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延时最优化与延时最小化的生财之道
2006年年中,美国UNX证券公司发现自己四面楚歌。这家公司已经营了7年,在弱肉强食、竞争惨烈的高频证券交易世界中,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年龄。技术已经过时,电子交易平台也落后于人。公司的客户,包括那些资深的对冲基金、华尔街银行,都纷纷转投它的竞争对手。为了活命,UNX公司必须建立一个更加高效的交易平台,才能与其他高频交易的证券公司一争高下。
时任UNX公司董事会主席、哈佛商学院金融系主任的安德烈·佩罗特(André Perold)对此洞若观火,而且他知道应该向谁求助。UNX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作为资深客户的代理方,替客户低成本、快速并且匿名地买卖证券。佩罗特明白,UNX公司需要一位“宽客”(quant),也就是懂得各种数学算法的专家,但他也知道,瞬息万变的证券交易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因此佩罗特找到了斯科特·哈里森(Scott Harrison)。哈里森回忆了佩罗特当时的豪言壮语:“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拯救UNX公司。向华尔街银行募集资金,并通过最先进的交易技术,打造一个全新的交易平台。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用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战胜所有对手。”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同时满足UNX公司所提出的这两项能力条件的人并不多,哈里森是其中一个。他管理过算法交易系统,其中包括粹通公司(Triton)、量子微系统公司(QuantEX)所研发的极为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哈里森同时也是一位梦想家和设计师。大多数高频证券交易公司经理一辈子都在买卖股票、捣弄数字,而哈里森在步入金融界之前,曾是SOM建筑设计事务所(Skidmore, Owings & Merrill)的建筑师。
我与哈里森的第一次会面是在2010年秋天的一个工作日,当时他并不是在交易股票,而是在烹饪食物,以便放下手头的家居翻修项目,稍事休息。哈里森是一些技术老总所说的“三步一小谋,五步一大计”的人物——他后来加入了灵动网络公司(Liquidnet),即一个大型的全球性网站托管服务商,并成为该公司的全球产品主管。哈里森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在他加入UNX公司之后,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不能确定是否有人真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但还是不得其解。这件事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哈里森在2006年7月加入UNX公司,经过三个月的过渡,他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发布任职公告时,安德烈·佩罗特对哈里森褒奖有加,并宣称:“相信在哈里森的管理之下,UNX公司必将走向光明的未来。”哈里森与UNX公司开始迅速筹集资金,并且建立了一个尖端的计算机交易系统,这个系统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设计精良,因此速度更快,效率也更高。哈里森将新设备放置在办公室的二楼,这个办公室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班克(Burbank),位于5号州际公路以东的两个街区之外,距离华尔街有3000英里之遥。然后他启动了开关。
放慢速度,结果更好
“高频交易”听起来可能颇为深奥,但它只不过是一种由计算机完成的超速证券交易。它不同于所谓的“日内交易”,即在一天之内由人工而非机器完成的快速交易。高频交易中的计算机可以更快、更频繁地买卖股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高频交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监管机构首次批准了电子股票交易。在此之前,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大部分的股票交易都是通过专家经纪人完成,他们在偌大的交易大厅中来回奔走,地上满是厚厚的雪茄烟灰和一张张交易记录。我依然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在一位法学院朋友的安排下,我头一回见识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的混乱景象。那是一个极度疯狂的场面:满屋子的人大呼小叫,灯光闪个不停,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在当时,如果一笔交易能够在几秒钟内完成,那就称得上是神速了。如今,高频交易已经占了美国股市总体成交量的70%。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高频交易誉为“近年来市场结构的重大发展之一”。计算机统治着现代的股票市场,它们根本没有耐心等待专家经纪人的喊价或者电话指令。随着交易信号的传播速度接近光速,交易大厅里闪烁的灯光也显得相形见绌。电子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而纽约证券交易所名声在外的交易大厅以及工作人员逐渐变得无关紧要。现在,一笔交易只有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完成,才可以用“快”来形容。
斯科特·哈里森认为,更加快速的交易系统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在他看来,凭借快速、新型的计算机交易平台,UNX公司完全能够与规模更大、资金更为充足的公司分庭抗礼。果然不出所料,哈里森和UNX公司在高频交易的“军备竞赛”中赢得了胜利,至少是一段时间的胜利。不过,这种结果的出现,却并非出于他们当初所设想的原因。
随着新型计算机设备的启用,UNX公司的交易成本骤然下降。全新的交易平台极大地提升了UNX公司的业务能力。突然之间,UNX公司买卖股票的成本低于所有同行,客户因此蜂拥而至。消息一经传开,华尔街上的其他经纪人坐不住了。他们极力想要弄清,UNX公司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佳绩。正如哈里森所形容的那样:“我们的竞争对手一个快似一个,诸如雷曼兄弟公司、瑞士联合银行(UBS)、琼斯交易公司(Jones Trading)等等,现在我们打败了它们。前一天我们还是无名之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天下第一。他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你们这些家伙到底是谁?你们为什么会爬到第一的位置?’”哈里森为此激动不已,他俨然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到2007年底,UNX公司无可争辩地排在了第一。一年之前,在普莱克思投资顾问公司(The Plexus Group)关于各大证券交易公司的排行榜中,我们甚至都找不到UNX公司的名字。现如今,UNX公司几乎在每个相关的指标分类中都雄踞榜首。哈里森是一位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领导者。尽管UNX公司的新型交易平台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认为,如果将公司的计算机从4800千米之外的伯班克搬到纽约,公司的业绩就可以再上层楼。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计算机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纳斯达克的交易设备就离得更近,而大多数的证券交易都是在两个地方最终完成的。在当时,很少有人关心交易数据的传输时间,但哈里森知道,地理上的传输距离会导致时间的延误:即使是在光速的条件下,UNX公司的订单也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来回穿梭。
从65毫秒到30毫秒
哈里森研究了UNX公司的交易速度,他注意到,从一笔交易被输入公司计算机的那一刻,到这笔交易最终在纽约完成,一共需要大约65毫秒的时间。其中一半的时间花费在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穿行上。更近就意味着更快,而更快就会更出色。因此,哈里森将公司的计算机全部打包,运到了纽约,然后再次启动了开关。
按照哈里森的说法,这正是事情的蹊跷之处。他解释道:“到了纽约之后,我们把一切设备都安顿停当,不出所料,交易速度得到了提升。通过把设备搬到东部,公司节省了35毫秒的交易时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突然间,公司的交易成本却比以前更高了。我们总是在更高的价位上买入股票,卖出之后的收益也变得更少。虽然交易速度变得更快,但执行效果却大不如前。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确认结果,一遍遍地进行检验,但最终得到的都是这个事实。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没有用,速度越快,结果反而越坏。”
“最后我们放弃了努力,决定稍微放慢计算机的运行速度,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于是我们延长了计算机的操作时间,当每一笔交易时间回到65毫秒时,公司又重新登上了排行榜的顶端。这真是太奇怪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身处全球最有效率的金融市场,每一秒钟的交易额就达几万亿美元。搬到纽约之后,我们的速度变得更快,但结果却变得更糟,于是我们把速度降了下来,问题反而得到解决。这是最令人费解的事情。在这样一个速度至上的世界里,即便你放慢速度,居然也可以做得更好。”
延时的最小化与最优化
UNX公司的这段经历看起来有些怪异,甚至颇为神秘。然而,在现代通信技术领域,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对某些工作而言,最佳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快地发送数据。但是在处理其他一些任务时,信号传递得太快并不是一件好事。你需要多快的速度,取决于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的确,对“延时量”的管理,已经成为一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而且并不只存在于股票交易市场。所谓“延时量”,是指通信系统中时间延迟的总量。当你的有线电视或网络连接出现故障时,技术员会向目的地发送一个回显请求,以检测数据往返的延迟时间,即一个数据包从机顶盒或计算机发出,到达目的地后再原路返回所需的时间。人们常常希望发送的数据能够尽快返回。在使用卫星电话通话时,有时需要等待半秒钟的时间才能听到对方的回答,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恼火的事情。如果延时量太高,说明数据信号的往返速度太慢。正常的通话将无法进行,在线游戏会变得一塌糊涂,因为即使在光速的条件下,卫星传输中稍长时间的延迟也会让玩家的互动成为泡影。同样的道理,实施远程手术的外科医生需要即时的信息反馈,因此卫星直播的方式存在太大的风险。对于电话、在线游戏以及远程手术而言,速度常常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慢就意味着缺陷。
然而在另一些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太快的信号。与卫星传输的延时量不同,国内电话的延时量通常都少于150毫秒,这已经快过人类对声音信号的反应时间,所以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延时的存在。电话公司本可以投资对通信系统进行改造,将延时量降到150毫秒以下,但他们不会这样去做。更快的通信速度并不能让我们的体验效果变得更好。事实上,如果计算机被设定为只能在某个特定时段内接收数据包,那么过早发送信息很可能会导致效率低下或者网络拥堵。
计算机程序员常常在程序代码中写入暂停指令,以保证目标计算机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接收数据的准备。在通信领域中,速度并不重要,慢一些反而更好。
因此,技术顾问往往会建议所属公司在时间与成本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制定合理的延时管理预算,既能确保数据准时到达,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信号发送太快而增加成本。关键是要找出最理想的延时量。速度至上的原则并非人人适用。
通信行业的延时量问题或许显得比较深奥,但事实上,延时管理其实就类似于人员管理。如果一家公司要求销售人员提前一个小时赶到会场,那它就不得不为他们多喝的咖啡买单;如果一家公司要求所有与会者都必须提早一天出席会议,那它就不得不为此多支付一天的食宿费用。如果客户并不在意销售人员到达的时间,只要他们能准时出现就行,那为何还要让他们提前赶到?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愿意为销售人员的提前到达支付额外的费用。因此最根本的原则是,具体需要多少延时量,取决于我们准备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更注重时间,还是更在意成本?如果时间是关键,要尽快行动,将延迟时间降到最低。如果成本更为重要,应该稍作等待,伺机而动,把握最理想的延迟时间。总之,延时的最小化与延时的最优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当一名职业网球选手面对高速而来的发球,或者一个情绪健康的小孩面对诱人的棉花糖时,他们所做的反应,都属于延时的最优化。他们不会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利用额外的时间间隙去识别球位或者调整心率,然后从中获益。与他们一样,具有延迟优化功能的计算机并不会每次都做出迅捷的即时反应。它们的目标是:不求最快,但求最好。
那么什么是延时的最小化?让我们来看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负责传递证券交易数据的光缆线路中,有一条线路的使用率非常高,这就是连接芝加哥与纽约的光缆线路,这是因为芝加哥是期权、期货的主要交易地,而纽约则是股票交易的中心。虽然这条光缆线路是沿着陈旧的铁道线蜿蜒铺设,中间需要穿越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但是,许多公司对它的传递速度感到满意,这些公司并不关心交易数据是否可以早到几毫秒钟,就像我们不会在乎快递包裹具体是早上8点59分送达还是9点整送达一样。然而,另一些公司却想要一条更快的线路。在这种需求下,延展网络公司(Spread Networks)花费了两年时间和几亿美元,挖掘了一条由芝加哥向纽约直线延伸的光缆线路。这条新开通的直达线路就像联邦快递的超速升级版,如果谁想用它来传递交易数据,就必须支付一笔昂贵的费用。不过,为了把延迟时间降到最低,很多公司愿意花这笔钱。毕竟,它们因此节省了整整3毫秒的时间。
为什么这3毫秒如此宝贵?要知道,对某些交易商而言,一份电子订单是否能够最先送达,决定了这笔生意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如果只有一只股票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进,那么最先送达的购买订单将锁定这个价位,而晚到一步的订单很可能就要承受更高的价格。高速交易是一场瞬息之间的军备竞赛,就像一次速度超快的节日抢购。在感恩节后疯狂大促销的黑色星期五,如果你没有挤进第一批排队的顾客中间,那么在你跨进商店之前,那些超划算的特价商品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高频交易商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能从计算机化的超速交易中获益,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最低的成本买入或者卖出股票。另一些人则反驳说,越来越快的交易速度不但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存在重大隐患。批评者们相信,虽然我们侥幸地躲过了一次高频交易引发的股市崩盘,但是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就不会如此幸运了。问题的症结在于,虽然股票价格可以迅速反映当前的最新行情,但短期股价波动太大,并不能体现企业的长期价值。有时候,如果股价在自动交易程序的推动下朝着一个方向运行太过的话,那么它最终将骤然反转。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关于计算机与人类决策机制谁优谁劣的争论。是让计算机完全依靠其无法感知的超快速度进行交易,还是需要人类进行有意识的干预?
36分钟的闪电崩盘
2010年5月6日,下午2:32,发行共同基金的公司沃德尔—里德公司(Waddell & Reed)的一名员工启动了一个计算机软件交易程序——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堪萨斯州的欧弗兰帕克(Overland Park),离我儿时居住的房子只有2千米。当时,沃德尔—里德公司希望通过出售所谓的“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将自己所持股票的风险敞口减至41亿美元。“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是以居前个股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为标的,只不过每份合约的交易额很小,所以被称为“迷你”;又因为它是通过电子平台进行交易,不同于其他期货合约还在采用的“公开喊价”的疯狂方式,所以被称为“电子”。为了对冲41亿美元的股票,沃德尔—里德公司需要出售75000份“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
沃德尔—里德公司并没有让员工手动输入卖单,也没有通过经纪商来进行交易,而是依靠其自动化的计算机程序。每隔一分钟,这个程序就会计算出“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在上一分钟的市场成交量,然后以这个成交量的9%为标准自动售出“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这种设计方案,是为了确保这75000份期货合约至少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售完。然而事与愿违,这个程序最终引发了金融史上一次最为刺激的“云霄飞车”事件。起初,当沃德尔—里德公司的计算机开始出售合约时,其他的高频交易商通过自己的计算机程序伺机着手买入。此时,市场风平浪静,交易平稳。这种状态一共持续了大约9分钟时间。
但是,到了下午2:41,高频交易商开始出售自己手头积累的“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减持清仓。由于他们从买家变成卖家,在随后的一分钟里,市场成交量开始增加,沃德尔—里德公司的自动程序随之做出相应的反应,售出了更多的“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在第二分钟,更多的交易商选择出售合约,于是沃德尔—里德公司自动程序的出售量也同样水涨船高。到了第三、第四分钟,所有人都开始大量抛售“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一个由计算机化的高速交易所制造的死亡旋涡开始形成。到了下午2:45,成交量呈现爆炸式增长,“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市场开始崩溃,它的价格在短短13分钟里下跌了5%。当时,计算机化的高频交易在市场中占有很大比例。在短短14秒的时间内,高频交易商的成交量就达到27000份,占市场总成交量的一半左右。
“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的贬值问题瞬间蔓延到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计算机程序开始连锁反应,不仅抛售“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而且开始出售这些期货合约所涉公司的股票。随着股价的下降,这些公司面临着始料未及的巨大抛售压力,不少公司的股票竟然无人问津。结果,经纪商出售股份的合法订单只能被报价奇低的“无成交意向报价订单”所消化——所谓“无成交意向报价订单”,是指一些公司遵照法律规定,不间断地开放一定数目的购买订单,而这些订单的报价很可能偏离真实的市场价格。
造成这种抛售压力的原因之一,是计算机的程序算法没能对这次金融震荡做出预测。为了规避这种虚拟的风险,许多高频交易商完全退出了头寸。继“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之后,股票指数也开始崩溃,合约所涉公司的股票同样未能幸免。下午2:47,埃森哲咨询公司的股价由40美元降到30美元,随后更在短短7秒的时间里暴跌至1美分。面对如此荒谬的无成交意向报价,尽管还有一些股票在买进卖出,但市场交易已经萎缩。几分钟后,日用品巨头宝洁公司的股价由超过60美元降到40美元。诸如IBM、苹果、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以及通用电气之类的蓝筹公司的股价也急遽下跌。
然而,在随后的几分钟内,市场突然恢复了元气。埃森哲的股价再次逼近40美元,宝洁的股价也重新回归60美元以上。“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以及其他所有股票,都重获生机。时至下午3:08,金融市场已经稳定下来,股市价格与沃德尔—里德公司启动交易程序之前的情形大体相当。当沃德尔—里德公司的计算机售完75000份“电子迷你”型期货合约之后,操作指令结束,计算机程序中止。从崩盘到恢复,整个过程总共不过36分钟。人们称之为“闪电崩盘”。
你更看重时间还是成本
大量研究表明,在正常情况下,高频交易商是金融市场上切实有效的积极力量。他们可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使得股票买卖更加轻松,也更加廉价;他们有助于减少股价的波动,尤其是短期股价的波动,从而使股票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然而,另一些研究显示,在市场走势极不明朗的时候,就像2010年5月6日那一天,高频交易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造成股价骤然升降。总而言之,我们无法判断高频交易到底是利是弊。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高频交易呢?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小心谨慎。虽然高频交易公司创造出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但大多数交易活跃的股民,就像试图与职业选手同台竞技的业余玩家一样,注定以失败告终,而且很可能会头破血流。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购买股票之后应该耐心持有,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选择抛售。然而,很多人都无法遵循这个简单原则。我们的交易常常过于频繁,这就像我们总是吃得过饱、喝得太多,或者贪赌好胜一样,道理相同。
尽管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培罗(Charles Perrow)在他的论著中并没有谈到高频交易,但他曾建议让复杂系统适度“减速”,使系统的各个组元之间能够步调一致,以此减少可能的风险。这个建议不但适用于核电站、空中交通,以及巨型堤坝的风险管理,同样也适用于股市交易。受到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泄漏事故的启发,培罗撰写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Normal Accidents)。
那么,股市交易是否也类似于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是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次“正常事故”,使这个系统彻底瘫痪?这种想法很难让人感到愉快,而且,培罗针对复杂系统所提出的建议也非常极端:要么重新设计系统,把风险降到最低,要么完全停止活动。《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一书的出版距今已有三十多年,回过头看,培罗的观点所具有的广泛意义是,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和视角,就能够洞悉复杂系统的酿灾潜势。
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二个道理是,虽然高频交易看上去是由计算机操纵,但在计算机的编程和监控方面融入了大量的人类智慧。
效益最好的高频交易公司都善于管理时间:在时机恰当的时候,它们会加速运行,但有时也会求慢求稳。
曾有几位顶级的高频交易商告诉我,他们会鼓励员工花更多的时间来制定决策,他们还会通过设计相应的计算机算法,来预测其他交易商的具体反应,然后静待这些反应的发生。有时候,这些计算机算法会被用来实现延时的最小化。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算法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追求延时的最优化:在交易的最初几毫秒,计算机只会买入或卖出少量股票,以此试探其他交易商的反应,就像击剑比赛中的佯攻战术一样。
如今,那些数一数二的证券交易公司都会开设有关决策学的内部课程,以确保公司交易员能够正确理解计算机算法在不同情况下的反应方式。他们更强调策略的运用,而非快速的运算能力。例如,在面试应聘者时,各大高频交易商喜欢问这样的问题:8/13与11/18这两个分数哪个更大?这样问的目的,并不是想看看谁能最先给出正确的答案,而是希望由此了解应聘者的思维方式。一位数学高手可以迅速地将这两个分数换算为千分位的小数,然后得出8/13更大的结论。但高频交易商对这种人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善于思考的人才,这些人就像“看球—准备—击球”的职业网球选手,先不动声色,快速判断出这两个分数的公分母为234,然后做出回答:8/13等于144/234,11/18等于143/234。
另外,越来越多的证券交易公司也开设了关于扑克策略的课程,目的是为了强调深思熟虑比追求速度更为重要。扑克玩家不仅需要计算概率,还必须预测对手的出牌,它有助于培养一种讲求策略、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想在股票交易中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型金融服务公司海纳国际集团(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组织过一次为期10周的培训课程,其中四分之一的时间被用于针对扑克赌博的扩展分析。海纳集团的招聘总监在各大学校举办过扑克比赛,他还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开班授课,教具就是一副扑克牌。
在个人投资者当中,没有多少人可以与那些精明强干、业务娴熟的证券交易商同台竞争,而且,也很少有监管机构可以追上他们的步伐。尽管有些政客强调,监管机构应该对高频交易实施严格管理,但现实的情况是,在计算机交易算法面前,监管机构没有太多的胜算,这就像要求他们在象棋比赛或《危险边缘》(Jeopardy)游戏节目中战胜计算机对手一样。联邦政府关于“闪电崩盘”的调查报告直到2010年9月30日才公布,而此时,市场参与者早已转向新的交易策略。如今,沃德尔—里德公司的交易程序已经无人问津。不过,虽然监管机构很难与高频交易商直接较量,但它们可以采取一项政策来防止闪电崩盘的再度发生,那就是:与其拼命追踪市场动向,不如通过下达明确的中止指令,来控制市场的交易速度。当股市下跌到一定程度时,证券交易所会启动熔断机制来强行关闭交易市场。因此,帮助证券交易商减速而行的具体办法是:强迫他们午间休息。
午休时间干些什么好
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摩根士丹利公司驻东京办事处工作。当时,在一天的股市交易中,东京证券交易所规定有90分钟的午休时间,这个规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让我印象深刻。当然,这并不是说摩根公司的交易员在午休时间里就会循规蹈矩。我在《诚信的背后》(F.I.A.S.C.O.)一书中描述过许多恶名昭著的交易行为,其中一些就发生在东京,而且就是酝酿于午休时间。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暂停交易的做法可以让我们更加理性地分析当天的交易状况,从而保持头脑冷静。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分析数据,思考对策,当然,有时我们也吃吃午饭。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香港、深圳以及新加坡的证券交易所都采用过类似的方法,规定了90分钟的午休时间。与之相反,世界上的其他证券交易所,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不间断地进行交易,从早晨开盘铃声响起,一直忙到收盘的时刻。如今,亚洲的金融市场正在向西方模式靠拢。2011年2月,东京证券交易所宣布将午休时间缩短30分钟。
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支持这种强制午休的休市政策。不间断的股市交易深受大众欢迎,甚至包括那些只赔不赚的日内交易者。华尔街银行反对长时间的休市,许多监管机构也持同样的观点。从整体上看,证券市场正在向全球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方向发展。然而有趣的是,在支持股市“中场休息”的主要人士中,有一些正是反应敏锐、经验丰富的证券交易商。在制定交易策略时,他们经常会选择后发制人。他们深知,有时最快并不意味着最好。
在交易平台的延时管理中,存在着一个平衡点的问题,最佳的延迟时间并非一成不变,它每一天甚至每一秒都在发生变化。在2008年的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对于UNX公司所处的交易市场来说,最佳的延迟时间是65毫秒左右。因此,如果有人想知道UNX公司为何会有如此优秀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给出最基本的答案:至少在当时的情形下,它采用了一种最佳的交易策略,即让其他公司先行一步,自己随后再进入市场。在这方面,UNX公司做得相当出色。如今,对许多高频交易公司来说,这种延迟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然而对于其他一些公司,或者其他一些交易策略而言,即使等待更长的时间,也可以算是明智之举。
虽然许多高速的交易算法能够根据最新信息,通过抢占先机来赚取钞票——他们可以利用计算机程序预测股价的走势,或者跟踪他人的订单。但是,渐趋流行的做法是,在交易的最初阶段,高频交易商往往只订购少量股票,然后静观他人的反应,以便试探水深,摸清底细。根据由此获得的供求信息,他们会在几毫秒之后开出更高或者更低的价格。他们要么全力跟进,要么抽身而退。高频交易商处于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在这个系统内部,存在着成百上千种计算机算法,它们都在根据彼此的策略做出反应。和那些从事超反应运动项目的职业选手一样,高频交易商所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高速的战争游戏,他们必须竭尽所能,才能取得一点点的优势。
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策略就是比其他计算机稍晚一些进行交易。有时,先下手者反而会陷入被动,晚起的鸟儿却可以吃到虫子。
举例而言,股票交易的最初几毫秒就像复活节“寻找彩蛋”游戏的第一回合。一些孩子飞奔入场,希望把自己的篮子填满,而另一些孩子则按兵不动。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这显然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你希望捡到的彩蛋越多越好,而且其他的孩子也都一拥而上,那么快速的行动是正确选择。但如果并非所有的孩子都一拥而上,或者你认为那些冲在前面的孩子肯定会漏掉不少彩蛋,那么最好还是耐心等待。尤其是如果你不想因为跑得太快而受伤跌倒(或许你对上次的受伤经历还记忆犹新),而且只要捡到一两个彩蛋你就觉得非常开心,那么不妨等到最初的喧闹平息之后,在第二回合里悠闲、安全地寻找彩蛋。换句话说,你需要等待多久,取决于你所在意的问题:是时间,还是成本。
与职业运动员一样,斯科特·哈里森、安德烈·佩罗特以及UNX公司了解到,延迟是一门艺术,即使面对的是毫秒之间的前意识反应,即使这些反应是出自计算机,而非人类所为。通过对交易时间略作延迟,UNX公司避免了因过快的瞬时交易产生的额外成本。乍看之下,我们可能会觉得UNX公司不思进取,没能抢占先手。UNX公司其实另有打算。通过瞬息之间的延迟,UNX公司争取到了十几毫秒的等待时间,这让它收获了更好的结果。
·等待多久,取决于你更在意时间,还是成本。
·你需要多快的速度,取决于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要知道,深思熟虑比追求速度更为重要。
Good decision-making depends on timing and judgment about timing.
最佳决策取决于时机,以及对时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