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利”当前，更需“远虑”

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曾说过：“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人不能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而要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尤其是在即将得手的“近利”面前，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参透得失，宠辱不惊。

公元979年初，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走投无路，只好投降。面对这巨大的胜利，宋太宗心花怒放，难以自持，他不顾兵疲财缺的现状，主张乘胜伐辽，收回被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

宋朝大将潘美反对此议，他对宋太宗恳切地说：“我军大胜，此刻也不能志得意满，轻敌冒进。眼下尚需稳定形势，巩固胜果，士卒也需休整。”

没等宋太宗说话，总侍卫崔翰却越众而出，大声说：“此乃天赐良机，岂可轻易放弃呢？陛下进兵之举甚合民心，必群起响应。我军又是得胜之师，当无坚不摧，伐辽必有胜算。”

宋太宗本来求胜心切，又听崔翰这样讲，便不再犹豫了，宋军遂大举北进。宋军快到高梁河时，遭到辽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宋太宗也不知去向。

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也随宋太宗亲征。他手下的将领猜测宋太宗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于是私下商议立赵德昭为帝。众将讨论过后，齐聚赵德昭的帐中，为首者当面劝赵德昭说：“皇上失踪，想必已经蒙难。如今军心不稳，大敌当前，大王应当机立断，承继大统。恭请大王迅速登上帝位，号召天下。”

赵德昭面对众将拥立，一时心动。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没有轻言可否。

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赵德昭，却遵循母亲的遗命，让弟弟赵匡义做了皇帝。这个事实曾让赵德昭心中郁闷。赵德昭的一位亲信劝他说：“事已至此，大王纵有千般怨言，也无力回天了。大王现在的举动，皇上必定极为关注，皇上怎会容忍一个心怀不满的臣子呢？再说，大王当不上皇帝也未必就是坏事，只要大王看透荣辱，顺天应命，做个逍遥亲王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快。”

赵德昭不乏聪明，他一下领悟了亲信之意。自此，他天天纵歌饮酒，对宋太宗极其恭敬，宋太宗对他并不怀疑，君臣相安无事，相处得十分融洽。

今日面对此变，赵德昭虽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是千回百转。他思忖这件事关系太大，万不可因贪求帝位而犯下致命之祸。他又想太宗虽是失踪，终究不能肯定他已蒙难，如果自己轻率即位，太宗若没死，自是不能放过他了，如此自己连性命都将不保。

赵德昭越想越怕，他先前的窃喜之情一扫而光。他决定以静制动，慎重行事，于是他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说：“皇上生死未明，大敌当前，你们不思报国杀敌，却在这儿胡言乱语，动摇军心，这是忠臣所为吗？我是皇上的臣子，誓死效忠皇上，岂能受你们唆使，干下这大逆不道之事？你们真是昏了头了！”

众将本想赵德昭定然接受，自己也可有拥立之功，飞黄腾达，谁知赵德昭却出言训斥，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他们虽自称有罪，但心中怅然若失，面有不快之色。

赵德昭见此场景，为了安抚众将，不令他们疏远自己，就又低声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荣辱之事，岂可盲动？再说赵氏江山谁做皇帝都是一样，我岂能趁皇上危难而行己私呢？倘若皇上真的遭遇不幸，为了宋室江山，我还是不会令各位失望的。”

众将气消，皆服其义。第二天早上，宋太宗被杨业父子救回，安然无恙，众将又深服赵德昭慎重之行了。

自古能真正做到深谋远虑的人，必有宽阔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他们不为一时的荣辱所左右，因此其行为才不会失常失态，遇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之策。其实，荣辱不仅是暂时的，也是相对的，若是一味好荣厌辱，将之完全对立起来，则会把理智拒之门外，让情绪取代了清醒的判断，难以冷静从事，最终难免出现偏差。因此，在荣辱得失面前，尤其是在“接近成功”的时候，更应放下过于强烈的急功近利思想，用“远虑”的谨慎冷静来淡化心中的浮躁，从而实现进退有度，旷达自如。