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疯狂的一家(4)
我反对强制观看比赛导致的时间浪费。如果一个人无法成为板球队的前十一名主力,那么他就应该把时间花在比打球更有益的事情上。我知道这完全违背了学校的传统,但我对此深有感触。例如,如果450人把观看比赛时间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至少有所成就,这总比“观看别人有所成就”强。
我还试图重新组织学校的就餐体系:
我觉得,要改进斯托的管理,首先应该着眼于社交,然后再考虑宗教。很多男孩渴望通过妙趣横生的交谈获得知识,而就餐时间是互相交谈的最好机会之一,但在斯托,这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学生走进大厅,坐在指定的桌子旁,每天都跟同样的学生坐在一起。在我们的几个餐厅中,有一个必须要建成自助食堂,样学生们就可自己挑选食物,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出去时,可把自己的刀叉和盘子放入一个盒子。现在食物的浪费十分惊人,如果建立自助食堂体系,您至少可以将意大利和西班牙餐厅服务员减少一半。
我非常关心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通过这个计划节省的资金还可投入我的下一个计划中……
然后我继续探索建立六年级酒吧的想法。
校长建议我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到校刊上,但乔尼和我想另外创建一份观点新颖的校刊。我们希望发起一些运动,抵制“学佣”现象、体罚以及强制参加礼拜、观看比赛和学习拉丁语。所有这些观点都太具有“革命性”,根本不可能发表在校刊《斯多亚》上——这个刊名倒很适合那些长期以来被它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读者[2]。然后,我们便想出跟其他拥有类似规章制度的学校联合的办法。创办校际刊物的想法由此逐渐成形。我们打算联系其他学校并交换看法。我在一个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几个备选刊名:“今日”“1966”“焦点!”“现代不列颠”和“访谈”。随后我又列出自己希望发表的内容,并进一步计算了相关数据——我很享受数学推论的乐趣。
我列出一份下院议员的名单,有250个人,是我从《名人录》杂志上找到的;又列出一份潜在广告客户名单,是我从电话簿上找到的。我还给W.H.史密斯[3]书店写信,问他们是否打算进这份刊物。就这样,至少在计划中,撰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成本全都准备好了——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搞定了。
这些数字显得太小,没法开展工作。于是,乔尼和我决定让更多普通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参与进来,这会增加杂志的读者,鼓励广告客户投广告。我们认为,如果这份杂志针对大学生,那么高中学生也会购买;但如果针对六年级学生,那就没有任何学生会对它产生兴趣。
我们最终确定使用“学子”作为刊名,这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当时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学生权力”。这是大学和工艺专科学校学生热衷于静坐、占领和示威的年代;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年代。我母亲借给我4英镑,预备用来支付打电话和寄信的费用。乔尼的父亲为我们设计出印有抬头的信纸,顶上是“《学子》——英国青年的杂志”一行字,并以一轮初升的太阳作为标志。然后我们就开始写信给所有的撰稿人和潜在的广告客户了。
《学子》是一个完美的载体,它让我们获得了充满朝气的新生活。我们有那么多事情要安排。我开始在学校的书房设立办公室,并要求校长在我房间里装一部电话——但遭到拒绝,这也难怪。结果,我只好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但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诡计。如果我打电话给接线生,跟她说我往投币机里放了钱,可电话却没接通,那我就能免费打一次电话。不仅可以免费,我还不用听到投币后响起的“噼噗——噼噗——噼噗”的指示音,它会泄露我用的是公用电话。更棒的是,接线生说话就像秘书:“您有布兰森先生打来的电话。”
我将需要打电话的人列入一个名单,慢慢与他们取得联系。听说这份刊物尚未出版,大多数人都拒绝花钱在上面打广告,不过我逐渐找到一些吸引他们注意的窍门。我会打电话给国民西敏寺银行说,劳埃德银行刚做了一个整版广告,问他们是否愿意与劳埃德银行一起打广告,然后补充道:《学子》将成为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会给可口可乐打电话,说百事可乐刚预订了一幅大广告,但背面的广告位还未订出去。我会给《每日电讯报》打电话,问他们希望在《每日快报》之前还是之后做广告。另一个技巧是向客户提出一个无伤大雅但又不容易拒绝的问题:“您是否有兴趣招募最有才干的高中生和大学毕业生?”任何人事部门的经理都不会说自己愿意找平庸的新雇员,于是我就说:“那么我们即将出版的杂志最适合您……”
为了不让接线生回过神来切断电话,我学会将这些话压缩在5分钟内。我开始加快说话速度,更努力地说服对方。我的嗓子很早就变声了,没有人想到,跟他们说话的是一个15岁的男孩,而且是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我给他们留的地址是夏姆里格林。发信时,我会把成打的信写好,先寄给我父母,他们再请村里的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出来。
我的功课每况愈下,但我给自己上了一堂精彩的课,学习树立信心。如果我的年龄再大个五六岁,那么,只需想想这些事有多荒谬——试图让各大公司在一份尚未出版的杂志上打广告,而其编辑不过是两个15岁的男生——我就不会拿起电话。但我那时太年轻了,根本不考虑失败的问题。
在假期中,我成天跟尼克说《学子》的事情。他也同样激动,答应在安普尔福斯帮忙发行,而且还设法找人向杂志投稿。尼克明白《学子》是我和乔尼创造出来的,因此并未过分热情地参与进来。但对于杂志的发展潜力,他跟我们一样充满信心。那时我们才15岁,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到1966年4月以及准备中学普通水平测试期间,我丢掉一些自己没指望通过的科目,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子》上头。我跟我的拉丁语老师和科学老师都分道扬镳了,这让我和他们都如释重负。他们这样评价我:“在拉丁语方面,他是一名希望渺茫的应考生,现在他已放弃这门课程。”“他对科学显然没什么兴趣。尽管我并不认为他无法获得更好的成绩,但显而易见,他并不打算取得多大进步。”我的历史、法语和英语课学得稍微好点,但数学不行,而它又是必考科目,数学老师评价我说:“他显然已经竭尽全力,但一周接一周,他都发现自己很难记住解题方法。要通过7月的测试,他完全得靠运气。”
不过,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情主要是写那几百封信,我从斯托把它们寄出去,然后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尽管我充满热情,又发现一些新花招,却仍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愿意在《学子》上登广告的客户。整个夏季学期,乔尼和我都忙着寄信,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几个假期以及随后的秋季学期中。到1967年4月,我们的杂志仍然没什么眉目,而我到夏天就得参加古代史高级考试(我只在中学六年级学了一年)。乔尼和我已经为《学子》工作了一年多,而我们能够展示的成绩不过是校长和老师们写来的几十封支持信,还有政治家们含含糊糊的撰稿承诺,但没有一份广告或硬拷贝。我绝不听天由命。在我1967年4月的家信中,我为自己在复活节只与家人短暂团聚而道歉:
在过去的四周,我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假期,比以前任何时候的收获都要多。我没能在家多待几天,也没能挤出时间在花园里多干点活儿,真希望您不要感到过于烦恼。我对家庭有责任,对《学子》也有责任,我认为——也许我错了——自己不能两头兼顾。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生活中,我做任何事情都希望竭尽全力而非吊儿郎当。我觉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自己已经尽最大可能把《学子》做好了。可这样一来,我也就没多少时间履行其他职责了。在我看来,我面临两头落空的危险,现在也仍然如此。我一事无成,如果我想有所成就,那我就不得不探索哪些事应该优先考虑——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我才16岁,大多数16岁的孩子都做些什么?这句话让我显得非常自以为是,但我这么说也不过是为自己辩解罢了。在这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在最近这几个假期里做的事情有我在两三年前做得多。他们就会晚上看电影,白天四处闲逛。当您16岁时,您都做些什么?一方面打打猎、钓钓鱼、游游泳、泡泡妞,另一方面,可能打理您的博物馆,在花园里帮帮忙。您有时间在花园里帮忙。当您16岁时,您不会用现在的眼光看待世界。那时您的职业差不多已经安排妥当,而现在,职业是一场漫长的奋斗。
您说《学子》表现了我的自私和自我中心。我说:“也许吧。”但跟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相比,它又能自私到哪里去呢?我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职业,跟其他职业都一样。但跟看电影之类的事情相比,它却能让许许多多的人受益。对我来说,它是生活的开端,正如大学或最后一次考试是您生活的开端。开学第一封信就写这种话,这或许非常令人不快。可在过去的两周,我心里老想着这些事,我觉得有必要一吐为快,把它们写下来。
我很幸运。我一直觉得自己能把父母当作亲密的朋友,跟他们无所不谈。他们没有限制我,而是对这封信作出很好的回应,我们的交流线路一直畅通无阻。我注意到,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的很多朋友都不再对其父母敞开心扉,而我面对父母从不感到困窘,也没有逆反心理。他们总是给我加油鼓劲,鼓励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就算并非一直称赞我的计划,至少也会表示同情和支持。我父亲很不乐意花几个周末的时间为我建虎皮鹦鹉笼子,但他从不跟我这么说。而我母亲非常渴望在《学子》上帮我一把,给我撰稿,把千辛万苦积攒的私房钱给我,还帮我想出一些需要联系的人物。有一次,我跟她说想联系大卫·弗罗斯特[4],母亲花了几个星期,向她的所有朋友打听是否有人知道谁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随后,我们的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我们收到第一份硬拷贝、一张250英镑的广告费支票,杰拉尔德·斯卡夫[5]同意给我们画一幅漫画并接受采访。《学子》终于从我脑子里一个渺茫的希望变成一本真正的杂志。
除了古代史,我放弃了其他所有科目,这样就有更充裕的时间留给《学子》杂志了。很快,乔尼和我便开始频繁坐火车前往伦敦采访。不过,我必须参加高级考试,偏偏我要记住那些自己觉得毫无意义或抽象的知识又非常困难。我买了一些古代史知识卡,囊括了有关古希腊和罗马的所有必要信息。在备考时,我把这些卡片的边缘剪掉,将它们放进不同的口袋里,甚至在我的表带下也塞了一张。当我看试题时,最困难的是想起相关内容在哪个口袋里。然后我就从里面抽出卡片,一边把它攥在左手掌心,一边用右手写字。反正我已经全身心地扑到《学子》上了,根本没工夫关心自己能获得什么等级。我只想尽快离开斯托,在伦敦开始我新闻记者的生活。
1967年我离开斯托时,已经快17岁了,校长留给我的离别赠言是:“恭喜你,布兰森。我预言你将来要么蹲监狱,要么成为百万富翁。”
我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知斯托的消息是在6个月之后,那是校长写给我的信,落款日期是1968年1月16日:
亲爱的布兰森:
我很高兴新闻界给了你一个良好的开端,我非常希望读到你们的第一期杂志。请允许我对你的未来表示祝贺,并献上所有美好的祝福。
此致
敬礼!
R.德雷森
1968年1月,《学子》的第一期出版了。
注释:
[1]理查德的昵称。
[2]斯多亚(Stoa),又译斯多葛,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创立的哲学流派。此学派将克制、冷漠视为美德。
[3]W.H.史密斯(W.H.Smith):英国最大的零售书店之一。
[4]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1939— ):英国传奇主持人,时事评论员。
[5]杰拉尔德·斯卡夫(Gerald Scarfe,1936— ):英国著名漫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