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正视改革艰巨性，用好改革方法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总的路线图，是一个典型的改革顶层设计方案。但改革不仅仅需要理念和方案，还需要大政方针落地为具体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执行和落实，避免由于改革艰难或利益冲突没有动力去做的情况发生。所以，基于信息有效和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对于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至关重要。只有重视并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才能化解中国改革的艰巨性，实现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才是可期的，中国通往民族复兴和长治久安的道路才能走得更加顺畅。

正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

作为改革者，一定要充分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和困难性。可以说，所有的改革和变革都是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或者说是“明了道”的，否则不叫改革、变革，而叫动乱。那么，为什么除了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和变革大都以失败告终，或者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呢？其根本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大的改革和变革，一再延误改革时机，基本上都是被倒逼到了一个死角，不改不行，才想到去改，这往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基本上也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

其次，改革本身异常残酷。一方面改革者需要有很大的牺牲精神，因此，很多人不愿意引领改革，甚至都不太愿意支持或参与改革。更麻烦的是，改革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影响到所有人而招致各种反对声音。许多反对改革的人很可能就是原先做出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好人和能人，这些人或因理念不同，或满足现状，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或因切身利益受损，或因相对地位、名声下降，或因自己的东西被改掉，当然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本身有问题，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由此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动力和勇气。这样，改革者往往吃亏不讨好。再加上改革者基本都不是最高权力者，一旦改革受挫，而反改革的势力占了上风，改革者就没有什么好下场，如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流放，康有为逃亡海外、光绪帝被软禁。

再次，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维系既有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改变体制的变革，治标不治本，因此这样的改革很难长期有效，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并且，所有改革基本上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去改革既有体制，大多老百姓没有获利或获利很少，基本上得不到民众的大力拥护，从而基本不满足参与性条件和激励相容这两个改革成功所必要的条件，一旦遭到利益集团与反对派的反击，就只能以失败告终了。

上述三个原因就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难点和艰巨性所在，因此改革需要大智慧和勇于冒险的牺牲精神。那么，邓小平创导的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呢？首先在于他做了正确的事，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民心民意（从而形成了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进行了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符合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现实，也就是“明了道”，这是基本点。其次是“取了势”，他在政府、军队里建立了无法撼动的巨大威望，为改革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凝聚了改革的力量，让反对改革的人知难而退，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扶正压邪的作用。第三是“优了术”，细节决定成败，他充分认识到个体逐利和计划经济在信息及激励方面的弊端，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等一系列辩证统一的命题，极大地调动老百姓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既谋变，也求稳，改革最初从反对者最少而支持者最多的农村开始，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加上方式方法对路，形成了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从而让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获利。第四是“抓了时”，他抓住了“文革”后人心思变的共识和谷底反弹的时机，抓住了利用和平时期发展自己的时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推出了一系列变革举措。此外，邓小平敢于突破理论教条和误区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而不是压制基层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做法，并适时推广，形成了“白猫黑猫论”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上下互动。

具体到当前的改革，下一步的改革之路将异常艰难、狭窄，且充满对立和冲突，具有很大的风险和变数。改革的关键是要同时解决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以此解决好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但由于当前社会的刚化和社会阶层严重分化，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脆弱，让改革陷入两难困境。这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和冲突：一方面，经过30多年单一的经济改革，已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权贵集团，是当前许多弊端，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不足的根源，但由于他们掌握很大的话语权，是既得利益者，成为下一步全方位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另外一方面，由于单一经济改革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和社会公平严重不足，广大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阶层对当前社会严重不满，许多人甚至将问题归结为是改革造成的，从而很难形成改革共识，也很难平衡好分权和集权的关系。为了压制权贵集团，需要加大打击权钱结合、贪腐的力度，因而需要一定的权力集中，但这很容易走向集权的道路。反之，如果对权贵集团不加打压，任由他们继续掠夺社会财富，将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后果都非常严重，都是毁灭性的，使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极为重要。

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

邓小平创导的改革的成功和中国历来改革的失败给我们提供了很深刻的启迪。要让改革成功，将一件事情办成，必须实现“道、势、术、时”四位一体的综合治理。也就是，在明了改革的方向和路线这个“道”之后，改革者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重大改革或变革成功还有三大必要条件：一是“树势”，必须发挥中央顶层的独有的权威，起到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的作用；二是“优术”，“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细节决定成败，原本可以成功的事情，即使在微小的细节上考虑不周，也有可能导致原则性、方向性的东西被否定掉而失败，改革的方式、方法要对头；三是“抓时”，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改革时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为了将事情做成，把握做事的时机非常重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道有时，事有势”，如果错过了改革或变革的最佳时机，病入膏肓，就可能无法挽救（清末新政就是很好的反面例子）。

面对全方位联动改革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加以推进，并按照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也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的治理之道来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具体到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建立成功改革的方法论：

方法论一：创造鼓励改革理论探讨的氛围条件，凝聚改革的学理共识，增加改革的前瞻性和战略性。这是成功改革必要条件之一。

改革的理论探索必须先行。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过，理论探索离不开一个开明、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因而要尽量避免上纲上线，阶级斗争式的旧思维及遇事非黑即白，甚至动辄上升为意识形态、阴谋论、敌我矛盾、敌对势力的大字报“文革”语言，这样将造成很大的社会不和谐，导致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

理论探索无禁区，思想解放要先行，其重要性至少有二：一是对已确立的改革方向和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促进上下改革共识的凝聚和改革方案的执行，二是理论探索必须超前，对现有改革的不足之处进行理论剖析，通过内在逻辑的推演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可能结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过去若干年的理论探索、理论创新的结果，听取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虽然，各界对《决定》也是意见纷纭，总体上是肯定大过批评。对那些批评者、反对者，政府应该肯定他们的价值和作用，允许他们的存在，这往往会对减少犯错风险，弥补漏洞，完善改革措施大有帮助。接下来，对于各个领域的改革深化，同样需要理论探讨先行，不断促进思想解放。

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其内在逻辑分析框架能增强改革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任何科学、系统的理论都必须拥有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且经得起实践检验。也就是说，理论上的逻辑推论与经验上的客观一致性是有保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就拥有基本的分析框架和严格的逻辑体系，能够很好地解释现象背后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能做出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预测。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内在逻辑就是首先对想要解决问题的有关情景（经济环境、形势和现状）作充分了解和刻画，弄清问题所在和成因，同时对个体行为方式有一个基本准确的定位，然后有针对性地正确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得出科学的内在逻辑结论，并据此做出科学、准确的预测和正确的推断。

方法论二：发挥中央权威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对改革的大方向、大方略、大方针进行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并通过中央决议、政策或法规确定下来。这是成功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二。

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越是需要强有力的推动才能向前推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集体主义、威权主义色彩较重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央如果不下决心，很多事情根本办不成。如果中央不发挥作用，不主动作为，不对改革进行推动，不对改革明确表态支持，不为改革保驾护航，可能导致的结果，要么下面本来有改革想法的部门、地方可能会由于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而选择不作为，要么即使有改革的初步行动，也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阻碍和牵绊，改革胎死腹中或无法真正贯彻落实。中央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改革的大方向、大方略、大方针上把住关，起到“定海针”、“指南针”、“北斗星”的作用，使之不能出现动摇反复。

邓小平在退下来之后，还能凭借一己的威望、智慧和勇气，在1992年通过“南方谈话”再度拨正改革的航向，实属不易。具体到当前的改革，此点也异常重要，但客观现实是，世间已无邓小平，靠个人的巨大威望推动改革已经不现实。那么，如何走出中国改革的这一困境呢？我们的看法是，必须发挥中央集体领导的权威、核心作用，在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为改革保驾护航。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即在于它通过集体决策、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将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贯之于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之上，在顶层设计上起到了统御性的树势、引导作用。让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上下共识，至少是成为行动的指南，使之有理念、有步骤地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及综合配套整体改革。简言之，对大的改革，不仅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推动。

方法论三：满足改革的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让大众从改革中获利，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势能和动力。这是成功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三。

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的顺利推行要满足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要求改革能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尽量让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获利，至少不受损。只有如此，改革措施才能得到绝大多数个体的拥护，使他们支持改革，愿意参与改革，形成与改革一致的新的利益阶层，以此形成与中央相一致的改革共识和行动。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地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并且在个体逐利达到均衡结果的同时，也实现了改革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这里的个体可以是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政府部门，也可以是一个产业、一个企业，及至最广大的老百姓。

参与性条件非常重要，因为改革或体制机制创新从本质上讲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这也是社会经济现实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源头。从而，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形成与改革方向相一致的新的利益均衡，充分调动不同利益阶层的改革参与积极性，汇聚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改革共识。起始于30多年前的上一轮改革，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凝聚起共识、形成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积重难返的极端旧体制成为众矢之的。新一轮改革所面临的既定利益格局已经不那么容易打破，基于市场和权力结合形成的利益集团有很大意愿和能力来阻止和延宕改革。所以，下一步首先还是要让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利益阶层不反对改革，一方面在利益上尽量做到帕累托改进，不让其受损；另一方面还要从理念上影响他们、团结他们。不过，改革深水区难免会遇到既得利益包括权力—资本联盟的阻碍，这就需要通过中央的权威、通过法治来规制他们，阻断权力和资本的合流，清理权贵弊政以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其次是要通过增量改革来满足普通民众阶层的利益增长需要，通过边缘突破，以星星之火逐渐形成改革的燎原之势。这样，与方法论二相联系起来，才能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即，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结合）的良性互动，上中下齐心的改革局面。

方法论四：综合运用“情、理、利”三个制度安排，解决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目标如何落地和具体实施问题。这也是成功改革的必要条件之四。

有了改革的上下共识，最终还需要靠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去执行、落实，所以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和基层领导，特别是一二把手，愿意去落实。因此，政府行政团队作为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和中坚力量，其理念、胆识、素质、水平、能力，特别是思想解放程度就显得异常重要。而且，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将各层级的行动统一到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上来，需要机制设计理论的参与。总体上，应该根据具体情境和信息是否容易对称，恰当、灵活地运用好“法规治理、激励机制、社会规范”这三个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实行“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动之以情”的综合治理。通过“晓之以理和导之以利”的“胡萝卜加大棒”，慢慢形成一种无欲无刚的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的规范性制度安排。

首先，要将大的改革决议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如果仅仅是政策性的短期手段，而不触及那些与普遍规律相违背的、带有根本性的法规条文，改革很可能会难以真正落实下去，因为政策宣示可能会被利益部门或个人根据自身的理解或理念而错误解读甚至反面解读。现实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改革的一些创新性提法，已经被一些主管部门或有话语权的人解读得走形变样，其所造成的认识混乱极具破坏性。所以，要将对改革大的决议通过法律法规确定下来。否则，即使有中央决议，也可能得不到执行。中央通过的决议最终不能落地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教育经费投入要达到GDP的4%，就讲了近20年，直到上届政府才基本真正落实；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来近10年，但基本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中，没有什么有效的具体措施；土地流转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到现在基本还没有进行。将中央决议法规化，这一举措的重要性还在于，有利于对那些从理念上根本反对改革者特别是有话语权和公权力的人进行规制和制约，从法理上阻塞其阻挠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其次，要对政绩考核激励机制、动力机制进行系统再设计。现实中，中国政府行政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央的政策目标往往设计得都非常好，但只要没有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挂钩，官员缺乏执行政策的激励和动力，基本上就效果非常有限，只是停留于文件、宣传和口头中，执行不到位，政策目标就往往被偏离很远。因而，与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的是，必须在官员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改革上下大功夫。

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与松绑放权改革和对外“开放”环境下形成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密不可分，GDP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由此，地方官员无论出于为官造福一方的考虑，还是出于自身仕途的考虑，都有很大的激励把地方经济搞上去。这个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异常重要原因之一，也为国家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提供了基础。当然，单一的GDP主义的政绩考核体系确有其不合理性，需要其他综合指标作为配套。

第三，要将从理念到行动勇于改革创新的人放到重要领导位置。通过法律法规规制和政绩考核牵引，会形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氛围。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改革、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取决于一把手，看他有没有改革意识，有没有改革智慧，有没有创新意识，有没有忧患意识，有没有解放思想。只要是一把手的事或工程，支持、赞同的人当然会主动尽力去做，即使不太支持的人或迫于压力或讨好上司也会去做，至少不会和领导过不去，公开反对去做。所以，一个单位一把手不支持的事情基本上干不成，至少难度极大。这是因为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下，一把手的权力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改革方向、目标、愿景、战略的把握、顶层设计及领导的作用当然极端重要，但也需要一批操盘手和干将来具体推动、操作、落实改革的大计，否则也不可能成功。这就要求在干部人才的配置上，尽可能选任思想解放、勇于善于改革创新的人来担纲负责，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人放在重要岗位上或一把手的位置，使之成为一个个改革发动机。国家治理好，关键就是善于用好人、用对人。邓小平的施政风格就是举重若轻，不怎么管具体的事，经常打桥牌却能把住改革的大方向，把部委的胡耀邦、四川的赵紫阳、安徽的万里、广东的习仲勋，这一个个在各自管辖领域和区域的改革干将，调任到中央领导集体承担更大的改革任务，推动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落地生根。

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创新急需真正地将“人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的精神贯彻、执行下去，需要一大批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做大事的干部人才，需要一大批具有方略、战略、胆略、谋略、策略这样的“五略”型，以及战略家、思想家、改革家、创新家、组织家这样“五家”型的卓越型领导。无论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学校，在国家既定的大政方针下，最为关键的是要由具有领导力的领导来掌舵，这包括领导者的理念方向、远见卓识、国际视野、前瞻眼光、战略高度、人格力量、专业水平等等。改革者、领导者要御好人，处好事，做成事，同时，还需要有“真诚待人、远见卓识、鼓舞人心、胜任其职”这些最重要的基本素质和“德、威、仁”的品质，其文化根源是儒家、法家、道家的哲学思想。

同时，还需要注重解决好领导力和上下联动的执行力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将卓越型领导选任出来，同时能把自己的想法和决策很好地贯彻执行下去呢？这需要正确地理解和对待民主和效率的内在关系和各自适应边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投票者的个人利益驱动，民主表决的方式往往会带来无效率公共品的提供。为了解决民主和效率的矛盾问题，越是高层，领导人的选举越要尊重民意。被选举者就要对选民负责，否则下次竞选公职，就选不上。既然要对选民负责，他的目标的实施和具体决策就应该有效率，否则，怎么能为选民负责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领导人对任命领导团队的其他副职享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而不是冗长的民主程序。比如，在美国，校长就有权提名副校长和任命各学院的院长，院长有权提名副院长和各系系主任，系主任也是自主决定副系主任和分管本科、研究生的主任和各种委员会主任的人选，这就解决了执行力的效率问题。当然，如果本届任期做得不好，大家不满意，这个领导人当然就在下届任期中选不上。所以，一个单位一把手有足够的激励尽力完成对民众的承诺。

方法论五：找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发挥其外部性和延展性，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

全面深化改革，千头万绪，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不明重点，可能会起反效果。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同样需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到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政府在下一步改革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外部性，其自身的改革必然会牵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的体制机制变革，由此可以带动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实现公平、效率与法治的均衡。

这样，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和国家公共治理体系的转变也就成了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当然，这也正是下一步改革的最大难点之所在，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也有许多切入点可供选择，一个总的方向是限制政府权力、减少权力腐败、强化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成本、确立政府公信。

方法论六：在“效率、公平、改革、发展、稳定、创新”这样一个六位一体的互动框架中来为现代化建设搭建支点。

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情况下，以改革谋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在稳定中促发展，从而在发展中促创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首先要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稳定。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许多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要以改革为动力促进发展。与此同时，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改革的力度与民众的承受度之间的关系。在一项改革举措推出之前，要充分估计可能引发的各种潜在不安定因素，做到信息充分对称。实际上，许多对改革的不同意见，更多源自信息的不对称，对改革的宣传不够充分，由此产生许多误会。当然，改革必定会涉及一些既得利益和既有习惯的调整，这就要求改革措施的推出应该注意转型成本，给予转型时间，使民众逐渐适应改革。也就是说，改革措施的出台要有提前量，不搞突然袭击，让人们措手不及。否则，非但预期的改革成果无法实现，还会破坏稳定的发展局面，起反效果。

此外，创新是面向未来的，是创造性破坏，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打破自己的既有优势，形成新的优势，以此应对快速变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否则即使自身一时有优势，如不继续创新，早晚会被超越。所以，向创新驱动转型是中国转型发展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必须经历、不可缺失的驱动转型，而创新的前提是发展。应该在“改革、发展、稳定、创新”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互为促进的动态内在逻辑辩证关系的框架中来系统思考和正确处理改革问题，促进发展驱动力从要素驱动逐渐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