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三合院(2)
4 美军大轰炸
我父亲小时候，那一大群如神鬼般出没的美国轰炸机，正是从乌溪宽阔的出海口，沿着沼泽河面飞行而来。它们起初尽量放低引擎声音，贴着河面飞行，以避免被侦察到。
等到接近成功岭一带，低低的引擎加足油门，突然起飞升高，机身一个斜刺，在我祖先最初停留的乌溪渡口上空，拉高到半空中，机身九十度转弯，以极快速度，向北直冲，炸弹就陆续丢了下来。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轰炸目标：台中飞行场。
父亲说，那时候他还小，不明白为什么空气中会传来一种很沉闷的声音，有如大型野兽紧闭嘴巴，从喉底发出愤怒的声音，“穀穀穀——”的低音，直到轰然一声，美军飞机突然群起升空，他才警觉到那是轰炸机。那低飞的轰炸机非常之大，成排向北飞去，让少年的他心生恐惧。然而轰炸过后，他即心生气愤，希望有一天，可以驾着飞机，在天空中，和这一群巨无霸决一死战，为家乡死去的人报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祖父的七兄弟有三人投入战争。美军轰炸正凶悍的那一年，作为长兄的祖父，还不到四十岁，带着七个年幼子女躲警报，另外还要照料在前线的两个兄弟的家庭。
日语非常流利的三叔公，因为语言天分高，被征调到唐山去当通译。据他最后一次来信说，是在上海的法院里当法庭的通译，为日本人翻译上海话。他是什么时候学会了上海话，连我祖父都非常惊讶。
年轻的六叔公去南洋当军夫。作为殖民地的台湾人，他还不够资格拿枪当正规军，只是战场上的工兵。虽然不至于上战场，但美军的飞机难道会分辨是不是正规军吗？投入战场两三年了，家里只偶尔接到他寄回来的微薄军饷，聊以贴补家用。他的妻小还在三合院一起生活，家里没有男人，更需要兄弟的帮忙。
然而最先出事的，竟然是二叔公。
战争快结束的那一年，美军轰炸机从乌溪出海口上岸，等到贴近成功岭一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斜斜转向清泉岗，整个乌村就位于美军轰炸的航道上，只要美军一高兴，按几个钮，随手丢几颗炸弹，整个乌村就震得轰轰作响。更何况乌村是美军轰炸机开始拉高的起点。要等到轰炸机拉高，日军发现“呜呜呜”的警报，飞机已经飞到头顶上空，跑都来不及了！
“美国飞机啊，像一只大鸟。炸弹真像大鸟在空中拉鸟屎，随时会掉下来，你闪都来不及闪啊！”老一辈的叔公总是这么说。
美军炸了两次之后，发觉乌溪边上的成功岭开始有高射炮伏击，如果不先炸平，航道无法顺利。于是下一次美军飞机转向，目标瞄准成功岭。
成功岭本不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它只是日本军队的练马场。一些准备派上战场的马，会运来此地训练。二叔公精明干练，脾气火爆，却对养马特别在行，就在此受雇练马，以供前线军队所需。不料日本人发动高射炮攻击后，美军用猛烈的大轰炸来回击。
轰炸的那一天，三合院的每一个人都记得，飞机起初低飞，成功岭的基地发出空袭警报，不料飞机竟提早拉高，在出海口的地方，忽地转向。大家正惊讶美军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机身一个斜转，直直向成功岭的方向飞来。等惊觉到大事不妙，连练马场的马都惊慌失措地嘶鸣起来，却已经来不及了。
炮弹，像下雨。下大雨。大得无法躲避的大雨。
雨落在成功岭的山头。巨大，密集，打得大地不断抖动燃烧。
有人来不及躲进防空洞，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马被吓得失了魂魄，满山遍野地嘶鸣狂奔，冲过来冲过去。
我的二叔公当年才三十几岁，他在哀鸿遍野、马嘶声震天的成功岭上，爬了许久，才终于被发现。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全部炸烂了，必须立即切除才能活命。终其一生，都必须靠着拐杖行走。
乌村的三合院在大轰炸过后一片残破。孩子用惊惶的眼神望着天空，大人则狂骂：“夭寿啊，这些阿督仔，要轰炸也不会看一看。炸死的都是台湾人啊！”
二叔公精明强悍，炸断了一条腿，也不装义肢，任由脚下的西装裤拖着一条空荡荡的裤管，拄着拐杖，坐在家门口的老藤椅上，望着门前经过的孩子。他的眼神愤怒，有威严，每一个经过的孩子都怕他。唯独我经过时，他总是正色说：“魅寇的孩子啊！你生作书生的样子，看来不是种田的料，要好好读书哦，不然你会没饭吃。”
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夏天台风来时，风狂雨大，我会趁着下雨无人的下午，翻过屋顶，去他家芒果树上摘芒果青。他根本不知道我身手敏捷，可以爬上龙眼树，沿着三合院相连的屋檐，去品尝比较哪一家的龙眼最好吃。
二叔公是我祖父的亲弟弟，但他又做了另一个没有子嗣的亲族的义子，因此分得许多遗产，在乌村的马路边，开一家旅社，接待过往行人。靠着这小旅社，他拥有比家族人更多的财产。他是家乡前几个有能力首先接上电话线的人。
5 归来的破兵仔
我的几个叔公的命运，几乎就是日据时代台湾人命运的缩影。
三叔公日本语流利，反应灵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因为有语言天分，被调去大陆战场，担任法院通译。
起初在厦门，后来转上海。据说他也能讲上海话。战争结束时，上海到处抓日本人报复，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在街道上逮捕殴打“日本人及其走狗”。我三叔公改变身份逃躲，讲带有外地腔的上海话，找机会回台湾。
战败的日本人还可以在国民政府所谓“以德报怨”的政策下，被遣送回日本，台湾人却无人闻问，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买船票回家。但日本人一战败，日本钱无用了，要如何买船票？所以只能到处找同乡关系，托人借钱买票，以后再想办法还。
三叔公在上海到处找门路，不料有一天，他在街道上碰到了盘查日本人的群众。当时上海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人，光靠上海口音还不足以分辨是不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及其走狗”，所以他们要求被盘查的人，要当场脱下外裤，检查内裤。如果内裤穿的是中式的大开裆内裤，那是中国人无误；如果穿的是日本式的“裈”（兜裆布），那就当场逮捕。我三叔公根本没想到这一招，还未改日本习惯，穿着“裈”，他知道裤子一脱，必然穿帮，而这一被逮捕，在乱世，很可能被活活打死。
当时防人逃跑都是抓紧裤头，或者衣领，我三叔公情急之下，当机立断，趁着脱下外套的刹那，金蝉脱壳，直接把外衣脱了，只穿着长裤内衣往前直冲，趁乱逃走。
战争结束六个多月后，三叔公才回到台湾。他回来的那一天，是初春寒夜，我祖母紧裹棉被睡觉，却恍惚听到有人拍打柴门，用沙哑的声音在叫着：“阿嫂，阿嫂啊，开门啦，开门啦。”
祖母吓得半死，叫醒了祖父，披衣起床，开门一看，并无人影。祖父吓得正想关上门，不料只听得一个微弱的声音说：“阿兄，我在这里……”
声音是从地上传来的。祖父低头一看，三叔公无力地躺在地上，头靠着门槛，气息低微如鬼。
他终于回到家了，衣衫褴褛，瘦弱不堪，只剩下一丝游魂。
他说，上海脱逃之后，孑然一身，连一件正式衣服都没有，是靠着以前当通译曾帮过一些人，到处逃躲，勉力掩护，才保下一条小命。最后是去找了上海的台湾同乡，借一点钱，再加上沿路乞讨，才凑够钱买一张船票，坐在最下等的货舱，回到基隆。再从基隆沿路半乞讨、半搭车，终于走回到家。
长得精瘦结实的六叔公是个典型的农民，被征召去南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带的一个群岛上当工兵，负责建防御工事、搬运水泥等粗活。日本人把此地当成南进的基地。
二次大战后期，美国开始以“跳岛政策”反攻以后，他们所处的岛屿很幸运，是美国跳岛政策中，被跳过去的一个小岛，没被战火波及。但一夕之间，所有补给切断，通讯全无。美国打到什么地方，日本皇军如何作战，“二战”打到哪里，他们完全不知道。甚至日本天皇已经投降了，他们还在等待。
六叔公被正规日本军带着，在这个荒岛上野地求生，找寻各种食物。为了怕有烟火会被美军发现，他们不敢生火，全部食物都生食。他们曾经啃树皮、吃青草，为了补充蛋白质，他们甚至抓一种长得很像台湾鸡母虫的白虫来吃。“那味道，有一种草腥味，但很肥，很软。”六叔公曾对我说。
断绝补给，失去通讯半年多之后，物资早已消耗净尽，他们衣物破烂不堪，面黄肌瘦。他们也曾碰见当地的原住民，六叔公叫他们是“在地番仔”，他说，这些人瘦小，黝黑，长得比我们矮小一个头，手持长木削尖的棍子当武器，射鱼生吃维生。
因为不敢生火熟食，很多人开始感染疟疾，早晚发作起来，全身发抖，寒颤不已，有许多人因此死于荒岛丛林。日本投降半年多以后，美军在南太平洋清理战场，发现有些跳过的岛屿可能有日军残留，才上岸去寻找，但怕遭遇伏击，也不敢深入。
起初六叔公他们都不相信天皇会投降，日军的士官坚信这是美军的欺敌战术，不能上当。逼不得已，美军后来在岛上遍撒传单，以日语将天皇投降的“御音放送”内容印出来，这才终于让他们相信日本已经战败，战争已经结束，从丛林走出来。
美军用军舰将六叔公运回台湾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军的待遇竟如此“高级”。日本的宣传中，美军会如同对待印第安人一样，将他们虐杀至死。不料美军的食物、美军的军舰、美军的衣服，竟都比日本还“高级”。
“那食物不只比荒岛好太多，比日本统治时候的台湾都好！我终于回到‘人的世界’！”六叔公说。他只有一个感想：“阿督仔”这么强，“阿本仔”怎么打得赢？
“阿督仔”是美国人的俗称，“阿本仔”是对日本人的俗称。
六叔公这一支部队还不是最后一支。一九七四年，还有一个台湾台东少数民族李光辉，在南洋丛林中生活三十年，最后由印尼军方组织十一个人的搜索队，跋涉三十几个小时，从蛮荒深林把他找出来，成为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日本发动的南洋战争，才终于宣告结束。
回到三合院以后，六叔公瘦弱得皮包骨，家人用土鸡、土龙（一种补元气的本地鲈鳗）来调养，半年后才把他的骨血补回来。
终其一生，六叔公都在向日本政府追讨他的薪水。他那在南洋血汗战场所赚的一点工兵薪水，全部存在日本军部的邮局中。但战后，日本政府一概否认，把它归为战争的损失。六叔公一生瞧不起日本政府，每次都用鼻孔说：“哼哼，欠钱不还，这个贼仔政府，这些阿本仔，还敢说武士道？”
远赴大陆的三叔公，被当成日本人、汉奸，几乎死于上海，连回乡的道路都如此艰难；远赴太平洋的六叔公，被日军征召，差点饿死于南太平洋的荒岛上，竟是靠着美军带回家；而留在家乡的二叔公，左腿竟毁于美军的大轰炸；一个小小家族，在一场战争中，竟有这样不同的际遇，这或许就是台湾人命运的缩影吧！
6 上海婆子
三叔公身体复原后，运用他在上海的人脉与经验，在基隆港经营两岸贸易，上海台湾两地跑，做得非常出色。但因为他长年在外奔波，妻子常常和他吵架。祖母形容：这两个人呐，像两个小孩子，吵着吵着，又和好了。有一天，他们穿上正式外出服，出门手牵手，好像去旅游。回来才知道，离婚手续已办妥。
两个人又笑嘻嘻地一起过。一段日子以后，人们以为他们又和好了，不料有一天，三婶婆带着女儿悄悄搬走，此后再不曾回来，三合院里的人才知道他们真的“离了了”了。
三叔公长相清秀，一生风流。他到上海做生意，勾搭上了一个“上海婆子”，曾带她回来我们乡下的三合院。
她来到的那一天，像电影《花样年华》的张曼玉那样，穿着色彩红艳艳、光泽亮晶晶的旗袍，摇曳生姿，一身粉香，亮得像一颗夜明珠，落在农村的荒野上。她斜眼扫过围观的、眼睛睁得不知道怎么看才好的亲戚，走进我们的土綨厝[3]三合院。
彼时，真是轰动了全村子。许多无聊男女、乡下亲戚，都偷偷来我们三合院，想看看上海女人长什么样子。男人想看那都市女子到底什么花容月貌？女子想看看那都市女子是什么装扮？
祖母说，那女人天天穿戴得漂漂亮亮，红花水粉，画得粉嫩粉嫩，摇摇摆摆走出去，上街要去买东西，说是要回来做菜给三叔公吃。可是笑死人哦，她闽南语不会讲，连那些菜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大灶的火也不会起，怎么做饭？
至于农事，那更不必说了。她细皮嫩肉，穿着皮鞋，站在那里，连田埂都不会走，怎么拿锄头啊？三合院的女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带回来当媳妇的料。果不其然，没一个月，这女子依然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回上海去了。
但她终究让三合院的人开了眼界，见识到这大千世界还有另一种“都市查某”（都会女子），和咱们这种“庄脚查某”（乡下女子）是不一样的。这世界有另一种生活，烟花水粉，繁华浓艳，和咱们乡下水田青菜不一样的。
三叔公的失败婚姻，给三合院开了眼界。他的所言所语，自然也和所有人都不同。祖母总是说，他是“去外头看过世面的人”。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4]爆发时，三叔公本来在基隆港做贸易，眼见局面无法收拾，从基隆回老家避难。当时村子里没多少外省人，并无什么省籍冲突。但三叔公在两岸之间做生意，了解国共内战爆发，社会秩序土崩瓦解，战祸连绵，乱世将至，难以收拾。
他并不特别说什么，只是和我父亲说：“啊，这个世事，再坏下去，很快哦，就会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