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殡的队伍一面唱着《永恒的安息》，一面继续前进。当歌声偶尔停止时，他们的脚步声、马蹄声和阵阵的风声似乎依然在唱着歌。
旁观的人们让路给出殡的行列，一面数着花圈，在胸前画着十字。有些人好奇地走过来问道：“是谁家出殡啊？”“日瓦戈。”有人答道。“哦！怪不得，怪不得！”“但不是他，是他太太。”“唉，还不是一样。愿她的灵魂安息。这真是一场体面的丧礼。”
与亲人在一起的最后时刻一分一秒地消逝，永远不再回来。“上主和他的大地，以及所有居于地上的一切。”牧师念完告别词，画着十字，同时抓了一把泥土撒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遗体上。人们又唱了一遍《义人之魂》，然后一阵吓人的忙乱开始了：掩上棺盖，钉牢，放入墓穴，四把铲子雨点一般把泥土填进墓穴，很快就筑好了坟堆。一个十岁的男孩爬上坟堆。唯有葬礼之盛大逐渐引发感觉迟缓和心神恍惚才会产生这样的印象：男孩似乎要透过墓穴，和他的母亲说话。
男孩抬起头，从他那突矗的位置失神地扫了眼萧瑟的秋色和修道院的圆顶。他伸长脖子，鼻梁高翘的脸孔不住抽动。假如一只幼狼这个样子，谁都知道它就要嗥叫了。男孩用双手掩着脸，一阵阵啜泣。冷风刮过，把冰冷的雨点浇到他的手上和脸上。一个穿着窄袖黑衣的男人走向坟前。他是死者的弟弟、男孩的舅舅，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原本是个神父，后来由于自己的请求又还了俗。
他走到男孩跟前，把他带出坟场。
当天晚上，他们住在修道院里。尼古拉舅舅以前便是这修道院的神父，修道院特别给他腾出一个房间。这一晚正是圣母进堂节的前夕。第二天他们就要南下前往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城镇，尼古拉舅舅在那里的一家进步出版社做事。他们已经买好车票，行李也收拾妥当，放在房间里。车站距离修道院不远，他们在这里可以隐约地听到火车头喘息的声音。
夜里，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房里的两扇窗子开得离地面很近。透过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角已经荒废了的菜圃、一段冰洼散列的大路和埋葬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墓园一隅。菜圃里除了挨着墙边的一些矮刺槐和几棵冻得萎缩发青的包心菜外，什么也没有。每一阵风吹过，那些叶子剥落净尽的矮刺槐就着了魔似的飞舞，而后又俯伏在路边。
半夜里，那男孩尤拉因为窗上的一阵敲击声惊醒。黑暗的房间被神秘刺眼的白光照亮了。他只披了件衬衫，跑到窗前，把脸孔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除了纷飞的大风雪之外，外面什么也看不见，既看不见坟地、道路，也看不见菜圃。大风雪像是故意冲着尤拉施展它的威力，它咆哮着、吼叫着，竭尽所能地吓唬着他。那无垠的白布在空中翻滚着，向大地直倾而下，覆盖了一切。风雪独霸整个世界，其他的东西都消失了。
尤拉翻下窗台，脑中第一个念头就是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做点什么。他害怕那几行包心菜被埋得太深，再也没有人能把它们挖出来；他害怕母亲要沉入地底，离他愈来愈远。
但结果他还是哭泣着停下来。舅舅醒了，同他说了一阵主啊耶稣基督，并努力安慰他。此后舅舅站在窗前沉思，打着哈欠。天快亮了，他们穿上衣服。
母亲尚未告别尘世的时候，尤拉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母子，独自在西伯利亚和外国过着放荡荒淫的生活，把家产挥霍一空。他常常听到的说法是他的父亲到彼得堡去做生意，或是参加通常在依尔比特举行的商品展览会去了。
他的母亲老是疾病缠身。当她得知自己染上肺结核后，经常前往法国南部或意大利北部疗养。尤拉和她去过两次，但他通常是被留在家里，托陌生人照顾，并且每次都托给不同的人。尤拉逐渐习惯了这种场景混乱、不断有神秘事故出现的生活，因此对于父亲的离家，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他记得当他还很小的时候，有很多事物都冠着他家的姓氏。那时有一家日瓦戈工厂，一家日瓦戈银行，好几座日瓦戈大楼，还有一种日瓦戈领带夹，甚至有一种叫做日瓦戈的糖酒蛋糕。而且，曾经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只要你对赶雪橇的车夫说一声“日瓦戈”，那就如同说“到传说中的金银城去”，他自然会把你载进一个神话般的世界，把你送进一个广阔而幽静的林泉之所。栖息在松林中的乌鸦抖落积雪，它们的聒噪引起阵阵仿佛树枝断折的回响。纯种狗成群地从新房前的空地上越过大路奔驰而来。再往前去，一盏盏灯火闪现在逐渐苍茫的暮色中。
然后，突然之间一切都消失了。他们穷了。
一九〇三年夏季，有一天尤拉和他的舅舅尼古拉坐着一辆双马敞篷车穿过田野，他们去探访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一名教师和普及性读物作者。他住在杜普梁卡，这庄园是绸缎商、热心的艺术投资人科洛格里沃夫的财产。
这天正赶上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小麦的农忙季节，但不知是因为节日，还是因为中午休息，田野中竟一个人也看不见。在高张的火伞下，那些收割了一半的田地，就像剃了一半的犯人头。飞鸟在空中盘旋，被沉重的穗子压弯的小麦静立在炎阳下。远方，收割过的麦田上，排列着一捆捆整齐的麦秆。如果你长久地凝视它们，就会产生错觉，仿佛它们是会动的，如同沿着地平线走动记录的土地测量员。
“这些田地是谁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问帕维尔。帕维尔是报馆老板的佣人，他斜坐在马车的驾驶座上，耸着肩膀叠着腿，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善驾驶马车的人。“是地主的还是佃农的？”
“这一边都是老爷的，”帕维尔抽着烟，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用鞭柄指着另一个方向说，“那边才是佃农的——唷呵！走吧！”他吆喝着马，像工程师注视压力计似的注视着马的尾巴和腰部。那两匹马正如天下所有的马，套在车轭上的那匹老老实实地拖着车，那匹没有上套的则天鹅似的伸长脖子，像个精神萎靡的懒虫，光是和着铃声踏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着沃斯科博伊尼科夫那本讨论土地问题著作的校样，因为当局对于出版审查的尺度渐渐严格，出版社老板要求作者把原著修改一下。
“这里的人愈来愈不像话了，”他对帕维尔说，“附近村子里，一个做买卖的被他们砍了头，县立的传种马厩也被烧掉了，你觉得这些事情怎么样？你们村子里的人怎么谈论这些事情？”
很明显，帕维尔的看法还要悲观些，甚至比那个催促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修改对土地问题的激烈论调的检查官还要悲观。
“给他们怎么说呢？农人被宠坏了——对他们太好了，这是没有用的。给农人一条绳子，上帝知道，他们马上会做出你勒死我我勒死你的事儿来。——唷呵！走吧！”
这是尤拉第二次和舅舅到杜普梁卡去。他自以为已经认得路，每当田野在眼前展开，又在树林边缘形成一道狭窄的线界时，他就觉得自己认得这地方，路马上要向右转，而且立即就可以看见那十俄里外的科洛格里沃夫庄园，以及在远处闪耀的河水和对岸的火车站了。但每一次他都认错，田野过去还是田野，一片又一片相继隐没在树林后面。这些广阔无边的田野使他觉得自由自在，意态昂扬，使他不住地思前想后，梦想未来。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的书，这时一本都还没有写出来，虽然他的思想已经成形，他却仍然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把那些思想贴切地表达出来。命运已经注定，不久他将跻身于当代的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之列，他将成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与某些人有着某些共同关注点、但除了术语之外，又和那些人完全不同的人。那些人，毫无例外地抓紧一套教条（只要抓到字眼和表面的意思便心满意足了），但尼古拉神父却已跳出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继续向前探索着。他热烈地追求一种能激发人的、可捉摸的观念，这观念会在运动中清楚地指出转变的道路，这观念要像闪电或轰雷一样，使儿童或不识之无的人都能领略。他渴望着新的事物。
尤拉喜欢和他的舅舅在一起，他使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正像母亲一般，他的心灵在自由中活动，欢迎新奇的东西；他也同样具有高贵的意识，热爱一切有生命的动物；他也有国人的天赋，对任何事物，只要一落眼就能接受；他也能透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它们还没有失去意义和活力之前。
尤拉很高兴舅舅带他去杜普梁卡，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且还可使他想起母亲，母亲生前酷爱大自然，经常带他到野外散步。
他也希望再看到尼卡·杜多罗夫，虽然尼卡比他大两岁，也许会瞧不起他。尼卡是个小学生，住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当他和尤拉握手时，总是尽力把胳臂向下压，头垂得很低，然后他的头发就会披下来盖住额头，遮住了他的半边脸。
“‘贫穷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着那部改订过的稿件。
“我想‘关键’改为‘要素’比较好些。”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动手改正校样。
他们正在被玻璃环绕、半昏暗的阳台上工作。浇花的喷水壶和园艺工具散乱一地，雨衣搭在一张破椅子的靠背上，角落里是糊满泥浆的靴子，靴筒坍在地板上。
“另一方面，出生与死亡的统计数字显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道。
“加一句‘在调查的该年度内’进去吧。”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立刻注明。风从窗隙间吹进来，他们用花岗石当镇纸，压住稿纸。
工作完毕，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立即告辞。
“暴风雨来了，我们要赶快走。”
“没有的事，不许走。我们这就喝茶啦。”
“但是天黑之前我必须赶回城里。”
“不要争啦，我不会让你走的。”
俄式钢茶炉的炭烟从园子里飘进来，把烟草和芥菜花的气味冲淡了。一个女佣端来一盘干酪、浆果和点心，并且告诉他们，帕维尔到河里洗澡去了，同时把马也带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留了下来。
“趁他们准备茶点，我们到河边去走走。”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由于他和科洛格里沃夫有交情，科洛格里沃夫把庄园管理人住宅的两个房间让给他住。这住宅和它的小园子位于庄园中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靠近一条布满荆棘的旧路，除了垃圾车偶尔会经过这儿开向充作垃圾坑的荒沟外，早已没有马车行驶了。科洛格里沃夫是个百万富翁，有远见，同情革命，这时正和太太在国外旅行。目前住在这庄园大厦里的，只有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帕，此外就是保姆和几个佣人。
一道稠密的黑李子树篱笆把管园人的住宅跟庄园大厦和带人工湖的林园隔开。当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沿着篱笆行走时，成群结队的麻雀不断地从树丛间的小路上飞起来，落在黑李子树丛里，欢快的啁啾声伴随着他们，就像他们的身边有一道在沟渠里淙淙流动着的溪水。
他们走过种花的温室，走过园丁的住宅，和一些石头建筑的遗址，谈论着当时科学界和文艺界的后起之秀。
“不错，是很有一些人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但当下的风气是搞小圈子和各式各样的社团。不论他们服膺的是索洛维约夫、康德还是马克思，团体总是庸才们的庇护所。只有独自探索的个人才可能求得真理，否则无法摒弃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事物值得我们信仰呢？事实上少得很！我认为一个人应当忠于不朽，那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更为有力的形式。人必须对不朽忠诚——对基督忠诚！啊，你又翘鼻子了，可怜的人，你一点都不明白。”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哼了一声。这个瘦削、金发、像鳝鱼一样不安的人，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时常用手捋一捋胡髭，同时不断地搓捻须端，“当然，我没的话说。你知道我对这类事情观点相当不同。可是，既然我们谈到了，你就说一说，当他们褫夺你的神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敢打赌，你一定很怕他们要开除你的教籍，是吧？”
“你想转移话题。不过，也不要紧……开除我的教籍？没有，教会取消这种规矩了。不过脱离神职的确是很扫兴的，而且还连带一些后果。比方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能干公务人员，禁止前往莫斯科或彼得堡。但是，这些又有什么关系？我始终认为，人必须对基督忠诚。我来说明这个道理。你所不懂的是，一个人可以是个无神论者，可以否定上帝存在，而仍然相信人并非自生自灭，而是生活在历史中。他依然可以相信，就像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他依然可以相信，基督的福音是历史的根源。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呢？历史是若干世纪以来对死亡之谜有系统的探索，并且一直在希望克服死亡。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限大和物理上的电磁波，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人类才创作交响乐。假如没有某一种信仰，你就无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如果没有信仰，你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发现。信仰的基本要素写在《福音书》中，那是什么呢？首先，爱你的邻人，这是生命活力的最高表现。这种爱一旦充满了人的心灵以后，必定会洋溢着泛爱众人的情感。再就是现代人的两个基本理想，作为现代人，没有这两种理想是不堪想象的：自由人格以及把生命看作一种牺牲的观念。你不要小看它们，这两种观念直到现在还是新颖的。远古是没有这种观念的，远古只有流血、兽性、残酷和罗马的麻脸暴君——他们不懂得奴隶制度是多么的卑鄙。不错，远古也曾留下使人类骄傲的铜碑和大理石柱子。但是，在基督降世之前，时间和人类都不能自由呼吸。一直到基督降临以后，人类才开始为未来而活着，不必再像狗一般死在壕沟里——而是死在家中。历史上，当克服死亡的努力在全力进行时，每个人也在分担这项工作中死去。噢！我太激动了，是不是？不过也许我是白说的吧？”
“亲爱的朋友，你谈到形而上学去了。我的医生可不让我谈形而上学，我的胃吃不消。”
“唉，罢了，跟你说这些没有用，我们不要谈下去了。啊！老天，多美丽的景色！你这幸运鬼！也许你天天看见这样的景致，反而不觉得它美了。”
河面像一片压上皱褶的白铁，反射出耀眼的阳光，令人不敢逼视。突然间，河面被波浪分成两半，一艘大型渡船满载着车、马、农人和他们的妻子驶向对岸。
“现在才五点多一点点，”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那是从塞兹兰开来的特别快车，每天五点零五分经过这里。”
远处的平原上，有一列由左往右驶的黄蓝色火车，因为距离远，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大。忽然，他们发现那列火车停了下来，火车头冒出白色的蒸汽，接着是一声悠长的汽笛。
“怪啦，”伊万·伊万诺维奇说，“大概是出事了。它并没有必要在草原中停下来。一定是出事了。我们回去用茶点吧。”
尼卡不在园中，也不在屋子里。尤拉猜想他之所以躲起来，是因为大人们让他心烦，而尤拉自己年纪又太小。所以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阳台上去工作时，尤拉便到外面去闲逛。
这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黄鹂婉转啼鸣，每叫三声就停一会儿，似乎有意让宽广的田野有足够的时间来吸收它银笛似的清润歌声。馥郁的芳香凝结在花畦上空，好像在空气中迷了路，停留不去。这情景触发了男孩心中对法国和意大利那些避暑村镇的记忆，他来回返转，母亲声音的幽灵似乎也正漫游于这片林野，在虫鸣鸟叫声中回响。他不时因幻想而惊顾，以为母亲在唤他，叫他到她的跟前去。
他走到荒沟那边，穿过小树丛，爬下壕沟的边缘，走进沟底的冬青树丛里。
壕沟下面，蔓草、矮树、枯枝和腐败的叶子纷乱杂陈，阴暗而潮湿。花很少。枝节横生的荆树枝桠，好像他那本插图《圣经》里饰有埃及雕纹的拐杖。
尤拉觉得更加孤独了。他忽然想哭——随即他跪在地上，迸出了眼泪。
“上帝的天使，我神圣的护持啊！”他祈祷着，“保佑我走上真理之路，并请告诉母亲我很好，请她不必挂念。如果死后还有生命，主啊，请接纳我的母亲进入你的天庭，让她见见光耀如星辰的圣徒们的脸。母亲是善良的，她不是罪人，你对她大发慈悲吧！主啊，千万不要让她受苦。啊，母亲！”——在心碎的凄苦中，他向她呼唤，当她是另外一个护持圣徒。突然，他再也忍受不住，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尤拉没有昏迷多久。他苏醒时，听到舅舅正在叫他。他一面应声，一面爬出壕沟。
忽然，他记起还没有为失踪的父亲祷告，母亲曾教他要记得替父亲祷告的。
但是刚才那阵昏眩似乎使他觉得轻松惬意，他不想改变这种感觉。他想，下次再替父亲祷告也未尝不可。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让他等等吧。”尤拉几乎全然忘却了他。
米沙·戈尔东坐在火车的一节二等车厢里，跟随父亲出门远行。米沙有一张好像总是在沉思的面孔，和一双大而黑的眼睛，他才十一岁，却已经念中学二年级了。他的父亲名叫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戈尔东，原来在奥伦堡当律师，现在前往莫斯科就任新职。米沙的母亲和姐妹们早已先去布置寓所了。
他们父子二人已经旅行了三天。
他们在热浪笼罩着的俄罗斯飞驰，越过田野、草原、村落和被太阳烤得灰白的城镇。一队队马拖的货车沿着公路前进，偶尔也会摇摇摆摆地横过铁轨。从风驰电掣般的火车望过去，这些货车仿佛压根儿没动，马匹也只是在原地踏步。
火车停靠大站的时候，乘客就跳下车跑向食物贩卖摊。斜挂站台背后的夕阳吻着这些人匆匆移动的脚步，照得列车的轮子闪闪发光。
区分来看，世界上的每一次震颤，都各有其计划和目的，但把它们合拢来，它们就又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将其连结的生命之流中。人们工作、奋斗，每个人都被他自己所关心的目标所操纵。但那些其中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由某种更高的意识——超脱的自由所统辖的话，就无法适宜地运行。这样的自由来自：感受到所有人的生命都互相关联；它源于一个必然，所有的生命都必然互相流通——一种快乐的体验，觉得所有的事情不但发生在这埋葬死者的国度，同时也发生在别的区域里，这区域有些人称之为上帝的国，有些人称之为历史，还有些人称乎它别的名字。
就这一通则而言，米沙却是一个不快乐的、辛酸的例外，忧郁始终滞留在他的心灵深处，他从来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消除这种忧郁。他本身也知道自己有这种遗传特性，并且一直以敏锐的疑惧监视着这种特性的征兆。它使他苦恼，使他蒙羞。
自懂事以来，他就发觉有些人五官百骸与别人大致相同，语言生活也与常人无异，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只有很少的人喜欢他们，更糟的是，没有人爱他们。为什么呢？他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你是生而不如别人的，并且任你如何努力也无法加以改善。到底做一个犹太人有怎样的意义呢？做犹太人又有什么目的呢？这种徒然带来悲痛的无可应付的挑战，究竟有什么补偿？它的道理又在哪里？
当米沙向他父亲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父亲告诉他说，他的命题是荒谬的，并且他的推理过程也错了。但父亲并没有给他一个深入得足以折服他的解答，也不能使他默默接受这无法避免的现实。
因此，除了父母以外，米沙开始轻视所有的大人，因为他们总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后手足无措。他坚信等自己长大后，会把这些问题弄得一清二楚。
就拿眼前发生的事来说，谁都不敢说他父亲不应该去追那个冲出车厢的疯子，当那疯子推开他父亲，拉开车门，像跳水那样倒栽葱地从火车上跳出去的时候，谁也不敢说他的父亲不应该拉动紧急刹车警报。
但由于拉下紧急刹车警报的是他的父亲，在米沙看来，火车无缘无故停这么久，好像便是因为他们太不中用了。
谁也不清楚火车为什么要耽搁这么久。有人说是紧急刹车把制动机弄坏了，有人说火车正停在一个陡坡上，火车头没有力量向上爬。第三种说法认为那个自杀的人是个重要人物，他的随行律师坚持要从最邻近的车站科洛格里沃夫找几位地方官来立下见证。刚才副司机爬上电线杆打过电话，铁路警察的手摇车一定已经启程赶来了。
厕所隐约传出臭味，古龙水也盖不过它。用不干净的蜡纸包着的放在高处的烧鸡气味也直呛鼻子。几个叽叽喳喳的彼得堡老太太，脸上已拿煤烟和化妆品涂抹得像吉普赛婆娘，但依然不住地往脸上抹着粉，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尽管她们挤着走过拥挤的通道，仍然不会忘记整整头巾，留意自己的外表，她们走过戈尔东的车厢，撅着嘴巴，好像在对米沙吹嘘说：“我们多有派头啊！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有教养的。这些货色真叫我们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的草地上。一道细小的血痕横在他的额际，由于血水已经凝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钩，判他“一笔勾销”。尤其是那些血并不像是从他身体中流出来的，却像是一件附加上去的东西，诸如一条橡皮膏、一道溅上去的泥浆，或是一片湿黏的桦树叶。
好奇的人围成一圈——不断变动的人群，其中有同情的，也有漠不关心的。而他的朋友，一个矮胖而傲慢的律师，仿佛一只穿着湿衬衫的纯种狗，站在尸体旁边，毫无表情地发着怒。他热得发昏，不停地用帽子扇着风。不管别人问他什么话，他总是一个劲儿地耸肩，后来甚至头也不回，暴躁地回答：“他是个酒鬼嘛，发酒疯跳了下来，难道你们不懂吗？”
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太，穿着毛衣、披着织巾，两次走近尸体。她是个寡妇，名叫季韦尔辛娜，她的两个儿子都做火车司机，因此她带着两个儿媳妇免费坐三等车厢。两个媳妇的头巾盖到额头，像跟着修道院长的修女似的，她俩一声不响地跟着她。大家都让路给她们。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失事时活活给烧死的。她远远地离开尸体站着，但仍然可以透过人群看见它，仿佛她在比较这两起意外事故似的，她叹了一口气。“各人的命运不同，”她似乎要表达这样的意思，“有些人死于主的旨意——但看看这个人吧——有钱享福却要发神经来寻死。”
所有的乘客都下车来看那具尸体，然后，又怕东西被人偷走，陆续又回到车厢里去。
当跳下车去采摘野花，或是走上几步路舒活舒活筋骨的时候，他们觉得似乎这地方只为这意外事件而存在，如果没有这个意外，这里的林岗草泽，那宽广的河，以及对岸斜坡上的漂亮房子和教堂都不会存在似的。
甚至太阳也好像只属于这个地方。它的暮光胆怯而不安，像一只从邻近牛群里走过来看看人群的小牛。
米沙深深为这意外而震动，最初，他竟因为悲伤和惊恐而哭泣起来。在他们漫长的旅途中，那自杀者好几次到过他们的车厢，并且经常和米沙的父亲谈上整个钟头的话。他曾经说过，他发觉米沙的父亲是个很正派、温和而体贴的人，他觉得很安慰，他请教许多证券交易、财产契据、破产、欺诈等法律上的问题。“真的吗？”听完戈尔东的回答他惊叹地说，“法律真有这么宽大吗？我的律师可没有这么乐观呢！”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他的旅伴就从他们落座的头等车厢走来，拖他到餐车去喝香槟。他的旅伴就是这个站在尸体旁边、无动于衷的矮胖子，一个面孔刮得干干净净、衣着考究的傲慢律师。谁都能够体会到，这个雇主不住地激动烦恼，却正中他律师的下怀。
米沙的父亲说，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百万富翁日瓦戈，他是个心地善良的浪子，但对自己的行为并不能完全负责。他来他们的车厢时，绝不因米沙在座而有所拘束，他谈及他的儿子，一个和米沙一般年纪的小孩。他也谈到他的亡妻，然后继续谈到他的第二个家，这个家也被他遗弃了，就像他遗弃第一个家一样。谈到这儿，他会记起别的事情，因为恐怖而脸色苍白，同时故事的连贯也就打乱了。
他对米沙有一份说不出的关切，也许那是他对另一个人关切的转移。他送给米沙许多礼物，当火车在大站停靠时，他就跳下车去，到头等候车室的书摊上买些玩具或者当地的纪念品来送给他。
他不停地喝酒，并且抱怨三个月来一直没有睡过觉；他说只要他的酒一醒，不管时间多么短暂，他就会被一种正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所折磨。
最后一次冲进他们的车厢，他抓着戈尔东的手，似乎要告诉他什么，但终于没说出口。然后就冲出平台，跳下了火车。
当米沙正坐着端详那装有乌拉尔区矿石的木匣子——那个人送他的最后一件礼物——车外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一辆手摇车沿着平行的轨道驶来了。一位医生、两名警察和一个帽子上戴有徽章的检察官从手摇车上跳下来。他们官腔官调地问话，做起笔录。警察和列车长笨拙地把尸体拖过铺路的碎石，拖到路基上。一个农妇开始号哭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去，随着汽笛声响起，火车又开动了。
“那个神棍又来啦！”尼卡狠狠地想着，一面设法在房间里找出一条潜逃的路。但客人们的声音已经来到门外，他无法溜走了。房里摆着两张床，他自己一张，伊万·伊万诺维奇一张。他毫不考虑地钻进自己的床底。
他听到他们在叫他，又在别的房间找他，对他的不在表示惊奇。最后他们又回到卧室。
“嗯，这就没办法啦。”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尤拉，你去吧！也许尼卡等一下就回来，那时你再和他玩吧。”然后他们坐下来，谈起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学生暴动，把尼卡困在他那荒唐不雅的禁闭中约有二十分钟。后来他们终于到阳台上去，尼卡悄悄打开窗户，跳出去，走进林园。
头一天晚上他一夜没睡，弄得白天神情恍惚。他已经十四岁了，不再甘心被别人看作小孩子。他整夜大睁双眼，天刚破晓就迫不及待地走出门去。旭日初升，将修长而露湿的树影蜿蜒抛在林园地面上，那影子不是漆黑的，而是像浸湿的毯子似的灰黑。清晨醉人的芳香好像从这湿润的影子上升起，影子上一道一道的光线就如同女孩的指尖。
忽然一条水银色的带子，如草尖露水闪闪发光，从他身旁不远的地方滑过。它一直游动着，地面也没有把它吸去。然后，它突然扭向一旁，消失了。那是一条草蛇，尼卡打了个冷颤。
他是个很奇特的孩子。当他兴奋时，他会大声地自言自语，模仿他母亲谈论那些深奥的、似是而非的话题。
“活着是多么奇妙啊，”他想，“可是活着为什么又永远痛苦呢？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他存在的话，那他就是我了。”他仰望一株晃动的白杨树，这树从树顶到树根都在颤抖，湿潮的叶子像小小的锡箔。“我命令它停住。”他鼓起疯狂的傻劲，用尽全力，用尽他身上每一盎司的血和肉，默默地集中所有的力量：“停！”那株树真的立即乖乖地静止下来。尼卡开心地笑了，同时跳进河中洗澡。
他的父亲——被判处绞刑而又蒙沙皇特赦的造反派杰缅季·杜多罗夫，这时正在服劳役。他的母亲是格鲁吉亚埃里斯托夫家的公主，一位惯受宠爱的美人，依然很年轻，并且始终醉心于同情暴动和叛乱，支持过激派的理论，追捧名演员，或者帮助不快乐的失败者。
她非常宠爱尼卡，她把他的名字昵称为五花八门的奇怪读法，像伊诺切克或诺亲卡之类，并带他去梯弗里斯，在她的家人面前炫耀一番。尼卡在那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外婆庭院中一棵疏落的树。那是一棵呆头呆脑的热带大树，它的叶子如同大象的耳朵，遮蔽着南方灼热的烈日。尼卡认为它不像一棵树，而像一头野兽。
让这孩子用他父亲那可怕的姓氏是危险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希望他用母亲娘家的姓，并且他想取得他母亲的同意，向沙皇上书申请批准这个更动。当尼卡躺在床底下愤世嫉俗的时候，他首先就想到这件事。这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是什么货色，他居然敢这么可恶地干涉他的事情？他必须教训他，叫他少管闲事。
那个娜佳！只不过因为她年长一岁，就可以翘起鼻子，瞧不起他，当尼卡是个小孩子吗？他一定要教训她一顿。“我恨她！”他屡次对自己说，“我要宰了她。我要带她去划船淹死她。”
他的母亲也相当恼人。不用说她也一定是撒了谎啦。她临走的时候对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要到高加索去，但她必定在第一个岔路口就拐弯，北上前往彼得堡了。哼，当他在这个鬼地方发霉的时候，她却快乐逍遥地和那些学生们在一起开枪攻击警察！他想他必须让人们见识一下自己的本事。他要杀掉娜佳，退了学逃到西伯利亚去找他父亲，发动一次惊天动地的起义。
那池塘的四周都长了水莲。小艇穿过水莲时发出干燥的窸窣声，池塘的水从密集的莲叶下面露出来，就像从掰开的西瓜瓤中间流出的汁液一样。
尼卡和娜佳在采水莲。他们两人都抓着同一根橡皮似的韧茎，那茎把他们两人头碰头拉在一起，小艇也就像被撑杆钩着似的被拖靠到岸边。小艇过处，一根根茎叶被撞得摇晃着朝水里缩去，那一朵朵红蕊的白花如同点了血的蛋的，一会儿沉入水中，一会儿又滚着水珠浮出水面。
娜佳和尼卡继续摘莲花，小艇愈来愈倾斜，两人几乎并排躺在艇里面。
“我讨厌上学，”尼卡说，“现在已经该我自力更生了——我应该到外面的世界去赚钱度日啦。”
“我还打算请你教我二次方程式呢。我的代数糟透了，几乎得补考。”
尼卡想，她的话中带刺。不用说，她是在提醒他别充大人，他还只是个小家伙罢了。二次方程式！他还没有开始学代数呢。
他故意装成毫不在乎来掩饰他的感觉。
“你长大以后打算嫁给谁？”
尼卡问着，随即意识到自己问得实在太蠢。
“还早着呢。也许我谁都不嫁。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有什么用意。”
“那你问我干吗？”
“你真笨！”
他们两人吵起来了。于是尼卡记起早晨他那种憎恨女人的情绪了。他恐吓娜佳说，如果她再咒骂，他就要淹死她。
“你敢！”娜佳不甘示弱。
尼卡拦腰抱住她，他们扭打起来，一下失去重心，都掉进池塘去了。
虽然两人都会游泳，可是水莲绊着他们的手脚，而且水深过顶。最后，好不容易才摆脱那些糨糊似的烂泥，爬上了岸，水还从他们的口袋和鞋子里直往外流。尼卡比娜佳更加疲惫。他们并排坐着，两人都是浑身湿透。假如是在以前，经过这么一场惊险，他们会互相责骂，争吵或大笑。可是现在他们却默然无语，只顾喘气，他们似乎被这整件事情的荒诞吓呆了。娜佳是一肚子火，尼卡浑身疼痛，好像被谁用棍子打断了肋骨一般。
最后，娜佳像个大人那样平静地说：“你真的是发疯了。”
尼卡也同样用大人的口气说：“我很抱歉。”
他们像两辆洒水车似的滴着水走回家去。他们走过那片多蛇的山坡，靠近早上尼卡看见蛇的地方。
他想起夜里充满他全身那神奇的、昂然自得的感觉和早上甚至大自然也要服从他旨意的能力。他思索着，现在应该发一个怎样的命令呢？他最迫切的渴望是什么呢？他突然意识到，他最向往的事情就是再和娜佳一同掉进池塘里去，而且他是那么渴望知道，这种事情是否会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