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二任：托马斯·麦克凯——总统任命讨人欢喜的经济学家(3)

1948年8月3日，杜鲁门也做出了明示，他鼓励但不要求委员会成员作证。虽然有些客套，但中心是明确的，凯泽林他们当然懂得。于是，凯泽林和克拉克8月4日第一次在国会露面，参加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的听证会。这着实是一次不小的改变，要让这种行为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个传统，之后只要被要求就政府有关计划作证时，他们都同意出席。自1949年开始，他们甚至经常为讨论总统经济报告出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听证会。

一切改变都变成事实，只有诺斯还是如故。这样做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辞职不干。1949年10月，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诺斯向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并于1949年11月1日获得批准。即使这样，他从来都不隐晦他辞职的原因，并仍旧公开抨击说：“委员会的客观性和专业知识的科学性对咨询至为重要的要素被阉割了，而总统对委员会的忠告则置若罔闻。”

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的：“诺斯是一名著名学者，他没有能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客观立场，实际上即使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无法发挥其作用。可见，从学者向政治家的转变并不容易。”

三、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蜜月期”

其实，从一开始杜鲁门就选错了人，诺斯对于他的“公平施政”很少同情，还经常公开发表演说来批评杜鲁门和他在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所倡导的经济政策。而凯泽林则是新政的信徒，对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赞誉有加。

诺斯辞职后，凯泽林成为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不二人选。在凯泽林主政经济顾问委员会时期，凯泽林在国会各委员会作证时对支持杜鲁门政府起着更为公开的作用，与诺斯不同，凯泽林认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总统经济纲领在国会中的受托人。他拒绝接受诺斯关于客观性和无党派性的主张，宣称委员会是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应当同政府行动一致。

这一时期，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及其主席之间建立起了比诺斯更加亲密的关系，凯泽林同白宫工作班子的合作也比诺斯更有效，他保持着同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以及查尔斯·墨菲的密切接触。

在接受《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访谈录》的采访时，凯泽林这样描述自己和杜鲁门之间的关系，他说：“自从我成为委员会主席以来，我想不起杜鲁门在任何重大事情上不接受我的建议，不管是对是错。杜鲁门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不同于来自别人的建议。财政部像是一个州的皇帝，我说一个州是因为它应付的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局。总之，总统们以前一直向国会送交经济计划，但是他们的顾问们一直是部门的负责人。成立委员会的设想就是要有一个经济参谋长，他的任务是综合处理，把各部分筛选出来然后装配在一起成为一个总计划。我记不起有总统不接受我的建议而接受约翰·斯奈德建议的重要事例。尽管就私人关系说他比我更亲密（实际上斯奈德和我很少分歧），他采取这种方法有几个原因：第一，他的原则是支持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某项工作的性质而选择的人；第二，因为他感到需要这种帮助；第三，主要是因为在我的经济观点和杜鲁门的经济观点之间存在着某种自然的相互同情。”

而当被问及他对杜鲁门有什么影响时，凯泽林底气十足地说：“这个问题第一涉及我同杜鲁门的接触以及我对杜鲁门影响的性质。这个问题对杜鲁门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不管对错，他认为这个人是政治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应当通过这个人得到基本的建议。我们有一个体系，借助它我们得到各部门的信息，我们总是先把经济报告草稿散发出去并把正式文本送给他们。我们还有工作班子一级的在每一个领域的部门间联系委员会。我自己则经常和各方面在最高层以及内阁会议上见面。所以他们要说什么我是知道的。而如果他们的意见与我不同时，他们自然也有权利见总统。杜鲁门是很容易接近的，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很多人必须接近。如果我在任何时候拜访马特·康纳利并且说：‘我能见总统吗？’他从不说‘我将给你回话’而是说‘星期三8点钟，星期四10点钟’。我总是单独谈半小时。这是我从不滥用的进行接触的一条线路并且是很容易做到的。这种会见一年大约有20次。进行接触的第二条线路是通过内阁会议，上面我已说过。第三条进行接触的线路不管是对是错是在正常线路之外，杜鲁门为其他目的约见我。我帮助他起草有关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的演说。在这种场合我们总是有一批人围桌而坐，包括克拉克·克利福德、戴维·劳合以及查理·墨菲。杜鲁门头两年当总统同后来是不一样的。头两年他多少有点褊狭，缺少对全局的把握。同时他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咨询意见。正如你能回忆起的，头两年他的经济政策并不理想，但是在1946年选举以后，当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之后，他从政策到政治都觉醒了过来。他任命了一个小组，每星期一晚间见面，从1947年到1952年他决定不再竞选为止。这个小组由现在称为健康教育福利部的负责人奥斯卡·尤因当主席，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奥斯卡·尤因、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这件事表明对经济政策总体作用的承认。参加者还有查理·布兰南，他后来当了农业部长、劳动部副部长戴维·莫尔斯、内政部助理部长杰比·戴维森以及一两个其他人。它是一个小组，每周一晚间在沃德曼公园尤因的家里吃晚饭，讨论三个小时。这种聚会所讨论的都是一些高层次的政策问题，是杜鲁门应该做的，凑巧遇到的第一件事是对《塔夫特—哈特莱法案》应当做些什么。这个小组通过它的每个参加者在许多方面有很大影响。他给会见杜鲁门的人提供一种一致的立场。它对克拉克·克利福德有帮助，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见总统。我试图勾画在这个小组中谁更重要，是克利福德还是我。克拉福德在说服杜鲁门方面有更多的事要做，我对克利福德如何说服杜鲁门方面有更多的事要做。我不知道谁更重要一些。我不认为任何人会比绝顶聪明的克拉克·克利福德做得更好。我也不认为任何人能像委员会主席那样取得良好的结果。”

显然，杜鲁门将经济顾问委员会真正当做了自己的“经济智囊”，虽然不会言听计从，但也是遵从有加。这也算是实现了他设立经济顾问委员的初衷。

四、在“扩张经济”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要说凯泽林在早期的确为总统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有时是在尤因小组时期对“公平施政纲领”的提出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凯泽林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他开始越来越热衷于一些不在经济顾问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比如，他尽一切可能使他自己成为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成员，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尤其如此。在他的带领下，经济顾问委员会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政府之外，经常与代表企业、劳工、农业和消费者的咨询团体接触。

不仅如此，凯泽林非常喜欢与新闻界打交道，他总是热衷于通过公众媒介公布委员会的工作并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自己的经济观点，比如，他开始提倡“国家繁荣预算”，旨在通过这种预算为经济的增长和扩大确定合理目标，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让经济实现长久的稳定。他还认为，不应当为了维持短期的物价稳定而牺牲平衡的经济增长，某些通货膨胀在经济扩张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长期的物价稳定对它必须容忍。

这样的说法与杜鲁门及财政部长斯奈德的观点似乎异曲同工，他们都希望维持长期的经济扩张。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凯泽林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个总统经济报告，报告承认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并允许产生一个经济的调整期，但更强调经济增长的乐观目标。报告没有要求减税和增加开支，却一味地强调在未来几年要平衡预算，减轻债务负担。

对此，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的共和党少数派，对政府把报告用于政治目的并继续回避对衰退的责任持高度批评态度。他们也对凯泽林把扩张主义看做医治经济病的药方表示怀疑。批评者认为，这个报告缺乏中心以及明确的目标和政策，而这些对经济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面对迎面而来的批评和质疑，凯泽林没有反思，相反，他却更加坚定地认为，朝鲜战争已经迫使全国把反危机转移到了应付战争的紧急需要之上，因此，即使冒着发生破坏通货膨胀的风险也要实行扩张经济。

杜鲁门接受了凯泽林的扩张主义政策而不赞成实行管制。起初，这种扩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物价的稳定，但随着战争的升级，朝鲜战争速战速决的愿望落空，经济形势开始恶化。许多经济观察家发出了警示，他们认为战争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如果再不实行某种形式的控制，膨胀性的“工资和物价”盘旋上升将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凯泽林却无意接受这种观点。实际情况却是，到1951年1月，经济顾问委员会开始丧失其影响，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前用于扩张经济的各种动员组织皆被接管，经济顾问委员会不得不开始退让，物价和工资管制立即开始实施。

眼看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影响力不复存在，凯泽林转而将视线投向“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利率之争”上，他想通过财政部来给美联储施压，以继续维持他扩张经济的政策。然而，财政部和美联储最终达成了“协议”，这在前面曾详细记述过。这下，凯泽林彻底被孤立起来，连同他的扩张经济政策彻底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