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疯狂的一家(3)
不过，让我挽回面子的地方却是课堂外面，体育运动是我的特长。在英国的公立学校里，体育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擅长体育运动，你就会成为学校的英雄，年长的男孩不再欺负你；即使你考试全部挂科，老师也不会介意。我如此强烈地渴望在体育方面获得成功，因为这或许是我唯一表现优秀的机会。我当上了足球队、橄榄球队和板球队的队长。每逢运动会，我都会在田径项目中获得一大堆奖杯。1961年，就在我快满11岁时，我在所有赛跑项目中都大获全胜。我甚至决定参加跳远。跳远以前并非我的长项，但这次我只打算小试一番。我顺着跑道奔跑，从木头踏跳板上一跃而起，高高飞过空中。在我双脚跳入沙坑后，老师向我走来跟我握了握手，我又创造了一项本校新纪录。在那个夏日，我所向披靡。我的父母亲和林迪坐在那个白色帐篷里观赛，每次我领完奖杯后，他们都为我鼓掌。我也获得了“最佳运动员奖”。谁在乎我会不会拼写呢？反正我不在乎。
在随后那个秋季学期，我参加了一场足球赛，对手是当地的另一所学校。我显然比对方的防守队员略胜一筹，而且已经进了一个球。我举起手，大声叫队友传球过来，球朝前场飞过来，反弹到我们俩身上。我转身飞跑追球，把它控制住，正要冲向球门，那名防守队员却赶了上来，一脚铲球，将我掀翻在地。他跟我相撞的时候，我的腿被卷到他身体下面。我听到一声恐怖的惨叫，在那一刻，我还以为受伤的是他，随后才意识到是我。他从我身上滚了下去，我看见自己的膝盖扭曲成一个可怕的角度。我父母一直告诫我们，即使痛苦也要面带笑容，于是，我虽然尽量露出笑脸，却仍忍不住连声地惨叫，就这样被抬下场，送到学校女舍监那里，她开车把我送进医院。一直等到他们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后，我的痛苦才平息下来。我的右膝软骨粉碎性骨折，医生不得不给我动手术。
在给我做了全身麻醉后，我就失去了知觉。等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居然在外面的大街上。我仍然躺在病床上，一名护士在我头顶上举着瓶子，正给我打点滴。可是，我的病床，还有其他几个病人的病床，都放在室外。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但护士跟我说，当我动手术时，医院发生了一起火灾，病人全都被疏散出来，住到大街上了。
我回家养了几天伤，躺在床上，望着壁炉架上的一个个银奖杯。医生告诉我，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不能再参加体育运动了。
“别担心，里奇，”医生刚一走，妈妈就飞快地走进病房，安慰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完全没有腿了，可他照样能打高尔夫球、驾驶飞机，什么事都能做。你不想整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对吧？”
最糟糕的是，由于这次受伤，我在教室里表现得有多差一下子就显露出来。门门功课我都是垫底，显然无法通过公学入学会考。
我被送到另一所学校，那是一所名叫崖景庄园的填鸭式补习学校，位于苏塞克斯郡海边。这里没有体育活动分散男孩子的注意力，他们可以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为无情且往往无望的公学入学会考作准备。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做加法，或者记不住计算圆形面积的公式是πr2，那么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打！直到你学会为止。面对毫不妥协的纪律，我通过自己青一块紫一块的屁股，学到了这些教训。我或许有阅读障碍，但这并不能让我幸免于难。我就是没法不出错。当我无可避免地答错题目时，我要么被罚写更多作业，要么就是挨一顿打。我差不多是更喜欢挨打，至少这种惩罚可以更快结束。
除了晨跑，这里没有其他运动。不仅在学习上动辄挨打，在其他方面几乎也都是这样，例如，没有整理好床铺，在该走的时候跑了起来，在不准说话的时候说了话，或者鞋子不干净，都会挨打。我们有那么多可能会做错的事情，尽管已经学会把大多数事情做对做好，但仍会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错误行为，差不多每周都要挨打。
那所填鸭式补习学校终于达到目的，用棍棒把我塑造成材。之后，我又转到斯托中学，这是一所大型公立学校，位于白金汉郡，有800多名男孩在此求学。在这里，我面临着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未来。“学佣”现象仍然存在，这是一种陈旧的做法，年幼的学生必须给年长的学生跑腿，做些小事，其实就是充当他们的小仆人。欺凌弱小的事情十分普遍。在踢球时进球，或者在打板球时得6分，都有助于树立你的名声，并可增强自己避免受到捉弄的能力。可是，我不能参加任何体育运动，因为每次我想奔跑，膝盖都会肿胀变形。再加上我的学业又对付不过去，所以我很快被挤到一边。既不能参加任何体育运动队，学习成绩在班上又总是垫底，这样的位置可不容乐观。我父母曾经为我设置各种挑战，如今它们似乎都已与我无关。
我从图书馆获得庇护，每天下午我都去那里写小说。我神气活现地坐在里面，周围是无数皮革镶边的精装书和两个地球仪，还可以俯瞰楼下一个装饰性的小湖。有个尖子生曾经跳到里面，再也没有浮上来。我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写出我能想到的最恶俗的性幻想小说，所有那些匪夷所思的色情故事都围绕一个少年展开，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从事体育运动，但却跟学校里一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女舍监交上朋友，受到她愉快而又老练的引诱。我想象那个男孩在图书馆刻苦学习，而她则偷偷走到他身后……然而，可悲的是，不管我凭空想象出的性遭遇如何不可思议，在斯托学校方圆几英里内，根本就没有一个姑娘，更别提斯堪的纳维亚姑娘了，而且女舍监已经有60岁。
我坐在图书馆里，为自己那些乏味的文字而激动得心跳加速，而且潦潦草草，越写越快。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还有一个人也经常光顾图书馆，他就是乔尼·霍兰德—吉姆斯。与斯托学校的大多数学生相比，乔尼极端地世故、老练，他博览群书，有着丰富的艺术知识。乔尼来自伦敦，他父母在记者和作家圈子里交游甚广。乔尼阅读《私家侦探》杂志时，里面提到的人有一半他都认识。他的母亲是位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正是通过乔尼，我对新闻界的兴趣开始逐渐增长，并且有志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在那个学期过去一半时，我看到一份告示，学校要举行“小加文·马克斯韦尔奖”随笔大赛，出资设立奖项的正是这位作家，他是斯托学校的校友。我暂时放下自己那本跌宕起伏的色情小说，写了个短篇小说参赛，结果赢得大奖。比赛完全缺乏竞争，这无疑对我获奖大有帮助。
加文·马克斯韦尔是《清澈水域的呼唤》一书的作者，他亲自到斯托来颁奖。和他一同前来的加文·扬是《观察家报》的战地记者，也是后来那本《开往中国的慢船》的作者。颁奖仪式结束后，他们开车回萨里郡，顺路把我捎到夏姆里格林。我跟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们非常支持我，我想部分是由于他们喜欢我。不过，虽然意识到我没有投身文学界倾向，他们也依然跟我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获得那次大奖后，我的英语开始突飞猛进，在全班21名学生中飞升至第三名。但我的拉丁语仍然是第十八名，数学、物理和化学仍然是垫底。在我的一份期末报告中，老师这样写到：“他竭尽全力，但在理解最简单的数学运算、记住最新的题目方面，仍面临很大的困难。”
有一年，在复活节假期中，我决心学着母亲的样子去挣点钱。虽然学校对我的数学能力缺乏信心，但这吓不倒我，我找到种圣诞树的商机。我家刚从夏姆里格林的一头搬到另一头，从伊斯特兹宅搬到坦亚兹农场，那是一大片绵延的建筑，包括许多谷仓、棚子和若干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这个计划。他在约克郡安普尔福斯的学校上学，现在也放假了。我们将在坦亚兹农场的土地上种植400棵圣诞树。到明年圣诞节的时候，它们至少能长到4英尺高，然后我们就可以卖掉它们。尼克和我一致决定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平分利润。
那年复活节，我们将坦亚兹农场上面那块地收拾得平平整整，种下400棵树苗。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它们全都长到6英尺高，那么我们每棵树就卖2英镑，400棵树总计800英镑。我们买树苗只花了5英镑，与投资相比，这可是大赚了一笔。那年暑假，我们去查看那些树的长势。地里只有一两棵孱弱的小苗，其余的全被野兔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大开杀戒，开枪杀死很多野兔，剥掉皮后，以每只1先令的价格卖给当地的肉贩，然而，跟我们原先计划的800英镑利润相比，这点钱简直不值一提。
那年圣诞节，有人送给尼克的弟弟一只虎皮鹦鹉当圣诞礼物。这给了我另一个大发横财的灵感：养虎皮鹦鹉！我在心里合计着，首先，我一年到头都可以卖鹦鹉，无需等到圣诞节前两个星期才出售。我列出它们的价格，又算了算它们的繁殖速度有多快，饲料成本有多低，然后说服爸爸建一个巨大的鸟舍。在我放假前的最后一周，我写了封信给爸爸，解释我的财务构想。
过不了几天就要放假了，我们修建大型虎皮鹦鹉饲养笼所需的原材料你预订了吗？我觉得从朱利安·卡莱恩那里购买打折的鹦鹉最合算。如果其他商店的每只卖30先令，那么他的售价可以达到比如说17先令。我们不妨以每只18或19先令的价格买下所有鹦鹉。这样他获得了一笔利润，而我们每只鸟儿大约可省10先令。你觉得这办法如何？
父亲很不情愿地修了个鸟舍，那些鸟儿繁殖很快。只是，我显然高估了当地对鹦鹉的需求量。即使夏姆里格林村每人购买至少两只鹦鹉，我们仍然剩下满满一笼子。有一天，我在学校收到母亲的一封信，她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有些老鼠钻进鸟笼子，把鹦鹉吃掉了。多年之后，母亲才说出了真相：她烦透了打扫鸟笼的活儿，有一天，她忘记把笼子关上，鸟儿们全都飞跑了。她可不想费劲去把它们抓回来。
虽然这两个计划都没让我赚到钱，我却从中学到一些数学知识。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际的数字解决实际问题时，我才能理解数学。如果让我计算一棵圣诞树能长多高，或者能繁殖出多少鹦鹉，这些数字就会变得很实际，我用它们来计算就能乐在其中了。在课堂上，我仍然对数学一窍不通。我测过一次智商，里面的问题荒唐透顶。我压根没法专心解答里面的任何数学题，我记得自己好像是得了零分。我为所有被这种测试列入白痴的人感到担忧。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智商测试题往往是一些老学究凭空设想出来的，而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他们绝对是无能之辈。我喜欢设计实际的商业计划——即使野兔会让我功亏一篑。
我想父母肯定给我灌输了一种叛逆精神。我总是认为打破规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斯托的条条框框简直就跟军队里一样多——在乔尼和我看来，其中有许多规章制度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并且毫无意义。例如，“学佣”的做法已经过时，这里却仍然保留着。然后是青年联合军训，参训的男孩们穿着军装，扛着古董来复枪走正步。周日的强制性礼拜也是同样。为了逃避最后这条规定，新学期的第一次礼拜我就溜了号。教堂礼拜登记簿上没有了我的名字，从那以后，再没人想起我来。
1966年的1月和2月，乔尼和我开始讨论修改校规的问题。我们才15岁，但我们坚信自己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小到大，父母就教育我们要相信每个人都能让世界有所改变。因此，当我审视斯托学校的管理方式时，我确信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实际上，斯托相当开明，鼓励所有孩子，不分年龄大小，都要为学校管理出谋划策。
乔尼和我尤其反感其中一条规定：在校队跟其他学校比赛时，所有没参加比赛的学生都必须去观赛。虽然在工作日的下午我们可以去图书馆，但在大多数周六，我们被迫去观看校队比赛。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盖有伤，我一定能够加入球队。因此观看比赛让我倍受沮丧。我给校长写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