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尔德·茨威格
Arnold Zweig

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 1887—1968）首开风气之先。1926年年末，每天早晨他躺在沙发上，精神高度集中，眼睛紧闭着，口述这部将会令他世界闻名的作品。之前几年所出版的有关战争的书，主角都是先知先觉的英雄，苦口婆心地揭发一个接着一个的小胜利，迎来的其实是灾难性的毁灭。这时，茨威格另一类的小说《格里沙下士的争执》出现。这本书既没有先知英雄，也没有反德清算，正因为这样，它才获得这场巨大的成功。普鲁士左派犹太人茨威格利用“格里沙”写下深具普鲁士精神的反体制控诉书。之后他是这样解释他的计划的：“我问自己，如何描绘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秩序以及一个无法不联想到这个秩序的战争？在书中如何让人领略作者对理想的热情变为失望，如何将消逝过程漫画性地呈现？我的看法是，要驳斥一个制度，就要显现，在这个制度情况最好的条件下，它如何迫使一般正常人的行为变得不正常……我们并没有大文豪席勒那样的企图心，要揭发恶徒的嘴脸，我们要揭发的是制度。”

格里沙的故事是一个司法错误，更好的说法是：一个一旦决定路线就只是残酷地往前走的制度，一个现代的、官僚化的杀人机关，人性和人被消磨殆尽。格里沙下士因为极度思乡，终于下定决心从德国俘虏营中逃走。他的爱人，游击队的女队长巴布卡（Babka）建议他假扮反叛军比舍夫（Bjuschew）。他重新被德军抓住时，这个身份成为他的噩梦。他被以为是俄军间谍，判处死刑。虽然他之后能够证明他真正的身份，却无法改变已经宣判的刑罚。判决必须被执行。这不只关系到格里沙一人：“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德国，”中尉温弗里德（Winfried）说，“国家生养我们，我们为了国家历尽艰辛，它的正义必须被伸张，司法程序必须谨慎。唯有相信国家的进步，我们敬爱的国家才不会堕落，我们亲爱的母亲德国才不致误入歧途。因为离开了正义，就是毁灭。”——一部爱国主义的反战小说——即使是理想主义的反对者，也很难把它摆一边。尊崇普鲁士精神的世界大战斗士和作家恩斯特·冯·所罗门（Ernst von Salomon），曾因为参与谋杀犹太裔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Rathemm）而坐牢很多年，他写下对这部作品的叹语：“这是一个有普鲁士狂的人，他疯狂的程度比我还严重，他比我还爱普鲁士，一字一句都在拥护普鲁士，这种热情出自狂野的疼痛，而这种我本无所知的疼痛，现在却要为了了解普鲁士而被迫认识。”

只有如此，这部作品才能在政治分歧如此严重的魏玛共和时期，得到这么巨大的成功。打破禁忌——清算军队谋杀机制、清算普鲁士友善一面的错误普鲁士精神。人们欢呼，大量购买这本书。即使是在国外，格里沙也获得成功。他美国的出版社“本·许布希”（Ben Huebsch）发电报来说：“佳评如狂潮，格里沙保证巨大的成功。”就这样，茨威格一夜之间成为畅销作家，长久以来无数因为兴趣丧失而搁浅的文稿，在高昂的创作欲下被完成。他随即在柏林埃析坎伯（Berlin-Eichkamp）自己家隔壁设置一个漂亮的、有玻璃围墙、现代感十足的工作室。他旅行，享受人生，享受爱情。他梦想多妻爱情已经很久了，但总是因为伴侣受道德感或对爱情看法的牵制而无法实现。现在是他实现梦想的时候了。小他22岁的雇员莉莉·奥芬施塔特（Lily Ofenstadt），一开始的工作是帮他整理图书室，之后是当他躺在长椅上闭着眼睛口述时的速记员，现在变成他第二个夫人，跟他一起旅行、出门社交。事情发展到茨威格的夫人贝阿特丽·弗洛（Beatrice Floh）再也无法忍受时，她动身去巴黎学画。茨威格很幸福：“今年结束得很漂亮。这是自战争结束以来最反动的一年。”1932年与1933年交替时，他在日历上写下这样的句子。“从1909年到今天晚上，道路多么艰难！如果一切能像这样继续下去：生活多彩多姿、账单完全挂零——多好！”

直到希特勒夺权，甚至直到国会大厦付之一炬，他还抱着欢跃的乐观写下：“大家都严重警告我，我该出逃……但是我很冷静。莉莉太美妙了！”1933年3月他还带着美妙的莉莉到捷克去旅行，继续写他的《西里西亚的中篇小说》（Schlesische Novelle），故事叙述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带着一个年轻许多的非犹太女人，在西里西亚旅行，而且不顾正在高涨的法西斯主义，决定要结婚。

可惜现实总是不如想象，莉莉坐车去柏林，而茨威格则去维也纳演说。4月1日，第一次捣毁犹太商店行动发动，他的太太贝阿堤丝离开巴黎，试图从柏林坐火车去维也纳。在德累斯顿，她被短暂拘留，护照被没收，她只好返回柏林。现在，本身是犹太人也是左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茨威格，才忽然间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一天，他怀着胸中少见的清明，在随身记事本里写下：“这些犹太人，根本还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明明活命要靠左派，还拼命往右派靠。”文末他坚决起来奋斗：“只有反对极权，而且唯有借由民主，才能保住犹太的存在。世界各地皆如此！在我们自己的阵营里也是。不要自欺欺人，对政治不要抱有幻想！”这个人在召唤自己起来尽义务，这个曾经相信情势不会再坏下去的人，曾经相信攻击不是针对他而救赎就要来到的人，写完这些心意绝决的文字之后，告诉两位妻子，他即将造访柏林。莉莉几乎没有加密，激动地回复电报：“我们这里绝对可以不需要你。你对自己、家庭和我，还有更重要的义务。”

茨威格遵从妻子们的劝告以及政治现实的要求，出走捷克，从滨海萨纳里（Sanary-sur-Mer）到巴勒斯坦，在那里，他和妻子贝阿堤丝（不久后，莉莉也加入）一起度过漫长的、抑郁不快的流亡时期。他的一个朋友在一封信中，曾向他提到1933年5月10日在歌剧广场发生的事：“我最近目睹了一场烧巫大会，只不过烧的是书不是女巫。从晚上9点到12点拥挤得动弹不得，你大概受不了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不过，这是值得的……在广场上，冲锋队（SA）和警卫队（Schupo）装腔作势，以为自己是多重要的人物。小贩到处叫卖：‘糖果、巧克力、香烟！’‘热香肠、热香肠’，笑话总是跟着卖香肠的，不论他走到哪里，人群中便有人一起爆笑……我们自己想都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可笑，他们一直痴痴地笑、嘲笑、爆笑，一直到大火燃烧起来，大家都过得很愉快。‘这是在烧什么？’‘犹太人的书啊！’‘真的？不是德文书？真是伤风败俗。’”广场上的人继续这类对话，开玩笑，吃香肠，直到阿诺尔德·茨威格的名字出现，他的书在欢呼声中被丢进火堆。事后，茨威格又惊又笑地记下这个场面。他原先的乐观，现在变成怀疑：“因为人不会弄错，内容有价值的书很难被烧掉，而且曾经有过焚书之火被扑灭的事。”

这烧的是什么？这都是些什么书？这些书无法让这场火熄灭。茨威格既不愿去想，也不敢相信。1937年夏天他和妻子试探是否有重回欧洲的可能性。1939年“二战”爆发前不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对这些事充满信心。”

这是充满疑虑的小人物的乐观心态。茨威格想生活在他理想的土地上，他在巴勒斯坦不会快乐。他拒绝学习当地的语言，拒绝用任何一种方式适应环境。他抱怨没有人读他的作品，他的显赫、财富，这些他在德国努力争取来的东西，都失去了。他发表文章的地方_——德语杂志编辑部——在轰炸中被摧毁。答应印德语书籍的印刷厂收到匿名恐吓信，杂志只得停刊。茨威格这个时期的作品，例如《万兹贝克的斧头》（Das Beil von Wandsbek, 1943），最先出版的是希伯来文的翻译本，结果反响平平。茨威格在巴勒斯坦并不感到自在。

“二战”后，他在新成立的民主德国社会党中，得到他梦寐以求的显赫地位。他的书成为学校教材，他成为国会议员，得到国家最高级奖章，于1968年11月28日辞世。他在桃乐丝市立墓园（Dorotheen）与布莱希特（Brecht）、贝歇尔（Becher）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