着手绢。那手绢的味道好迷人，一半是柑橘味，一半是冬妮亚手的气味。这是尤拉有生以来从未曾经验过的新鲜感觉，它是那么的尖锐，从头顶贯穿到脚跟。这一阵天真无邪的童稚气味，就像一句黑暗中的耳语那么亲切，那么可解。他把手绢印在眼上、唇上，并透过它来呼吸。突然，里面传来一阵枪声。
每个人都转身望向那挂在舞厅和客厅之间的帷幔。大家顿时沉静下来。然后哄乱开始了。有些人尖声叫喊着跑出来，有些人跟着科卡跑进客厅去，枪声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又有一些人从客厅迎出来，有人在哭，在争吵，所有的人都在说话。
“她在做什么，她在做什么！”科马罗夫斯基不断绝望地说道。
“鲍里亚，鲍里亚，告诉我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德罗科夫医生在哪里？他们说他来了的。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啊？——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说只是擦破了皮不要紧呢！啊，我可怜的受难烈士啊！这就是你揭发那批罪犯的报酬啊！噢，她在这里！这贱货！她在这儿，我要挖掉你的眼睛，你这婊子，你这回可逃不掉了！你说什么，科马罗夫斯基？你？她打的是你？不，我受不了，这是个悲剧性的时刻，科马罗夫斯基，我没有时间听你说笑话。科卡，科卡奇卡！你能相信吗？她想杀死你的父亲……是啊……但老天有眼……科卡！科卡！”
人群从客厅涌入舞厅。走在最前面的是科尔纳科夫，他一面用一条餐巾擦着左手上的皮伤，一面笑着请大家放心，他安然无恙。隔远一点的另外一群人捉着拉拉的手臂拖着她。
尤拉简直目瞪口呆了。是这个女孩子！而且又是在这么不寻常的场合里！同时又有那个灰发的男人。但这次尤拉知道他是谁了——他是著名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和尤拉父亲的遗产有关的一个人。他没有必要和他打招呼。因为他们彼此都假装互不相识。而那女孩……她就是那个开枪的女孩吗？她向检察官开枪？一定是政治问题。可怜的家伙，她走霉运了。她是多么高傲多么美丽啊！而那些混蛋们，竟当她是个小偷一样地扭着她的手臂！
但他立刻又知道自己误会了。拉拉两腿发软站不牢了，他们是在扶她，他们几乎半拖半抱地把她弄到就近的一张沙发上，她整个人就瘫在上面了。
尤拉本想冲到她跟前把她救醒，但他想到自己至少应该先表示对受害人的一点关心才是，于是他走到科尔纳科夫面前。
“我是个医生，”他说，“让我看看你的手。噢，你真幸运，简直连包扎都用不着。不过，涂点碘酒总是好的。费利察塔·谢苗诺芙娜来了，我们向她要点碘酒吧。”
斯文季茨基太太和冬妮亚脸色苍白地走到他面前。她们叫他什么事都放手不必管，赶快穿上大衣。他们家里派人来叫他和冬妮亚立刻回去。
尤拉眼前一空，想到了最坏的可能，跑去拿他的大衣。
他们没有见到安娜·伊万诺芙娜的最后一面。当他们奔上楼梯跑进她的房间时，她告别尘世已经十分钟了。死因是肺部急性水肿引起的突然窒息，当时没有能够及时诊断出来。最初的几个钟头里面，冬妮亚不停地大哭大喊，谁的话也不听。第二天她平静下来了，但也只能在尤拉或她父亲对她说话时点头作答。每当她想说话时，她的悲哀就掩盖了她，她又像着了魔般哭喊起来。
在宗教仪式间断了的时候，她在母亲身边跪上好几个小时，她那双修长美丽的手抓着棺材的一角，棺材被鲜花盖满了，停在台子上。她简直看不见周围的人了。但每当她的眼睛和她朋友们的视线接触时，她立刻就站起来，忍着眼泪，急忙离开灵堂，走上扶梯，直到她扑在床上，才把她那些迸发出来的悲伤埋在枕头里。
由于哀伤、几个钟头的久站、睡眠不足，以及低沉的挽歌、日夜燃烧着的耀眼烛光的刺激，再加上他的感冒，尤拉的灵魂充满一种甜蜜的混乱，时而悲伤得厉害，时而心神恍惚。
当他自己的母亲在十年前去世时，他还是个小孩子。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地哭泣、悲怆、恐惧。在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特别地想到自己。他甚至不能想象有一个像尤拉这样的东西独自存在着，或者这东西有什么价值或利害关系。当时只有他以外、他四周的东西才重要。外在的世界从四面八方压向他，不能逃避、无可争辩，并且具体可感，就像一座森林。母亲的死之所以使他那么震动，原因很简单，他本是和她一块迷失在林中的，现在，他忽然发现她走了，他自己孤零零地留在林中。那森林是世上一切事物所构成的——云朵、商店招牌、钟楼的金顶，以及走在前面护送马车上圣母像的没戴帽子的骑士，还有店子的铺面、商场、高不可攀的星空、上帝和诸圣。
那高不可攀的天空有一回落到他和他保姆的睡房里，降低到他保姆的裙边，那时她正和他谈到上帝，而它就近在眼前手边，近到就像你拉下水沟里的榛子树枝来摘榛子时的树梢。它沉浸在他睡房的金边澡盆里，在火焰和黄金中沐浴后，又浮现出来，变成他和保姆同去的小教堂里的晨祷或弥撒。在那所教堂里，天上的众星都变成圣像前面的烛光。上帝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而且一切事物或多或少总要落到它正确的地位去。但最重要的，还是成人的现实世界，和一座森林似的围着他的城市。那时，尤拉用着他半动物的信心，一心一意地相信上帝，因为他是这森林的守护者。
现在大不相同了。经过十二年的中学和大学，尤拉研究过不少名著和经典，研究过圣徒传及诗人、历史和自然科学。对他而言，那些已经成为他的家庭，他的家族的编年史。现在他什么也不怕了，不怕生，也不怕死。世上的一切，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他词汇中的一个字眼。他觉得他和宇宙站在相等的地位。安娜·伊万诺芙娜的丧礼对他的影响，与他母亲的丧礼对他的影响截然相异。那时他在迷惑、惧怕和痛苦中祷告。现在他倾听教士诵经，犹如倾听一段向他说的话，而且这段话和他直接有关。他注意地倾听着每一个字眼，期望着这些字眼也像任何字眼一样有着清晰的意义。他对天地之伟力的尊崇是不含宗教意味的，他对天地的崇拜就是对祖先的崇拜。
“神圣的主，神圣全能，神圣永生，求赐慈悲。”这是什么？他在哪里？他们一定在搬棺材了。他必须醒来了。早上六点钟的时候他和衣在沙发上睡着了。现在他们在屋子里到处找他，但没有人想到去书房的书架后面寻找看看。
“尤拉！尤拉！”马克尔在叫他。他们在搬棺材了。马克尔要搬那些花圈，他找不到尤拉帮忙，更糟的是他给关在卧室里了，那里面堆满了花圈，因为门外那衣柜的大门滑了开来，把卧室的门给挡住了。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楼下的人们在喊着。马克尔踢开了门，抱着几个花圈跑下楼梯。
“神圣的主，神圣全能，神圣永生。”祷告声柔和地飘到下面街上，然后停在那儿，好像一把鸡毛扫帚柔和地扫着空气似的，一切都在摆荡着——花圈、路人、插了羽毛的马头、在教士手中的链索下摇荡着的香炉，以及脚下白色的泥土。
“尤拉！我的天！你总算来了。”舒拉·施莱辛格摇着他的肩膀，“你怎么啦？他们把棺材抬出去了。你不来和我们一起吗？”
“我来啊，我当然会来。”
丧礼的宗教仪式过去了。乞丐们在寒冷中蹒跚地走拢来，站成两排。灵车、装放花圈的两辆马车和死者娘家克吕格尔家的车子都骚动起来，并且两边晃着。然后这些车子更靠近教堂一些。从教堂里出来的是舒拉·施莱辛格，她哭着揭开那面给泪水弄湿了的面纱，在人群中横扫一眼，找到了那几个扶灵柩的。她向他们点点头，又回到教堂里面去。更多更多的人从教堂出来。
“噢，这次轮到安娜·伊万诺芙娜。她跟我们打过招呼了。她买了一张票子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可怜的人。”
“是的，她的舞跳完了。可怜的人儿。她现在安息了。”
“你搭车还是走路？”
“站了这么久我需要伸伸腿了。让我们先走几步路再坐车子。”
“你看见富夫科夫多难过吗？看着她，他老泪纵横，他擤着鼻子，凝视着她的脸。他一直站在她丈夫的身边呢！”
“他一直是喜欢她的。”
他们慢慢地走向城市另一端的墓地去。那天冻雪开始融化了，是一个无风而有些回暖的日子。寒冷过去了，生命也过去了——似乎这一天是专门为了丧葬而设的一个好日子。那些肮脏的雪看上去好像照亮了黑纱，坟地铁栏杆后面的枞树，潮湿而黝黑，就像生锈的银子，似乎也在哀悼着。
尤拉的母亲也葬在这个墓园里。最近几年来他没有给她上坟。他向那坟墓的方向望一眼，低低说了声“母亲”，声调也几乎像许多年前那样。
人们严肃地散开，分成参差不齐的小组，沿着墓道往前走，那弯弯曲曲的墓道和他们故意慢下来表示忧伤的脚步很不调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拖着冬妮亚的手臂，克吕格尔一家跟在后面。虽然身着黑色的丧服，冬妮亚仍然十分迷人。
修道院圆顶垂下来的带十字架的铁链上，以及粉红色的院墙上，挂着霉迹一样蓬松散乱的霜须。在修道院偏僻的角落里，洗过的衣物沿墙头一排排地挂着——有大袖子的衬衣，桃木色的桌布和扭得皱皱的、挂得歪歪斜斜的床单。尽管修道院的这一部分已让新的建筑改变了外观，尤拉仍看得出这就是他母亲下葬那天晚上风雪怒吼的地段。
他一个人走在大家的前面，偶尔停下来等待他们。那些慢慢地跟着的人们因经历死亡而流露出凄凉的情绪。受到这些情绪的感染，他自然而然地趋向梦想、思考、创造新形式、创造美。他从来没有比这次更生动地了解到，艺术不断关注的有两点：它永远在为死亡默想，而且永远在创造生命。一切伟大的真正的艺术，是模仿并延续圣约翰启示的。
他以喜悦的期待，想到离开学校，离开家独自度过一两天，写一首诗来纪念安娜·伊万诺芙娜。他要把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杂乱无章的事也写进去，写一点关于安娜·伊万诺芙娜最好的品德、哀悼中的冬妮亚、葬礼归途中所见到的事情，以及修道院那一个角落中挂着的洗过的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