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三合院(3)
父亲当年约莫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因为聪明，得到三叔公的“中意”，总是喜欢找他说一说话，教他识一识世面。但他当时也没听懂，不知道世间有所谓“共产主义”，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大陆已经开始内战，只知道三叔公在说一个他未曾看过的世界。
多年以后，他才了解三叔公的意思是，如果“二二八”再扩大下去，台湾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统治，那时就“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啰。
三叔公膝下无子，他唯一的女儿在离婚后被三婶婆带走，因此视父亲如子，无事不说，无巧不教。尤其“二二八”之后，他在基隆做生意，因与人冲突，被打坏了内脏，得了糖尿病，需长期注射胰岛素，便回到家乡养病。这注射的工作，都落到手脚灵巧的青年手上。
不能从事农活的三叔公，在三合院里，晒着南方的阳光，靠着回忆过往度日，用他广博的杂学，满足这个少年的好奇心：他在厦门、上海如何当通译，如何从上海逃亡福建，偷渡回台，上海的世界如何繁华，远洋轮船可以航行到世界五大洲，现在的机械文明如何昌盛，这世界除了种田，还有什么生活的方式等等，为我父亲狭窄的农村生活，开了一扇窗，让他把“去世界走一走”当成了一生的志愿。
三叔公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有一天，开旅馆的二叔公家接上了电话，一条电线就可以和最远的人讲话。三叔公看了之后，笑起来，悠然和我父亲说：“这社会进步这么快，这边讲话，那边就听得到；以后啊，早晚有一天，不只可以听到声音，也可以看到人影对人影，在讲电话哟。”
我妈妈嫁了我爸爸之后，还侍候过三叔公，知道他的脾气和个性，也听他这样说过，却只是笑一笑。
时隔六十几年后，二〇〇九年，我的大女儿小茵去英国留学，住学校宿舍。她用笔记本电脑的摄影功能，扫过寝室和室友，逐一介绍环境，并用实时通信和我妈妈通话，一边说，一边和她的每一个室友打招呼。
我妈妈高兴得不得了，通完话，她忽然想起来了，说：“这事情，你三叔公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了。他说，如果一条线就可以跟很远的人讲话，有一日，一定可以透过这一条线，看着人影讲话！你三叔公好厉害啊，可惜他没活着看见！”
据祖母说，我父亲小时候的个性只是比较聪明，好自作主张，但自与三叔公朝夕相处以后，长志气了，开始想孔想缝，无论什么事，他总要做得比别人还厉害，像搞“铁指甲”去播田，当个第一名的农夫；像他赌博被老千骗了钱，就一定要学会掷骰子，把钱骗回来；还有包下一个歌仔戏班来乌日演出等等；他更想要离开家乡，去外面闯荡，看这世面长得什么模样。
7 乱世青年
“二战”后期，美军开始轰炸台湾之前，我们家中曾养过两匹马，一匹是褐色的母马，体型高大，鬃毛修长，跑起来轻轻飘扬，甚是好看，后来还生了一匹小马。另一匹是灰白相间的公马。
日本政府曾鼓励民间养马，好让前方征战的部队有原始交通工具可用。有些好马可作为指挥官的坐骑。但养马很困难。在水田沼泽、道路狭窄、缺乏跑马场的台湾乡下，不能耕田、不能骑乘的这种大型动物，一点也不实用。并不是每一个农村家庭都养得起马，因为养起来非常费事。我父亲少年好事，农闲时，除了要喂养两条耕田的水牛之外，主要兴趣是喂养那两匹马。牛栏和马厩隔邻，待遇天壤之别。马天性娇贵，不喜欢吃干黄杂草，只爱吃干净的刚刚割来的青草，上面还带着草汁香味。空闲时，一定要带着马出去溜达，常常跑步，有助于马匹的身材健美。但一般在农村田埂路上，如何跑马？成功岭上的练马场会举办竞赛，一如现在的赛马。跑得好的，军队会出高价买去，这农家就赚了一笔。
养马，让我父亲的少年时代充满想象，不再自视为一个养牛的农民，而是长大后要横刀立马、征战沙场的将军。他立志要离开农民身份，成就一番大事业。
可现实是：马匹也实在太娇贵了，战争后期，连人都吃不饱，何况马匹？后来就卖了。
父亲十三四岁左右，战争已到末期，他开始上日本夜间职业学校。但每天跑警报，学校时断时续，有些老师也逃到乡下避难去了。
那时的他，躲在防空洞里，望着美军轰炸机从乌村上头飞过，炸得农田破了一个个大洞，生活愈来愈困苦，吃饭靠配给，连吃一块猪肉都要日本政府批准。受了日本宣传的影响，他暗暗立志，长大以后要当神风特攻队，像老鹰一样，驾驶飞机，用自己的肉身，射穿美国的航空母舰，保护家族，为被轰炸的土地报仇。
然而也没过多久，日本就投降了。
他开始适应另一种生活：日本官员离开，大陆官员进来；日本老师离开，中国老师进来；日本语不能用，中国语还要学；改朝换代，一切重来。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四年，这将近十年的光阴，恰恰是我父亲成长最关键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所面对的世界，竟是这样：教育停顿（没有教师，因为从小学到大学，整个语言要转换，缺乏可以读写沟通的汉语老师）；语言转换（弃日语重新学汉语）；政权轮替（从接收官员、公务员到地方的警察全面转变）；经济大萧条（日据时期，工业为日人垄断，只有少数农商业台湾人可以参与，此时几乎全面停止运转）；社会大混乱（接收的冲突、法律的崩解、法治的失序、财产的侵占、民间的愤怒与冲突等等）；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冲突（日本文化对大陆文化、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守法习惯与战乱失序等）……
即使蒋介石派来担任行政长官的陈仪，娶日本妻子，是知日派官僚，日本语讲得非常好，可以沟通无碍，他也请来相当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如台静农、许寿裳等），参与台湾的教育重建，但他仍无法管理整个腐败贪污、霸道横行的官僚与军队。这恐怕不是个人理想与能力的问题，而是百年来，中国的腐败落后，战乱频仍，使它只能有这样水平的官员。国民政府接收过程的腐败贪污，侵占抢夺，民怨高涨，从东北到台湾，两岸皆然，而台湾社会的教育素质较高，反应尤烈。
生活在这历史夹缝中的人民，尤其从十几岁的少年成长到二十几岁的阶段，既要面对政权的转换，语言的重来，文化的冲突，更缺乏教育、经济、工作的机会，生命的奋斗与挣扎，实在难以想象。
我父亲这一代人，整整一代的台湾人，就在这乱世中，奋斗浮沉。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进行了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起，从“三七五减租”[5]到“耕者有其田”，逐步实施。我们这个当了几代佃农的家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
但土地改革可以成功，政府可以和平、无暴力地完成改革，却和一九五〇年代开始的“白色恐怖”有关。
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一场从南到北的巨大武力镇压，一时之间，台湾民间退缩而噤声。但实际上，反抗并未结束，所有的不满与愤怒，转化为地下的反抗。民间各种读书会、反抗团体悄悄成立，南北串联。政府知道自己犯了错，派了较有文化水平的青年军来取代原来的镇压部队，以缓和矛盾，但未能改变大陆内战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的现实。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从大陆败退台湾，风雨飘摇中，从“四六事件”开始，逮捕有反抗色彩的学生与读书会成员，再加以扩大，以“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为原则，进行大量逮捕。起初因逮捕人数太多，来不及公开审理，只是关押，等待法院来审理。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协防台湾，蒋介石认为大局初定，监狱内即开始了大量的枪决。而社会上的逮捕与株连就更为严重了。大量学生、医生、文化人、知识分子遭到逮捕入狱。而日据时期有能力读书上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地主家庭出身。从一九五〇年开始这种白色恐怖的“清乡”，到一九五四年才宣告结束。据政治犯陈明忠的估计，至少死亡三万多人，其人数远远高于“二二八”的镇压。
只是由于当时参与反抗的人，多是曾对“二二八”事件表示不满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居多，而“白色恐怖”（这是一九八〇年代才出现的诠释当年事件的名词）一词未出现，所以人们仍以“二二八事件受难者”，来称呼这几万个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人。
在大陆一直无法实施土地改革的国民政府，在台湾可以和平顺利完成土改，固然因为其与台湾地主并无太多渊源，利益挂钩较少有关，但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清乡运动”大盛之时，许多地主家庭不免有青年子弟被牵连，财产被没收，即使无事的，看到同一个村子的青年受难，连反抗都不敢了。
土地改革能够和平完成的奥秘，其实不是别的，只是镇压后的恐惧噤声。
一方面是反共清乡的大逮捕，镇压有反抗倾向的人与思想；另一方面是用土地改革来瓦解农村革命的可能性，双管齐下，配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协防台湾，整个局势终于稳定下来。在父亲的记忆中，马场、战争、空袭、飞机、神风特攻队、军歌和贫困的农村岁月，以及“二二八”所带来的政治阴影，交叠成一种难以言说的青少年时代情感。中年时，他偶尔喝醉酒，还会唱起少年时的台湾民谣《雨夜花》和日本民歌，仿佛自己是一个骑马的少年将军。男性的壮志与寂寞、梦想与挫折、想象与现实，难以分辨。
日本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古老的印记。父亲和姑姑之间，总是以日语名字相称。有时他们一起唱歌，会唱出童年的日语歌谣。
父亲身上另有一种气魄，那种可以极其决绝地进行决战，至死方休，可以流浪天涯，直到世界尽头的气魄，我曾认为是日本教育的遗留；但了解更多台湾史以后，我反而认为那是台湾人的基因中，流着仿佛尤里西斯的漂泊之血。
随着土地改革完成，我们三合院隔壁那家“台湾纺绩株式会社”的股票作为土地的补偿转移到地主手上，开始营运。我的五个姑姑娉婷成长，进入纺织工厂工作。安安静静的岁月中，她们成为台湾最早期的女工，帮着祖父照顾家庭，直到出嫁。
8 空竹丸仔
历史总是遗忘，在台湾社会变化之后，人们仿佛遗忘了蒋介石父子在台湾实施戒严长达三十八年的恐怖年代，但成长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孩子，应该不会忘记。
是的，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上空，有一种灰色的幽灵在飘浮。那是一种恐怖的感觉，也是一种惊疑的震慑。
我不知道空竹丸仔这个人何时开始出现在乌日的村路上。我只知道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无声的灰黑的人影，远远的，仿佛怕被人驱赶，怯生生的，站在我们家门外的龙眼树下，手上捧着一个破破粗粗的陶碗，静静地望着，等待谁给他一碗饭吃。
无论家里剩下多少饭菜，妈妈总是会分给他一点，即使只是剩下一小块地瓜。妈妈会把饭菜放在碗里，让我端出去，倒扣在他的破碗里。“只是多分一点点给他，我们少吃一口饭就好了。”
那空竹丸仔并不道谢，只是感激地弯腰点头，默默敬礼，就走了。
他的身材颀长，顶着光头，有一双温驯如羊的眼睛，和悲苦下垂的嘴唇，不停地走在路上。他是一个无声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流浪。
因为长时间在外面赤脚行走，他的面目黧黑，嘴唇边几根稀疏的灰白胡子；手上长满老茧，瘦长的脚掌又厚又粗，踩在粗粝的大地上。夏天他穿着单衣、短裤；冬天，他会加一件长长的外套。那外套一般是破了几个洞的大衣，可能是谁家不要了送给他的。
他根本不像一个“起？”（闽南语，“发疯”之意）的人，不攻击人，身体也不会脏兮兮发臭，我问妈妈：“他是怎么‘起？’的？人为什么会‘起？’呢？”
“我也不知道。”妈妈说：“听咱乌日的老人说，他是读书读太多了，读到最后，想得太多，怎么也想不通，像有一块血，郁在心肝，走不过去，整个人就发疯了。”
那安静的人影，喜欢在我们放学的时候，站在小学校门口，看着孩子奔跑欢笑，叽叽喳喳，离开校园。他只是两眼无神地微笑着。有一天，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看他站在校门口，并不怕他，反而围着他喊：“空竹丸仔，人空空，头憨憨，撞到石头不知痛，跌落水底头晕晕。”
空竹丸仔可能感觉到有人在捉弄他，转头想走。可是顽皮的学生仍绕着他转圈，一边继续念那“人空空，头憨憨……”
空竹丸仔于是慌张起来，低头往前快步走。一个带头的孩子不甘心，在后面追着唱，有一个大胆的，还捡起了一颗小石头，朝他丢去。
空竹丸仔被打到了赤脚，疼得弯下腰，但随即又有一颗小石头打在他的背上。他直起身，只回头愤怒地看一眼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忽然感到害怕了，停下手，只这么一刹那，他便又垂下了那羊一般温驯的眼睛，弯着腰，快步离开。
那一夜，我忍不住问祖母。她才告诉我，那空竹丸仔来自一个读书的家庭，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上过汉语学堂，会吟唱古诗，会唱七字调。日本时代，他们家族培养他上过中学，可惜战争躲空袭，就失学了。光复后，他回到学校，因有汉学的基础，中文读写能力比别人强，就先带着同学读一些大陆的汉文书。后来政府不许学生有读书会，就开始抓学生，他和几个学生都被抓，听说有些被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