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职业联赛运行机制研究评述

在对2000年至今关于职业体育运行机制的文献查询中发现，国内硕博士论文和核心期刊中的相关研究共计十余篇，相关书籍也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张林、王庆伟等。这些学者初步对职业体育运行机制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分类，并对当前国内外相关职业体育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和评价。

其中，学者张林以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作为重点内容，剖析国外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的特点，在分析我国竞技体育改革与职业体育俱乐部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和背景；并联系现代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本质特征与我国国情，探讨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的目标模式与组织管理措施。张林将国外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分为组织机制、市场机制、投资机制、发展机制、竞争机制、压力机制、自律机制和政府的管理机制八方面对其现状进行了论述，认为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制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这些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其处于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有密切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的规律性。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行和发展依赖于完善的管理体系，并由此形成俱乐部、协会和俱乐部联赛之间的协调关系；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各种活动和计划制订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向导，不断地提高经营管理与服务水平，努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按照市场收益合理使用资金，使之在经济上保持良性循环。投资俱乐部的利益回报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俱乐部的市场价值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获得长期利益回报。俱乐部的生存发展潜力与其社会基础有密切关系。俱乐部的成功运作必须致力于打造深厚的社会基础，并紧紧依托于社会。公平与合理竞争是俱乐部发展的必要条件，竞争所产生的优胜劣汰有助于提高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使俱乐部有限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劳资协商制度有助于维护运动员的切身利益，协调和缓和利益冲突，提高俱乐部依法办事能力和管理水平。俱乐部行业的自律机制是俱乐部运行的重要部分，它有助于规范和约束俱乐部行为，使俱乐部保持经济上、运动水平上的相对平衡，维护俱乐部的整体利益。为了弥补市场缺陷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政府要对职业体育俱乐部实行一定限度的管理和约束。以上机制的实施能够反映出市场经济体制中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行发展规律。学者张清林还将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分为目标机制、组织机制、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四方面对其现状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处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有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国外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行模式，但对于能够反映当今职业体育俱乐部发展规律的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则应该积极地学习和借鉴。

当前，我国体育俱乐部还处于职业化的初级阶段，无论联赛的产权关系还是市场主体地位均未确定，俱乐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经济软约束的状态。许多俱乐部一味追求比赛成绩，追求经济上的强刺激，并不在经营管理和开发上下功夫，而是一味加大投入，甚至相互攀比滥发工资奖金，买外援和球星等。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使俱乐部在经济上陷入了恶性循环。这些虽然是工资、奖金和经济约束的问题，但却深刻反映了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发展的不平衡，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专业运动队的运行机制在当今俱乐部制度中的回归。职业体育俱乐部在我国尚属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我国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认识尚肤浅，对其性质、地位、管理体系、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投资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均落后于实际需求，时常用计划经济下的竞技体育的观念、思维方式来看待当今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行机制的转换，符合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由于受到体制、观念、认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行机制转化应该从局部、渐进的层面上进行。当前，不同程度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运动队运行的固有痕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也说明，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的转换和完善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王庆伟主要以美国篮球职业联盟（NBA）为研究对象，探讨和总结了美国篮球职业体育联盟（NBA）的发展历程、社会贡献性、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并对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的运行机制做了详细的论述，总结出美国职业体育联盟机制。它包括目标机制、投资机制、市场机制、营销机制、竞争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监督机制等。其中，在目标机制方面，存在职业体育俱乐部和联盟利益一体化的目标一致取向；在投资机制方面，俱乐部完全属于俱乐部业主个人投资；在市场机制方面，市场是联盟和俱乐部生存发展的主要依托；在营销机制方面，利益共享性是联盟整体营销和俱乐部个体营销共同的特征；在竞争机制方面，联盟收益再分配和优秀运动人才的均衡分配是实现竞争均衡的主要途径；在激励机制方面，联盟整体利益最大化与各俱乐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在约束机制方面，规章制度的硬约束和密切相关的自律性软约束相结合实现约束目标；在监督机制方面，主要以平等双向监督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督相结合进行监督。综上所述，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的运行机制经过长期的摸索与不断地完善已比较成功，俱乐部与联盟之间利益统一体的形成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同时，美国的法律所赋予职业体育联盟的“反垄断法”豁免权，使这种利益统一体逐渐发展成为垄断型组织。这种具有垄断性的职业体育联盟是美国职业体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我国行政垄断型职业体育联盟则表现出利益异体化，即体育组织联盟内部存在多个利益主体，协会（中心）、民办俱乐部等。在这种利益冲突表现突出的多主体参与特征下，其运行机制与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相比表现出了诸多缺陷。目标机制方面，依然充斥着浓厚的行政色彩；在投资机制方面，虽然多种复杂主体投资介入（包括国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等），但还是表现出公共财政投资倾向为主；在市场机制方面，表现出半行政、半市场的机制特点，主要以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共同产生作用；在营销机制方面，表现为以联盟整体营销为主和俱乐部个体营销为辅的相斥性机制；在竞争机制方面，俱乐部之间实力差距很大，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均衡竞争的机制；在约束机制方面，主要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制硬约束为主；在主要激励机制方面，以俱乐部个体利益激励为主；在监督机制方面，主要以联盟整体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为主。另外，我国当前的垄断型职业体育组织还缺少相应的政策法规作为发展保障依据。例如，俱乐部产权不清，协会章程所含内容与当前国家法律法规相矛盾，缺乏专项职业体育立法等。通过将美国职业体育联盟和我国行政垄断型职业体育联盟的运行机制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北美与欧洲职业体育运动的运行机制有一定的差异，但相似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它们的市场日趋成熟和稳定，各项制度也比较规范和完善。与欧美成熟的市场垄断型职业体育联盟相比，我国职业体育行政垄断色彩浓厚，经营机制落后，法制建设滞后，激励与约束失衡等，但发展市场垄断型职业体育联盟是必然趋势。

姜韩把中职篮运行机制分为决策机制、动力机制、管理机制、约束机制、经营机制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中，决策机制“是指政府决策参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决策机制分析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确立各种参与决策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当前，在中职篮系统中，作为决策主体的篮协不可能客观而均衡地顾及决策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目前，尽管联赛发展融入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元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但是篮协一家说了算的决策机制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动力机制是指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如何起作用。具体到中职篮职业化改革的动力机制，其实质是指满足联赛参与主体的利益，充分发挥其工作积极性，调动其潜在能动性，最终形成合力促进中职篮职业化改革稳步发展。由于国情和体制的原因，中职篮职业化改革的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点。同时，作为联赛的两大主体，篮协和俱乐部由于不同的角色定位也造成了不同的发展动力。篮协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职责和使命（领导人的政绩需要也是重要因素）决定了竞技成绩提高是其主要发展动力。而俱乐部作为市场主体形式之一，追求市场回报是其原始发展动力。其约束机制分为外生性和内生性。外生性约束机制来自组织外部，如行政、法律等。内生性约束机制来自组织内部的约束，如管理体制的约束等。由于中职篮职业化改革是多种利益主体参与的市场化、社会化探索，而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约束机制。目前，我国政府关于职业体育发展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基本缺失，对于联赛的约束是通过政府的职能部门代替行使监督约束职能了，于是便形成了篮球协会（简称“篮协”）约束自己的局面。目前，篮协的约束主要来自国家体育总局，而约束的主要形式就是竞技成绩的好坏，以及领导人的工作和绩效考核。对于联赛及篮协如何发展规划联赛，基本处于约束缺失的局面。篮协对于俱乐部的约束是通过联赛章程和后来的准入细则来对俱乐部进行约束的。其次，俱乐部之间竞争约束，随着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逐步进入联赛市场，市场经济特有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正在对俱乐部的运行发挥日趋明显的约束作用。目前，中职篮职业化改革管理机制的突出特征是“政企合一，管办不分”。这里的“政”既包括篮协，又包括与企业合办俱乐部的相关省市体育局。篮协本是一个公益性的社会团体，但实际上篮协的角色是政府的职能部门。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简称“篮管中心”）是篮协走向实体化的过渡组织，但是目前二者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种“管办不分”“政企合一”的运行管理机制严重制约了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在经营机制方面，俱乐部只有部分经营空间，目前主要是门票和冠名，缺乏足够的经营空间，另一方面缺乏高水平的赛事载体。篮协拥有大部分联赛经营开发权限，由于篮协是政府职能部门，搞经营开发不是其专长，于是篮协委托中职篮赢方进行联赛整体经营开发，篮协专注于联赛和篮球运动的管理和规划，于是形成了“举国体制办篮球，资本主义搞市场”的中国特色联赛经营机制。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联赛的职业化改革还是联赛管理者（篮协）的独家决策，联赛约束管理者的机制也缺乏科学性和透明性，联赛经营机制呈现出“举国体制办篮球，资本主义搞市场”的中国特色。

另外，学者刘成（2007）、何元春（2009）、徐晓伟（2013）、张扬（2013）等人对我国职业乒乓球、商业性散打、职业足球等项目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其中，刘成等以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和大超联赛的运行机制（包括训练、管理体制、竞赛体制等），以及部分参赛高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管理体制、训练体制、竞赛体制及技战术水平等方面对CUBA与大超联赛运行机制展开全方位、多层次比较研究。无论是CUBA还是大超球队，都未能形成一套具有鲜明指导意义、推而广之的运动队管理体制。各参赛高校篮球运动队的组织机构存在不健全现象，大部分参赛高校篮球队仍隶属于体育教研部或下设的运动训练教研室领导下进行训练和竞赛工作，运动队的管理机制、管理手段还处于行政计划管理下，缺乏竞争机制，行之有效、可借鉴的运动员、教练员的管理方法没有落实。高校竞技体育的“体教结合”仅仅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极少部分衔接，或完全局限于高校内部体育管理部门与其他教育部门之间的结合，“体教结合”的概念不清，体育系统对高校运动队训练工作的扶持和支持不足，缺乏制度化、政策化保障，体育与教育系统两家主管部门共同管理竞训和教育工作的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模式在大多数高校中还没有得以有效地构建和实施。CUBA与青年联赛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CUBA强队水平仅接近青年联赛中的弱队。CUBA技战术水平提高不快，与它严格限制球员资格的准入制度有必然的联系。这种铁腕政策对保持赛场的纯洁性、公平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必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何元春等以2008年乒乓球超级联赛的运作情况为研究对象，总结了2008年乒乓球超级联赛经营状况的得与失，分析并探讨了年度乒超联赛运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优化路径，并对乒超联赛运行机制及其管理体制现状，针对俱乐部经理及相关教练员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2008年乒超联赛观赏性和俱乐部体制管理的规范程度等，都较2006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但改革的成效还待进一步巩固和落实。但是现在看来，乒乓球实行“双轨制”，现有的乒乓球俱乐部也绝大部分仍是在原有专业运动队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诸多俱乐部具体的运行过程当中，往往还夹杂着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从而也导致了俱乐部作为实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了不合理的制约。这也是当前很多的俱乐部和企业之间存在短期经营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徐晓伟等从中职篮市场的供给主体、市场结构与规模、市场运行机制、市场行为、市场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对我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运行机制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职业联赛运行中存在着篮球市场供给分布过于集中，供给主体融资渠道单一，市场整体规模不足，市场运行应有的委托代理机制缺失，市场管制行为较多，市场管理、服务意识不足，市场主体运作不规范，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性约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劳务要素市场不健全等问题。张扬等通过对中日职业足球运行机制相关的后备力量培养、联赛设置，以及管理组织结构等关键环节的对比分析，认为虽然当前中国足球市场自职业化改革存在各种舞弊行为泛滥，但通过“打假风暴”使职业足球市场逐步步入正轨。随着我国政府对中国足球的高度重视，中国足球市场的前景还是一片大好的，应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中国足球。其次，在后备力量培养方面，从各种数据来源看，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后继乏人是导致这个阶段市场和竞技成绩失败的一大原因。日本足球重视普及、重视学校足球的开展、重视俱乐部梯队的建设，以及建立相对应的选拔与输送机制。而我国足球目前依然面临低下的普及率、混乱的培养渠道与输送机制，过分依赖经验主义等诸多问题。导致足球后备人才匮乏的原因包括职业足球大环境恶化，足球人口出路问题难解决，我国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现有学校教育体制的约束等。再次，日本足球教练的培养也是足球运动普及的重点之一。中国足球教练的培养一直被忽视，优秀足球教练后继无人也是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下降的一大重要因素。最后，中国足球运动员和裁判员培训机制不发达。

以上学者也主要是从目标机制、管理机制、组织机制、训练机制、竞赛机制、运营机制和约束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的。这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的职业体育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各种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主要受到国家经济改革和市场转轨的环境所限制。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并不是简单地自我调整与完善，而是国家体制和多种因素对其作用下的改革。因此，我国体育职业化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长期的探索过程。上述专家从职业体育和不同体育项目的职业化方面对其运行机制进行了探索，但大家对职业联赛的运行机制的研究均有异同，而且对该方面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普遍欠缺。虽然中职篮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随着环境的变化，联赛的各种运行机制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迫切需要对当前中职篮运行机制的系统研究，以应对新形势下中职篮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